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国会请愿代表团接到三笔捐款。
一为福建咨议局议员林辂存捐赠银180两，作为创办日报之用。
二为江苏清江浦一位自称“濑水氏”的国民见国会不开，特将自己认捐的国债一百元改寄给代表。
三为直隶一位自署“逸亭氏”的国民捐出二千元，作为组织政党之助。他还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信给代表团，云：“自奉明诏预备立宪，已逾二年，而时局日艰，势难稍待。海内外志士悁悁忧国，乃遂连翩入都上书，请愿速开国会，以救时艰。自去冬迄今半载于兹，敦诚恳挈，将复继续之举，四方响应，益用奋勉，热诚高义，良用感叹。鄙人薄弱，诚不能为诸君子奔赴后先，然窃自臆度，今日时事，固非速开国会不足以救亡，又非组织政党不足以实行立宪。诸君子集合同志，既为今日请愿之进行，即为他日政党之先声。鄙人心向往之，祗愧无可裨补，谨奉上银二千元，以为公等组织政党之一助。区区涓壤，聊尽愚诚，伏祈察收，为国自爱。”[55]
请愿代表受到极大鼓舞。
6月上旬，请愿代表团在湖广会馆开会，议决：
第一、讨论呈稿：举定徐佛苏、孟昭常、雷奋、邓孝可、孙洪伊、方还、黄为基专任修改请愿书之责，三日内脱稿，全体通过后再行缮写。
第二、缮誊呈稿：举定吴赐龄、刘善渥、王尹衡、余德元、晏宗杰专任发缮校对，分配一切事宜。
第三、预备递呈：举定陈登山、杨治清、李芳、陈寿崇、李长生专任招待续到代表，筹备呈递请愿书时的一切手续。
第四、确定递呈日期：因各省代表有的尚在途中，准备工作妥帖后，略等数日，但最迟不得超过6月16日。
除了甘肃、新疆，请愿代表各省都有，共计一百四十六位（内刘善渥兼两个团体代表），分为六个团体，各团体名单如下：
1.咨议局代表：
孙洪伊、王法勤、谷芝瑞、张铭勋（直隶）。
永贞、郭卫村、刘兴甲（奉天）。
李芳（吉林）。
王鹤鸣、李品堂（黑龙江）。
方还、杨廷栋、于定一、吴荣萃（江苏）。
潘祖光、高炳麟、陶熔（安徽）。
周树标、朱承恩（山东）。
李素、刘懋赏（山西）。
杨治清、宫玉柱、陈熙朝（河南）。
郭忠清、王恒普、李良材、王铭丹（陕西）。
刘崇佑、连贤基（福建）。
吴赓廷、郑际平、应贻诰（浙江）。
闵荷生、汪龙光（江西）。
陈登山（湖北）。
刘善渥、罗杰（湖南）。
邓孝可、蒲殿俊、萧湘、罗伦（四川）。
陈寿崇、沈秉仁（广东）。
吴赐龄（广西）。
张之霖、陈荣昌、吴琨、顾视高、李增、杨穆之、丁彦、范彭龄（云南）。
姚华、谭西庚、周永年、朱泌、杨谦光、潘德明、刘榜魁（贵州）。
2.教育会代表：
雷奋、姚文枏（江苏）。
林思进（四川）。
赵式铭（云南）。
萨君陆、陈曾亮、李培芳（福建）。
萧辉锦（江西）。
张嘉谋、周尚研、张坤、周祉（河南）。
张效铭（陕西）。
王讷、段扩（山东）。
刘善渥（湖南）。
蔡岳（贵州）。
恩格（奉天）。
3.商会代表：
沈缦云、杭祖良、张佐清、王嘉宾、谢笃培（江苏）。
何琪（浙江）。
杜宝桢、李肇麟（直隶）。
邹安孟、康达（江西）。
吴云（安徽）。
张积芝、海殿章、杨维鲁（河南）。
刘玉堂（黑龙江）。
张锦霞、赵毓华（山东）。
王尹衡（湖南）。
李迪瑚（福建）。
吴星映（陕西）。
田绪圣、崔兴麟（奉天）。
4.政治团代表：
余德元（湖北）。
刘行道、廖治（四川）。
萧廷炎、何麟书、张绍銮（贵州）。
王绶文（湖南）。
岳毓瑞、杨鹤龄（河南）。
5.绅民代表团：
李长生、韩德铭、王观保、于邦华、刘培极、贾恩绂、贺培桐（直隶）。
赵正印、王治芗（山东）。
黎宗岳、蒯光典（安徽）。
