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公认“20世纪初，是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者飞跃前进的时期”，[1]但需要指出，此种“飞跃前进”并非径情直遂，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摇摆的过程。例如，是年3月陈独秀发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的问题》，文中既承认马克思主义“很有力量、价值”，同时，又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包医百病的学说”，“在我们学术思想进步上，在我们讨论社会问题上，却有很大的阻碍”。[2]而此期也正是梁启超、张君劢诸人游欧归来，《欧游心影录》发表和缘此反省现代性思潮迅速升温的时候。耐人寻味的是，这时的陈独秀对于反省现代性有了某种新的接近。这集中表现有三：
其一，重新肯定了人类情感的重要。欧洲反省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批评“理性万能”论漠视和压抑了人类的情感。倭铿指出：“思想本由精神生活原动力而来”，宗教改革完全说明了这一点。时大学问家艾勒司摩对教会弊端的认识不在路德之下，但改革之功不成于艾，而成于路，不是因为后者是大论理学家，其冷静潜思有胜于前者，而在于路德深感“良心之痛苦，有动于中，乃以宗教问题，视为一身分内事而奋起耳”。足见人生的成败得失，最终不在知识的考量，而在情感即精神生活。[3]陈独秀独尊理性，他说：“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尊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4]重科学固然是对的，但相信“人间思想云为，一遵理性”，却不免轻忽了情志的作用。梁漱溟认为，陈独秀诸人的思想没有超出西方18、19世纪思想窠臼，无非坚持走人生态度的第一路向。[5]1919年底，在北京举行的北高师学生李超女士的追悼会上，梁漱溟继蔡元培、陈独秀诸人之后发表讲话，他说：“大家要晓得人的动作，不是知识要他动作的，是欲望与情感要他往前动作的。单指出问题是不行的，必要他感觉着是个问题才行。指点出问题是偏知识一面的，而感觉他真是我的问题却是情感的事。”北京的许多妇女对追悼会的冷漠，反映了情感的麻木。他对陈独秀轻忽情感的作用不以为然：“陈先生省克人类占有性是消极的法子，这涵养与发挥情感是积极的道路。”[6]有趣的是，陈独秀事后接受了这个意见。1920年2月他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中用了很长的篇幅，专门谈人类情感的问题。他说：我们“要晓得情感底力量伟大”。支配中国人心的最高文化是伦理的道义，支配西洋人心的最高文化是希腊以来的美的情感和基督教信与爱的情感。二者的共同点，“都是超物质的精神冲动”。“知识理性的冲动，我们固然不可看轻；自然情感的冲动，我们更当看重。”对于缺乏情感的人，无论你对他如何讲爱父母、爱国家、爱人类，都是无法叫他向前行动的。他接着引用上述梁漱溟关于“单指出问题是不行的，必要他感觉着是个问题才行”的一段话，并说：“梁先生这话极有道理”。“新信仰是什么？就是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7]在这里，陈独秀不仅肯定了柏格森哲学的基本理念：“超物质的精神冲动”，而且肯定了梁漱溟关于必须更加看重人类情感作用的观点。
其二，重新肯定了宗教的价值。反省现代性的另一个重要论点，是批评西方理性主义摧毁了包括宗教在内传统的信仰与终极关怀，使人失去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谈到理性主义造成欧洲机械的宇宙观、人生观的后果时说：“大凡一个人，若使有安心立命的所在，虽然外界种种困苦，也容易抵抗过去。近来欧洲人，却把这件没有了。”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相信“科学万能。”“科学昌明以后，第一个致命伤的就是宗教。”既然所谓宇宙大原则，就是包括内外生活在内，一切都归到了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人生是机械的命定的，所谓理想、信仰与精神生活，都成了毫无意义，“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8]陈独秀在“五四”前也恰恰是全然否定宗教的。在他看来，孔德分人类进化为宗教、哲学、科学三大时期，足见宗教已无存在的价值；相反，国有与立，宗教与之水火不容，“非必去宗教即不可以立国”。[9]他强调，“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若论及宗教，愚一切皆非之”。[10]在他看来，道理很简单：宇宙间只有两大法则，即“自然法”与“人为法”，前者是“普遍的、永久的、必然的”，属于科学范围；后者则是“部分的、一时的、当然的”，属于宗教道德法律范围。但是，随着科学日渐发达，“人为法”必然为“自然法”所涵盖，“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此非吾人最大最终之目的乎”？他对蔡元培“以美术代替宗教”论，不以为然，主张当“以科学代宗教”，开拓人类真实的信仰。[11]为此，俞颂华与蔡元培曾先后致书陈独秀，表示了异议。[12]但是，“五四”之后，陈独秀对宗教的看法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转而重新肯定宗教的价值。