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在否定文革中‘女’人的男‘性’化的过程中，又有人矫枉过正，表述了一种近似本质主义的思想：由于‘女’‘性’是人类生命的直接创造者和养育者，因而对生命有着本能的热爱，这种热爱生命的天‘性’，使‘女’‘性’具有了独特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心态现代工业社会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常常使人忘记了人是生物这一点，而生物离开生物‘性’活动，就不可能获得幸福。不是所有站都是第一言情首发，搜索你就知道了。如果男‘性’文比将使生命变成机械并使其遭到毁灭，‘女’‘性’就必须履行自己作为生命的创造者和养育者的职能，发挥母‘性’和‘女’‘性’独特的社会作用。这类思想的本质主义表现在几个方而：首先，它假定由于‘女’‘性’能生育，就本能地热爱生命？可是男人也为生命贡献了‘精’子，也是生命的直接创造者，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对生命本能的热爱呢？其次，它候定男‘性’文化将生命变成机械，‘女’‘性’文化强调人的生物‘性’，这是缺乏证据的。此类说法同西方有人将男‘性’同文化联系在一起、将‘女’‘性’同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想法如出一辙，而这种划分是本质主义的。
这种本质主义的‘性’别观念深人到社会意识中，有时甚至以科学知识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前所述，人们在分折男‘女’两‘性’待质上的差异时都相信5‘女’‘性’逻辑思维不如男‘性’；‘女’‘性’重感情，男‘性’重理‘性’等等。‘女’‘性’是否比男‘性’更重感情？人们以为这是一个先验的事实，其实它却存在着极大的疑点。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现念，没有实验的证据可以证明，‘女’‘性’比男‘性’更重感情；毋宁说，人类中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重感情，但是前者不一定是‘女’人，后者亦不一定是男人。换言之，有些男人是重感情的，也有些‘女’人是不重感惰的。把重感情当作‘女’‘性’整体的特征是错误的；雨把它当成是天生如此更是本质主义的。
中国的传统‘性’别观念与西方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在于，西方人往往把男‘女’两‘性’的关系视为斗争的关系，而中国人则长期以来把男‘女’关系视为协调互补的关系。‘阴’阳调和、‘阴’阳互补这些观念一直非常深入人心。但是，这并不能使中国人摆脱本质主义的立场，即把某些特征归为男‘性’气质；把另一些特征归为‘女’‘性’气质，前且认为这些气质的形成都是天生的。后现代‘女’权主义反对本质主的立场对于上述文化理念来说是颇具颠覆‘性’的，因为它根本否认所谓男‘性’与‘女’‘性’的截然两分。对于深信‘阴’阳两分的中国人来说，这一立场是难以接受的，甚至比西方人更难接受。这倒颇像法国和英国革命史上的区别：法国压迫愈烈，反抗愈烈，双方势不两立，结果是流血革命，建立共和英囯温和舒缓，双方不断妥协退让，结果是和平的光荣革命，保留帝制。在两‘性’平等的进程中，西方‘女’权主义‘激’昂亢奋，声‘色’俱厉，轰轰烈烈，富含对立仇视情绪；而中国‘妇’‘女’运动却温和舒缓心平气和，柔中有刚，一派和谐互补气氛。伹是在我看来，也正因为如此，若要中国人放弃本质主义的观念，恐怕比西方更如艰难，需要更长的时间。
关于‘性’与‘**’秽‘色’情品问题
60年代以来，‘性’的问题逐渐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成为一个公众和学术活语的题目；到了80年代，‘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论争的题目，又是大众文化中随处可见的因素。‘性’问题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例如，与家庭有关的‘性’。‘性’行为本身；‘性’与母‘性’；生育控制；堕胎与生育权利；‘性’作为商品一一卖‘**’业与‘色’情业等等。对于‘女’权主义来说，有关‘性’的问题地位尤其特殊，因为‘性’是‘妇’‘女’研究的一个主要自变量。