乔占九、鹿鸣、曾有翼（奉天）。
黄为基、黄瓒（江西）。
蒙经（广西）。
郑子宣、李奎文、宗珂宸、田任、常云凤、郑锡田、刘希曾、郝廷寅、阎凤诏、刘克刚、曹景彬、杨国桢（河南）。
文耆（吉林）。
文耀、文明（旗籍）。
渠本澄、孟步云（山西）。
欧阳璇、葛洸（贵州）。
黄炳言（湖北）。
6.南洋、澳洲华侨代表：陆乃翔。
经过研究，分上十份请愿书，并举出了领衔人，直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代表为孙洪伊，直省绅民和旗籍绅民代表为李长生和文耀，各省政治团体代表为余德元，各省商会代表为沈缦云，直省教育会代表为雷奋，东三省全体绅民代表为乔占九，江苏教育会代表为姚文枏，江苏商务总会代表为杭祖良、沈缦云，雪兰峨中华商务总会和澳洲全体侨商两个团体代表为陆乃翔。
十份请愿书内容各有侧重，各有特色。
直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代表的请愿书写道：
呈为时局忧危，民心惶惑，泣陈圣听，恳即召集国会，以救危亡，伏乞代奏事。
窃上年冬间，洪伊等本全国人民之愿望，伏阙上书，吁请速开国会，蒙温旨慰谕，加以敦勉。跪诵之下，感悚莫名。洪伊等同具天良，苟时势尚可缓图，救国尚有他策，亦安忍渎陈于君父，干禁御之威严，抑或海内人心安帖，不复函电交驰，责以再上，洪伊等亦当退处静候，各守庸愚。无如数月以来，民情日裂，时事日危，筹备日成具文，故今日国会之开，正明臣刘宗周所谓宜以日计，不宜以岁月宽限者也。洪伊等细绎朝旨，于宪政期于必立，国会期在必开，其所以审慎图维者，实因筹备之未完全，国民程度之未划一，且谓资政院可为国会基础，故仍期以九年。洪伊等至愚，亦谓国会不可不即开者，亦正因筹备之不完全，国民程度之不齐一，资政院之性质尚未明析，静观熟察，危惧交陈，耿耿寸诚，不能缄默，敢为我皇上罗缕陈之。
一曰欲宪政筹备之完全，不可不即开国会也。夫有国会，然后可举行宪政，无国会，则所谓筹备者皆空言。此论骤闻之，似近于激，然证以近两年来之政治，实毫不诬。内而各部，外而各省，其筹备宪政，大率真诚之意少，敷衍之意多，观其奏报，灿若春葩，按其实际，渺如风影。两年之情形如此，推之九年可知，此时之筹备如此，他日之实行可知。所以然者，无国会为之鉴史于旁，则人民与官吏声息阻隔，与朝廷更属阻隔。其始也，则行政官不能借重全国人民之研究，以决定施政之方针；其继也，则因无国会以编订法律法规，一切政治无所遵守而征信用；其终也，因无国会以为法律上之按问，则行政官所负之责任，究属有名而无实，有偏而无全。夫朝廷之所以三令五申，督促筹备宪政者，岂非出于治国安民之至意，若如今日官吏之奉行故事，则国家因筹备而较之前此，财力更困，元气更伤，人才更窳。是吾国日日言筹备，而宪政之利未收，害已先著也。故就其外观言之，何尝不视此九年为转弱图强之会，及实核之，则此九年适足以植酿乱速祸之根。夫以扶危定倾之举，变为养痈遗患之忧，人情尚能忍耶！且考各国宪政之成立，惟英国由于自然之发达，其余各国大率规仿英国，并无所谓筹备之时期，绝不闻各国以此顿蹶者。良由立宪制度首重机关完备，去其一而取其一，则运用不灵，反以取祸，惟规仿其全体，则有百利而无一害。人之几经参酌而后得者，吾国可以直追而捷得之，稍涉游移，即危国本。夫吾国今日为宪政萌芽之会，即令国会组织未尽合度，亦凡事谋始时之常情。而国会一日不成立，即筹备一日不完全，此必然之势。然则，吾国惟其欲筹备宪街（政），正当速开国会也。
