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代表听取了孙洪伊等谒见军机大臣情况的汇报，决定由孙洪伊、刘崇佑、周树标、罗杰、汪龙光再晋谒满族亲贵。同时以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的名义向各省咨议局发出通告书，请进行更广泛的发动，以为后援：
此次联合二十一省，为速开国会，请愿政府，风潮涌发，颇耸观听。同人庸愚，谬受诸国民代表之委任，抵京以来，兢兢以不胜是惧，然力所能及，断不敢稍有退缩。请愿公呈已于月之六日投递，闻都察院即当代奏。连日又复晋谒军机庆王以下，均蒙接见，言论之间，尚表同情。但同人等以为兹事体大，断非一呈所能得效。政府从违，究以国人心志之齐一与否为准。现同人等在京已组织速开国会同志会，以求合力进达之道，都中各团体亦陆续结立机关，以为后援。伏望诸公联合省会同志，同时并起，以谋全国舆论之统一，则请求之目的更易达而迅速。诸公硕德名彦，钦佩滋深，登高一呼，百响竞应，或分电政府，或呈恳当道奏达舆情，以民气民力所蓄积者，和平竞进，齐发以向政府。有此纪律之团体，在此时既为同人之后援，在他日即为政党之先河。国脉民命，此举关系实为重巨。诸公抱公益之心，存爱国之志，当必有以见教也。专布愚衷，愿垂省览。敬请公安，不胜至望。北京请愿代表同人公叩。十二月十四日。[53]
代表抵京后，军机处曾电饬各省督抚各抒对速开国会的意见。山东巡抚孙宝琦、奉天巡抚程德全、吉林巡抚陈昭常、山西巡抚丁宝铨、两广总督袁树勋、直隶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张人骏以及出使各国大臣均电政府，谓国会一日不开，即宪政一日不见实行。宜俯从舆论，速开国会，勿惑群言，勿失时机，以成此空前绝后之伟举，而副先后先帝殷殷望治之遗志。
与此同时，前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之一、现任顺天府府丞李盛铎亦呈进一份奏折，略云：“近闻各省联合推举咨议局议员及其他通达之士远来京师，具呈都察院，以速开国会为请，举国一心，全体桴应”。“元气可顺而不可摧抑，可曲成而不可漠视者也。臣愚以为，宜及今日立布宪法全文，定期早开国会，乃足以维持民气，激发士心，规划外交，整理财政，以奠国本于安全，挽目前之时局”。“今代表诸人颇多地方搢绅，为乡里所推重，其忠信不止孚一邑，其言论且可鼓吹一时。故善用之则此辈皆日本维新时之士族，足以辅扬伟业，昌大盛治；不善利用，则失意而归，或至疑朝廷真意之所在。臣窃观欧洲政变多起于中等社会，史迹具在，可为寒心。所呈实非细事，故以为立开国会，足以维持民气者此也。近今之迟疑于宪政之速行者，每以人才太寡，恐议会成立，竟无足以代表舆论之人。不知十年以来，中国风气丕变，以大员巨绅归办实业、教育及一切新政者，见之奏章，指不胜屈。又东西学生总数殆近二万以上，学部一试之后，任斯所之，高明卓绝之士多被废弃，或投置闲散，发为怨望不平之气，既有影响于国家之前途，复大不利于人才之鼓舞。国会既立，则此辈皆有以发舒意气，报答国家”。“故以为立开国会，足以激发士心者此也。”[54]
在满族亲贵中，肃亲王善耆、贝勒载涛、载洵、毓朗和贝子溥伦都比较年轻，思想较为开放，与奕劻、世续不同。
善耆字艾堂，自号偶遂亭主，是清初八大“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之一的肃亲王第十代。他为人不拘小节，性好诙谐戏谑，酷爱京剧，又极为好客，交游广泛，素有贤名。他创办了北京的巡警，担任过不少职务，1907年6月出任民政部尚书，掌握着维持社会治安和监督言论、集会结社等方面的大权。1909年12月，得知各省咨议局代表赴京请愿速开国会时，他极表赞成。同时认为代表热心军国，不惮勤劳，深堪嘉尚，应请钦派大员，优礼接待；并准备邀约皇室亲贵联名奏请速开国会，后因奕劻等人坚决反对而作罢。
载涛是光绪和载沣的弟弟，现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和管理军咨处事务大臣。毓朗的职务与其相同。载洵也是载沣的弟弟，现任筹办海军大臣，前不久出国访问，致电载涛和毓朗说，各国对国会请愿一事极为注意，宜请摄政王顺从民情，万不可轻信人言，以致横生阻力。
