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即欧战之前，《东方杂志》就连续发表了章锡琛、钱智修、杜亚泉诸人著译的《新唯心论》、《现今两大哲学家学说概略》、《精神救国论》等文章，最早向国人初步报道了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包括以柏格森、倭铿为代表的生命哲学的兴起。随着欧战的发生，此类信息愈益增多，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真正传入中国并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实在欧战结束之后，尤其是在1920年初梁启超诸人游欧归来之后。其重要的表征，是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的发表。作者在文中以其别具魅力的笔触，通过“学说影响一斑”、“科学万能论梦”、“思想之矛盾与悲观”诸目，对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作了生动有力的评介，影响很大。此后二三年间，反省现代性思潮在国人中不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业已形成了不小的热潮。1923年爆发的那场有名的“科玄之争”，则表明此一思潮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1]
耐人寻味的是，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开篇大作，即陈独秀的名文《敬告青年》，其立论却是借重了尼采、柏格森诸人。例如，在是文的“自主的而非奴隶的”标题下，他写道：“德国大哲尼采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在“进步的而非保守的”标题下，他又写道：“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之创造进化论所以风靡一世也”；在“实利而非虚文的”标题下，他又这样说：“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这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2]在这里，陈独秀不仅强调生命哲学的代表性人物柏格森、倭铿，为“当代大哲”，而且提到他们“不以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问题”，说明他对西方反省现代性的生命哲学也十分关注，故能在开篇大作中刻意征引。1916年陈独秀在《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一文中，发挥俄国化学家、190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阿斯特瓦尔特（今译为奥斯物瓦尔德）的“精力法则”理论，[3]使自己对生命哲学的借重更带上了理论化的色彩。阿斯特瓦尔特在物理学发现的物质不灭与能量守衡定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自己的“精力法则”理论。他认为，宇宙可以看成是“精力大流之总和”，人类文明发展之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吸取此种宇宙“精力”之能力。物质不灭与能量守衡定律是宇宙第一法则，而“购求利用精力之法，关系于世界文明，至为紧要”，则是第二法则。陈独秀据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19世纪是科学的时代，盛行机械的宇宙观，强调构成宇宙的要素无非有二：物质与运动。万物皆成于原子，原子不可分，且具有永久存在性。各原子在同一时间依同样的速度，向一定的方向运动。此种不可更改的宇宙运行规则，构成了世界的“第一法则”。人类若简单遵循宇宙的此一法则，那是“误解机械说及因果律”，消极自画，文明不能发展。所以，还“必待第二法则以补其缺憾”，这就是要努力奋进，“时时创造，时时进化，突飞猛进”。也正因为如此，阿斯特瓦尔特置重第二法则，以说明生命及社会现象，实较物质不灭与能量守衡定律所代表的第一法则更显重要，开启了20世纪新时代的先河。而柏格森生命哲学与之“同声相应”，恰为阿斯特瓦尔特创意的第二法则，提供了博大精深的哲学基础：“法兰西数学者柏格森氏与之同声相应，非难前世纪之宇宙人生机械说，肯定人间意志之自由，以‘创造进化论’为天下倡，此欧洲最近之思潮也。”[4]陈独秀不仅借重生命哲学，而且指出它是代表非难欧洲19世纪盛行的机械宇宙观负面影响的一种最新思潮。
现在的问题是，陈独秀最初接触西方反省现代性的生命哲学始于何时？上述《东方杂志》早在1913年即对此思潮有所评介，从逻辑上说，似乎当始于是年的《东方杂志》，但事实上不太可能。因为自1912年起，陈独秀即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公务缠身；次年复因参加“二次革命”遭通缉，凄凄惶惶，逃亡上海，生计无着，“静等饿死而已”，“急欲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5]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大概无暇也无心关注欧洲思潮的变动及翻检《东方杂志》。若推测不错，他最初关注此一思潮当在1914年7月应章士钊之邀，赴日协助编辑《甲寅》杂志之时。其根据有二：一是其时生命哲学正风靡日本，“关于此两学者（指柏格森与倭铿——引者）之译本及解说、批评诸著述，不下数十种。大概中学生徒，已无不知有创造进化精神生活诸名义”；[6]二是章士钊与同在《甲寅》杂志社的李大钊，都是生命哲学的热心倡导者，尤其是章稍后曾在日本中国留学生的“神州学会”，作题为《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的演讲，敦促人们关注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及其风靡世界的生命哲学。陈嘉异曾谈到，自己最初了解生命哲学，也正是得益于章士钊的赠书。[7]陈独秀与章友善，又同在日本编辑杂志，受环境与章等人的影响，是时他开始关注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及其生命哲学，此种推断应是可信的。