一曰欲国民程度之划一，不可不即开国会也。夫国会者，所以演进国民之程度，若不开国会，即人民程度永无增进之一日。今以欧美人民之程度衡吾国民，诚见其不及。若以吾民之程度，参与吾之国会，何遽见其低？夫国家各有自具之历史、政治、风俗，即各有宰治经纬之能力，既不能强彼以就此，更何容抑己而扬人。且国会制度者，非尽人而参与国政之谓也。世界无行普通选举之国，必有限制之资格，吾国资政院、咨议局之选举，即系此种限制法也。于千万人民中择其少数有程度者，畀以选举权；又于千百人民中择其少数有程度者，畀以被选举权。国家既限制之于前，而犹谓其程度不足，是矛盾其法令也。况国会将来被选之议员，其大半必系曾有职官有资望者，并非纯是齐民，不过因其为人民所选出，而混称之曰人民而已。其次则以其有新智识者居多，此种人才朝廷近来亦常破格录用，岂置之国会中，即虑其程度不足耶！故以议员而概视为人民，因人民程度不及，而并谓议员程度不足，既非情实。况欲人民程度皆及，无国会翕集而倡导之，则程度又安有划一之日，是立宪之实行永永无期矣。即虑全体议员中或不无少数之滥竽，然宪政者，多数取决之政治也，少数人程度不足，于事何伤？况今日所恃为筹备宪政之官吏，其程度又岂有异乎！且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而恃以立国者，专制国则在上之重臣元辅，立宪国则在下之民心。今日由专制而立宪，此筹备九年中人民智识划一之时期，既未来旧时之所恃倚者又全去，倘长此纷歧扰攘之中，设有事变，将何以御？恃在上乎？则环顾盈廷，有汲黯在朝，淮南不敢轻汉者乎？有司马相宋，契丹不敢窥边者乎？皆无有也。然则开国会一事，正今日所急需而当利用者。往昔三代圣时，虽无国会，然或为旌木，或为鼓铎，或咨朦瞽，或询刍荛，此可见古代之博采舆情，不必定人民程度之高尚。即如后世汉、宋，太学之士，皆得上书；明初耆老，皆得召见，此可见取民之秀异者，已觉有益于国。揆之今，证之古，莫不以达民情者固民心，即以固民心者巩国本，此理至明耳。故求智识程度之划一者，为多数国民言之，其收效在二十年后之教育，求智识程度之较高者，为少数国民言之，其利用即在现在国会之举行。若恃今日筹备之所为，而期他日人民程度之划一，洪伊等可同声决断，必无其时。然则吾国今日惟欲培养国民之程度，亦当速开国会也。
一曰资政院性质不明晰，不能不即开国会也。夫资政院为上下两院之基础，近于各国一院之制。然细察其性质，又与国会迥殊。君主不负责任，为立宪国拥戴元首之良法，而资政院与大臣有争执，则恭候圣裁，是仍以君主当责任之冲，而大臣逸出责任之外也。行政官不兼议员，亦立宪国之良法，而资政院议员则有各部院司员，是仍为行政、立法混含之机关也。况议长、副议长较之议员，品秩特崇，尤与行政部院之堂属无殊乎！夫国家颁一法令，立一机关，先视其组织之若何，权限之若何，而后效力因之而生差异。今资政院之组织与权限皆不相融洽，既不便于人民，复不便于官吏，窃恐开院后，将酿成朝野两派之冲突，行政官吏更无所适从。冰霜所兆，识者忧之。朝廷苟欲表明实行立宪之心，必自罢资政院而开国会始。
洪伊等以上所陈之三端，实恭绎去年所奉之谕旨而确切解释，冀仰邀圣明之洞鉴。抑洪伊等更有陈达者，方今国中舆论混淆，多不悉朝廷殷殷图治之苦衷而隐怀觖望，或争路矿，或拒外款，或攻击官府，亦恒有入于激烈，昧于事实之弊。甚或主持言论者，亦以偏宕挑剔之习气，邀誉于人民，人民亦遂靡然从风，而浸润于浇漓之舆论中，不能自拔。众喙争鸣，公理湮晦，不独朝廷炫于视听，即士大夫亦渐相厌倦，以不与闻国事为高。危象至此，后祸方长。此皆由于无国会以统一舆论，训练舆论也。盖专制国无人民参与政治之机关，故舆论散布于社会，立宪国有之，故舆论汇归于国会。散布于社会，无统一无训练，其是非淆乱宜也。汇归于国会，则主持舆论者事事受法律之节制，有一定之轨线，是以定国家之大计，供政府之取求。