溥伦曾祖父为道光皇帝，1907年任资政院总裁，进行筹备。他办事甚有主见，虽为天潢贵胄，并不完全听命于上面。制定资政院院章时，军机大臣极力限制其职权，他认为各国的议院均有一定权限，中国岂能独损，主持甚力，一再辩争。
27日，孙洪伊等谒见满族亲贵，只见到载涛和毓朗。
载涛诚恳地告诉他们：“此举上下俱愿，恐枢臣（指军机大臣）独阻，某某面许之言，颇不足信。我辈军人，不当干涉国事，然极望国会早开，庶几可挽危局。”
毓朗说：立宪筹备工作“不可靠，我辈早已知之。君等此举，极为钦佩，定当竭力相助。”[55]
28日，载沣召见溥伦，询问速开国会之事。溥伦答道：“国会早开一日，固可早收一日之效果。但兹事重大，必须审慎，方可施行。与其勉强从事，莫若稍待时期。倘揆时度情，实可以开会者，则毅然行之，亦未便迟疑不决。”[56]
继而溥伦接见了孙洪伊等人，坦诚地问道：“资政院何异于国会？如有办理不妥之处，可以酌改，何必急需国会？”
孙洪伊对其为人有所了解，因其为资政院总裁，委婉地讲了国会速开的理由。
溥伦说：“北方民人程度非南方可比，终难骤行召集国会。诸位均咨议局或资政院议员，彼此犹如一家，皆当尽心于咨议局、资政院。”又豪爽地说：“如果奉旨准开国会，我亦甚愿。”
孙洪伊等听说，高兴地辞出。[57]
同一天，文耀等人将有七十余人签名的请愿书送呈都察院。请愿书写道：
呈为事机益迫，时局濒危，吁恳速开国会，以图挽救，合词呈请代奏事。
窃维去年八月初一日（1908年8月27日），德宗景皇帝钦奉孝钦显皇后懿旨，明定国是，宣布召集国会之期限，并设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以立国会之基础。十一月初十日（1908年12月3日），皇上明诏，重申前定年限，期在必行。朝廷期望国会之心，已为薄海臣民共闻共见。所以期至九年者，将以积渐之推行，为完全之筹备，图终慎始，有不得已者存也。文耀等年余以来，伏察外界之趋势，益以进行，内治之现象，日见退步。以言筹备，形式虽具而精神不充，以言更革，大利未兴而弊端先见，无一非启人民戚然兴忧之具，即无一非促朝廷幡然变计之机。是故居今日而言国会，虽在一年，犹惧其晚，况至九年，能无叹其不及？文耀等蒿目时艰，不胜忧愤。窃以为非速开国会，不足以振积弱之势而立图治之本，谨就一得之愚，为我皇上披沥陈之。
一在国势之关系。今日之国势，不可不谓之危矣。以政治大臣无一定之方针，庶吏无共同之趋向，责任不专而上下相诿，事权不一而人自为谋。法令非不具也，执以施行者乏人，治道非不善也，见诸实效者无几。支离杂错，莫可究诘，百孔千疮，不堪逼视。是以政事日堕，吏治日疏，权利日失，地方日敝。推原其故，皆由监督之机关未立，而官吏不负责任使然也。如使国会成立，则责任内阁亦必与之俱立，以国会监督内阁，而放弃责任之弊去，以内阁统一庶政，而尽心职守之力生；全国之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有运用灵活之美，无行动牵滞之患。而后以言行政，则政无不举；以言用人，则人必尽职；以言兴利，则利溥无疆；以言除弊，则弊乃潜消；行之数年，天下治矣。若视为缓图，因循不举，诚恐沧海横流，江河日下，后虽欲行，恐亦无能为力。此国会之关于政治，不可不速开者也。以国际言之，自海禁开通以来，列强之侮我至矣，割我土地，攘我利权，欺凌我官吏，戮辱我人民，一言之不合，责言立至，一事之未允，兵舰忽来，要挟恫吓之言，无日不闻，无所不至。此固由于国势积弱，不得不然，要亦政体不同有以致之。盖立宪国之于外交也，莫不以政府为先锋，国民为后劲，势厚力宏，其手腕之强硬，权力之伸张也固宜。我国之外交，祗恃一二外交官，以口舌强辩之功，为樽俎折冲之用，无国民为之后援，是人以全体国民至坚至厚之势来，我以一二人至薄至弱之力应，众寡悬绝，强弱大异，竟致人占优胜，而我归失败也。使国会成立，则人民有代表机关，以为政府之后盾，实力既充，手腕斯硬，于以折无理之要求，拒虚声之恫吓，所不难矣。若不速开国会，则人进我退，人取我与，再过数年，国势恐更不及今日。此国会之开，关于国际，不可不速者也。
