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次年2月又发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1]对当时负有盛名的《东方杂志》进行严厉的批判，以为其主张有与“复辟”者同流合污之嫌，结果引起了与该杂志主编杜亚泉间的论争。这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段人所共知的有名公案。上述同一位论者虽然并不否定两刊在思想层面上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却强调“陈独秀以非常手段‘对付’《东方杂志》的‘非观念’动机”，即“刊物办了两年多，影响仍然有限，而商务印书馆所经营的《东方杂志》却在都市文化人中甚为流行，难免心生嫉羡”，故为“争夺读者市场乃至全国读书界的思想领导权”，陈使用了“杀手锏”，借“复辟”做文章攻击《东方杂志》。“结果大有立竿见影之效”，后者销量大减，终令杜亚泉去职。[2]论者的此一见解与上述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最初“实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相互补充，无非是要强调陈独秀办刊的成功，实赖其“非观念”的动机，即善于炒作的商业手段。论者的视角新颖，但终有过度解读之嫌。实际上，陈独秀对《东方杂志》的猛烈攻击，与其说是“心生嫉羡”的商业炒作，不如说是陈个人坚决不妥协并不免霸气与偏执作风的又一次集中反映。1917年初，陈独秀继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随即发表《文学革命论》，径将胡适主张的“改良”提升为“革命”，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子。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革命军三大主义”，并咄咄逼人，写道：“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3]时远在美国的胡适，担心操之过急，建议文学问题当容不同意见充分讨论。而陈却复信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适事后回忆，对陈十分佩服，称他是“最重要的急先锋”，并说：“陈独秀的特别性质是他的一往直前的定力”，自己过于平和，若没有陈，文学革命至少还需推后十年。[4]这件事无疑典型地反映出了陈独秀果断和强硬的作风。如果我们从陈独秀与反省现代性的视角看问题，上述公案便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读。
如前所述，陈独秀曾明确指出，因国情不同，中国不能效仿西方，趋重反省现代性。然而，此期杜亚泉主持的《东方杂志》恰恰是大力宣传西方此一思潮最重要的刊物。1913年杜亚泉发表长文《精神救国论》，就明确表示自己反对“物质万能”与“物质救国”论，皈依反省现代性：“盖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神，人间无灵，惟物质之万能是认，复以惨酷无情之竞争淘汰说，鼓吹其间，觉自然之压迫，生活之难关，既临于吾人头上而无可抵抗，地狱相之人生，修罗场之世界，复横于吾人之跟前而不能幸免，于是社会之各方面，悉现凄怆之色。……今彼国学者方亟亟焉提倡新唯心论以救济之，而唯物论颓波，乃犹盛扬于吾国，继此以住，社会将因之而涣散，国家即随之而灭亡，此吾所以戚戚焉有物质亡国之惧也。”[5]随后他的《现代文明之弱点》、《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诸文，都在反复提醒人们关注“今日欧美社会内文明病之流行”。[6]杜亚泉曾是西方文化的热心倡导者，但由此却转成了批评西方文化，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了。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主要针对第15卷6号译载日本《东亚之光》杂志的《中西文化之评判》一文，同号本志论文《功利主义与学术》，及第15卷4号本志论文《迷乱之现代人心》三篇文章。第一篇重在评介辜鸿铭的文章在德国的反响：“然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因而对于他人之批评，虚心坦怀以倾听之者亦较多。”反省的核心是：“悲西洋人过倾于物质主义”，“教吾人以内面的生活与精神的文化”。第二篇为钱智修所作，他早在1913年就表了《现今两大哲学家学说概略》，介绍柏格森、倭铿的生命哲学。现在是文则批评国人简单仿效西洋文明，以功利主义的实用与否作为评判与取舍一切的标准，尤其不利于教育与学术。第三篇系杜亚泉所作，他径直批评西人虽于物质上获成功，得致富强之效，但其精神却烦闷殊甚，国人对西方物质文明趋之若鹜，“盖吾国之鹤，已死于物质的弹丸之下矣”。争论双方的具体是非得失，可不置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陈独秀以为三文“皆持相类之论调”是对的，它们都鲜明地体现了共同的取向——反省现代性。因价值取向的对立，定力十足的陈独秀之愤懑和必欲鸣鼓攻之而后快的心绪，实不难想见。陈文副标题“《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之大帽子及连续16个“敢问”之咄咄逼人，固然反映了这一点；而他针对对方反省现代性的基本观点，针锋相对却不免于武断与霸气的诘难，则是更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例如：
欧战集中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弱点，这是很普遍的观点，也是中西方学者反省现代性的重要起点。美国学者艾恺说：“就20世纪10年代、20年代及30年代的时代而言，大战是主宰他们时代的压倒性重大灾变，大战产生的对西方文化之未来的黯淡悲观与深切疑虑是极为强烈和普遍的。”[7]杜亚泉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中也指出：“此次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显著之破绽，此非吾人偏见之言，凡研究现代文明者，殆无不有如是之感想。”[8]但是，陈独秀却坚决否定这一点，以为“梦呓”。他在文中写道：“《中西文明之评判》之中有云：‘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此言果非梦呓乎？敢问。”其第二文再次质问：“盖自欧战以来，科学、社会、政治，无一不有突飞之进步；乃谓为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此非梦呓而何？”此其一。