至于国会以外之人民，因有国会耸立于国中，有百千议员参与国政，有确定之责任内阁，彼自不能横倡浮议，鼓动风波。观各国当未立宪之时，舆论披猖，既立宪之后，民安职守，即可知国会中之妙用。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者，公议兴而私议息，庶人自无可议也。若国会既开，庶人亦可不议，因有议员代之议政也。乃近来当事见国中民气稍激，深恐开国会之后，人民据有机关，将更难遏抑。此种误会，恰与世界治理相反。夫英、法两国，前此人民要求立宪之时，革命大起，岁无宁日。日本人民当明治初年，亦屡次几成革命。今日英、法、日本之人民，皆各守法令，各尽职务，何也？团体已定，民心已安，乱机无由生耳。我皇上幸勿谓九年期限先朝遗训，未忍遽改也。古来事机之迁变常迟，今日事机之变动最迅，我德宗景皇帝尚是尧步舜趋之时，我皇上已届禹驰汤骤之世，气热一涣，恢复愈难。洪伊等观近来各省兵变、民变之事，岁常数起，粟荒钱荒之困，海内骚然，虽扑灭于一时，终挺走于异日，土崩之形可虑，厝火之象迭呈。朝廷若无雷霆之举动，以昭苏薄海之生机，恐人心一去不复回，国运将倾而莫挽，大势滔滔，何堪设想。近年来人民窃窃私议，谓吾国历代倾覆之危机，与世界各国灭亡之炯鉴，吾国今日皆已备具，恐国事从此已矣。洪伊等骤聆之，痛恨此种不祥之言，而一转念间，神魂又未免为所搅乱，觉前途一切之惨象，时悬悬于梦昧中。故今日不得不上渎圣聪，冀回天听。伏愿我皇上念祖宗付托之重，体先帝求治之怀，祛屏浮言，从速颁布国会之诏，以国家之安危与四万万人共之，则洪伊等虽冒犯忌讳，身衅斧钺，亦所甘心。哀迫陈请，不胜惶恐待命之至。伏乞代奏。[56]
该请愿书完全是针对朝廷第一次拒绝速开国会上谕中所列的三个理由而发，与其说是请愿书，倒不如说是批驳书更为确当。
其他请愿书则从不同方面论述了速开国会的必要性。
直省和旗籍绅民代表的请愿书指出：世界各立宪国家皆由国会修明法制，我国未有立法机关，宪政编查馆编订的法制本末倒置，轻重失序，皆因无国会实行监督之故。按照资政院章程，军机大臣和各部尚书不对资政院负责，而让皇上对资政院负责，根本不符合国会制度。国之大患，莫大于悬一美名，实际上苟且涂附，似是而非。现在各省聚众滋事之案，几乎无日无之，乱象已成，元气已竭，若再因循坐误，不以雷霆万钧之力昭示天下以朝廷立宪之诚，则人心一去，不可收拾，恐不待九年，国家前途已不堪问矣。伏愿毅然下诏，速开国会，于明年召集举行。
东三省绅民请愿书重点讲了东三省在帝国主义侵略下，近年疆域日蹙，利权日亡，财力日竭，人心日变的迫切情形，指出九年立宪之期，万难从容以待。
各省政治团体请愿书着重批驳了九年筹备计划，指出只有宣布宪法、议院法、选举法，实行选举，才是真正应当筹备的事情。筹备这些事情一年时间就足够了，为什么要坐废八年的时间？同时指出，天下之大患，莫甚于失人心，失人心之由，莫甚于阳许以至美之名，而阴靳其实。一年以来筹备不力，皆因无国会监督，政府不负责任所致。熟筹办法，惟在皇上迅赐乾断，召集国会。
各省商会的请愿书从世界各国国会给商人带来的种种利益，对比中国无国会，而致不能有完备的法律，不能制定正确的商业政策，税收不合理，进出口税利洋商不利华商，说明商人的命脉完全系于国会。同时声明，资政院中只有十多名纳税议员，不足代表商人，决不承认。
各省教育会请愿书从教育行政机关不完备，教育经费不确定，教育法令不能取信于民等方面，论述了国会必须速开。
澳洲全体侨商代表的请愿书指出，速开国会可以靖内忧，可以御外侮，海军可以速办，国债可以早偿。其利如此，何以不立行呢？