一在民力之关系。我国地大物博，民向殷富，自通商以来，各国以其消费之品，**巧之物，窥吾所缺，投吾所好，一转移间而坐获厚利，于是人民之力一敝。外债累数万万，国库空虚，司农仰屋，不得已而取之于民，赋敛繁兴，搜括备至，取之尽涓滴，泄之如尾闾，于是人民之力再敝。且财政之组织不完，官吏之奉行不善，每有征取，辄至扰累，于是人民之力又敝。加之水旱频年，灾疫迭起，闾阎困苦，生业荒芜，于是人民之力又敝。坐受数敝，民力盖将绝矣。若不于此时速开国会，以培养元气，迨至民力销蚀已尽而始图之，机关虽具，政治虽良，而财殚力尽之余，凡百庶胥，无以为举办之资矣。此国会之关于民力，不可不速开者也。
抑文耀等更有进者，东西各国宪法，其于君主之尊严及权力，所以保护者綦至，一则曰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再则曰君主不负责任，再则曰君主总揽统治权。有此规定，则君主有无上之尊，至高之权，决无一毫之危险。其人民以君主不负责任之故，虽有不平，亦祗申诉于国会，而于君主无与焉。此各国已然之效，亦我国必至之符也。是故有国会，则朝廷益尊，皇基愈固，治平之盛，垂于永久，圣德之美，遍敷中外，为古今所罕遇也。且我朝二百余年，深仁厚泽，沦洽肌髓，孝钦显皇后、德宗景皇帝更创数千年未有之盛举，毅然改行立宪政体，励精图治，厪念时艰，立万年有道之基，造兆民无量之福。皇上冲龄入承大统，监国摄政王以周公之谦光，受阿衡之重畀，天下喁喁，想望太平，正宜乘此时机，速开国会，上以终先朝未竟之志，下以慰亿兆望治之心。何必以变更年限为嫌，而期期待至九年之后！此关于根本至计，尤不可不速开国会者也。
文耀等八旗世仆，受恩最深，管见所及，不敢不冒斧钺，痛哭直陈，惟愿一年之内，召集国会，以冀治臻上理，共享升平。伏乞代奏。谨呈。[58]
当天，都察院将请愿代表和旗民的请愿书上奏。
载沣问都御史张英麟有何意见。张英麟说：“国会之请，此举固甚善，惟深恐各社会之人民，未必尽如代表之程度耳。”[59]“东西洋要求立宪，必须至再至三，方能降实行谕旨。我国民智初开，若一请便允，适以启轻视之心。此次应不准行，俾各省士民益思振作，为卷土重来之计，然后奏请降旨，准予实行，则于宪政前途实多幸福。”[60]
在军机大臣中，只有那桐表示赞成速开国会。载沣曾询问他的意见，他说：“现在时势艰难，舍速开国会，几难挽救。前孝钦显皇后及德宗景皇帝亦皆有见于此，只以民间程度或恐不及，故分为九年筹备。现民气既如此奋发，自宜追述先后、先帝遗志，缩短年限，俾宪政得以及早成立。”[61]
奕劻、世续、鹿传霖，正如载涛对请愿代表所说，“面许之言，颇不足信”。他们表面上说赞成，实际上竭力反对。有的因孙洪伊在1909年中日新约缔结后领衔上书政府，力诋外务部，并将函稿登载各报章，就已对其大为不满。看到此次请愿又是他领衔时，便说：“孙某又来混闹，咱们须设法对付他。”[62]世续、鹿传霖更认为请愿代表团“系一小团体，为求增其势力起见，并非出自民意。”[63]名为人民请愿，“实则少数代表所为”[64]。并说：“原定期限系经再三详审，始行奏明，请旨颁布，唯有凛遵谕旨办理，决不能妄事更张，致有欲速不达之患。”[65]“现在咨议局成立未久，即行要请此重大事件，诚恐将来之要求，不知伊于胡底。况各省各部应筹之宪政，分以九年，尚不知能否依限办竣，若再缩短，恐适足以召纷乱。公等以为可喜，予独以为可忧。”[66]奕劻尤其恐惧，说：“国会如果骤开，民权实属可怕。”[67]
通过请愿和筹还国债等事，载沣看到了民气的发达，民智的开通，但又觉得一年之内召开国会，打乱了原来的宪政计划，增加许多纷扰，也不一定能收到实效，加以军机大臣极力反对，也不愿意速开国会，命军机大臣拟旨。奕劻叫鹿传霖和世续起草，斟酌修改了三次，经载沣最后审改完毕，1月30日颁下：
据都察院代递直隶各省咨议局议员孙洪伊等呈请速开国会一折，披览均悉，具见爱国悃忱，朝廷深为嘉悦。朕仰承先朝付托之重，于预备立宪之要政，当御极之初，即布告内外，仍以宣统八年为限，业经明定国是，上体求治未竟之圣怀，下慰薄海维新之企望。钦惟我孝钦显皇后、德宗景皇帝前降谕旨，实系断自宸衷，定以九年预备，为大清帝国君权立宪政体，并谕曰：“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此天下臣民所共见共闻也。今朝廷宵旰忧劳，勤求上理，已叠次申谕，责成京外各该衙门切实依限次第办理，深冀议院早为成立，以固邦基。