现代性是与“合理性”相联系的，故“进步”、“竞争”、“效率”、“功利主义”，又构成了现代性的重要元素。在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中，它们也受到了强烈的质疑。罗素就指出：所谓“成功”、“进步”、“竞争”、“效率”等的信仰，“是近代西方的大不幸”；因为，由此导致了社会生活的“机械化”，产生无谓的慌忙与忧攘，终至剥夺了合理的人生应有的“余闲”，“这是极大的危险与悲惨”。英国社会的种种病态，说到底，“都是生活的状态失了自然的和谐的结果”。[9]杜亚泉也认为，现代文明一味追求人类生活“顺自然的进步”，是不恰当的。进步有两种，一是“真实之进步”，二是“虚伪之进步”。前者是“进步有限制”的，后者“进步无限制”。西方现在所谓的进步，造成了贫富对立，侵夺掠杀，无异于“操科学以杀人”，“率机器以食人”，是为“无限制”的“虚伪之进步”。“故现时代之新思想，在制止虚伪的进步，以矫正旧思想的错误”。[10]然而，陈独秀恰恰强调实用、效率与功利主义。他说：“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与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无非诳人之事，“一钱不值”；[11]而效率高低，更是“判断道德上善恶”的一个重要标准。[12]惟其如此，他不能容忍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在质疑《东方杂志》的16个“敢问”中，涉及功利主义问题的占了6个，足见其重视。陈独秀表示，“余固彻头彻尾颂扬功利主义者，原无广狭之见存”，[13]即强调无论广义与狭义的功利主义，自己一概拥护，这显然是绝对化了；至于他讲：“功之反为罪，利之反为害，《东方》记者倘反对功利主义，岂赞成罪害主义者乎？敢问”，[14]则更全然是意气之争了。此其二。
欧战动摇了“西方文化中心”论，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其重要表征即在于双方有识之士多肯定中西文化各有长短，当促进融合。罗素说：“我们的文明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人们一定希望看到两者逐渐结合在一起。”[15]杜威也说：“中国有数千年不断之旧文化，今又输入欧美之新文化。二者亟待调和，以适应于人之新环境。故世界各负有使新旧文化适合之责任及机会无过于今日之中国，无过于今日之北京大学。”[16]杜亚泉表达了同样的希望：“今日东西洋文明，皆现一种病的状态；而缺点之补足，病处之治疗，乃人类协同之事业，不问人种与国民之同异，当有一致之觉悟者也。”[17]但是，新文化运动主持者则多斥之为少数西方学者不负责任的言论，并强调欧战重新勾起了中国人的傲慢心。德人台里乌司氏以为辜鸿铭批评西方文明偏重物质文明而轻视了精神文明，不无道理，“吾人倾听彼之言论，使吾人对于世界观之问题，怅然有感矣”。陈独秀则斥之为“迂腐无知识”，并武断地指责台里乌司氏是崇拜君权的怪物：“在德意志人中，料必为崇拜君权反对平民共和主义之怪物。”[18]他显然没有注意到在德人的反响中，包含着耐人深思的历史合理性。此其三。
缘此可知，陈独秀所以攻击《东方杂志》，不惜给对方扣上有谋叛共和与图谋复辟嫌疑的大帽子，实缘于思想取向的对立和偏激，谓其有算计市场份额的动机，同样是低估了他。此次争论固然是打击了《东方杂志》，后者销量下降，被迫易帅，而《新青年》却进一步扩大了影响，但这仍不足以说明是陈独秀的“‘非观念’的动机”之奏效，而只能说明后者高扬科学与民主终究代表了时代的主潮和陈本人“定力”之可贵。恽代英曾认为，过激的刊物不足以动人，[19]他长时间坚持订阅《东方杂志》；但是，自1919年3月起，却转而订阅《新青年》，以为“阅《新青年》，甚长心智”，[20]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恽代英阅读兴趣的改变，原因不在陈独秀“杀手锏”的成功，端在恽代英自己的思想趋向了激进。1919年10月21日，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人家说我是过激派。其实，我很可惜俄国过激派的大试验不立根本于共产主义的上面，而立于集产主义上面，以至于用力多，成功少，结果或者还不免失败。这岂非大失着吗？”“只要能破除私产制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工作，废除金钱，便一齐解决了。这种主义，等过激派失败了以后，当更有价值呢。”[21]他的思想实较“过激派”有过之无不及，足见与“五四”前已不可同日而语。而时人转而肯定《东方杂志》易帅后的新气象，同样也说明了这一点：“《东方杂志》，这杂志要算是中国唯一无二的老杂志了。但这杂志虽老，近来很有维新的气象，每期里头，总有二三篇有价值的文字在那里发现。”[22]
[1] 《新青年》，第5卷3号，1918-09-15；第6卷2号，1919-02-15。
[2] 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288页。
[3] 陈独秀：《独秀文存》，95、98页。
[4] 胡适：《文学革命运动》，见胡明编：《胡适选集》，161～162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5] 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36～37页。
[6] 同上书，288页。
[7]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88页。
[8] 伧父：《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载《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1917-04-15。
[9] 徐志摩：《罗素又来说话了》，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23号，1923-12-10。
[10] 伧父：《新旧思想之折衷》，载《东方杂志》，第16卷第9号，1919-09-15。
[11] 陈独秀：《独秀文存》，8页。
[12] 同上书，58页。
[13] 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载《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02-15。
[14] 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记者》，载《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09-15。
[15] ［英］罗素：《中国问题》，153页。
[16] 杜威：《杜威在北大师生欢迎蔡元培校长回校大会上致词》，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09-22。
[17] 伧父：《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载《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1917-04-15。
[18] 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记者》，载《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09-15。
[19] 恽代英于1919年4月6日的日记中说：办刊物“若取过激标准，则与社会相去太远，易引起人骇怪之反感，即可以长进的少年，亦将拒绝不看”。见恽代英：《恽代英日记》，51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20] 恽代英：《恽代英日记》，528页。
[21] 恽代英：《恽代英日记》，646～647页。
[22] 王无为：《各地文化运动的调查——批评（中）·上海杂志界的文化运动》，载《新人》，第1卷第5号，1920-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