雪兰峨中华商务总会代表的请愿书首先叙述了海外侨民在商界、工界和农界的困苦情形，接着指出，侨民之所以如此，由于无国家保护。我国之所以不能保护侨民，由于非立宪政治，机关不完备，法律不修明，政府责任不确定，君民官民不联洽，内政日乱，外侮日急，断无余力经营海外之商业。侨民远离祖国并非本心，实由于国内无振兴实业之机，无国会为人民请愿申诉之地，民情不能上达。果能从速立宪，革除商民各种困苦，侨民必然欢欣内渡，争办商业。侨民均欲急国家之难，特因国会一日不开，朝廷励精图治之盛意不能下宣，商民裹足不前。倘今日再不速开国会，则海内外人心灰冷净尽，无复以国事为念。[57]
6月16日上午8时，代表们整肃衣冠，前往都察院，在门前按团体排列好，知堂官尚未到来，便耐心地恭候。一直等到十点，方见副都御史陈名侃的马车驶至，孙洪伊等领衔人依次将请愿书恭敬地呈上。陈名侃接过，未说一句话，走进署中。
代表到经历厅询问何时可以代奏，回答待张英麟到署后方能决定。等候到十二点，方见张英麟进署。过了一会儿传下话来：呈折甚多，文字又长，一时不能阅完，请各代表开明地址，暂回寓所，待有准信，再行知照。代表不得已，只好留下地址离去。
同上次一样，代表团因都察院上奏尚需时日，决定趁机游说军机大臣，以期请愿书上递时不至有所障碍。6月19日，姚文枏、沈缦云、杭祖良谒见奕劻，贺培桐、余德元谒见世续，黎宗岳、李长生谒见那桐，李素、刘玉堂谒见鹿传麟，孙洪伊、刘克刚谒见吴郁生。并呈递国会万不可缓的说帖，请他们转恳载沣，赶紧召集国会。但除了世续和那桐，其他人均未见到。
21日，张英麟将请愿书代奏。
22日，探得都察院上奏的消息，十余名代表前往后海旁的摄政王府请谒上书。载沣推辞不见，也不接受上书。代表不得已，次日将上书送邮局寄出。该书写道：
敬肃者：某等自去冬迄今，千里万里，奔走都门，一再上书，吁请速开国会，背寒涉暑，不敢告劳。以贤王任监辅之重，当得早邀洞鉴，立赐施行，无俟浇渎。惟是款款愚诚，尚虑有壅蔽未达，欲求贤王稍假须臾之暇，面陈刍言。
方今国势，日见蹉跌，内忧外患，更起迭乘，勤求立宪，已苦不早。设令戊戌行之，何至有拳匪之祸！帝京旧痛，思之怆然。庚子再误，负创思变，又复为臣下稽延。事过辄忘，举目河山，良可伤悼。今日即开国会，已万不如曩昔之易于措施。前路茫茫，诚未必果有把握。然疾已濒危，而急求医药，或尚有更生之望。如令今日不为，再贻后日蹉跌之悔，是并希望遏绝，坐待灭亡，祸乱所至，尚忍言哉！夫四海人民所以犹爱戴朝廷，如赤子之怀慈母者，则以皇上冲龄，有吾贤王为之监国耳。贤王之于皇室，亲为一体而职居衮衣，临朝始事之日，天下向望，其于国家安危存亡之关系，固非举朝臣工及贵戚之卿与异姓之臣可能比拟于万一也。两年以来，宵旰忧勤，国事阽危，亦计之谂矣。然吾王试审度今日时势，主少国疑，民穷财尽，外患鸱张，饥馑四告，革命党又前仆后起，如燎方扬，民情隔阂而不通，政治敷衍而无实，弭乱救亡之策非关国会，果尚有他术乎！抑犹可从容暇豫，如二十年前乎！故当此时而欲审慎图维，阳为老成持重之言，而阴以遂其阻挠国会之私者，皆自全躯命、保禄位之臣，惮于改革而或不利于身家者也。夫以全躯命、保禄位、苟利其私之臣蒙蔽贤王，而不顾贤王之与国家利害如何，此直为戊戌、庚子新政罪人之续，而为国家万年根本之蠹，岂可为所荧惑，犹蹈先朝屡覆之辙乎！夫先朝往事，言之痛心，殷鉴不远，固贤王所亲见。语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又云：需者，事之贼也。某等依恋阙廷，半年于兹，弃室家，旷职业，所以再三请愿者，亦具嫠不恤纬之义。设坐视危亡而忍不一言，将何颜立于人民之列？安南、朝鲜邻属已墟，祸每中于所忽，二十年前盖犹吾中国之今日也。哀哉痛乎，时不我待，幸贤王图之。书不十一，涕泣上陈。[58]
