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宪法大纲》，少数立宪派人士没有意见。他们说：“吾民不费举手投足之劳，坐遇旷古未有之盛典，犹咎朝廷之不能尽刬君主大权，而直护吾民，岂人情乎？[14]“数千年相传之独裁政体既能一变而为立宪政体，则立宪政体之自乙以靳于甲，可立而俟矣。”[15]前者是以一个受恩者的心理接受的，认为不应要求恩赐者倾囊相赠，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后者是考虑到既然立宪，自然就能使立宪由低级进入高级阶段。他们易于满足，却不是对大纲衷心的赞成。
比较多的立宪派人士感于长期受专制主义荼毒，盼望政治上彻底解放如大旱之望云雨，恨不得将专制毒根一下子铲除，要求英国式的立宪，对《宪法大纲》不准议院干预这干预那极端反感，予以猛烈攻击。说：“吾不意二十世纪公理大明之时代，而竟有拥护专制之立宪也”，“真可谓敻宇内而无俦者矣”[16]；“于议院议决协赞之权阙焉弗讲，是尚得为议院矣乎！”[17]“于君主一方面，则丝毫不准人民之侵蚀大权；于人民一方面，则处处以君主所定之法律束缚之，专制政体之完备，无过于此者。”[18]
对于九年立宪期限及《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反应也不相同。
北京的士民“欢声雷动”。《北京时报》竭诚欢呼：“明诏宣示钦定宪法及召集议员的年限，实在是我大清帝国雄飞宇宙第一的大纪念日期，凡我全国各地方官及全国国民，全应当悬灯结彩，开会庆贺才是。”[19]士民们联络商会，在前门外结扎牌坊，上面缀满电灯，将上谕书于玻璃屏上，并以松叶织成“帝国国会万岁”六个大字，以壮观瞻。各铺户均悬灯五日，表示其“欢舞之忱”[20]。
直隶某些人士担心形势变化太速，政府无法保证筹备工作的稳步实施，不相信方案能够救亡。同时指责方案过于强调各级政府的责任，轻视人民的责任，说“天下最难恃者莫如政府之良心，而天下最可恃者莫如国民之能力”，“若但恃政府之良心自行改革，而无国民以应之，宪政亦安有望哉！”[21]
东三省人民认为九年期限过长，继续请愿。7月21日，奉天教育总会会长吴景濂在教育会提出国会请愿问题，与会者一致赞成，并确定联络吉林、黑龙江，结成一大团体共同进行。后向吉、黑两省团体通报，并发表了《东三省人民宜联合上书请速开国会公启》，得到两省人民赞许。不久，吉林人士等不及，单独赴京上书，但仍参加三省的共同行动。8月下旬，各界正在加紧发动，九年立宪的上谕就颁布了。请愿发起人吴景濂、李树滋、延荣等认为：“东三省形势与各省不同，久为强国所垂涎，主权虽存，然为外人势力所包括，国会一日不开，东三省之存亡问题一日不能解决，故各省可待九年，东三省则有迫不及待之势。”[22]仍通知各城各界选出二人，于9月初齐集省城，然后推选代表入都。9月下旬，奉天签名者已达二万四千余人，推举师范学堂校长缪寿山为代表进京，请求缩短国会年限，三年内召开，至迟不要超过五年。代表启程后，奉天签名者依旧络绎不绝，仅省城外的商家即有三千余名。
在中国首倡君主立宪的郑观应认为，若是在正常情况下，九年期限未尝不可。可是，现在国家危如累卵，实在等不及，“与其延宕时日，议院未立而先亡，何若……即开国会，或可挽回于万一。”[23]
还有人怀疑《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系杨度起草，对之进行攻击。杨度自知未能见谅于人，乃以宪政公会常务员长的身份公开发表《布告宪政公会文》，除了叹息形势更加危急，声明他对《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未尝参与一字，其三年召开国会的意见未蒙政府采纳外，还写道：“今欲更有所谋，以求进步，则上而谕旨煌煌，岂宜违反，下而人民实力，亦未易言。且咨议局、资政院、地方自治等皆国民议政之机关，使国民实力奉行，未始不能监察行政”。朝廷对于立宪绝无“宁迟勿速”之心，吾党“此时但宜捧场谕旨，引导人民恪遵分年预备清单，而为确立基础之法”。“以君主大权制钦定宪法，实于今日中国国势办理最宜”。“君民权限偏轻偏重，非此时国事之所急，人民不宜于此过争也。”[24]政治立场发生了明显转变，由立宪派的领袖变为政府筹备立宪的御用官僚，由反对政府的急先锋变为政府的辩护士。
