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号召，各省都积极响应，召开会议，选举干事，成立同志会，演说动员，进行得有声有色。
在各省中，以直隶为最早最主动。还在朝廷拒绝速开国会上谕发布前的1月23日，直隶绅商学警军报各界人士即齐集自治研究总所召开大会，研究了继续请愿的方法。首由温世霖、张锡光报告了各省代表进京情形和直隶绅民全体进行的方法。继而大家讨论议决了六件事情：第一、以直隶团体之名义直接上书请愿；第二、以直隶自治研究总所为事务机关；第三、公推温世霖、贺培桐、萧启宗、王松桥、石聘之、刘渐逵为总干事，专任联络各州县绅商士民，研究进行之方法；第四，以咨议局、自治研究总所、天津中国报馆为通信机关；第五，致通告书于各府厅州县，为各方面之运动；第六，俟签名单到后，再开临时大会，公举代表到京请愿。[33]
接着发出《为请愿速开国会通告顺直绅民父老公启》，号召人人签名。略云：如欲国存，舍速开国会外无他术。“第二次之请求，皆我父老子弟势之所不容已，情之所不容禁，义之所不容辞”。“国会之成也，即我之功；国会之败也，非我之罪。我尽我义务之所当尽，我为我权利之所能为。事有百利而无一害，机有万得而无一失。今日不请，后来恐无容请之地，今日不求，他年恐无容求之天。吾直为通国之首会，吾直人即当为通国之前驱。所愿吾直之爱国君子，共鉴此忱，竭力提倡。则书名者多一人，即国会多一有独立意思之原动力，书名者多十人，即国会多十有独立意思之原动力。倘能尽人书名，无一放弃权利之人，斯我国国会之根基，百动而不可摇，即我国宪政之基础，万侵而不能劫。吾故曰国会也者，国民全体独立意思生活之根据地，即国民全体共同性命生活之根据地也。倘吾直士君子共深赞成，于明年二月中惠然肯来，亲与盛会，自行书名，相共研究第二次请求之方法，则固同人欢欣鼓舞，所愿倒屣以迎者也。即不然，联名书信，托邮而至，亦无不可。”[34]
直隶咨议局以请愿势难中止，自当毅力进行，立即致函本省议员，就近劝导绅商士民签名，愈多愈好。直隶宪政研究会连日召开会议，筹议办法，准备编写白话演说稿，唤醒下层国民。商务总会也召集各行董事及商界同人大开会议，进行讨论。
在发动工作中，咨议局议员表现得非常突出。副议长、永平七属商会总理谷芝瑞亲赴山海关一带，联合永平等七个州县的各界人士召开大会，研究办法，并为同志会捐款。常驻议员仇翰垣用通俗语言编写了请愿国会文稿，浅显透彻，不少议员募款印刷，寄往家乡。在家乡的议员都踊跃地担起就近的发动工作。
经过各团体的共同努力，鼓吹国会的白话演说稿和宣传画很快印刷出来，遍贴本省城市和农村，并邮寄全国各地机关及火车站，请转印散布。
直隶团体事务所致各省函云：
敬启者：方今各省绅民联络而起，要求速开国会，洵可幸也。然察其原动，究以绅为多，而民为少，致声势不厚，难以进行。政府洞见及此，故挫其气，以验我民之程度。代表滞京，几成维谷之势。同人为此恐惧，爰拟醒世画多张，遍贴里曲，以警市民，计期鼓吹各方面分头继起，目的不达弗止也。兹将原稿奉上诸同志，如以为可，祈即转印散布，或有他法较此为佳者，亦祈赐示为祷。专此，敬候活动进步。[35]
其致函全国各铁路火车站站长云：
站长大人英鉴：久仰热诚，不胜钦佩。同人等因开导同胞，请求速开国会事，拟有醒世画，使人望而兴起。兹寄上数张，祈分神代贴贵站，以便广为传布。将来民智大开，国势日强，未始非大君子赞助之力。想阁下爱国有素，当不见却也。专此，敬请台安，伏乞臂助为幸。[36]
热热闹闹的元宵节尚未过完，人们还浸沉在欢乐的节日气氛里。天津志士痛国会之无期，慨时局之日迫，联合同志，以湖南善化徐特立断指血书为请愿代表送行的真实故事，排演了一出国会热潮新戏，于2月26日（正月十七日）晚上在河东同乐新舞台上演。参加演出的，除戏院的著名演员钟声、光华、蓬莱居士和红玉女士外，还有中国报馆经理石聘之、主笔郭养田，文明书局经理杨功甫，直隶宪政研究会书记潘云巢和宣讲所宣讲员王伯辰。院中座无虚席，过道上也很拥挤，观众受到极大鼓舞。
在中小城市和集镇的大街小巷，都贴着类似的白话传单：“好了，好了，大清国快强了。大家请求开国会啦！赃官暴吏快绝迹啦！打官司亦不用花钱啦！差徭亦就免啦！百姓快有活路啦！”[37]