请愿书和上书讲的都是中国的实际情况，表达的都是代表内心的真实感情。他们苦心劝告，竭诚相求，只是因为要尽到国民的责任，表现了对朝廷的依恋之情和赤诚之心，语语见泪，字字泣血。
然而，在顽固守旧的大臣眼里，人民请愿并不是出于什么好心。有些大臣“力主以严旨震吓，以免哓哓不休”。并力陈第二次请愿，实因第一次请愿时颁发的谕旨太温和，助长了代表的气焰。朝廷既然遵守先朝之成命，即应力禁人民之要求。另一些大臣不以为然，认为“国会期限虽不能缩短，而民心不可失，民怨不可积，仍须婉言对付，以免酿生意外节枝。”[59]还有的提出，速开国会之事，可交资政院核议。
载沣对速开国会问题的认识没有前进，反而有点倒退。1909年以后各地人民掀起的抗捐抗税斗争、骚乱和暴动，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足见人民资格不齐，若果国会速开，诚恐徒滋纷扰，故仍坚持原定年限。”[60]但他也反对以严厉手段制裁代表，反对“塞臣民之喁望”。都察院将请愿书上奏以后，他命军机大臣阅看，会同拟旨。同时交代他们：“措词总以动人感听为得体”[61]。军机大臣怕落骂名，不敢独负责任，建议召开会议政务处会议，以为分谤之地。载沣同意，25日，令将原折交会议政务处王大臣阅看，并预备于27日召见。旋召见溥伦，询问交资政院核议国会之事是否可行。溥伦答道：“此举固足见慎重，惟朝廷既已再四审筹，准否请可立决，毋庸游移。且资政院议员于国家各项行政只有参议之责，并无决定之权，即将来议决各项要政，亦须宸衷独断，何必多此一番周折？”[62]
请愿代表得知会议政务处开会消息，马上赶写了上政府书，呈送会议政务处大臣，请其力持速开国会之议。其中讲了两个理由，一为若不速开国会，则一切现行法律皆无根据，不能推行；二为若不速开国会，则政府一切政策，皆不能确定。并义正词严地写道：“各立宪国之所以尊重国会，与国会之所以能维持国家者，首在国会之握有立法权，以编纂一切法律法规也”。“人民之所以要求国会者，必因目前极厌恶此种专制政体，极不信任此种官僚，故必欲参与立法，使之独立于行政部之外”。“故吾国若一日不开国会，法律必无效力”。“政府既不授人民以立法之权利，人民即无遵守法律之义务。日后人民虽酿成大变，虽仇视政府，虽显有不法之举动，代表等亦无力可以导喻之，惟有束手以坐视宗社之墟耳”。最后又写道：“近来各省兵变民变之事，数月之间已数十起，为前此所未闻，虽幸扑灭，未即蔓延，而祸机隐伏，有触必发，汉、唐、元、明末造之祸，必将复见于今日”。“各省民穷财尽，今已无可为讳。况复加之以饥馑，激之以外患，煽之以革党，而政令纷歧，官吏贪婪，又无时无事不可以速乱乎！”[63]理直气壮地告诉政府：人民是极不信任官僚专制政府的，不给人民立法权，人民便不承认政府的一切法律命令，人民起来造反，推翻政府，都是正义的、无可指责的。这种几乎等于煽动“叛上作乱”的大胆言辞，既表明了立宪派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悲愤之情，又是对政府的当头棒喝。
27日一早会议政务处开会时，对于速开国会，有赞成者，有反对者，而以中立者为多。赞成最力的首推肃亲王善耆和度支部尚书载泽，反对者以法部尚书廷杰为首。会议没有结果。
载沣立即传谕召开御前会议。会议政务处王大臣全部到会，奕劻和善耆作了简明汇报。载沣便命将事先拟好的谕旨宣读了一遍，中有“询谋佥同”字样。善耆说：“此事本由枢臣定议，并未与各衙门谋过，何谓‘询谋佥同’？”载泽亦道：“此事不能专推在我们身上，如必欲叫我们分些责任，则但言按照分年筹备单，办理尚未完全，尚可说得过去。”[64]