惟我国幅员辽阔，筹备既未完全，国民智识程度又未划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程之累。非特朕无以慰先朝在天之灵，试问尔请愿代表诸人，其何以对我四万万国民之众乎？朕开诚布公，无所隐饰。总之，宪政必立，议院必开，所慎筹者，缓急先后之序耳。夫行远者必求稳步，图大者不争近功，现在各省咨议局均已举行，明年资政院亦即开办，所以为议院基础者，具在于此。但愿我臣民各勤职务，计日程功，毋骛虚名而隳实效。兹特明白宣示，俟将来九年预备业已完全，国民教育普及，届时朕必毅然降旨，定期召集议院，庶于励精图治之中，更寓慎重筹维之意。将此通谕知之。钦此。[68]
第一次国会请愿就这样遭到了拒绝。
善耆不以为然，派警官前往安慰代表，勉以“有志竟成”[69]，不要松懈。
[1] 《论政府无立宪之能力》，载《大公报》，1909-12-13。
[2] 《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见《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上海，中华书局，1931。
[3] 参见《张謇日记》，宣统元年八月三十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
[4] 参见《资政院会奏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折（并单）》，载《政治官报》，宣统元年九月十六日。
[5]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三册，2922页。
[6] 《敬祝资政院之前途》，载《盛京时报》，1910-10-04。
[7] 《今年之舆论》，载《大公报》，1910-02-16。
[8] 《张謇日记》，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9] 《前江西提学使汤寿潜奏陈存亡大计标本治法折》，载《东方杂志》，第7年，第3期。
[10] 《汤提学奏对详志》，载《申报》，1909-12-20。
[11] 参见《申报》，1909-12-11、22；《时报》，1909-12-11。
[12] 《湖南请开国会之会议》，载《时报》，1909-12-23。
[13] 刘厚生：《张謇传记》，175～176页，龙门联合书局，1958。
[14] 《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见《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0。
[15] 《旅沪湘人欢迎请愿国会代表纪事》，载《时报》，1909-12-26。
[16] 《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见《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0。
[17] 参见《时报》，1909-12-29；《宪政篇》，载《东方杂志》，第6年，第13期。但两报刊均将谈话会开始日期误记为农历十月六日（11月18日），有的著作说11月27日，亦无根据。据《张謇日记》，开会始日应为12月18日。
[18] 到会人数，张謇《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记为三十余人，一说五十一人，另一说五十五人，备作参考。
[19] 参见《时报》，1910-01-02。
[20] 《时报》，1910-01-28。
[21] 《时报》，1910-01-12。
[22] 《大公报》，1910-01-11。
[23] ［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650～651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24] 《时报》，1910-01-30、31。
[25] 《盛京时报》，1909-11-28、30。
