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编

第七章 陈独秀与反省现代性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曼海姆曾作这样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和生命主义的实在概念都来源于同一种对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反抗。”“尽管一些历史学家一直企图用浪漫主义、反理性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批判现代派以至文学现代派等术语来描述这一感情的种种表现。”[1]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一种浪漫主义，可不置论；但他强调其时欧洲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以生命哲学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的反省现代性两种取向，却是正确的。

欧战创深痛巨，使许多欧人对西方文化失去了信心，悲观的论调渐起，出现了“理性危机”。自19世纪末以来便陷入衰微的理性主义，进一步衰堕了：“欧洲释放出来的科学和技术的威力似乎是他们不能控制的，而他们对欧洲文明所创造的稳定与安全的信仰，也只是幻想而已。对于理性将要驱走残存的黑暗，消除愚昧与不公正并引导社会持续前进的希望也都落了空。欧洲的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是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2]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所谓“理性危机”，说到底，无非是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破产；因之，消除欧洲社会危机的根本出路，端在通过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人类社会引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此一取向导引的结果。反省现代性者，则服膺非理性主义。所谓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一些西方现代学者从唯心论出发，将问题归结为理性对人性的禁锢，以为近代西方沉湎于“科学万能”，崇尚机械的人生观和物质的利益，导致精神家园荒芜，终至于酿成大战的惨剧；因而将目光转向人的内心世界。他们更强调人的情感、意志与信仰。尼采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被认为是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兴起的宣言书。20世纪初，以柏格森、倭铿等人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强调直觉、“生命创化”与“精神生活”，风靡一时，是此一思潮趋向高涨的重要表征。非理性主义虽不脱唯心论的范围，存在自身的缺失，但是，“柏格森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一种自我反省”。[3]它对西方现代性的反省，仍有自己的合理性。

新文化运动与欧战相辅而行，它不可能不受欧洲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如何接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最终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已有系统的研究，人多耳熟能详；但它与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关系如何，迄今尚付阙如。事实上，忽略了后者，我们对于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理解与把握，就不可能是准确的。作者对于反省现代性思潮之东渐已有专论，[4]本文拟以陈独秀为中心，进一步探讨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

[1] 转引自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7页。

[2] ［美］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下卷，454～455页。

[3] 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340页。

[4] 参看拙文：《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载《历史研究》，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