保定府各界闻风兴起，首先特开大会，公举警务处会办韩缄古、法政学堂监督刘综尧为干事，联合本市宪政研究会，妥筹进行办法，决定过完农历新年后即邀集各界再开大会。各府厅州县也召开动员大会，分头演说，征集签名，推举赴省代表。
天津筹还国债会负责人认为，各省代表请愿已归无效，不但大局可虑，就是筹还国债一事，也恐进行无力。因为国民都希望速开国会，监督财政，使财政早得清理，不再紊乱。东西洋各国不出代议士，尚且不纳租税，何况筹还国债！现在人民对于请愿无效甚为失望，如果这样下去，国债会势将中止。
接到国会请愿代表团请与汉口、武昌商会共同发起，联合各省商会上书的来信后，王竹林和会董与温世霖等进行了商榷，大致办法是由天津、永平和保定商界发起，号召全省商界定期来津，公举代表。
3月21日，国会请愿代表团收到江苏省江宁商会已举代表，克期来京之电，当即回电，请代表暂缓出发，即以江苏商会名义，直接函告湖南、湖北、直隶、广东商会，共同发起，联合各省各埠商会，定于5月28日前后会于汉口，筹定之后，同时北上。并将这一情况函告天津商务总会，请其参与发起。
王竹林和宁世福召集会董进行讨论。
杨筱林首先说：“商会不能出名办国会，商会有节制，总、协理亦有节制，将来大部（指农工商部）可以解散，总、协理须有考成。如各界均办，商人可以随众出名办理。”
纪联荣说：“赞成，他省商会请速开国会，不能作为发起。”
郑金鼎说：“商会自应办商界事，且本年以经费不足，且须设法节省，不但不必办国会，商界以外之事，均可不办，以符名义。”
刘铭甫说：“国会独由商界联络请速开，必较士农工特有关系。或曰可以减免捐税，试想捐税为国用所出，国用何以筹划，必有善法可以减免捐税，可以足国用，方可办理”。“代表如有特别识见，此事有独关于商业之事，愿与代表谈论。”
胡维宪接道：“商会应办商务，他事不应当办。国会事重，商人不够资格，更不能办。”
顾文翰说：“请铭翁与代表谈谈，如果有关系可办；如无关系，可以不办。”
贾学芬、赵振都不同意由商会发起。
杜宝桢说：“商会正宗原为保商而设，不应干预他事。然现在时局，所有商民均遭困难，皆由官府之压力，由于国家之专制，非开国会，不能将专制、压力挽回。现在虽立议（事会）、董（事会）两会及咨议局，均未见出效果，皆由于未立国会，不得不请求速开。请开国会，商界亦有担负之责，勿须专有商会起点，以商会为半官半商之性格，倘若商会诚恐大部阻难，仍须由商民出名为正办，较比商会出名尤为妥善。成立国会并非抵制国家，实因抵制官家。尝闻代表诸君云，若开国会，可图治安，凡我商界诸君亦当辅助，赞成不赞成听云。请求人格均须循阶而升，不可躐等而进，必先由商民出名，姑留总理以振后路，亦须将商会抛开。”
王松樵说：“理应筹划预备国会，不缩短，将来亦得开国会。请求速开，商会不得出名，仍须众商出名，方为妥洽。”[38]
王竹林将会董的意见告诉了阎凤阁、谷芝瑞和温世霖等人。大家见会董执意不参加发起全国商会请愿，只好作罢。后来天津和山海关的众多商人发动全省商人签名请愿，公举杜宝桢为全省商界的代表。
西方国家的人民在争取立宪的斗争中有句名言：“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中国人民也想拿起这一武器进行战斗。遵化中学监督致函省请愿同志会说：如果政府拒绝速开国会，唯有“实行租税不经人民承诺，决不完赋之义，暂将全国国税停纳”[39]。天津商务总会在讨论实行印花税问题时也提出，“如国会不开，人民无参政权利，则此项义务决不承认”[40]。
4月，各府厅州县的代表带着签名册到天津汇齐。15日，全省各界五百余人在天津县议事会召开大会，推举出全省的请愿代表。会上阎凤阁、谷芝瑞、张锡光、贺培桐等依次发表演说，情词痛切，讲到最痛切时，全场泣涕，几乎失声。民气之盛，为向来所未有。末后有人发起捐助经费，认捐的人数很多。18日，代表研究了筹措经费问题，推出了请愿书起草人于邦华、王振尧、籍忠寅等人。
5月初，国会请愿同志会支部成立，选举资政院议员齐树楷、咨议局常驻议员张锡光和萧启宗、直隶自治总局研究所长王双岐、议事会副议长宁存恕、直隶商业研究所议长杜宝桢、普育女学校董理温世霖、城隍庙官立两等小学堂堂长李鐄为干事。继而他们分工，书记齐树楷、王双岐，庶务部李鐄、张锡光，会计部萧启宗、宁存恕，交际部温世霖、杜宝桢，并推温世霖为干事长。