[26]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下，1900～1902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27] 参见《盛京时报》，1909-12-17。
[28] 《沪人会议筹还国债纪事》，载《申报》，1909-12-18。
[29]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下，1933～1934页。
[30] 《慨筹还国债之结果》，载《大公报》，1910-07-27。
[31] 《时报》，1909-12-18；《国会请愿之后援》，载《盛京时报》，1909-12-25。
[32] 《论国民对于国会请愿当协同一致》，载《申报》，1909-12-22。
[33] 《倡办义捐以促开国会论》（续），载《大公报》，1910-01-23。
[34] 《敬告筹还国债会及国会请愿各代表》，载《时报》，1909-12-22。
[35] 《敬告筹还国债会及国会请愿各代表》，载《时报》，1909-12-22。
[36] 《缩短国会年限先声》，载《盛京时报》，1909-12-14。
[37] 《监国饬议筹还国债》，载《盛京时报》，1910-01-21。
[38]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下，1907页。
[39] 《欢送代表联合大会纪事》，载《申报》，1910-01-09。
[40] 孙洪伊等：《国会代表请愿书》，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592～596页，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77。
[41] 《国会团呈递请愿书纪详》，载《申报》，1910-01-26；《详志请愿国会代表在京情形》，载《时报》，1910-01-31。
[42] 《京师各界开国债大会详志》，载《申报》，1910-01-26。
[43] 《时报》，1910-01-17。
[44] 参见《大公报》，1910-01-22；《初九日开会之补述》，载《申报》，1910-01-27。
[45] 《赵侍御之主张》，载《申报》，1910-01-29。
[46] 问天：《宣统元年十二月中国大事记》，载《东方杂志》，第7年，第1期。
[47] 《国会团呈递请愿书纪详》，载《申报》，1910-01-26。
[48] 以上谒见情形，均见《申报》1910-01-27；《时报》，1910-01-23、31。
[49] 《时报》，1910-01-31。
[50] 《详志请愿国会代表在京情形》，载《时报》，1910-01-26、31。
[51] 《申报》，1910-01-27。
[52] 《京都日报》，1910-01-25。
[53] 《各省请愿国会代表通告书》，载《时报》，1910-02-05；《请愿代表奉谕前之呼吁》，载《申报》，1910-02-21。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55] 《时报》，1910-01-30。
[56] 《补述国会代表请愿时情形》，载《申报》，1910-02-04。
[57] 《时报》，1910-01-30。
[58]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642～644页。
[59] 《大公报》，1910-02-01。
[60] 《国事》，载《汇报》，1910-02-18。
[61] 《大公报》，1910-01-09。
[62] 《神州日报》，1910-02-03。
[63] 《时报》，1910-02-02。
[64] 心史：《宪政篇》，载《东方杂志》，第7年，第1期。
[65] 《大公报》，1909-12-21。
[66] 《大公报》，1910-01-05。
[67] 《时报》，1910-01-31。
[68]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641～642页。
[69] 《盛京时报》，191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