毫无疑义，陈独秀的《敬告青年》重在倡言科学与民主，故全文强调自主、进取与实利，突出的乃是理性精神。但是，是文立论却借重了生命哲学，这既非误读，也不是有意典解，而是积极地吸纳了柏格森哲学中富有活力的一面。柏格森哲学强调，宇宙万物的生成与发展，端在生命的冲动与创造。人类因自由的意志和生命的冲动，日日创造，浸成日日进化。故其哲学又称“动的哲学”。柏格森在《创造的进化论》中说：“吾人实与全宇宙相浑一，全宇宙乃不可分之动力。抗乎物质而前进，一切生物息息相关，乃一大动力耳。奋勉前驱，勿论遇何障碍，甚至于死，概有力冲破而越过之也。”[8]他强调意志、精神超越物质的意义，倡导行动、奋进的人生，在大战前后人心思变的欧洲，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法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更趋之若鹜。“以‘解放者’著称的柏格森，变成了‘使西方思想摆脱19世纪科学宗教的救世主”。“柏格森借助消除‘决定论者的噩梦’而‘解除了整个一代人的痛苦”。[9]中国的志士仁人也同样看重生命哲学倡导行动与奋进的意义。章士钊指出，柏格森的创造进化不同于达尔文，后者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调的是四周境遇的约束，人不能自主。而前者则不然，“谓吾人活动力（活的动力），自由创造，无所谓天择。由柏氏之说以观，吾人于生活的前途实有无穷发展的境地，而一切归本于活动”。柏格森、倭铿“皆以积极行动为其根本观念。吾人就此可得的教训，即在此四字”。[10]张君劢后来也回忆说：当年所以皈依非理性主义，是因为“此派好讲人生，讲行动，令人有前进之勇气，有不断之努力”。柏格森强调“惟有行动，惟有冒险，乃能冲破旧范围而别有新境界之开辟，此生物界中生命大流所以新陈代谢也。……此反理智哲学所以又名为‘生之哲学’，在主张奋斗者之闻此言，有不为之欢欣鼓舞不止者乎？”[11]
当然，并非仅是上述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章士钊诸人，才看到了生命哲学积极的一面；在新文化运动主持者中，除了陈独秀，其他一些人也多注意到了。早在1915年，李大钊就在《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中，引用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的学说，倡言自觉奋进的精神（下文还将具体谈到）。其后发表的《“晨钟”之使命》、《今》诸文，也仍在借重柏格森学说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直觉”、“生命”、“生命的冲动与创造”、“动力”、“意识流转”等等。例如，他在《今》中写道：“照这个道理讲起来，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宇宙即我，我即宇宙。”[12]很显然，这里表述的仍然是柏格森“动的哲学”。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2号还刊有刘叔雅译的《柏格森哲学》，译者在“识”中高度评价柏格森、倭铿的学术成就，并谓“而吾国学子鲜有知其名者，可哀也”。当然，最典型的自然要数胡适，他径直借用了尼采的名言来概括新思潮的意义。他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13]不过，从总体上看，新文化运动的主持者们虽借重了柏格森诸人的某些论点，但对整个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却是采取了淡化与抵拒的态度，随着此一思潮愈益东渐，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他们的这种态度也变得更加鲜明。上述《柏格森哲学》仅是《新青年》译介生命哲学唯一的一篇文章，此后则销声匿迹了。不仅如此，胡适诸人还公开贬抑柏格森哲学。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长文中，明显有意贬抑柏格森学说的价值。他强调，柏格森的所谓“直觉”，无非源于经验，这是包括杜威在内的许多学者多已言及的事，足见其学说近于“无的放矢”了。胡适刻意将柏格森为代表的“反理智主义”，列为“晚近”的“两个支流”之一。他说：“我也知道‘支流’两个字一定要引起许多人的不平。”[14]丁文江更为之推波助澜，借罗素在北京的牢骚话，贬损柏格森：他的盛名是骗巴黎的时髦妇人得来的。他对于哲学可谓毫无贡献；同行的人都很看不起他。[15]实际上，罗素本人在他的名作《西方哲学史》中，对柏格森有很高的评价，称他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他说：“我把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讲得比较详细，因为它是对理性反抗的一个极好的实例，这种反抗始于卢梭，一直在世人的生活和思想里逐渐支配了越来越广大的领域。”[16]英国学者彼得·沃森则在其《20世纪思想史》中强调说：“柏格森很可能是20世纪头10年最被人们理解的思想家，1907年后，他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17]事实上，是时杜威在华讲学，其中重要一讲《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就强调柏格森是三大家之一。所以，相较之下，胡适诸人的观点，明显有失褊狭。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取向是高扬理性主义，其与反省现代性思潮之间方枘圆凿，是显而易见的。不过，陈独秀不像胡适，没有公开贬抑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及反省现代性，但他强调中国国情不同，不可能简单照搬。1917年初他在《答俞颂华》中论及宗教与精神生活问题时，这样说道：“近世欧洲人，受物质文明反动之故，怀此感想者不独华、爱二氏。其思深信笃足以转移人心者，莫如俄国之托尔斯泰，德国之倭铿。信仰是等人物之精神及人格者，愚甚敬之。惟其自身则不满其说，更不欲此时之中国人盛从其说也（以中国人之科学及物质文明过不发达故）。”[18]所谓“近世欧洲人，受物质文明反动之故”，转而重新思考宗教与精神生活的问题，再次说明陈独秀注意到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但是，他强调自己虽然对托尔斯泰、倭铿等反省现代性者的信仰与人格表示敬意，却并不赞成他们的主张，尤其反对中国推行此种理论，因为道理很简单：国情不同，“以中国人之科学及物质文明过不发达故”。这一认识十分重要，它反映了陈独秀对于欧洲现代思潮的自觉选择。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便不难看出，有的论者就未免低估了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初衷。有论者说：“今人的视线，早被‘一代名刊’的光环所遮蔽，甚少注意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创刊号首篇《敬告青年》，“论旨其实十分空泛”，“可以说，早期《新青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以青年为拟想读者的普通杂志”。[19]实则，要对古人有了解的同情，需回到原有的语境。1914年7月重返日本的陈独秀，是处于悲观、愤激、求索复又迷茫的心绪中。是年底他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以为“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愤激过度，非难爱国，不免引起了争议；但他强调，真正爱国必须和追求国人民主权利的自觉心相结合，却是反映了冷峻与深刻。《陈独秀传》的作者说：“《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使人们深切地感到作者为追求民主而激烈跳动的脉搏，民主至上，而人民又缺乏民主觉悟，这种强烈的追求与深切的认识，使人们不禁意识到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青年》杂志，已在母腹中蠕动，……”[20]此言自有根据，但稍嫌简单。这里可以进一步提出两个问题，以丰富其内涵：