在‘性’的问题上，西方‘女’权运动分化为两个阵营——‘激’进派和自由派，它们的论争引起了人们对两个问题的关注，一个是‘妇’‘女’运动与‘性’自由的关系；另一个是‘妇’‘女’运动内部差异所具有的含意。‘性’与两‘性’不平等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女’权主义内部最富争议‘性’的问题。大多数‘女’权主义者都认为，男‘性’在经济和社会上的权力影响到他们与‘女’‘性’的‘性’关系；‘女’人在‘性’的权利和权力上与男人是不平等的；双重标准的问题普遍存在。‘妇’‘女’运动向传统的‘性’观念提出挑战。传疣‘性’观念认为，如果一个男人与许多‘女’人有‘性’关系，那么他只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可如果一个‘女’人同许多男人有‘性’关系，她便失去了身份和尊严。这种男‘女’双重标准对‘女’人显然是不公平的。此外。‘妇’‘女’运动最常提到的一个要求是，男人不应当把‘女’人当作仅仅是一个‘性’对象。‘女’权主义向畀‘性’压迫与‘女’‘性’屈从的秩序挑战：过去一向是男人控制‘女’人的‘性’，男人播种，‘女’人则应准备接受痛苦，被耕耘，被穿透；男人就像拥有土地和財产一样，也拥有妻子的‘性’、生育能力以及她‘子’宫的产品。‘女’权主义关于‘性’机制是如何导致压迫的问题有大量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麦金农有一个相当惊世骇俗的说法，她说：作一个‘女’人就是作一个被‘操’的人。男人‘操’‘女’人；主语一动词一宾语：在她看来，这就是‘女’人最现实的状况，这就是这个杜会中在‘性’别问题上的最后真理。‘性’别就是‘女’人的‘性’的客体化的结果。换言之，所谓‘性’别身份就是男‘性’把自己的‘性’要求强加在‘女’‘性’身上。两‘性’的差别成为令‘女’‘性’屈汄于男‘性’的借口。这种差异就像戴在统治铁拳上的一双天鹅绒的手套。问题并不在于这种差异是毫无价值的；问题在于它是由权力来定义的。无论这一差异被承认还是被否认；无论差异的‘性’质被褒扬还是被贬抑；无论‘女’人因此被惩罚还是被保护。
按照麦金农的观点，社会上的人被划分为两群：‘操’人者和被‘操’者。当然，在她看来，这一划分并不是天然合理的或是由自然秩序造成的；并非因为一群人长了男‘性’‘生’殖器，也并非因为‘女’人要生育，这一划分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女’人不可逃避的命运。这种‘性’别认同的规范是社会强加给人们的，而不是由两‘性’生理的差异自然形成的。总之，她对‘性’非常看重，她有一句被人广泛引用的名言：‘性’在‘女’权主义中的地位就像劳动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女’权主义者在‘性’问题上的观点有很大差异。弗里丹把它放在次要地位，她认为，只要‘妇’‘女’获得了社会平等，‘性’问题就会自行解决；格里尔尽管不反对异‘性’爱，但却要求解放了的‘妇’‘女’不要结婚；费尔斯通则号召在每间卧室中进行革命；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倾向于把‘性’解放摆在更为重要的地位，既要争取两‘性’平等，又要争取‘性’倾向选择的自由，她们争取‘妇’‘女’解放的根本动机是‘性’解放，并认为只有通过完全摆脱异‘性’恋才能实现‘女’‘性’的‘性’解。在‘性’问题的两大阵营中，‘激’进派持有如下观点：‘性’自由所要求的是伴侣之间的‘性’平等，双方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最重要的是要扫除父权制机制，其中包括‘**’秽‘色’情品制售业，父权制家庭，卖‘**’，强制‘性’的异‘性’恋；同时要反对男权主义的‘性’实践，例如虐恋，猎‘艳’式的临时‘性’关系，童恋，以及阳刚‘阴’柔角‘色’的划分，因为这些实践会导致‘女’‘性’的‘性’的客体化。
自由派的观点与‘激’进派针锋相对，她们认为，‘性’自由所要求的是与叛进派观念完全相反的实践，她们鼓励超越社会所认可的‘性’行为规范，坚决反对将‘性’行为划分为政治上正确和不正确的两大类，反对把‘性’行为限制在所谞政治上正确的界限之内。她们借助于从弗络伊德、马尔库塞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理论提出，男‘女’两‘性’的‘性’的基本不同点在于‘女’人受压抑，因此释放‘女’‘性’的‘性’能量比压抑男‘性’的‘性’能量更为重要。
因此，这两派的区别又可以概括为，自由派更看重释放‘女’‘性’的‘性’能量；而‘激’进派则致力于压抑男‘性’的‘性’能量。两派在对待‘性’的看法上的分野实质上是赞成‘性’和反对‘性’两种态度，前者对‘性’持肯定态度，对各种形式的‘性’表达，包括‘**’秽‘色’情品，同‘性’恋，虐恋，以及‘女’同‘性’恋中的模拟男‘女’角‘色’阳刚‘阴’柔关系，全都持容忍或接受的态度；后者则对‘性’持否定态度，反对‘**’秽‘色’情品的制作和消费，反对‘性’关系中的暴力及统治与服从关系等等。前者强调男‘女’双方共同探索‘性’的自由；后者却持有男‘性’的攻击‘性’‘性’行为是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的看法。前者支持中‘性’的立法程序；后者反对中‘性’的立法程序。前者接近于法理社会的个人价值；后者则接近于礼俗社会的社区价值。