直隶第二次国会请愿签名的共约六万人，包括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物。既有获得各种文武职街的官员，新旧大小知识分子，各层次的商人，也有市民、工人和农民。其中以知识分子和学生数量最多，其次是商民。自戊戌变法前后开始，近代知识分子就成为中国革命运动和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者与急先锋，在这场爱国运动中，他们自然也是最先觉悟的一部分。大多数商人也能够理解这场运动的性质及同自身的利害关系，尽管天津商务总会的会董思想保守，不愿参与发起全国商会请愿，他们还是积极投入了运动。
5月下旬，直隶代表带着请愿书进京，直接上书。
其他各省，除了甘肃、新疆外，都成立了请愿同志会，开展了集会演说，个别动员，张贴宣传画，散发传单和宣讲材料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发动群众签名，推举请愿代表，咨议局和一些商会、学会或呈请督抚代奏，或直接致电政府，请求速开国会，其中有些活动颇具特色。
奉天的请愿活动是由咨议局领导组织的，3月25日即致函全省各团体进行发动。副议长袁金铠向总督锡良面陈请愿速开国会，锡良答允代奏。咨议局又公举袁金铠前往吉林、黑龙江联络各界，要求三省督抚会衔上奏。
湖北商界是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的，运动即由商会首先发起。过去，商人懵于大势，不大过问国事。经过近几年立宪派的宣传和一些资本家当选为咨议局议员，商人不仅懂得了人人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有监督政府的义务，也体会到了自己的地位责任和被人民尊重；而工商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所遭遇到的悲惨景况，更使他们为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努力奋争。因此，当请愿代表一发出号召，他们便毅然挺身而出，积极响应。3月上旬，武昌商务总会致函汉口商务总会，请联合各团体组织请愿同志会。内言：“夫环球各国之开国会，皆拼无数之头颅，绞无数之脑筋，力与政府战，而后得之。倘中国人民一请即允，则其价值既远不如东西各先进国，其后效亦必瞠乎其不相及。故一请不允，正足征国会之可宝，非吾民失意事”。“敝会以居今之世，救亡之策，只有速开国会一途，在我商界中尤为切要。盖以商民之不得政府保护久矣，各国以商业政策鱼肉我同胞，政府受其愚弄，复畏其威力，税率则出重而入轻，交涉则屈内而伸外，此犹曰国势危弱，政府处此，尚有不得已之苦衷也。若夫内地商人，孰非平等？乃亦右豪族而摧小商，重征敛而无救护，商律既不完全，裁判辄多偏袒。以武汉一隅而言，厘捐常受苛索之累，债项显有官商之分，当轴不可恃，昭昭在人耳目，虽有百喙，莫能代辨。我辈值此时艰，不能不急为自谋。人人各自为谋，势如散沙，终无可救，则必聚散而为整，合众而从同，鉴前车而慎来轸，此我辈所以馨香祷祝国会即开而不能稍缓须臾也。呜呼！漫漫长夜，见天日以何年？耿耿此心，誓海山而不改。敝会拟约各团体，组织请愿同志会，为各省咨议局请愿代表之后援，不达目的，不隳斯志。贵会为汉口之总机关，呼应既灵，魄力尤巨，热心宪政，素所钦仰，此举想必乐为赞成。可否俯允联合组织请愿国会同志会，尚希赐复。”[41]汉口商务总会马上同意，于是两商会联合邀集各团体组织请愿同志会。后因受湖南长沙发生抢米风潮影响，一时未能提议。直到5月20日方才召开大会，公推武昌商务总会会长吕逵先为国会请愿同志会干事长，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为书记，黄炳言和余德元为代表。
