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月4日晚上，安徽请愿代表陶熔和潘祖光将由省城安庆乘轮赴汉口，然后北上进京。午后一点，绅商农学军警路矿各界召开特别联合大会欢送。首由主席吴季白宣布开会宗旨，略谓：“今日欢送，系破涕为欢，国势至今，殆无事不可哭，而吾人民所希冀者，惟开国会耳。”继由陶熔报告了在上海开会的情形，并说：“此次之请，因九年期内国势日迫，不能久待，而资政院又不完全，不足代表舆论，致国家之事，人民皆不得而知。惟此次发起，系专就各省咨议局范围内行之，如此次仍不得请，下次再就各团体行之。现在沪上已设有国会期成会，将来各省均须举干事到沪，以期万众一心。国会一日不开，此会一日不解，十六省之代表誓必达其目的而后已。”吴惟元和秦伯厚发表了淋漓尽致的演说。商界周兆熊说：“请诸君当认定，无国会之立宪国，假立宪国也，我辈愿为真立宪国之国民。”众人听了，热烈鼓掌。孙纯斋接着说：此次人民请愿国会，足见程度之高。“大凡得之易者必不贵，而得之百倍艰难者始足重。吾甚愿代表达其目的，则全国幸甚。但天下事决非易易，试观各国之立宪，以几许头颅代价，购此美满完全之立宪国，享有今日之幸福。代表当认定有第二目的发生否乎？是鄙人赠勉斯言，为代表之方针，惟代表图之。”咨议局议长方履之亦发言说：要联合各省咨议局同时请愿国会与组织新内阁，“有新内阁，则议院始有着落，无新内阁，则议院无所归宿。新内阁组成，国会必开矣”。代表此行，“当以全国责任付之一身”，“吾皖民气当为后盾，必使二十二行省民气一律，响应鼓助进行。”最后，陶熔又致答词，表示牢记诸位赠言，尽力做去，以慰全省之望。[39]
1月10日以后，除四川、云南、贵州、陕西未派代表外，联络的各省代表陆续抵达北京，选定琉璃厂小沙土园的昆新会馆为代表事务所。安徽、山西的代表在上海时未定，现在安徽为陶熔、潘祖光，山西为渠本翘、刘笃敬、李素、刘懋赏。另有几省代表略有变动，福建去掉了王邦怀，河南原定宫玉柱、彭运斌，此时改为宫玉柱、杨治清、陈熙朝；江西的聂传曾为汪龙光所替代；直隶则增加了谷芝瑞。
14日，代表召开谈话会，议决了进行的次序。人民上书必须到都察院呈递，由于探知都察院新规定呈上签名之人必须有半数以上到院亲递，不可通融，代表们又决定修改请愿书，不用各省原来的签名单，改为有代表进京的省在请愿书上列代表姓名，定于18日呈递。次日，代表探知18日为农历的腊八节，都察院放假，遂决议赶快缮写请愿书，于16日呈递，一直忙到深夜三点钟方才完毕。请愿书全文如下：
呈为时局阽危，非速开国会不足救急，合词恳请代奏事。
窃查上年（指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此次上书时间为宣统元年十二月，1910年1月）夏秋之际，各直省人民始有伏阙请开国会之举，虽未获明奉谕旨，训示施行，然天高听卑，六月二十四日、八月初一日，孝钦显皇后（即慈禧）之懿旨，德宗景皇帝（即光绪）之上谕，固已明定国是，颁布宪法大纲，开设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以造议院基础。标准既定，天下知朝廷早以国会为图治之本，所兢兢致慎者，不过迟早数年之别耳。夫使冰霜未兆，时尚宽闲，宪政按照期限与年俱进，讵非循序图功之道？无如内觇国本，外察邦交，无一不足增皇上之殷忧，即无一非加监国摄政王之担负。大臣咨嗟于上，人民叹息于下，一年现象即已如此，推之九年，能无懔栗？夫宪政之当行，国会之当立，朝野上下，本无异词，洪伊等之所欲言者，在于速开国会而已。盖拯溺救焚，刻不容缓，其激切有非上年请愿所能比者，谨为我皇上披沥陈之。
一在内政。
