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立宪诏旨颁布之后，正当清廷督促各省和中央各部院加紧筹备之际，光绪皇帝突然生命垂危。1908年11月13日，慈禧太后授载沣为摄政王，命将其三岁的儿子溥仪抱入宫内教养，在上书房读书。14日，光绪辞世。慈禧宣布：立溥仪为嗣皇帝，入承大统，承继同治皇帝之嗣，兼承光绪皇帝之祧；摄政王载沣监国，所有政事，悉秉承她的训示裁度施行。次日，她也奄奄一息，又降懿旨说：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示皇太后（指光绪皇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面请施行。旋亦病逝。
12月2日，宣统皇帝登基，诏告天下明年改元宣统。次日，载沣即以新皇帝名义颁发谕旨，向全国臣民郑重声明，新朝继志述事，基本国策绝不改变，九年立宪一定完成，各级官员必须抓紧办理。
1909年，各省立宪派人士和士绅都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筹备咨议局的工作中去。他们知道单纯依靠官方筹办不行，便自行建立组织，主动参与。由于准备工作有先后之分，各省初选、复选均未按选举章程规定的日期举行，不过在成立之前都完成了复选。虽然存在着一些不良现象，主流还是好的，活跃的立宪派人士大部分都当选为议员、议长、副议长，他们具有新思想和宪政理论知识，又值春秋鼎盛时期，活动能量很大，成为咨议局的中坚，决定着咨议局活动的方向。
1909年8月23日，资政院会同军机大臣将《资政院院章》上奏，奉旨令中央地方各衙门一体遵行。《资政院院章》共六十五条，对原奏的两章也进行了修改。主要内容是：
资政院以取决公论，预立上下议院基础为宗旨。
设总裁、副总裁各二人，由特旨简充。
议员任期三年。名额分配：宗室王公世爵十六，满汉世爵十二，外藩王公世爵十四，宗室觉罗六，各部院衙门官三十二，硕学通儒十，纳税多额者十，以上共一百人；各省咨议局议员一百人。
资政院的职权为议决下列事件：第一，国家财政预算；第二，国家财政决算；第三，税法及公债；第四，新定法典及其修改，但宪法不在此限；第五，奉特旨交议事件。议决后请旨裁夺。
与行政衙门的关系：军机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若不以资政院议决为然，得声叙理由，咨送复议；若资政院仍执前议，可与军机大臣等分别具奏，恭候圣裁；资政院对各衙门行政事件及内阁、会议政务处议决事件如有疑问，可咨请答复；对军机大臣和各部行政大臣侵夺资政院权限或违背法律，得据实奏陈，请旨裁夺。
与各省咨议局的关系：资政院可札行咨议局申复各省政治得失，人民利病；咨议局与督抚异议事件，咨议局之间互相争议事件，均由资政院核议，然后请旨裁夺；咨议局可呈请资政院核办督抚侵权或违法事件。
与人民的关系：人民有权陈请资政院核办关系全国的利害事件；资政院认为人民的陈请可采，得作为议案；但不得向人民张贴告示或传唤，不得受理民刑诉讼事件。
会议分常年会与临时会两种。常年会每年一次，会期三个月（农历九月一日至十二月一日），议事未完，可延长一个月。临时会不得超过一个月。议员召集后抽签分股；会议非有议员三分之二以上到会，不得开议；议决以到会议员过半数所决为准，若可否同数，取决于议长；资政院自行提议事件，非得议员三十人以上同意，不得作为议案；总裁、副总裁应先期将议事日表通知议员，并咨送行政衙门；议员除现行犯罪外，会期内非经资政院承诺，不得逮捕；议员在议事内的发言，不受院外诘责；会议一般不禁止旁听。
此外，还有关于议员处分、朝廷令资政院停会或解散、资政院办事机构的规定。[1]
从《院章》规定看，资政院拥有议决国家财政预算决算、税法和公债的职权，拥有宪法以外各种新定法典及其修改的职权。它与军机大臣的地位是对等的，当彼此意见分歧时，双方都有具奏的权力。不仅如此，资政院还有质问行政部门的权力，有弹劾军机大臣、行政大臣侵夺资政院权限和违背法律的权力；有核议具奏咨议局与督抚异议事件的权力，有核办督抚侵夺咨议局权限或违背法律的权力。所有这些都说明，资政院绝不是唯政府之命是听的简单表决机器，而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不完全的立法机构，或者说是一个处于过渡形态的初级的混合型议会。至于其结构成分、会议程序、议事规则、表决方法、内部组织及纪律处分等，均与立宪国家的议会相同，更说明它不是封建专制机构，而是民主政治机构。
然而，资政院与立宪国家的议院也有很大区别。第一，资政院不是正式的国会，而是一个为成立两院制的国会奠定基础的过渡性立法机构。第二，资政院的立法权不完全。在立宪国家，宪法的制定与修改要经国会议决，议案经国会议决后，君主只是形式上的裁可，一般不能取消或否定；资政院则不同，无权制定修改宪法，议决的议案还要经过君主“裁夺”。在立宪国家，责任内阁多对议会负责，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不是解散议会，便是内阁辞职；而院章却无军机大臣对资政院负责的规定，当彼此发生分歧时，双方分别具奏，“恭候圣裁”。这样便把本不应负政治责任的君主摆在了首当责任之冲的地位，不符合立宪原则。第三，立宪国家的议会实行两院制，个别实行一院制的国家，仅有民选议员，而无钦选议员。而资政院议员混合组织，既有钦选，也有民选。第四，总裁人数多，均由君主特旨简允，不由议员选举，此亦为中国所仅有。凡此都是立宪派人士最不满意的地方。此外还有一点，就是对原定第二章进行的修改。1908年奏定的第二章规定，钦选议员共一百三十人，各省互选议员为本省咨议局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一。依照全国咨议局议员总数计算，应出互选议员一百六十七人。这种分配是有利于互选议员的。修改后的章程钦选、互选均减至一百人，在政府之意比较持平，而在立宪派和人民看来，互选议员失去了原来多于钦选的优势，加之四名总裁、副总裁皆属钦派，政府的用心显然在于“抑民而伸官”[2]，“以官压民”[3]。
1909年10月14日，除新疆缓办外，全国各省的咨议局均如期成立，一律开议。这一天是中国有史以来特别值得庆贺的日子，立宪派和绅商学界“为我国人民获有参政权之第一日”[4]欢呼祝祷不已。许多团体和个人都致电本省咨议局，热烈祝贺开幕，为宪政和人民造福。咨议局的成立，大大突破了封闭式的专制政权结构，削弱限制了地方长官的独裁权力，标志着人民参与管理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式开始，是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实际起点。从此立宪派和绅商获得了一个宣传民主政治主张、同专制主义进行斗争的合法阵地，专制政治体制走向解体。
[1] 参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631～637页。
[2] 《论资政院不应改先朝钦定之章程》，载《时报》，1909-09-06。
[3] 《宪政篇》，载《东方杂志》，第6年，第13期。
[4] 《预祝本年之九月》，载《时报》，1909-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