广东的先进人士为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召开了多次会议。3月，粤商自治会即发出传单，请同胞开会讨论。传单写道：先朝以时艰孔亟，确知专制政体不足图存，乃毅然宣布立宪宗旨，奉行地方自治。按照朝廷公布的筹备清单，今年为筹备地方自治的第三年，各府县议事会、董事会应一律粗具规模。而人民请求官府，官府皆充耳不闻，皆是国会未开，无监督机关的原因。各省咨议局议员请愿速开国会，政府又以为是少数人而轻视之，不可不合力奋争。兹定于本月十七日（3月27日）为全省绅商学报及各界同胞在文澜书院会议设立国会同志会分会之期，凡属公民，务请踊跃莅会。
3月27日，各界人士数百人至文澜书院开会。会议主席为咨议局议长易学清，他首先宣布了开会理由。
请愿代表沈秉仁讲了在京请愿的大致情况。
日本法政毕业生、广东法政警察学堂教习杜之杕演讲了国会请愿要旨及各国国会制度。
《广东地方自治研究录》编辑骆鸿翔接着演讲，他故作反激之言，说现在政府不允速开国会，是因为人民程度不足。“立宪人民，有当兵、纳税、守法义务，我国民现在程度，以当兵言，不肯为国家致死；以纳税言，不肯增加负担；以守法言，尚未有普通法律知识。今欲有效，一方面我国民宜速筹备，一方面对于政府为种种之要求。”
粤商自治会会员、《羊城报》编辑谭荔垣不同意他的说法，起而驳道：“骆君所谓当兵、纳税、守法三者，就专制国言，当兵一层，不过徇君主之野心；纳税一层，不过供在上之挥霍；守法一层，不过盲从专制之命令。国会不开，三者可决其无效。骆君之言，似不免倒果为因。”
众皆鼓掌。
谭荔垣又说：“智识由磨炼而生，吾国五千年来不开国会，而国民之程度如故。现请愿声浪遍于社会，是吾民智识已渐膨胀。吾信国会一开，资以历练，何虑程度之不足乎！”
众人再次鼓掌。
演讲完毕，咨议局议员、商会会董莫伯伊请大家表决是否召开请愿同志会。全体皆举手赞成，并签名作为发起人。又举出起草章程的人员，决定了下次开会的日期。[42]
第二次会议在广东总商会召开，商会坐办李聘臣为主席。
《广东地方自治研究录》编辑叶夏声首先演讲道：“现各省代表国会请愿，而政府恒以国民程度不足为词。鄙人以为，国会非为研究学理而设，如以程度二字言之，其为教育程度乎？观于美国之劳动家联结工党，大都不尽受高等之教育者。其为生活程度乎？观于日本生活之程度最低。然美国、日本何尝无国会。可见国会之开否，不应就程度而言。盖国会者，专就地方之利害，民生之疾苦，而发为言论。夫地方利病，民生疾苦，皆其平日所身受，而知之最深者，若与以参与之权，何患程度之不足乎！”
法政学堂教习、湖南人刘先生也讲道：“今日鄙人到此，见诸君为政治之运动，非常之欢喜，然又窃为我国前途悲。何以悲？试以日本比较。溯日本维新之始，去今已四十余年，在日本当时，国势不如我国之危急，外患不如我国之危迫，而当时政治运动，杀身者有人，被禁者有人，而我国今日始有此等运动，已觉其迟矣。诸君今日来会，皆热心人，于国会之性质，类无不知之，毋庸赘述。今之同志会，宜多集人才，多开演说会，斯为运动之要点。如国会一日不开，则运动一日不绝。鄙人之希望如此。”
其他人也发表了演说。最后宣读了会章，先行登报，下次表决。[43]
4月10日，在粤商自治会开第三次会议。先由几位人士演说速开国会利益，接着公举陈惠普和郭仙舟为主席。陈惠普名建基，字惠普，以字行，广东顺德县人。早年当过勤杂工，后来逐渐发迹，成为银号商人。一向见义勇为，存心济世，办理过许多慈善事业，发起成立广东戒烟总会，出任会长，声名遐迩皆闻。1907年11月，为抵制英国要求清政府将西江缉捕权交由英国人掌控的海关税务司管理，与李戒欺一起发起成立粤商自治会，又被推为会长。此后因中国海军扣留了没有运往中国军火护照的日本商船二辰丸，日本政府提出无理要求，清政府妥协，他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坚持半年之久。第二年他领导的粤商自治会致电政府，要求速开国会，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现在他又被推为广东省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干事，成为发动领导广东人民请愿的重要人物。人员到齐之后，他请大家研究组织同志会的进行方法及成立日期。