内政之改革，视乎机关之善不善。机关一日未善，则政令一日不得实行，九年筹备之政，一切将等诸具文。国会者，宪政机关之要部。有国会，然后政府有催促之机，庶政始有更张之本。不然者，无提挈纲领之所，畛域各分，十一部不相统一也，上下相诿，地方官无可执行也。仍向来所有之旧制，责以向来未有之设施，此必无可行之事。计自筹备以来，按照清单所列，京内外衙门业已奉行矣，类有文书之移，几无可睹之效。盖机关之不完善，方针之不确定，虽有忠荩之臣，勤敏之士，无以尽其职而期其功也。以程度论，则长此筹备，九年后之国步，未必进于今日。以时机言，则从容坐失，九年后之危局，不知又当如何，岂徒虚掷此九年之岁月而已。资政院之设，其制亦略似国会。然国会之为用，在于政府对之负责任。今资政院章程绝不见有责任之政府，政府无责任，则资政院何能为！欲借此以督促政治之统一，振起国民之精神，必无国会之效。如其有效，则此制长行可也，又何必期以九年更立国会乎？此内政中关于机关之改革，不可不速开国会者也。
内政之举，又视乎财政。古今中外，断无府藏空虚，庶政棘手，而其国能久存者。我国自甲午、庚子以后，至辇天下之财，以应赔款，而岁入只此，抵质已穷，过此三十一年，不知何以为计。筹备之事，合十一部之新政，责各省以施行，举凡国家行政之经费，其用又将何出？自各省咨议局成立，参稽互证，竭蹶皆同，相顾忧惶，无从措手。剜肉医疮，既有必穷之势；量出为入，复无可恃之源。循此以往，将内之无以为兴革之资，而宪政之前途可危；外之无以偿积年之负，而列强之干涉尤可惧。欲亟纾内外之交困，必先求上下之大通。通亿兆人之好恶于各省咨议局，而范围只限于一方；何如通各省咨议局之计虑于国会，而精神贯及于全国？国会者，人民与闻政治之所也。必人民得有公举代表与闻政治之权，国家乃能加以增重负担，以纾国难之责。与其待之于九年之后，涣散而难与图功，何如行之于九年之前，鼓舞而期其自效？此内政中关于财政之筹划，不可不速开国会者也。
机关能立，财政能裕，然后乃有筹备之可言。否则不利之器，无米之炊，岂能举其事而收其功者？此国会之关于内政一日不可缓者也。
一在外交。
外交之难处，即在强盛之国，有时迫于事势，稍稍退让，国人尚起反抗之声，政府且为丛怨之地。况我国自有交涉以来，始以暗于外情，操纵失策，继以势成积弱，因应弥艰，政府受困于上，国民不满于下。每缔一约，事前则秘密万端，事后则亏损百出，忽而蹙地，忽而负债。政府之作用，人民不知也，政府之苦衷，人民不喻也。条约出自一二人之手，负担加之亿兆人之身，设使易地而观，安得不为怨府？既致怨矣，何从求谅？凡人对不谅之人，其助力必寡。政府处寡助之地，则因应愈难。苟有国会，则国际交涉无论如何困难，政府即有不得已之衷，不能尽喻于国民者，国会犹可以代申。国民即有不可忍之痛，不能直达于政府者，国会亦可与代陈。且各国之于我立宪，其注视甚勤，和平者期我有同等之政治，雄猜者忌我无可攘之利权。是以著论赞誉者有之，宣言轻量者有之，乘我国会之尚未成立，而公然自由行动于我域内者有之，虑我国会之终不成，而必至财政紊乱不可收拾者亦有之。有国会，则对于全国为政府交通之邮，对于列邦为政府文明之帜，上下相通，猜疑自泯。邦交既正，民气自和，非独证世界公理之同，且可保东亚和平之局。若更徘徊，待之九年，九年之中，患机叵测，设使雄猜者时遂其进步，窃恐和平者亦易其方针，外交必更颠危，民怨必更剧烈，万一有强邻之群蠢，得无惧覆辙之蹈前？此国会之关于外交一日而不可缓者也。
抑洪伊等今日更有迫切不能已于言者：东西各国，凡君主立宪国，其皇位之继承以及亲王之摄政，皆有国家根本之法定之于前，人民爱戴之诚卫之于后，而其君主又处最高不负责任之地，临以神圣不可侵犯之尊，故宫府安而国家盛也。