于是载沣吩咐将谕旨改了改，当即颁下：
速开议院一事，上年十二月间，据直隶各省咨议局议员等联名呈请，已经明白宣谕，俟九年预备完全，国民程度普及，必毅然降旨定期召集，朝廷慎重图维之意，无非愿我臣民勿鹜虚名而隳实效。本年复经宪政编查馆奏派妥员分起前赴各省，按照筹备清单认真考核，并饬各省将军将筹备事宜应需之款，详加预算。本日复面询各衙门行政大臣，亦皆奏称按期次第筹备，一切尚未完全等语。朕仰承先朝付托之重，俯念臣民呼吁之殷，夙夜孜孜，深望宪政早一日成立，即早纾一日忧劳，亦何所靳于议院耶。惟思国家至重，宪政至繁，缓急先后之间，为治乱安危所系，壮往则有悔，深虑则获全。议院之地位，在宪法中只为参预立法之一机关耳，其与议院相辅相成之事，何一不关重要，非尽议院所能参预，而谓议院一开，即足致全功而臻郅治，古今中外亦无此理。况以我国幅员之广，近今财政之艰，屡值地方偏灾，兼虞匪徒滋事，皆与宪政前途不无阻碍。而朝廷按期责效，并未尝稍任松懈，宵旰急切图治之心，当为薄海臣民所共谅。本年九月即届资政院开院之期，业已降旨选定议员先期集会，如能上下一心，共图治理，不惟立议院之基础，兼以养议院之精神。朕缵述前谟，定以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尔等忠爱之忱，朕所深悉，惟兹事体大，宜有秩序，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兹特通行谕令知之。钦此。[65]
第二次请愿又被拒绝了。
[1] 《大公报》，1910-02-03。
[2] 《申报》，1910-02-13。
[3] 《时报》，1910-02-04。
[4] 《时报》，1910-02-05。
[5] 《补述国会代表请愿时情形》，载《申报》，1910-02-04。
[6] 《京都日报》，1910-02-23。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外务部档，4747号；《时报》，1910-02-16；《申报》，1910-02-18。
[8] 《记国会请愿代表进行之状况》，载《东方杂志》，第7年，第2期；《大公报》，1910-02-18、19。
[9] 《大公报》，1910-02-19。
[10] 《国会请愿代表同人等奉上谕后之通告书》，载《时报》，1910-02-26。
[11] 参见《浙江日报》，1910-02-25；《申报》，1910-02-14。
[12] 《京师国会期成会通告》，载《时报》，1910-02-23；《国会期成会函请公举代表》，载《申报》，1910-02-23。
[13] 《申报》，1910-03-28。
[14] 《大公报》，1910-02-20。
[15] 《国会请愿之最近进行》，载《时报》，1910-03-18。
[16] 《热心国会之函件》，载《申报》，1910-03-09。
[17] 《申报》，1910-03-15。
[18] 《申报》，1910-03-15。
[19] 《申报》，1910-03-28。
[20] 《大公报》，1910-02-23。
[21] 《大公报》，1910-02-25。
[22] 《大公报》，1910-03-04。
[23] 《大公报》，1910-03-18。
[24] 《大公报》，1910-03-22。
[25] 《大公报》，1910-03-13。
[26] 《梁启超年谱长编》，500页。
[27] 《梁启超致徐佛苏书》，1910-03-15，抄件。
