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张謇亲赴杭州，会晤浙江巡抚增韫，陈述开设国会及组织责任内阁的必要性。增韫表示愿与瑞澂采取同一态度。张謇又会见了汤寿潜、王清穆等人。当时有人说，从政府、社会各方面观之，“国不亡，无天理”。张謇觉得国民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为国家分忧解难，回答说：“我辈尚在，而不为设一策，而坐视其亡，无人理。”[8]
汤寿潜完全同意张謇提前召开国会的意见，会谈后即上疏请求。而后进京，谒见摄政王载沣，以父亲年老为由，坚辞新授云南按察使之职。11月28日上折奏陈救亡大计，其一策即为提早召开国会。写道：“论者谓国会一开，反对中央，权益难集。臣独以为不然”。“立宪以统一为主义，统一以集权为急务。而中央非得国会为后盾，其权旁挠于督抚，而号令有所不行，此为中国图强之大害”。“今欲救中国之急，惟有收督抚之权而集于中央。欲集中央之权，惟有立担负责任之内阁总理”。否则，“将永无集权之一日。总理亦人耳，如惧不克负全国之责任，则宜提前速开国会，使中央与国民直接议事”。“人民既愿共负责任矣，皇上正宜因而利之，与之以参政、议法之全权，始可责其纳税当兵之义务。以内阁与国会对待，皇上可毋庸自负责任，惟不自负责任，神圣益不可犯。内乱既弭，且外交至艰危之事件，应付亦较易措手。”[9]同日，载沣改任他为江西提学使，他仍然恳辞。载沣不准，赏假两个月，命其回籍。在请训时，他又向载沣进言：“报纸为朝廷第一喉舌，纵有过激之处，要无不肖之心，当此外忧内祸交迫之时，万不可有封闭报馆之事，使志士寒心，舆论不彰”。“言官为朝廷第二喉舌，朝廷尊崇言官，方是好气象，国会未开设之前，所恃以通上下之隐者惟此，不宜过抑”。“用人当求之恬淡一流人物，方能担任国家大事。若使躁进者滥登荣显，则知耻有为之士必挂冠而去，甚非奖进人才之道”。“国际上之交涉，宜大权操自朝廷，万不可轻听外交官之邪说，使主权尽丧”。最后又毅然道：“伏恳朝廷再不可用袁世凯”。[10]回籍之后，他上折陈明父老且衰，势难就养，恳请开去江西提学使缺，得到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