我国宪法大纲，本已取法于是，而孝钦显皇后、德宗景皇帝不及亲见宪政之实施，国会之成立，此薄海臣民之所共痛，欲攀龙驭而无从者。皇上冲龄入承大统，监国摄政王以周公之谦光，受阿衡之重畀，而适当此内外交困、上下未通之时，以言宪政，则甫有大纲，而责任内阁未立也，皇室典范未定也，内无可以表彰尊亲之宜，外无可以代负人民之责，设使内政外交之际，百密偶有一疏，则怨归于朝廷，望轻于监国摄政王。监国摄政王受先帝之付托，而孤立于庙堂之上，坐抚四百兆涣散之人民而莫得其助，而四百兆之人民虽共有忠君爱国之忱，欲为皇上、为监国摄政王之舆卫，亦以涣散而莫能效助于分毫，甚非所以巩固皇祚而措国家于磐石之安也。有国会，则与之对待之责任内阁始能成立。国会有议政之权，然后内阁得尽其职务。内阁负全国之责，然后皇上益处于尊崇，显可以末虑助圣主之聪明，隐可以公论消奸人之反侧。人情一日不安食则必易其食，一夕不安寝则必易其寝，宁有图国本之安于息息可危之日，而必迟迟至于九年之后？此为根本中之根本计，宜速开国会者也。
论者或谓九年筹备之旨降自先朝，不宜轻有更易。洪伊等诚愚，又以为不然。夫先朝既以国会为必当开，则我监国摄政王正宜体皇上继志述事之心，速开国会，以慰先朝在天之灵。如曰缩短其期即为背旨，是谓先朝有意濡滞，不欲国运之早进步，皇室之早奠安也；是厚诬先圣，非我皇上及我监国摄政王之所忍出也。抑朝廷周详慎审，惟恐人民程度不及，不可谓非圣主之至仁。然及与不及，必试之而后见，不试之而强抑之，毋乃冤吾民乎？且所谓不及者，必有一标准。今日不及之标准安在？谓恐其葸苶耶，则有法律为之根据，而馁者壮矣。谓恐其叫嚣耶，则有法律为之范围，而激者随矣。谓恐其智识不足耶，则磨励之而聪明出矣。今年各省咨议局既小试之矣，曷尝累圣明重宵旰之忧乎？
洪伊等伏愿皇上速降谕旨，颁布议院法及选举法，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含创忍痛，共图补救，俾尽协赞之忠，而收舆论之效。此诚国家之至计，安危之所系。惟我皇上以孝钦显皇后、德宗景皇帝之心为心，俯鉴人民忧国之愚悃，宸衷独断，毅然行之，天下幸甚。
谨冒死以闻，伏乞代奏。
直隶：孙洪伊、谷芝瑞、张铭勋、王法勤。
奉天：永贞、刘兴甲。
吉林：李芳。
江苏：方还、于定一、吴荣萃。
安徽：陶熔、潘祖光。
江西：闵荷生、汪龙光。
浙江：郑际平、应贻诰、吴赓廷。
福建：刘崇佑、连贤基。
湖北：陈登山。
湖南：罗杰、刘善渥。
山东：周树标、朱承恩。
河南：陈熙朝、杨治清、宫玉柱。
山西：渠本翘、刘笃敬、李素、刘懋赏。
广东：沈秉仁。
广西：吴赐龄。[40]
1月16日上午十点整，代表穿戴整齐来到西长安街南侧的都察院。等待多时，方有一位姓段的经历（官名）出来接待，客气地说：“署中房屋狭小，诸公济济多士，无地可容，此书本院无不代奏。”
代表说：“此事与国家关系重大，吾辈何患不代奏，惟吾辈不远千里而来，有要言面陈，请贵院堂官接见。”
段经历解释说：“向无相见例。”
代表反问道：“国会请愿亦有成例乎？”
段经历瞠目结舌，好久回答不出，遂转身进去，复又出来说：“待堂官会议后，再行酌夺。”
代表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多钟，副都御史陈名侃才出来接见，代表肃穆作揖将请愿书呈上。不多一会儿，都御史张英麟也出来了，代表请见，答以向例不见，出门而去。段经历告诉代表：此呈代奏与否，18日即有确信。代表无奈，怏怏而退。[41]
下午四点钟，全体代表前赴京师学界一千余人召开的筹还国债会，受到热烈欢迎。会议临时会长翰林马振宪致欢迎词，大意谓：“国会期限能缩短与否，必视人民程度增进与否为断；而人民程度增进与否，又视此次国债会发达与否为断。故国债会与国会请愿有密切不可稍离之关系。”代表孙洪伊致答辞，并表示，待国债会章程印齐后，即通告各省咨议局办理。在座诸人均极满意，鼓掌称谢。还有不少人上台演说，其中以湖北铁路代表张伯烈最为激昂慷慨，京城商界楼于光也很恳切，耸动四座。[42]