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中，他告诫人们：宗教关乎人类的信仰与精神生活，有益于社会的安定。所以，宗教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宗教的利益”不容“轻视”。基督教并没有破产，相反，“我以为基督教是爱的宗教”，对此人们要重新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基督教的根本教义，“科学家不曾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13]1920年4月，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更进了一步，甚至公开承认自己及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在宗教问题上犯了“一桩大错”。他说：对于人类的行为，“知识固然可以居间指导，真正反应进行底司令，最大的部分还是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叫他浓厚、挚真、高尚，知识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底力量大。知识和本能倘不能相并发达，不能算人间性完全发达”。“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14]如前所述，陈独秀是极具定力与霸气，因而绝不轻易认输的人，但他现在却公开承认新文化运动反对宗教“是一桩大错”，并表示自己愿意做“首先认错的一个人”，这不仅说明，陈独秀对于宗教，显然已改变了原来简单否定的态度，而且也反映出了他的性格中率真坦诚的一面。
其三，对欧洲19世纪理性主义思潮第一次作了反省。他在《自杀论》中说：新思潮有光明也有黑暗，故欧洲的近代思潮也可以导致杀人。[15]他将欧洲思潮的趋势，按古代、近代、最近代，列出示意表。其中，在“近代思潮”下，列有：“唯实主义”、“本能的”、“地上的”、“物的”、“现世的”、“科学万能”、“现实”、“唯我”、“客观的实验”，等等；与此相应，在“最近代思潮”下，则列有：“新唯实主义”、“情感的”、“人生的”、“人的”、“现世的未来”、“科学的理想万能”、“现实扩大”、“自我扩大”、“主观的经验”，等等。这里实际上已指出了欧洲19世纪末以来，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思潮消长的信息。如果说，这尚嫌抽象；那么，陈独秀紧接着的一长段总结，就是十分清楚的了：
古代的思潮过去了，现在不去论他。所谓近代思潮是古代思潮底反动，是欧洲文艺复兴底时候发生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算是他的全盛时代，现在也还势力很大，在我们中国底思想界自然还算是新思潮。这种新思潮，从他扫**古代思潮底虚伪，空洞，迷妄的功用上看起来，自然不可轻视他；但是要晓得他的缺点，会造成青年对于世界人生发动无价值无兴趣的感想。这种感想自然会造成空虚，黑暗，怀疑，悲观，厌世，极危险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也能够杀人呵！他的反动，他的救济，就是最近代的思潮，也就是最新的思潮；古代思潮教我们许多不可靠的希望，近代思潮教我们绝望，最近代思潮教我们几件可靠的希望；最近代思潮虽然是近代思潮底反动，表面上颇有复古的倾向，但他的精神，内容都和古代思潮截然不同，我们不要误会了。
陈独秀强调“近代思潮”源于文艺复兴，它是“古代思潮底反动”，于19世纪末达到全盛。这无疑指的就是欧洲18世纪以来凯歌猛进的理性主义。所谓“近代思潮教我们绝望”，它造成了“极危险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也能够杀人”，反映的正是对理性主义的反省。在新文化运动的主持者中，还没有一个人能像陈独秀这样进行反省：坦陈自己倡导的新思潮源于欧洲19世纪的“近代思潮”即理性主义，而现在此种思潮已暴露了自己的“黑暗”，正为最新的思潮所代替。他还指出，我们正面临着的思想变动的时代，虽不免于风险，却是很可乐观的时代。“主张新思潮运动的人，却不可因此气馁，这是思想变动底必经的阶级；况且最近代的最新的思潮，并不危险，并无恐怖性，岂可因噎废食？”这较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仅将新思潮归结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而缺乏对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反省和与时俱进的前瞻，显然要更深刻得多。
梁漱溟毕竟是敏感的，他注意到了陈独秀上述思想的变化。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陈独秀是一直坚持西方文化第一路向的，但是近来“陈先生自己的变动已经不可掩了”。因为在《论自杀》中，他承认“最近思想”与“近代思想”多相反，“我们看，他以前的思想就是他此处所说的近代思想，那么陈先生思想的变动不是已经宣布了吗？”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中，他复承认人类感情的重要，以为以前单讲开发人的思想理路之不对，“因此他着眼能作用的情感的宗教而想来提倡宗教”。不仅如此，他还公开肯定自己在李超女士追悼会上强调人类情感的重要，以为“这话极有道理”。[16]梁漱溟的觉察自然并没有错，但是，这里有三个问题：
