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咨议局的号召得到各省咨议局的热烈响应，均欣然同意派遣代表赴上海参加会议。
12月6日，湖南绅学两界人士在长沙贾太傅祠开会，投票选出资政院议员罗杰、咨议局议员刘善渥等为请愿代表。
12月8日，长沙修业学校教员徐特立闻悉代表定于当日启程赴沪，异常兴奋，在学校“谈及中国现值时局阽危，既已筹备宪政，以图补救，则非早开国会，不足以促进行”，并“痛外交种种失败，非组织责任内阁，无以救亡”。本想亲为代表送行，并略陈意见，因不知代表住处，“乃觅刃自断左手小指，濡血写‘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表达了支持请愿的坚强决心。遂嘱姜济寰、彭国钧将血书转送请愿代表，代达己意。咨议局马上将其自断小指和书写血书的事迹，向全国各报馆发出了公电。[11]徐特立是以甘洒热血为代价换取国会速开的第一位志士，为请愿者树立了榜样，极大地鼓舞了请愿代表。
12月12日，湖南各界又召开大会，动员群众请愿，参加者一千四百余人。资政院议员易宗夔首先登台演说，略谓：“近日省城纷传东三省大势危急等语，其说虽不确实，然揆之时势，本属存亡危急之秋。故江苏咨议局前派议员孟昭常来湘，约齐十五省各举代表四人，齐集上海会议办法，以便联络赴京，要求速开国会，盖非此不足以鼓舞国民也。诸君今日来会，凡签字者，请各出洋一元，多多益善，以期集腋成裘，捐偿国债之用，赞成此举。”[12]众皆鼓掌，当场签字。
12月17日，已有七省代表抵达上海，通过座谈和情况交流，大家清楚地看到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认为“亲贵分赃之政府，决无统治全国之能力。为国家与人民计，只有实行立宪，速开国会，为最好之万应灵丹。”[13]
从12月18日起，陆续抵沪的各省代表每日午后在预备立宪公会事务所集议一次（19、20日休会），名曰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推刘崇佑为主席，林长民和孟昭常为书记。刘崇佑和林长民都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毕业回国后一年，刘崇佑即当选为福建咨议局副议长，在其推荐下，林长民被聘为咨议局书记长。而后他们又发起组织福建政与会，当选为主理干事。此时的孟昭常已当选为资政院议员。
会上，罗杰、刘善渥向代表展示了徐特立的血书。“众咸感泣，益思亟行。”[14]
22日，预备立宪公会为各代表饯行。
23日，江苏咨议局研究会为代表饯行。
旅居上海的湖南人士谢寅杰邀集同乡数十人，在四马路的一品香番菜馆举行宴会，欢迎本省的代表罗杰、刘善渥。因湖南、湖北关系密切，湖北代表、咨议局议员陈登山也被请到会。谢寅杰首先讲了开会的缘由，特别讲了湖南人对于速开国会所寄予代表的厚望。
罗杰即席致辞，先表谢意，而后说：“开设国会，鄙人主张最早，而速开国会亦既预言于先，曾于去年夏季即著有《早开国会问答》一书，不谓谕旨颁布年限竟至九年之久，此实非予意中所希望者。今湘人发起再缩短国会年限，而各省复亦联合进行，固天下之公意，亦鄙人之素怀也。惟此次赴京请愿，政府必不肯轻以许我，但各省代表有畏难而中止者，鄙人亦当誓以藐躬，独力要求，勿论如何艰难，断不中辍，务使国会得以至短期限开设而后已。”
最后一位瞿先生又讲了几句对代表的希望：“一须以最高远之眼光，须达到有主权之国会而后止，勿徒取国会之名，而不问其权力如何；二须以坚忍之力，务达完全之目的而后已，勿以备极甘苦，中道废辍。”[15]
24日，张謇设宴为代表饯行。同时写了一篇《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谆告代表牢记“国之兴亡，匹夫有责”之言，“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我负人民也。即使诚终不达，不得请而至于不忍言之一日，亦足使天下后世，知此时代人民，固无负于国家，而传此意于将来，或尚有绝而复苏之一日。”[16]
至25日，谈话会共开六次。所议事项有：第一，确定会中席次，以到沪先后为序。第二，定27日为正式代表会日期。第三，汇集各省签名簿。第四，签名以各省咨议局议员为限。第五，推举呈稿起草员。第六，确定递呈领衔人。遵照会典所列各省次序，以直隶为首，直隶代表三人中公推孙洪伊领衔。第七，商议对付都察院新章之方法。都察院新订的章程规定，凡递呈请代奏者，具名之人必须有过半数到京亲递。针对这一新规定，议决如签名者未有过半数到京，呈中只列到京代表姓名，叙明签名实数，以示众志所属。第八，大会后数日，代表即行就道。第九，议定进京代表团规约十二条，约束代表一致行动。第十，推选方还、罗杰、刘兴甲、刘崇佑为代表团干事。第十一，各省咨议局联络方法，因意见不一，未作议决。[17]
孙洪伊字伯兰，直隶天津县（今天津市）人。衣履朴素，不修边幅。性好侠义，喜欢交游，不畏强暴，敢冒风险。其先辈经商致富，家中广有财产田宅。但他未继承祖业，而走科举之路，可是仕途不利，仅有秀才功名。1900年家遭不幸，财产被八国联军烧毁十之八九，弟弟被击伤不治而死。经过这次劫难，他认为要改造国家，必须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于是捐资创办几个学校和集市，为创立明新中学堂，又将祖田四千余亩卖掉。还联络地方绅耆，创立自治研究所，提倡宪政。从此成为天津的知名人士，当选为天津县议事会的议员。1908年国会请愿时被推举为代表，今年又当选为咨议局议员，在咨议局第一届会议上提出，组织咨议局联合会。并发起成立直隶宪政研究会，上书政府，要求废除与日本签订的新条约。他对江苏咨议局倡议请愿速开国会的响应最积极，到会也最早。