杜之杕起而发言，说：“政府虽欲放弃责任，我国民断不能许其放弃。今日方针，我人民对于政府有损失权利之行为，务须实行监督，揭发其阴私，指摘其罪恶，使国民皆知政府之上负朝廷，下负国民。”
叶夏声也讲道：“立宪政治，必须具执政与监督两机关”，“今政府但知组织内阁，而不开国会”。“真立宪国断无此政治。且此等内阁亦不过为一二权贵之要津，不足为责任内阁，又何怪外人訾为伪立宪耶！故今日本会须合绅商农工各界以组织之，以期全国一致，以厚我监督政府之势力。”[44]
此时，汤寿潜正在广东，会见各界名流，集资自建东南铁路。并在集会上发表演说，讲述速开国会的必要性，号召大家请愿。他说：“地球大小各国都有国会，单是中国尚在筹备，尚在请求，妄谓筹备非经费不可。议员既经请求，是人民已担荷筹备所费之责任。意政府方怕人民不肯请求，断没有人民请求而政府倒还要筹备。不必说到外交应该人民共负责任，即就内政论，政府有办理不善，都是朝廷负其责任，此等时势，朝廷独负责任，究竟孰利孰害，孰公孰私，妇孺亦知道的。”[45]号召大家再接再厉，继续请求。
第四次会议在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召开，咨议局、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粤商自治会和广东戒烟总会各自选出临时的干事，并致函省城外各团体，迅速签名，定于5月15日召开全省大会。
为召开好全省大会，请愿同志会研究了会议组织方法。制定了会场规则，指定了分会会场，举出了负责搭盖演说台的人员和演说的人员。
5月15日，广东国会请愿同志会借广州同庆戏院召开大会，派人分任陈设、庶务、纠察、招待、书记各事。戏院门前高挂大龙旗，周围以各国国旗环绕，戏院左右各搭牌楼一座。中间为各府县各界代表座位，两旁及楼上为农工商各界会员座位，楼上厢房为干事办事所，戏台上为主席座位，也悬挂着龙旗和各国旗帜，摆满了鲜花和纸花。在堤岸空旷之处还搭了两个演说棚，几个分会场，会员分五路进入。会场四周有一百多名工团纠察员来回巡视。
为开好会议，广东汽水公司和六和药房捐助了汽水，广福堂捐助了甘露水，梁广济捐助了点心，方便医院担任了茶水。
会议定于下午一点钟开始，但至上午十一点，人数已经十分拥挤，他们先向书记部签名，然后交上会费。至开会时，人数总计在十万以上，工商界占了大多数。
一阵铃声响过，杜之杕宣布了预备开会的问题，《七十二行商报》编辑罗少翱解释了报告书，何惠农演说了国会法理。
下午一点整，同志会干事长莫伯伊提议公举会议临时主席，大家举定罗关石。接着开会。
罗关石再三推辞，大家不依，只好离座登台。他说：“今日既蒙诸君举充此任，辞不获已，谨领教数言。一是喜此会之成立，将来必发达速开国会之目的，一惧到者诸君终未能实力赞成此会也。今日诸君既实力赞成此会，则当以助款为先。鄙人愿竭绵薄，捐五百元以为之倡。”说到此处，从怀中取出银票一卷，又说：“鄙人无力，先以捐款三百元，此二百元者，友人托代交商业股份，借用者也。”
众人听了，大加鼓掌。
罗关石又说：“捐款不以多寡论，一人捐万金，不如合千万人而捐万金也；明日捐两钱，不如今日助一钱也。”说罢回座。
众人又鼓掌。
谭荔垣接着上台，发挥了罗关石所说的意思，勉励工商各界，指出国民对于国会应有一份责任，并援引各国工商党在国会中的势力，加以鼓动。
众人听了，掌声如雷，震动屋瓦，有的又跳又叫。
在场外维持秩序的巡警闻听场内喧哗，以为出了意外，要进会场进行弹压。
工团纠察员马上把他们拦住，解释说：“奉部长命保护会场，不敢烦贵警兵入内，此乃演说至畅快处所至，非喧闹也。”
巡警听了，大为放心。
休息时，与会人员向同志会捐款一万四千余元。
陈惠普高声对大家喊道：“世界平等，愿众努力！”
大家鼓掌。
而后继续开会，谭荔垣又上台申明陈惠普所说的“平等”是什么意思，及速开国会必须依靠多数人要求。以后又有六人演说，已到四点多钟，大家又要求陈惠普讲话。
陈惠普一出座，场内就爆发出如雷似的掌声。他朗声道：“国会利害，诸先生言之已详，鄙人可无言矣。鄙人有一最急切之言为诸君告，今日我国开国会则存，不开国会则亡。今同志会已成，须合力要求，以达速开之目的。若不能达，鄙人愿以生命继之也。”