同一天，国会请愿代表团接到山西宪政研究会发来的一封电报，上写：“组织内阁，清偿国债，必须早开国会，务请明年召集。”[43]山西宪政研究会是由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李庆芳组织的。
代表离开上海后，社会舆论即提出建议说，此次请愿不能将请愿书呈送都察院就算已尽责任，必须游说王公大臣，请其赞助，免得他们编造各种说法，耸动摄政王听闻，阻挠其事。万一朝廷置之不理，断不可顿灰初念，废然而返，尽可向各省团体报告情形，以为再接再厉之举。17日，代表在昆新会馆召开谈话会，议决多缮呈稿，分送各当道，并公推孙洪伊、谷芝瑞、刘崇佑、陈登山、陶熔和方还前去谒见军机大臣。
18日为农历的腊八节，都察院放假，代表前往询问请愿书何时代递。值日的一个经历答道：凡遇代奏之事，必须先开会研究其有碍与否，如查无碍，亦要待十日之后方肯代奏。请愿书尚无妨碍，须至28日方能上呈。
下午代表团商议办法。有人提议说：都察院尽量拖延，代奏以后是否有效，尚难预决，我们不如利用代奏前这段时间采取自由行动，去见政府诸公，向他们讲清道理，必能收到效果。众皆拍手赞成。
19日下午，京师绅商学界复在湖广会馆召开大会，欢迎请愿代表。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宣布了开会宗旨，《帝国日报》的康士铎宣读了祝词。代表孙洪伊、陶熔、吴赓廷、李芳、陈登山、于定一相继登台，痛快淋漓地演讲了要求召开国会的目的及国会与存亡的关系，宣明此次请愿，必定要达到国会成立，倘有阻力，决不出京。当李芳演讲到中国危亡的情形时，座中忽有一人嚎啕大哭，场内之人都跟着下泪。
继而来宾上台发言。保定府警务处会办韩缄古讲道：“国会开与不开，权在于民。查东西各立宪国，开国会皆系因人民要求而得。我国各省代表来京请开国会，政府尚多迟疑不决，盖政府诸公之意，惟恐有损其权，或因碍于一己之私，以致认定九年期限。然现在时势，强国弄权，侵害日甚，政府无力可抵。若待九年开国会，恐彼时已不可逆料处于何境矣！”
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掌声过后，韩缄古接道：“我国人民性质，遇事始而踊跃，或因小有阻力，及或日久，必自然消灭于无形之地。此次请开国会之利益，苟使人民脑中时时印记，一传十，十而百，及千及万，皆俱有此开国会思想，政府虽不欲开，亦不可得也。”后又详细地讲了一通人人必须以亡国为念，不可将其稍置脑后的大道理。满座为之感动不已。
日本《每日新闻》的驻京记者丰岛舍松对请开国会颇表同情，也上台演说时局利害，以当年日本人民要求召开国会的情形为证。
于邦华、陈佐清等来宾也发表了演说。会后，共同拍照，以作纪念。[44]
代表将请愿书呈递之后，都察院虽然允许代奏，然而终不肯明示代奏日期。都御史张英麟想先探询军机大臣的意见再做决定，如军机大臣不赞成，就迟迟不上，使之烟消云散。在清末的都察院，江春霖、赵炳麟、赵启霖三位御史诤诤有声，不避权贵，敢言人所不敢言，赢得官僚士大夫的交口称赞，京城人士便借用上海洋商对企业的称呼，戏称他们为“三菱公司”或“三霖公司”。赵启霖因弹劾奕劻父子已在1907年去职，现在公司只剩下江春霖、赵炳麟二人经营。赵炳麟极力主张代奏，对张英麟说：“人民个人上之冤抑，本院尚负代为伸雪之职，今各省代表以关于国事来京请求，裁可虽在朝廷，通达之权实在本院，安可不为代奏？”[45]19日，江春霖也上折奏请缩短国会年限，言词极其恳切。略云：“现在各省代表既已到京，足觇民间之程度已足。且各国有实行之宪政，无预备之宪政。请即假此机会，俯顺舆情，缩短国会期限，上慰大行两宫（即慈禧与光绪）在天之灵，下符天下臣民喁喁之望。勿以群疑而止，勿以莠言而沮，毅然独断，期在必行。臣愿祝我国宪政和平成立，如日本之幸福；不愿见纷争激烈，若欧洲之惨剧。”[46]20日，有位御史对同僚说：“此次各省代表来都要求速开国会，邀准与否，实为大局存亡、民气消长之所关，亦即列强对待中国用刚用柔、敬我侮我之所系。我辈职司献替，际此紧要关键，正宜联名上奏，极力赞成，以期襄斯盛举。”[47]许多御史力表同情，但因意见不太统一，终于未能出奏。后来载沣面谕张英麟，凡有呈请代递之件，无论其中如何措辞，均须为之代递，不准延阻。张英麟才决定将请愿书代奏。