其一，陈独秀在《自杀论》中明确指出：“最近代最新的思潮底代表，就是英国罗素底新唯实主义哲学。”[17]罗素的分析哲学重理性，自然不同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但在20世纪初，罗素却是反省西方文明同样重要的学者，在这一点上，二者存在共同点。“人类行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照罗素看起来，便是鼓动本能力量顶大的‘冲动’。”“罗素从前虽然主张理智万能，但察看欧战发动的原因，总觉得理智的力量不及冲动的力量大。”他认为，人类在理智外存在两种本能的“冲动”：“创造冲动”与“占据冲动”，重要的问题是扩大前者而抑制后者。[18]罗素战后在中国讲学，强烈批评西方近代文明趋重物质文明和机械的人生观，是酿成欧战的一大祸根，并主张中西文化互补融合。在梁启超、梁漱溟诸人的心目中，罗素讲“创造冲动”与柏格森、倭铿讲“生命冲动”是相通的，都反映了西方对现代性的反省。梁启超说：孔子讲“知不可而为之”与老子讲“为而不有”，二者“与欧洲近世通行的功利主义根本反动”。罗素区分人类冲动为“占有冲动”与“创造冲动”，对此“解释的很好”，他“提倡人类的创造冲动”，合乎孔子、老子的思想，就是要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19]也正因为如此，梁漱溟认为，陈独秀的思想变动反映了对自己从来服膺的“近代思潮”即理性主义或现代性的反省，在逻辑上也并没有错。
其二，陈独秀既然认欧洲反省“近代思潮”的正确方向，是以“最近代最新的思潮”即罗素的新唯实主义为代表，这便与上述他既认马克思主义有价值，却又说它非“包医百病的学说”，相互补充，进一步生动地说明了，此期的陈独秀虽然正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但这是一个摇摆的过程。
其三，此期陈独秀的思想虽然在反省“近代思潮”的基础上，正酝酿着重大的变动，但也仍有两个“未变”：一是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未变。陈独秀虽然认同梁漱溟的观点，重新肯定了人类情感的重要性，但是，他却将梁漱溟的本意加以颠倒，强调中国文化过于重理性，西方文化才真正重情感：“（中国文化重道义）道义的行为，是知道为什么应该如此，是偏于后天的知识；（西方文化重情感）情感的行为，不问为什么，只是情愿如此，是偏于先天的本能。”道义的本源虽也出于情感，“但是一经落到伦理的轨范，便是偏于知识理性的冲动，不是自然的纯情感的冲动”。所以，他又坚持说：中国社会麻木不仁，甚至连自杀这样的坏事都不可多得，究其原因，恰恰也在于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缺乏此种人类应有的情感。他说：“是中国底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不但伦理的道义离开了情感，就是以表现情感为主的文学，也大部分离了情感加上伦理（尊圣、载道）物质的（纪功、怨穷、诲**）彩色；这正是中国人堕落底根由，我们实不敢以‘富有情感’自夸。”陈独秀主张，为了补救这个缺点，国人应转而信仰基督教，以便“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20]二是相信“科学万能”论未变。“五四”前，陈独秀就强调人类“一切苦乐善恶，都为物质界自然法则所支配”；[21]“五四”后则更甚。他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说：“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别种应该入我们东洋的文化”。[22]1921年6月，他与人书说：不但中国，全世界都只应该专门研究科学，因为现在“已经不是空谈哲学的时代了”。西洋自苏格拉底以至杜威、罗素；印度自邬婆尼沙六师以至达哥尔；中国自老子、孔子以至康有为、章太炎，“都是胡说乱讲，都是过去的梦话”。今后我们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23]这与他自己说的“以科学代宗教”或邓中夏主张“以科学代替哲学”，[24]一脉相通，都不脱“科学万能”论。1923年，陈独秀总结“科玄之争”说：“所以我们现在所争的，正是科学是否万能问题。……毕竟证明以科学之威权是万能的，方能使玄学鬼无路可走，无缝可钻。”[25]此时，他强调服膺唯物史观，同时却又固执地宣称自己是主张“科学万能”论者。这说明，他既未真正理解反省现代性的意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把握，也尚未真正到位。
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1923年的“科玄之争”，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完整的历史时期。其间，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19世纪末以来欧洲现代思潮的深刻变动，也缘此愈趋鲜明。