更多的立宪派虽觉得为期过长，不无遗憾，然亦接受下来。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有了期限和计划，筹备立宪就有了具体的奋斗目标和措手之地，可以收到成效。立宪期限不是固定不变的，只要人民努力，期限“未尝不可缩减”[25]。咨议局是人民参政的第一个法定机关和入手之处，实际利益之所在，有了咨议局，人民就有了立足的合法阵地，就可以行使人民的意志，利用它为国民谋幸福，鼓舞民气，集合民力，结成更大团体，与专制势力进行斗争，摆脱专制桎梏，比要求国会更实在有益。办好了咨议局，就证明人民有参政能力，可迫使朝廷缩短召开国会年限。立宪期限宣布以后，浙江的请愿代表邵羲、叶景莱、蔡汝霖感到年限太长，未能完成人民交给的任务，曾邀其他省在京代表和同乡京官研究，打算再共同上书，要求缩短年限。协商数次，“以为奏定年限虽长，而切实预备之方法，即在限一年内成立之咨议局”。若各省咨议局皆在一年内成立，资政院也如期开办，“则法定机关已立，办理各事皆有秩序可循，新政易于进行，民情亦不患不能上达。社会既日益进步，则官吏亦势难忨愒，各项要政能先于预定年限内办妥，则将来要求缩短年限亦事实上所应有。空言要求，冒渎无济，不如切实从咨议局入手较为得当。佥以此说法为然，上书之议遂寝。”[26]在上述种种考虑之下，立宪派都停止了请愿，把主要精力用于筹办咨议局上面去了。
在此之前，各省人民请愿仍在继续，只是行动比较滞后。
广东留学日本的学生在5月即写信劝告全省同胞，向政府要求召开国会及省议会。广东除粤商自治会以本会名义请愿外，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也刊布传单，分发各地签名，召集各界人士开会，讲解国会的意义，发出号召。7月7日，又在会议上宣布，社员梁肇修、张端、王颂清、邓廷铿自告奋勇，自愿效劳，报名充当请愿代表，自备川资赴京。请愿书领衔人前出使德国大臣杨晟、出使美国大臣梁诚和考察商务大臣张振勋，皆为社内主要成员。在粤商自治会和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发动下，全省签名者一万一千人。但代表出发较晚，进京后正在缮写请愿书时，朝廷已宣布了立宪年限，因而请愿书未再呈递。
福建的运动由前礼部侍郎、清流党人陈宝琛发起。6月下旬，他在教育总会召开会议，提出各省纷纷上书请开国会，福建亦应组织国会期成会，进行预备，并将上海国会期成会发布的《国会期成会意见书》印刷出来，分发众人阅读。之后，教育总会即将《国会期成会意见书》和签名册寄往各府县教育分会，请其转发各界，如赞成，即可签名入会。至8月下旬，全省有近一万人签名，请愿书由陈宝琛亲拟，并举定程树德为代表，进京呈递。
贵州的运动由士绅于德楷、唐尔镛、黄禄贞、乐嘉藻、周培艺等发起，他们认为开设国会实为目前要务，但贵州僻在远方，交通不便，代表进京太费时日，7月上旬，致电贵州在京的政学界人士，请公举代表，赞成其事。同乡人士复电，嘱其从速签名。8月上旬，该省签名已达一千七百余人。
江西士绅的政治思想异常薄弱，8月9日，始由江西教育会、商会、农会召集会议，发起地方自治期成会，提议国会请愿问题。到者二百余人，每人发一份说明国会意义的“说略”。胡明允、雷见吾宣布了开会宗旨后，到会者领取签名册，各捐二百文，以为活动经费，并公举雷见吾起草国会请愿书。
湖北开展得更迟。早在5月，举人周兆沆等见各省纷纷要求开设国会，湖北尚未响应，特联合旅居河南的湖北同乡，公电武昌教育总会，请速筹划请愿，不要辜负国民责任，并转各团体会商。7月，湖北人士又在报刊呼吁。但直到8月下旬，教育总会会长吴兆泰和翰林夏寿康才开始发动，他们原准备9月下旬开会，公推代表进京。因各省代表早已抵京，未便再拖延，方才发出通知一万余份，请绅学商军界人士于8月28日开会，提议请愿办法。各界人士因受清廷查禁政闻社的影响，恐遭波及，多托故不到，到会者仅八百余人，以学界居多。首由吴兆泰宣读开会词，次由留日学生卢弼提议请愿办法，旋由到会诸人签名，并公举甘鹏云、张国溶为进京代表，姚晋圻、卢弼、王核南为京外代表。另由各界举定干事数十人，联络同志，分劝签名。待吴兆泰将请愿书拟就，即择期赴都察院呈递。