20日下午两点，京师商学界又开欢迎代表会于湖广会馆。晚六点，直隶咨议局议长阎凤阁等在醉琼林宴请了代表。
21日，孙洪伊等五位代表乘坐马车，前去谒见军机大臣，先见戴鸿慈。
戴鸿慈真诚地说：“诸公来京，热心毅力可钦可敬。唯法律为宪政之必要，现在法律尚未完备，宪政甚多窒碍。”
代表说：“宪政进行，法律自能完备，断不能俟法律完备，始行宪政。”
戴鸿慈不答反问：“各种预备尚未完全，能否速开国会？”
代表答道：“各国宪政之完备，皆由国会发生。我国正在实行宪政，非速开国会不可。”
戴鸿慈又问：“国会速开有流弊否？”
代表答道：“咨议局亦初开，尚无流弊。”
戴鸿慈深以为然，亲送代表上车。
从戴府出来，孙洪伊等重上马车，来到定阜大街气魄雄伟的庆王府。
奕劻对代表说：“诸君由国民公举来京，足见我国民之可爱可敬。我亦国民一分子，岂不关心国事？况现时各国均行宪政，我国断无不实行宪政之理。此次请愿，我有一分力，定为诸君尽一分力。”又说：“此举有益于国家”，“朝廷本有赶速筹备之意，允为熟商。”随后问：“汤蛰先（汤寿潜字）、张季直（张謇字）两君对于此事意见何如？”
代表答道：“均极力主张。”
奕劻问：“张何不来？”
代表答道：“张系议长，故不克前来。”
继见鹿传霖。
鹿传霖问：“国会如何？”
代表详细解释了一番。
鹿传霖又问：“咨议局已设，何须此？”
代表说：“因须民选。”
鹿传霖再问：“选谁？人正否？”
代表说：“尚未选。”
鹿传霖又问：“庆邸（奕劻）如何？”
代表答道：“甚为赞成。”然后留下请愿书，告辞而去。
那桐字琴轩，叶赫那拉氏，隶属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为晚清旗人“三才子”之一。做过户部尚书、外务部会办大臣，在五位军机大臣中年纪最轻，五十四岁。他个头不高，略显肥胖，方面大耳，上唇留着短须，府邸坐落在王府井大街路东的金鱼胡同。
代表道明来意后，那桐说：“请愿书前日已经见过，词意均极得体，是何人手笔？”
代表答道：“张季直之主张为多。”
那桐又说：“诸君来京，为各国观听所系，必宜持以毅力，我于此事定当竭力赞成。”
旋问：“此次签名者共若干人？”
代表答道：“签名者数千人。因都察院成例，不能偕来。”
那桐说：“此事重大，何能拘守成例。”
继而问庆王、鹿中堂如何？
代表答道：“庆亲王甚赞成，鹿中堂颇迟疑。”
那桐说：鹿中堂“年老且聋，无怪其然。”
谈毕亲送代表上车。
代表逊谢。
那桐道：“诸君不远千里而来，我何惮行咫尺之地？”遂将代表送出大门。[48]
代表又去谒见世续，知其外出，遂回昆新会馆。
下午五点钟，《北京日报》、《中国日报》、《帝国日报》的员工齐集报界公会，开会欢迎国会请愿代表，并设宴招待。同时提议组织团体，作为代表的后援。
22日，代表团开谈话会，提议组织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并拟定了规约：
一、宣统元年各省签名请愿速开国会之人，均为本会会员。
二、本会非到国会成立之日，不得解散。
三、本会会员皆有鼓吹舆论，游说各种社会，分头请愿，以促国会成立之责。
四、每省应置干事四人以上，任通告各该省会员并与他省通信之事。
五、本会干事由各省会员自行推定，报告本会，未经推定之前，暂由此次到沪到京各代表任之。