他每讲一句，听众都鼓掌不绝。演说后宣布散会。[46]
3月16日，江苏咨议局研究会开会讨论继续请愿问题，江宁商界对于此事极为热心，特派代表与会，商量组织同志会办法。恰巧此时各处商务分会总理均在南京，遂于17日召开全体商界大会，咨议局研究会公推五人到会演说。
国会请愿代表吴荣萃首先报告了第一次请愿的情形，而后说：“国会重大之事，断非一次请愿可达目的。人民苟以苦心毅力，坚请到底，未有不上邀天听。且谕旨明言宪政必立，国会必开，所以未便即开者，恐人民程度未能划一耳。商界诸君自以为程度不及乎，则亦不必有今日之会，既有今日之会，足见热心，足觇程度，曷不公举代表，谋第二次请愿？朝廷见全国人民意见一致，定可安心允准。”
咨议局议员陶保晋讲道：“今日财政紊乱，国势危急，国会不可不即开，早为全国人民所公认。去岁议员请愿未蒙允准，故近日各省商会、学会及他之团体俱组织国会期成会，公举代表，谋第二次请愿，屡见报端。江宁商界夙具热心，定不落于他省之后。今日难得各处商务分会总理齐集省垣，自可为宁属商界全体代表，不妨即时公举国会请愿代表，随同赴京。”
咨议局议员王嘉宾、书记长孟森等也讲了话。
众商务分会总理听了颇为激动，当即公举张佐清和王嘉宾为江宁地区商界代表，赴京请愿。[47]
接着，江苏教育总会发出致各省教育总会及学界书，号召推举代表，同集京城请愿，为咨议局代表之继续。华商联合会亦向海内外华商发出公告，号召请愿。
早在3月上旬，上海的中法药房为出售艾罗补脑汁，招徕顾客，就在报纸上用大号字刊登“请愿国会之后劲”，作为广告。
4月4日，上海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支部。
10日，上海各团体召开茶话会，欢迎南洋雪兰峨华侨请愿代表陆乃翔，张謇致辞，陆乃翔致谢辞，国会请愿同志会干事长马相伯演讲了国会与国民的关系，请愿代表于定一报告了第一次请愿的情形。
11日，上海报界又开会欢迎陆乃翔。雷奋在会上驳斥了政府拒开国会的理由，说：“华侨远在海外，尚未知政府不肯速开国会之理由，一行政尚未改良，一违背先朝谕旨，一资政院即为议院。其实此三理由立论皆不圆满。今报界同人敢贡一得于代表之前，此次代表进京，请一一辞而辟之。”马相伯作为来宾在会上致辞，并痛快淋漓地说：“世界有两大权，一兵权，一言论自由权。今海上报界以言论自由权公送代表北上，将使人人有言论自由之权，则可参预政治，翼护国家。”[48]
5月19日，预备立宪公会和国会请愿同志会发出公启，联合上海各团体欢送本省商会和教育会请愿代表入都。
22日午后三点钟，预备立宪公会、江苏咨议局研究会、华商联合会、商学公会、商业研究会、福建学生会、江苏教育总会、上海劝学所、上海教育会、上海城自治公所、上海商务总会、沪南商务分会、南市商学会、南市商团公会及国会请愿同志会十五个团体，在预备立宪公会召开茶话会，欢送江苏第二次推举的请愿代表。代表孟昭常已经在京，雷奋业已北上，张佐清未及来沪，到会的代表有苏州商务总会代表杭祖良，上海商务总会代表沈缦云，江苏教育总会代表姚文枏。众人入席后，马相伯、王敬芳、叶惠钧等人先后致辞。
继而马相伯又讲了一通国民屡次请愿的苦心，并引用古人所云“国民者，帝王之杖也。”然后非常沉痛地说：“今日各团体之热诚欢送，可见爱戴国家，爱戴朝廷，爱戴帝王，使国家、朝廷、帝王不爱此爱戴之民心，犹不速开国会，恐他日虽欲哭送，而不可得矣。”
大家听了，无不动容。
杭祖良致答辞说：“国会请愿，但由学界奔赴呼号，而商界不能继起，实为惭愧。鄙人业商，学识浅薄，诚恐不能当此重任。但愿商界中人思为鄙人者，尚负箧担簦，以从诸君子之后，投袂继起，则再接再厉者，当必大有人矣。”
沈缦云名懋昭，以字行，江苏吴县人。原姓张，后来入赘无锡富商沈金士家，乃改姓沈。他曾考取举人，但是按照沈金士的意愿，在自办的铁工厂里学习技术，振兴实业。后与人合资在上海创办信成商业银行，出任协理，后任总理。由于经营有术，营业蒸蒸日上，陆续在南京、天津、无锡、北京等地设立了分行。他对教育、慈善事业非常热心，对时局和国家大事也极关心，加入了预备立宪公会。