四川士绅也发表了请开国会理由书，指出请求早开国会为国民之天职，国民之权利，在各省请愿之后，如不能为之后援，实在可耻，号召全省人民立即行动起来，要求速开国会。商学两界在7月已公举出代表，后来也有人进行发动。
在京的广西人士曾致电本省进行国会请愿，但广西风气闭塞，直到9月才发起成立国会期成会。
由于立宪期限宣布，以上各省的请愿活动立即取消。
这次各省代表呈递的十余份请愿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张英麟本打算8月24日上奏，但军机大臣想在都察院代奏之前，“发布国会期限上谕，以示开设国会之出自上意，不待人民之要求也”[27]，予以阻止，故都察院均未代奏。不过慈禧和光绪是知道的。
参加此次请愿的共有十几省的人民，一些立宪团体，还有留学生和海外华侨，全国签名人数有据可查者达十五万之多。这是各省人民共同向朝廷要求政治权利的伟大行动，时人称颂为“极千古未有之奇观”[28]。它促使朝廷宣布了立宪期限，标志着中国人民政治上的进一步觉醒，鼓舞着人民为争取更多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也为一年以后的大请愿作了一次预演，积累了经验。
[1] 《中华新报》，1908-08-21。
[2] 《时报》，1908-09-06。
[3] 《时报》，1908-09-06。
[4] 参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58～59页。
[5] 参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59～60页。
[6] 参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60～61页。
[7] 参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61～67页。
[8]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67～68页。
[9] 载泽：《考察政治日记》，13页，政治官报局印，1908。
[10]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57页。
[11] 《清末筹备立宪档察史料》上册，57页。
[12] 杨廷栋：《〈钦定宪法大纲〉讲义·弁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
[13] 恩格斯：《普鲁士宪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4] 《论今日为国民雄飞之时期》，载《时报》，1908-09-17。
[15] 杨廷栋：《〈钦定宪法大纲〉讲义·弁言》。
[16] 《宪政编查馆奏〈宪法大纲〉折书后》，载《时报》，1908-09-03。
[17] 《时报》，1908-09-04。
[18] 《〈宪法大纲〉质疑》，载《广益丛报》，第6年第27期。
[19] 《北京时报》，1908-08-29。
[20] 《盛京时报》，1908-09-03。
[21] 《读谕恭注》，载《大公报》，1908-08-30、31。
[22] 《申报》，1908-10-06。
[23] 《盛世危言后编》，卷3，11页，1909。
[24] 《宪政公会常务员长杨度布告宪政公会文》，见甘厚慈编：《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2，28～29页，1910。
[25] 《〈钦定宪法大纲〉讲义》，31页。
[26] 《浙江国会请愿代表之报告》，载《时报》，1908-09-21。
[27] 《都察院捺搁国会请愿书原因》，载《申报》，1908-08-29。
[28] 《追记国会请愿之历史》，载《申报》，1908-09-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