六、新会员之加入，由本省干事或会员介绍之。
七、本会设通讯总机关于上海，由江苏省干事或他省干事之在上海者经理其事。
八、本会所需经费由各省会员分任之，每省至少年缴百元以上，半交总机关，备公共开支，半交各该省干事，留作本省之用。[49]
23日，孙洪伊等代表再谒世续。
世续思想属于守旧派，对代表说：“已商之宪政编查馆各大臣，多谓已有资政院，国会可缓开。”
代表接道：“资政院非牛非马，何涉国会。”
世续肃然道：“数百年来，国家深仁厚泽，人民爱戴未衰。”
代表也很严肃地说：“倘国家空言筹备，任内外臣僚因循粉饰，不早开国会，与人民相见以心，使人民知道国家真意之所在，则自今以往，未可知也。”
世续大惊，急问：“乃民有贰心否？”
代表答道：“贰心则无之，惟此次请愿不遂，窃恐离心耳。”
世续闻听悚然动容，答允极力赞成。[50]
通过各界欢迎请愿代表和代表的演说，京师的八旗人士颇为感动，文耀和恒钧也准备公举代表，赴都察院呈请代奏速开国会。他们首先将《公启》张贴于北京内城的交通要道和街道两旁的墙壁上，进行动员。上写：
我国前途之安危，以国会之成立与否为标准。国会一日不开，国家一日不免于灭亡之虞。乃者促短国会年限问题始倡于直（直隶）苏（江苏），赓和于各省，代表来京，请愿书不日上达。国家一线生机，实系于此举。惟我旗人，占国民一大部分，隆替之运，休戚之感，胥与全体共之。乃于前度之要策，既坐失时机，于此次之促短年限，复瞠目若无所睹。果使国会一旦成立，旗人之生存在是，旗人之死亡亦在是。而旗人既未尝尽义务于前，即无能享权利于后，斯时我旗人将何以自立于天下？更使政府见旗人于国会问题漠然置之，遂执为口实，以自解于国民，国会之成立或为之阻，瓜分之祸，奴隶之惨，必旦夕立至，我旗人何以对朝廷？何以对国民？亦何以对后世子孙？然则，以全体安危言之，旗人不可不请开国会；以一部分之利害言之，旗人亦不可不请开国会。旗人而请愿，则国会必可开，旗人而不要求国会，或遂无望。国会不开，中国必亡；中国既亡，旗人亦归于尽。忠君如旗人，爱国如旗人，保群保种如旗人，乌可不疾起直追，加入于国会运动，与四万万同胞相提携，以期促短期限目的之必达耶！谨订于月之十三日（23日）借地朝阳门内南小街方家园振华学校，特开议会，共谋进行之手续。是日准午正，务望惠临筹议一切，以图国家之庆，以造同胞之福。此启。[51]
该《公启》充分反映了旗籍士民的爱国思想。
23日中午一点，二百余名八旗人士云集于振华学校开会，并欢迎国会请愿代表，于定一和刘善渥与会。
文耀首先登台，宣布开会宗旨，大致谓：“旗、汉均国民一分子，今各省联合要求，将来效果，我旗人无颜享其幸福。应联合各省上书都察院，请其代奏。”
与会诸人闻听，皆鼓掌赞成。
健锐营厢黄旗正三品参领荫某上台说：“各省要求缩短国会书指日具奏，我旗人若不先事预筹生计，恐无立足之地。”
恒钧接着讲道：“旗人要求缩短国会应先筹生计，去年奉旨设立变通旗制处，实有名无实，今已年余，未与旗人筹丝毫生计。今日之会议，一面请缩短国会，一面签名上书旗制处，请示办法。”
众皆欢呼。
接下来隆浩田讲了“政权不能统一，满汉不能融合之弊，此次联合各省代表请开国会，是满汉不合自合，将来自可为立宪国民。”
代表于定一和刘善渥当即热情表示，愿与旗籍同志紧密联合。
世寿臣又讲：“我旗人自定鼎以来，守国家军法，食皇家钱粮，别无是事，并无一受优美教育者，无一有圆满智识者。”
这时有个理藩部被革职的笔帖式，名叫佛慎之，见世寿臣诋毁旗人，大愤不平，忽然高呼：“欲灭八旗者，赞成开国会！”并当场大骂，与其争吵，冲上台去，欲将世寿臣拉下来。文耀当即用力将其推下，叫巡警把他扭送出门。
后来，大家商定了递呈的日期，公举了捧呈人、撰稿人和干事，预筹了经费。[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