自由派持有一种关于享用‘性’快乐的理论，它主张，‘女’权主义应当把‘性’快乐作为种权力因为如果总是把‘性’作为一种控制手段来谈论，会令人感到‘性’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在西方社会的观念中‘女’‘性’的‘肉’体既是低贱的，又是神圣的。‘女’人们对‘性’行为怀抱着一沖羞耻、窘迫和害怕的感觉。她们讨厌自己的‘乳’房，因为它们要么太大，要么太小；她们不喜欢自己的‘阴’‘毛’和膂部，于青‘春’期的‘性’行为，男孩子受到鼓励，‘女’孩子却受到训诫和禁令；‘女’人因此认为‘性’是危险的、神秘的、不可言传的东西。成年‘妇’‘女’免不了‘性’冲动，却又必须隐瞒它。凡此种种，导致了许多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女’人学会了对自己的‘性’‘欲’感到恐惧，并讨厌自己的‘肉’体。
自由派关于享用‘性’快乐的立场可以追溯到‘妇’‘女’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其代表人物是高德曼拟记舰。她以‘性’的自由表达作为中心议题。她认为，‘性’解放不仅是个人的实现，而且是人从剥削和‘私’有财产制下的解放；她坚决反对男‘性’对‘女’‘性’的‘性’占有和‘性’控制，反对贞节观念。她对‘性’问题的看法虽然影响并不太大，但却较早注意到了这个被主流‘女’权主义运动忽略了的问题。伍德胡尔也曾公开主张‘妇’‘女’的‘性’独立和‘性’自由，她在一次讲座中宣称：是的，我是一个主张‘性’爱自由的人。我有着不可转让的、宪法賦予的、也是天賜的权利，我想要爱哪个人就可以爱哪个人，想要爱多久就可以爱多久。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每天换一个情人广在60年代的‘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中，自由派的主张更加明确，那就是，应当将‘女’‘性’寻求‘性’满足当作‘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
然而，在艾滋病恐怖出现之后，自由派的观点受到挫折。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性’伦理，即有节制的‘性’伦理。人们把‘性’当成一种恐怖的事情，‘性’的文化价值和‘性’行为方式都有改变，一反过去盛行一肘的乐现主义的‘性’解放和快感政治学。在这个‘性’传染病的时代，人们惊恐之余作出的反应是：安全的‘性’行为，对身体的控制和管理，以及持续监视的美学6511161:1030？111006因为‘性’现在已经同死亡和疾病连在了一起。有的‘女’权主义者抨击了这沖貌似有理的道德主义回‘潮’。‘女’权主义者伊丽加莱说：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这等于是说，‘性’是罪恶和疾病，无论是什么力量，只要能起到限制‘性’活动的作用，就是对人类的拯救。为此我们还要感‘激’艾滋病，因为它将从‘诱’‘惑’中拯救我们，引导我们到智慧去的路。
在‘性’的问题上，‘女’权主义关注的另一个方面是男人对于‘女’人的刻板印象，比如认为亚洲的‘女’人都是驯顺的，黑种‘女’人都是‘**’‘**’和‘性’关系‘混’‘乱’的，等等。
此外。还有一个引起许多争论的问题，即异‘性’恋霸权问题。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其中最‘激’烈的是‘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公开提出应当反对异‘性’恋，认为它是男‘性’压迫‘女’‘性’的机制；也有人不是绝对反对异‘性’恋，而仅仅反对异‘性’恋的簕权地位。这两种立场的区别在于，前者将异‘性’恋视为‘妇’‘女’受压迫的基本机制；而后者则把异‘性’恋当作多种‘性’方式当中的一种。
在西方，围绕着‘**’秽‘色’情品与检查制度的争论有很长的历史。维多利亚时代的净化社会和愚民运动，是从‘女’王明令禁止出版‘**’秽书籍开始的，一开始还只是没收或销毁‘色’情书，后来殃及许多著名的经典著作，就连莎士比亚、密尔顿、但丁的著作都受到审查，甚至连圣经中与‘性’有关的章节也遭到删节。
在17世纪的英国，没有宗教主题的‘**’秽‘色’倩品是不被禁止的，当18世纪反‘**’秽法通过以后，没有宗教成分的‘色’情品也要受到审查了。在18世纪，由英国法官希克林等做出的一项裁决中，曾为‘**’秽‘色’情品下过一个定义，即要看被指控为‘**’秽的东西是否有意去毒害和腐蚀那些心里准备接受这种不道德影响的人，或是否有意让这类出版物落入他们手中。美国也立法禁止‘**’秽‘色’情品的进口，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海关曾禁止巴尔扎克和伏尔泰等人的作品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