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其超人的敏锐与非凡的定力，集中表现为：“五四”前，在认明中西方国情差异的基础上，他选择了欧洲19世纪理性主义的思路，借重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某些论点，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却拒绝照抄欧洲的现代性反省，从而成功地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洪波巨浪；“五四”后，则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得以反省欧洲“近代思潮”即19世纪的理性主义，转而皈依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了个人思想上新的飞越，并直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宣传社会主义新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五四”后反省“近代思潮”存在的“黑暗”，并重新肯定了反省现代性的某些重要观点，诸如重视人类情感的作用与宗教的价值等等。这本身即说明了，在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某种共同点。但是，陈独秀毕竟对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缺乏足够的理解与重视，他虽转向了唯物史观，却依然未脱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和固守“科学万能”论，就反映了这一点。与此相反，梁启超、梁漱溟诸人虽然都同情社会主义，却是皈依了现代性反省。他们获得了新的思想支点，也因此得以开拓诸如反省西方近代物质文明、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关系及主张独立发展民族新文化、实现东西文化融合以助益世界，等等，广阔的思维空间，和表现了同样巨大的历史合理性。也因是之故，他们与陈独秀等人间的分歧与辩难，相反相成，实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内驱力。
要言之，战后欧洲反省社会文化危机的两大取向，即社会主义与反省现代性，都影响到了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多关注前者，这是必要的，且成果丰硕；但于后者，实未予应有的重视。如前所述，从反省现代性的视角透视陈独秀，显然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和全面地理解与把握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整个新文化运动。
[1]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179页。
[2] 陈独秀：《独秀文存》，288页。
[3] 君劢：《倭伊铿精神生活哲学大概》，载《改造》，第3卷第7号，1921-03-15。
[4] 陈独秀：《独秀文存》，9页。
[5] 梁漱溟说：陈独秀诸人是“顶能认清而秉持西方文化的”，他们的思想主张“全部都是与西方十八、十九世纪思想一般无二”。（《梁漱溟全集》，第1卷，513页）
[6]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4卷，578、579页。
[7] 陈独秀：《独秀文存》，281～283页。
[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3），10～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9] 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17页。
[10] 陈独秀：《独秀文存》，91、674页。
[11] 同上书，91页。
[12] 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
[13] 陈独秀：《独秀文存》，278、280、286页。
[14] 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513～514页。
[15] 陈独秀：《自杀论》，载《新青年》，第7卷2号，1920-01-01。
[16]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514～515页。
[17] 陈独秀：《独秀文存》，277页。
[18] 高一涵：《罗素的社会哲学》，载《新青年》，第7卷5号，1920-04-01。
[1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7），60、68页。
[20] 陈独秀：《独秀文存》，281～282页。
[21] 同上书，125页。
[22] 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512页。
[23] 陈独秀：《独秀文存》，820页。
[24] 邓中夏说：“自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达之后，哲学的地位，已经被这些科学取而代之了。”“所以我的意思，哲学已是‘寿终正寝’，索性把哲学这一个名词根本废除，免得玄学鬼像社鼠城狐一样，有所凭借，有所依据。”（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177页）
[25] 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