[28] 《梁启超年谱长编》，513页。
[29] 参见《时报》，1910-05-14。
[30] 参见《国风报》，第1年，第9期。
[31] 《敬告各省商会请联合请愿书》，载《大公报》，1910-04-22、23。
[32] 《敬告各省国会请愿同志书》，载《大公报》，1910-04-29。
[33] 《直隶绅民之国会热》，载《申报》，1910-02-05。
[34]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下，2351～2354页。
[35] 《大公报》，1910-02-23。
[36] 《大公报》，1910-02-24。
[37] 《盛京时报》，1910-05-12。
[38]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下，2360～2361页。
[39] 《大公报》，1910-04-09。
[40] 《大公报》，1910-06-06。
[41] 《武昌商会发起请愿国会同志会》，载《申报》，1910-03-07。
[42] 《纪请愿同志会第一次会议》，载《申报》，1910-04-03。
[43] 《粤省国会同志会第二次会议》，载《申报》，1910-04-12。
[44] 《申报》，1910-04-17。
[45] 《汤寿潜在广东演说国会词》，载《申报》，1910-04-24。
[46] 《粤省国会同志会成立纪盛》，载《申报》，1910-05-22。
[47] 参见《江宁商界举定国会请愿代表》，载《申报》，1910-03-21；《江宁商务总会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开会纪事》，载《时报》，1910-03-21。
[48] 参见《本埠报界欢迎华侨国会代表纪事》，载《申报》，1910-04-12。
[49] 参见《沪上各团体欢送国会代表之特色》，载《申报》，1910-05-23。
[50] 《时报》，1910-05-24。
[51] 《欢迎会志盛》，载《大公报》，1910-06-03。
[52]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下，2359～2360页；该颂词所写是欢迎沈缦云和杭祖良两人，但《大公报》和《新闻报》的报道，均未提到杭祖良赴会，故将颂词中杭祖良的名字去掉。
[53] 《欢迎会志盛》，载《大公报》，1910-06-03。
[54] 《大僚与国会代表之问答》，载《时报》，1910-06-15、16。
[55] 《国会请愿同志会之慨捐》，载《盛京时报》，1910-06-08。
[56] 《国会请愿代表第二次呈都察院代奏书汇录》，1～7页，1910。
[57] 以上各请愿书均参见《国会请愿代表第二次呈都察院代奏书汇录》。
[58] 《国会请愿代表第二次呈都察院代奏书汇录》，49～50页。
[59] 《时报》，1910-06-26。
[60] 《大公报》，1910-06-04。
[61] 《汇报》，1910-07-08。
[62] 《要闻》，载《大公报》，1910-07-01。
[63] 《国会请愿代表第二次呈都察院代奏书汇录》，43～48页。
[64] 《追记国会请愿确情》，载《时报》，1910-07-08。
[65]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644～6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