第二次请愿被拒，令一部分人心灰意冷。代表沈缦云目睹朝政腐败，不可挽救，感到“天意难回，人事已尽，请自此辞，乃束装返沪。”[1]他认为中国前途舍革命以外别无他法，思想逐渐转向革命，当年加入同盟会，成为上海商界上层加入同盟会的第一人。

但大多数人还是怀着一片真诚的爱国热忱，继续进行坚忍不拔的斗争。

自第二次上书以后，代表团连日接到各省各团体电文四五十件之多，其大旨皆谓，如此次请愿无效，各代表万不可离开都中，各省当速加举代表数百人来京，为第三次之请愿。其中有一电云：“如政府中有阻挠朝政，荧惑圣听，而反对速开国会者，当合全国民力，指名抨击。”[2]

请愿被拒的次日，即6月28日，直隶的请愿同志会就开会筹议进行方法，致电代表团云：“请愿二次被驳，人心悲慨，即刻联合进行，乞坚持勿懈。”同时致电上海《时报》，请转告各省同志迅速进行。[3]旋再电请代表团通告各省同志会，以图再举。同志会干事及请愿代表谷芝瑞、张铭勋、温世霖、杜宝桢、王观保立即进京，与代表团协商。

奉天咨议局致电代表团和本省请愿代表：“二次请愿未准，趁各代表未归，乞力持上第三次请愿书，为民请命，勿懈。”[4]东三省咨议局向总督锡良呈递了请代奏速开国会书，锡良已允代奏，因朝廷拒绝第二次请愿未发。

湖北汉口同志会在请愿书呈送都察院之后，张国溶等一千余人即致电军机大臣说：“各界恐慌，上下交困，非速开国会，不足以救危亡。第二次请愿书已上，恳极力主持。”[5]请愿被拒后，该同志会又致电代表团：“二次请愿已奉旨，惟请愿本旨非徒国会虚名，诚以国会不开，决无实效。若财政能整理，筹备一切能完全，则国会永远不开，已足强国，何须冒犯请渎。况各国国会均系立法机关，国家诸事何一不当有法律，即何一非国会所当参预。财政困难，民不聊生，前途阻碍，正坐无国会为宵旰分忧故。资政院虽为预备基础，实无议院精神。外强益促，人心不靖，遵旨不言，殊负国家。拟请通电各省，征合全国人民意思，为三续请愿。苟裨国是，他靡所惜，同人谨当执鞭以从。”[6]

与此同时，二百余名参加朝考的留学生和举贡优拔一致决定继续请愿，加入代表团行列，并推举四川向一中、刘念祖，陕西贺景贤、陈同熙，山东陈命官、蒋鸿宾为代表，与代表团商议进行之策。

凡此均鼓舞了代表的勇气，坚定了代表的信心。他们纷纷致电本省，略称：“此次仍系空劳，毫无效果。务必再作第三次请愿之举，矢以百折不挠之心，持以万夫莫拔之力，三续，四续，以至十续，或可有望成功。”[7]

孙洪伊在与各省同志筹议第三次请愿方法时，有人以谕旨中有“勿得再行渎请”字样，劝其少缓运动。孙洪伊慨然说：“我等受父老之重托，为天下所仰望，苟不达到速开国会之目的，虽然诸君尽归，我孙某抵死不出京师一步也。”[8]他认为现在尽管加入了举贡优拔和留学生的代表，但代表团依然皆为政学两界的人，势力仍然单薄，提议召开全体大会，商议联络农工商各界，使其各举代表，或附入本会，或另立一派，以为第三次请愿之后援。大家同意，推举雷奋、孟昭常、邓孝可和方还起草大会议程和进行的方法。

6月29、30日，代表团在湖广会馆连续开了两天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下列事项：

第一，变更扩大代表团组织。原来的代表团仅限于咨议局议员，此次特扩大范围，凡在京各界代表一律加入，成为一大团体。事务所职员分为庶务、会计、书记、招待四类，以十人为限，编辑以八人为限，任期以半年为限，得连选连任；其他代表均为评议员。

第二，代表之去留。驻京代表越多越好，如有特别情况必须离开，各省京中也要留人，以便接洽。

第三，代表团经费。各省所认之款统限7月、8月交齐。

第四，变更国会请愿同志会总部，扩张支部。决定取消北京同志会总部名称，改为北京国会请愿同志会，职员暂由代表团职员兼任，并推同志会中康士铎、孙壮加入，以期便利；各省城及府厅州县均设分会；省分会应将国会与人民的关系编成白话印刷品，分发府厅州县分会，广为演说。

第五，代表团选派专员分往各地游说联络。其任务是催办府厅州县分会，演说，赶办签名册，有应变全权，而以构成请愿实力为第一要义。

第六，回省代表的任务是：催交给代表团的经费；募集《国民公报》捐款；特派员游说联络的各种事情。

第七，第三次请愿的准备。1.第三次请愿定于明年农历二月举行；2.签名必须普及于农工商各界，人数每省至少在百万以上；3.签名册形式由北京事务所统一拟定，分寄各省；4.签名请愿不同于政治结社，不能把签名者一概列入会员名册；5.签名册限农历十二月汇齐送京；6.明年农历二月请愿时，各府厅州县必须派一名至二名代表到京，近省代表至少在一百人以上，远省代表至少在五十人以上；7.各团体在明年农历二月请愿之前，还要进行间接请愿，即代表团向资政院上请愿书；各省咨议局及各团体向资政院上请愿书，同时呈请督抚代奏。

议定之后，投票公选孙洪伊、方还、陈登山、黎宗岳、周树标、吴赐龄、邓孝可、文耀、李素、郭卫村为职员，职员又推举孙洪伊为干事长；公选雷奋、汪龙光、刘善渥、黄为基、孟昭常、王法勤、徐佛苏、刘荣泽为编辑。代表团遂致电各省各团体，告以“决为三次准备，誓死不懈”[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