他接着讲道：“代表之有效与否，实恃各团体为之后劲。杭君（祖良）之谓再接再厉，乃愿诸君对于国会如临战事，不胜不止，窃不愿如苏州人之斗狠。昔人嘲苏州人之负气好斗者，一遇小忿，辄摩拳擦掌，先以发辫为代表，转展回绕于顶，若将得而甘心者。及见强御当前，遂亦束手不动。是其悻悻之势，徒戏弄此区区一发辫耳。某苏人也，负上海商务总会之委托，窃惧为大敌当前时之发辫，尤不愿诸君之以发辫视某也。”
他的讲话庄谐杂陈，大家听了，极为感奋。
上海总商会致颂辞后，沈缦云在答辞中表示：当“竭其血诚，将全体所结之一心，贡诸九重，庶求能践此行之目的，以无负诸公光宠之意。”[49]
次日上午九点，各团体又齐集南市商务分会开会，致辞之后，恭送沈缦云启程。作为前导的是打着龙旗、商旗和同志会旗的队伍；其后为乐队；沈缦云穿着礼服，步行紧跟；在他的后面是彩亭，里面置放着请愿书；继之是恭送的绅商及各业各团体代表，一律穿戴着整洁的衣冠步行，举止严肃恭敬，如临大事；最后面是排着整齐队伍的商团和学生。沿途群众见了，莫不肃然起敬。
来到招商局码头，沈缦云登上新铭轮船，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周金箴从彩亭中捧出请愿书，也登上轮船，绅商们鱼贯地随在其后。周金箴极其肃穆地鞠了一躬，将请愿书恭送给沈缦云，绅商们跟着一齐鞠躬。沈缦云亦鞠躬致敬，双手接过请愿书。
商团和学生振臂高呼三声“中国万岁！”
乐队立即吹奏起来。
沈缦云与周金箴和绅商们互道珍重而别。[50]
沈缦云启程之前，上海正利商业银行总理王宝仑就写信将其北上的消息告知天津《大公报》总理英敛之，请他在沈缦云到达时鼓吹各界欢迎，并转托天津商务总会总理王竹林，由商界召开欢迎大会，以显示商人国会请愿的热力。
英敛之原名英华，字敛之，满洲正红旗人，生于北京，是满人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他出身寒微，未接受过正规教育，为了生活，幼年习武。后来浏览百家，自我奋斗，加入天主教，自学法文。他同情变法维新，看到慈禧推翻戊戌变法，痛心疾首，著文公开发抒对光绪皇帝的深切眷念之情，要求实行戊戌时期的新政，曾去云南和上海谋生。1902年，受天津紫竹林天主堂总管、资本家柴宠天委托，创办了《大公报》，任总理和兼编撰工作。由于有天主教和法国租界的庇护，该报提倡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敢于抨击时政，不避权贵，为下层社会鸣不平，成为立宪派的重要舆论机关，在社会上很有影响。他接到王宝仑的信后，即遵照而行，并得到王竹林的承诺。
沈缦云因事在青岛耽搁了几天，抵达天津，英敛之迎接到报馆热情招待。
6月2日下午三点，天津商务总会召开全体茶话会，欢迎沈缦云，英敛之陪同。
茶话一会，沈缦云登台讲道：“兄弟南省人，不会北方话，尚望诸君原谅。兄弟乃商界中人，向无学问，谬蒙敝省商界全体公举国会请愿代表，今日又蒙诸君开会欢迎，愧仄之至。查欧美各国商人程度最高，国会议员大半商人充当，且商人能得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赏，不似我中国政府对于商人等若弁髦。近来我国商业不振已达极点，如上海为中国总汇之区，钱商倒闭不下数十家，市面异常困滞。至湖北汉口为七省商务中心点，而钱商倒闭日有所闻。夫商业有如此现相，实由关税不平，洋货进出征税少而放行速，我国商货则关卡层层剥削，处处留难，不使中国杜绝销路不止。商界为金融机关，政府如此对待，中国安得不贫？商民若以困苦情形告求官府，则官府对于外人异常惧怕，声誉、名望、德行一概不顾。若望商业发达，国民富足，非我国商民请愿速开国会不可。如再不允，则由全国商界结合团体，不尽税厘义务，借以要求国会速开。”[51]
之后，王竹林宣读颂词：“窃以处今日之时代，忧患交迫，有志之士，莫不扼腕而起，皆以速开国会为宪政要意。前此代表请愿陈书虽未蒙俞允，然人人有立宪国民之思想，愿尽国民之义务，各界相继而起。我商界与国家之盛衰尤有密切关系，今申江公举沈君缦云为请愿代表，想沈君为国为民，劳心劳力，保国家安如磐石，拯生民登于衽席，不惮数千里之程途，梯山航海，补救数百年之鸿业，爱国忘身，所以筹国家之大局者在此，所以维庶民之生机者亦在此。则商民有托，皆我沈君之力也。不禁屏息以待。此颂。”[52]
