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后，“新文化运动”概念的产生及其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热烈讨论，不仅反映了时人对“五四”前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理解与把握，而且也反映了此前未曾正名的“新文化运动”已超越单纯追求思想解放的范畴，跃进到了探求社会改造，谋求“直接行动”的阶段。正是在这个更加完整的意义上，我们说，新文化运动构成了其后中国大革命勃然兴起的思想先导。
这场讨论参与的报刊甚多，持续的时间长，它有力地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声势与影响。时人将身在其中的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概括为“社会改造运动”，并强调其思想的指导与批判的锋芒，是科学、民主与“重新估价一切”的“评判的态度”，也不仅十分准确，而且难能可贵。讨论探讨了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现实政治的关系以及中国的根本出路等重大的问题，并逻辑地引出了新文化运动发展的三大取向：普及文化、提升学术与转向社会革命。从其后的历史发展看，三大取向虽不应等量齐观，但无疑都有自己的历史合理性。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社会革命取向，其最终的善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固不待言；但前二者的历史合理性也不应轻忽。陈独秀当年的意见是对的：肯定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的区别，绝不意味着可以轻忽文化运动的意义以及创造民族文化的伟大和它的艰巨性。“一个人若真能埋头在文艺、科学上做工夫，什么妇女问题、劳动问题，闹得天翻地覆他都不理，甚至于还发点顽固的反对议论，也不害在文化运动上的成绩”。[1]准此以观，新文化运动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潮流，加速了白话文、新文学以及教育与科学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其于中国新文化的普及，可谓功莫大焉。胡适推动的整理国故运动，如何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与发展，在当时即有很高的评价。1924年潘公展在《东方杂志》20周年纪念号上发表长达三万字的长文，对新文化运动有全面的评点，其中说：“（整理国故）未始不足为东西文化开一沟通之路，造一熔铸之炉。果尔，中国新文化运动之价值，又不当仅凭中国学术界所受之影响而估计，世界文化之别有天地，亦未始不赖乎此也。”[2]近年来学术界对此已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同样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要言之，历史发展是多样性的统一。新文化运动不仅催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善果；而且，从长时段看，新文化运动依文化发展自身的逻辑，沿着普及与提高两个向度即纵深发展，终至成为常态，实有力地奠定了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基础；从广阔的视野看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可以说，它同样为中国现代文明政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长期起作用的“非政治的”即文化思想的基础。
当然，讨论也存在着局限。从总体上看，这主要表现为，对许多问题的讨论尚不充分，缺乏深入的探究；更没有形成诸如“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这样一些集中、系统和壁垒鲜明的激烈争论，从而制约了讨论的广度与深度。但是，尽管如此，重要的问题在于，这场讨论毕竟提出了新的概念和一系列重大的问题，有力地展拓了国人的心胸与视野。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在论及西方自由理想的形成史时说：“人类新概念、人类道路观——这是一条前所未有的既宽阔又明晰的大道。人们不是偶然和突然地达到这一概念的，也不是纵身一跳或振臂高飞就进入这条道路的，而是靠全部经验和哲学在其百年工作中解决才实现的。”[3]“五四”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捩点，它既表现为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换，同时也表现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更加自觉地向现代学术文化的转型。这些固然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国人于此最终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概念”、“道路观”，无疑又是与“五四”后这场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热烈讨论分不开的。
[1] 陈独秀：《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见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119页。
[2] 潘公展：《从世界眼光观察二十年来之中国》，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01-10。
[3] ［意］克罗齐：《十九世纪欧洲史》，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