其一，陈独秀思想的转变与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其时同在《甲寅》的李大钊，不赞成陈的悲观情绪，他专门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回应陈独秀。是文虽对陈爱国的本意表示理解，但也批评“文中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同时，复特别征引强调意志自由与行动、奋进的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为激励：“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灭。挽近公民精神之进行，其坚毅足以壮吾人之意气人类云为，固有制于境遇而不可争者，但境遇之成，未始不可参以人为。故吾人不得自画于消极之宿命说（Determinus），以尼精神之奋进。须本自由意志之理（Theory of free will），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适于所志，则Henri Bergson氏之‘创造进化论’（Creartive Evolution）尚矣。”[21]既然如上所述，陈独秀接触生命哲学始于日本，李大钊（应当还有章士钊）复极力藉之以为鼓励，而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首篇文章《敬告青年》的立论，恰恰又反复借重了柏格森诸人，倡言自主、进步、进取、实利与科学；由此可知，陈独秀由消极悲观到最终奋起创办《青年杂志》，决心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洪波巨澜，其间思想的转变也受到了生命哲学的影响，是合乎逻辑的事情。
其二，陈独秀曾对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22]联想到《青年杂志》主张科学与民主，强调“新旧思潮之大激战”、“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始终高扬理性主义的旗帜；陈独秀虽借重了生命哲学的某些论点，却又明确指出，中国科学与物质文明过于落后，西方非理性主义的现代性反省不适于中国国情，这一切不正说明了：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确有“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吗？也惟其如此，归根结底，不到十年，果然令“全国思想都全改观”的《青年杂志》，即便是在早期，也就与“普通杂志”不可等量齐观了。
[1] 章锡琛等的三文，分别见《东方杂志》，第9卷第8号、第10卷第1号。已有拙稿待发表，这里不再赘述。
[2] 陈独秀：《独秀文存》，5、8页。
[3] 所谓“精力”（Energie），今译“能量”。
[4] 陈独秀：《独秀文存》，55～56页。
[5]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61页。
[6] 行严：《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载《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1917-12-15。
[7] 陈嘉异：《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完）》注50，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2号，1921-01-25。
[8] 转引自张君劢：《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载《东方杂志》，第40卷第17号，1944-09-15。
[9] ［英］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74页。
[10] 行严：《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载《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1917-12-15。
[11] 张君劢：《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载《东方杂志》，第40卷第17号，1944-09-15。
[12]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95～96页。
[13]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全集》，第1卷，692页。
[14] 胡适：《胡适全集》，第2卷，384、381页。
[15]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见《科学与人生观》，17页。
[16]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346页。
[17] ［英］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72页。
[18] 陈独秀：《独秀文存》，674页。
[19]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载《近代史研究》，2007（1）。
[20]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94页。
[21]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31页。
[22]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879—194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