英敛之接着讲道：“天生吾民，本有参政权利，我国专制政体，此理向未发明。自欧风东渐，我国民皆知此理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是以志士仁人牺牲万有，奔走号呼，联合全国，请愿速开国会，俾救灭亡。乃政府诸君固执己见，毫无给予之意。不得已，乃有二次请求。若国会早开，则富强幸福岂独人民得享乎！若不开国会，政府诸公有救灭亡之能力乎！”[53]
演说完毕，英敛之又将沈缦云的请愿书宣读一遍，作了解释。
以后又有几人演讲，各极其妙，听者无不鼓掌。
天津各界听说，均请沈缦云多留几天，以便开会欢迎。沈缦云因请愿时间已定，必须早日到京预备一切，婉言谢绝。
抵达北京，沈缦云方知代表还有些未到，上书之期推迟，便趁此机会去谒见朝中权要，探听政府的意向。6月4日，他以同乡的名义去见最近在军机大臣学习行走的吴郁生，吴郁生不便推辞，当即延见。
沈缦云首先陈述了商界困难的情形，然后说：“商力疲，则国势弱；征税轻重不平，则商情避重就轻而涣散，挂洋旗、入洋籍者日见其多，则国未灭而种先亡。”说得非常沉痛。
吴郁生听了大为感动，问道：“各省商会均有代表到京乎？”
沈缦云答道：“近二十省，人数不少。”
“国会与商界有何关系？”
“关系商民极重。”
“亦知国会开，负担更重乎？”
“剔除中饱，化私为公，何重之有？”
“九年筹备已届三年，曷勿静待？”
“各省督抚大半因循蒙蔽，恐九十年亦难如期筹备。”
“曷勿监察督促？”
“小民无权。”
“不有咨议局乎？”
“政柄不属，空言何补？”
“国民程度如何？”
沈缦云答道：“国民程度未到是反对宪政之口头禅，实则立宪国之国民亦未尽有国民之程度者，不能以少数抹杀多数也。”
他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吴郁生颇有赞成国会之意。
5日上午，沈缦云又去谒见都御史张英麟，拿出商界请愿书的呈底请其阅看。
张英麟看过，问道：“此商界之实情乎？”
沈缦云答：“有甚于此者。”
“曷勿先禀商部，请为维持？”
“商部能对内而不足以对外，此间玻璃公司之控案即前车之鉴。”
“各省之商会如何？”
“商会能对外而不足以对上，试观洋商之控案不直于商会者，即控之于官可知。”
“资政院如何？”
“商界只此一二人，势力有限，且亦不足代表全体。”
“开国会于商界有何等利益？”
沈缦云答道：“各业之利弊，惟各业自知何利宜兴，何弊宜革，何权宜增，何税宜减，一经国会之议决，即为天下所公认，商业之利甚溥。”
张英麟说：“朝廷颇注重商务，国会有如此之关系，应速递呈，当为代奏可也。”
沈缦云听他答应得爽快，兴奋地辞出。
7日，沈缦云谒见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
奕劻问道：“子来为国会乎？”
沈缦云答道：“是。”
奕劻说：“谈何容易，日本立宪俟至念余年始得实行，岂吾国人民之程度较日本为高乎？”
沈缦云答道：“日本当时因不知立宪之为利为害，故迟回审顾。今吾国已见日本立宪之成效，有利无害，何必迟疑？既有九年筹备之明诏，何不缩短期限，以慰天下人民之望？”
奕劻又说：“子不见各国立宪之历史，岂一呈一奏所得而请求乎？”
沈缦云说：“不流血，不革命，足见吾国之文明。”
奕劻道：“国会能否速开，朝廷自有权衡，断非人民所得而要求之。”
沈缦云立即驳道：“各国之立宪，无不自人民要求而得者。”
奕劻不悦，说：“此风不可学，余不谓然。”遂端茶送客。
沈缦云出来叹道：“釜水将沸，游鱼未知。”[54]
海外侨胞有的直接致电政府，有的推举代表回国，要求速开国会。2月，南洋雪兰峨等二十六埠华侨推举帝国宪政会会员陆乃翔为回国请愿代表。4月22日，纽约中华公所陈伯周等专电军机大臣，要求速开国会。5月，澳洲华侨亦委托陆乃翔兼任请愿代表。美洲的帝国宪政会向载涛呈送了要求本年10月3日召开国会的请愿书。俄国海参崴的全埠华侨王廉钦等亦上书农工商部代奏速开国会。
此次请愿，据称签名者多达三十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