27日，召开正式代表大会，通过了谈话会所议决的前十件事情，讨论了呈稿。呈稿有两个，一为林长民所拟，一为江苏咨议局书记长孟森所拟，由张謇最后修正。张謇采用了孟森所拟的稿子，请愿大旨为两年内召开国会，明年先开临时会议一次。
此次到会代表共十六省，三十余人。会上决定进京的代表为：直隶孙洪伊、张铭勋、王法勤，江苏吴荣萃、方还、于定一，山东周树标、朱承恩，湖南罗杰、刘善渥，湖北陈登山，河南彭运斌、宫玉柱，浙江应贻诰、吴赓廷、郑际平，福建刘崇佑、王邦怀、连贤基，江西闵荷生、聂传曾，广东沈秉仁，广西吴赐龄，奉天永贞、刘兴甲，吉林、黑龙江两省为李芳。安徽、山西未定。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路远不及与会，未派代表参加，会议发电告之。[18]
28日上午十点，中国公学开会欢迎代表，公学干事梁乔山致开会辞，各代表相继演说，崇论宏议，一时鼓掌之声如雷。
下午三点，浙江旅沪学会、江苏教育总会开会招待代表。两会负责人致辞后，孙洪伊讲了代表团的意见，进京以后的办法，以及对两会的希望。继而郑际平、林长民讲话，来宾和会员也发表了演说。晚上宴请了代表。
根据主席刘崇佑的提议，这一天代表又开了谈话会，议决代表到京日期以三十天为限，到后设办公所，先至某报馆报到。并决定此次团体非至国会成立之日不得解散，签名之人，无论代表非代表，议员非议员，皆为速开国会同志会会员，皆有鼓吹舆论、游说各社会之责。设通信总机关于上海，每省置干事四人以上，与总机关及各省联络，并任通告各省会员之事。又讨论了今后各省咨议局的联络方法，拟于每年农历六月各派代表到上海聚会，就各省利害共同的议案互相研究，以谋一致。但这个问题不属于国会请愿范围，应由各代表函告本省咨议局决定。
30日晚上，代表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修正的呈稿，改为要求一年召开国会。[19]
会后，有的代表回到本省，有的直接去了北京。孙洪伊、张铭勋、王法勤、罗杰、刘善渥、陈登山一行先乘火车到南京，参观了新建的江苏咨议局大楼，然后和江苏代表于定一同时乘轮溯长江而上。轮船经过安庆，安徽绅学农商及路矿各界人士召开联合大会，在江边设宴为他们饯行。
1910年1月5日，孙洪伊一行抵达汉口。6日，汉口商会诸会董特开欢迎大会。于定一先致谢辞。继而孙洪伊“演说要求速开国会之理由，若不得，须预备继续进行。政府对于资本家之观念较议员尤甚，汉口为全国中心点，商业繁富，人才辈出，深望商会联合全国商会继续请愿。”罗杰接着演说，忽有某人起身发言，国会不宜速开。各代表相继驳斥，举座鼓掌。商界六十余岁的徐荣庭接道：“鄂路困难万端，合省人民勤劳奔走，使早有国会，万不至此。”语极激昂，四座动色。午宴之后，湖北咨议局议员及商业学堂亦开会欢迎。晚上，商办铁路协会职员又在办事处设宴饯行，会员要求代表到京后鼓吹舆论，以为鄂路自办之协助。[20]武昌商会、湖北教育总会和宪政筹备会也联合召开了欢迎大会。
之后，各界贴出欢送代表北上的传单：“敬启者：念六日（1月7日）为十六省代表诸君北上之期，其宗旨在要求政府，请愿缩短开国会之期限，实行立宪，救危亡而希幸福。无论何界同胞，凡属国民，届时理宜至车站恭送行程，幸甚幸甚。”[21]7日，代表乘京汉火车北上，各界人士一千余人到车站送行。
国会请愿也受到外国友人的注意。驻汉口各国工部局和公益团体均各开会欢迎代表，“颇表同情”[22]。
还有一位名叫路·里·奥·毕善功的外国人为此访问了山西咨议局议长梁善济。梁善济1904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以官费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留学。1907年5月毕业回国，任教育会会长。后又当选为咨议局议长。他向外国朋友介绍了上海国会代表团开会的情况后说：“事关财政大事，极为紧迫，而外债问题尤其严重。目前正在开展一个几年内偿清外债的运动”。“如果人民相信能把钱花在得当处，中国也能这样做。但是，人民担心做不到这一点，除非由国会在某些方面进行控制和监督”。尽管借款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召开国会，“不相信借款能借得有利，花得得当。因此，各省咨议局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这就是，必须在两三年内召开国会，不能再等九年了”。接着又说：“议会制的发源地英国给我们上了一课，即先申冤，后给钱。几年前我们并不明白这个道理，现在才懂得。我们习惯于认为无论朝廷向人民索取什么，他们都应当予取予求，而今除非朝廷听从人民的要求，否则我们就将拒绝向朝廷提供任何钱财”。“这种威胁尚未付诸实施，但是我们已经准备这样做。”[23]
英国《泰晤士报》在《中国之国会请愿》一文中指出：“直省咨议局既兴，国事政治之思想遂一发而不复能制”。“维新之士知国事之非无可为，慨然起而竞当其冲。顷以谋开国会，为补弱救亡之基础，亦异时至良之结果也”。国会、咨议局都是为国民谋幸福的，咨议局可开，“国会之召集又何乐而濡延时日为哉！”[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