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科伦泰还以其‘性’观念而变得十分有名,她认为,社会主义改变了两‘性’关系的‘性’质,过去的资产阶级道德是虚伪的,不平等的,新的道德应当建立在薪的经济基础之上。人们一向都以真正的一夫一妻制为‘性’的最佳形式,但她却宣称,‘性’的排他‘性’是危险的,认为它对‘女’‘性’自身和社会福利都造成了威胁;再加上她对革命成功后那个‘混’‘乱’时期的‘性’试验抱有同情态度,因此被人称为杯水主义,意指可以像解渴一样解决‘性’‘欲’问题。她指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能接受排他‘性’的和全封闭式的爱情,因为两个入之间的深爱就其本质来说必定是反社会的,它会使这一对情侣与更广大的社区隔绝开来,降低他们对一般社会公益的兴趣。因此,这仲关系在新的社会中将成为不必要的,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隔绝状态的残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是在情侣关系中有爱情和亲密关系,除此之外哪里也没有;而共产主义社会则应建立在伙伴关系和人们的团结友爱关系之上。因此,亲密情感的享受不能被限制在家庭和‘性’关系的范围之内,‘性’爱应当成为人类扩大的爱的能力的一部分,它将是集体的快乐而非个人的快乐。‘性’爱不是简单的动物行为,不是仅仅建立在‘肉’体吸引的基础上她称此种情况为无翅的爱抻、而是要富于敏感和同志式的平等爱情,恋爱双方应当分别保留各自完整的自我以及对集体的忠诚。科伦泰的‘性’爱观被视为不现实,是过于‘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的。在革命胜利后的短暂‘浪’漫狂欢时期过后,科伦泰就消声匿迹了。

在中国,早在1922年,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制定了关于‘妇’‘女’问题的第一个文件《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其中也表达了‘妇’‘女’运动是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茯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广决议确定的当时具体争目标是;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等。在1928年的中共六大上,又进一步提出许多关于农‘妇’本身利益的具体要求,如承继权、土地权、反对多妻制、反对年龄过小之出嫁童养媳、反对强迫出嫁、离婚权反对买卖‘妇’‘女’、保护‘女’雇农的劳动等。尽管‘妇’‘女’有一些具体要求,但‘妇’‘女’的利益与革命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妇’‘女’的解放始终被视为更为重要的阶级解放旳一部分。

关于中国革命与‘妇’‘女’的关系,西方‘女’权主义者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获得农民的支持,采取了同父权制妥协的策略,因此这一革命是以牺牲‘妇’‘女’为其代价的。著名‘女’权主义者丝黛西和约翰逊等人都持有这种观点。在我看来,这种批评对中国的情况相当隔膜。在中国,革命的目的首先是夺取政权,保持政权,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直被视为一个整体,而一些子群体的利益在革命中并没有任何特殊的重要‘性’。因此,革命并不会为农民的利益栖牲‘妇’‘女’的利益,因为他们这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在革命的眼中是不存在的。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也只有官和民这两大阶层,一向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利益集团。用西方的利益集团分析法来解释中国的事倩,难免有隔靴搔痒、文不对题之感。

‘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

一般认为,‘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本世纪的6070年代,最早兴起于美国。也有人认为,‘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一直持续到80年代。

运动的基调

‘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的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并把这种差别视为造成‘女’‘性’对男‘性’从属地位的基础。‘妇’‘女’运动要求各个公众领域对‘妇’‘女’开放,缩小男人和‘女’人的差别,使两‘性’趋同。当时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女’人应当克服自己的‘女’‘性’气质,努力发展男‘性’气质,其中包括攻击‘性’和独立‘性’;她们不赞成母‘性’是与生俱来的,也不赞成‘女’‘性’在道德上天生高于男‘性’;她们否定‘女’人缘子作母亲的经验就在‘性’格上与男人有了拫本的差异这一论断,而是认为许多男人也很温柔,甚至更爱照顾人,这些特征和气质不是先天的遗传,而是后天培养的结果。

‘波’伏瓦的《第二‘性’》虽然发表较早年,但它对‘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部著作中,‘波’伏瓦用大量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文学及轶事材料证明:‘女’‘性’自由的障碍不是其生理条件,而是政治和法律的限制造成的。她的最广为人知的观点就是:一个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在这一点上,‘波’伏瓦的观点与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一致的。她们两人观点的区别在于,‘波’伏瓦认为‘妇’‘女’解放与作母亲这二者无法共存,而沃斯通克拉夫待却认为这二者是可以兼容的。这并不是因为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生活的时代‘女’人还无法避孕或者轻易作出过单身无孩生活的选择,而是因为她十分看重‘女’人旳生育能力,把这一能力称为‘女’人生存的伟大目标之一。‘波’伏瓦则把强调生育视为‘妇’‘女’受奴役的直接原因。她指出:母‘性’毕竟是使‘妇’‘女’成为奴隶的最技巧方法。我不是说每一个作母亲的‘妇’‘女’都自动成为奴隶可以有某些生存方式使母‘性’不等于奴役,但现代的母‘性’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只要人们仍然认为‘妇’‘女’的主要工作便是养育小孩,‘妇’‘女’便不会投身政治、科技。进一步说,她们使不会怀疑男人的优越‘性’。我们几乎不可能告诉‘妇’‘女’洗碗盘是她们的神圣任务,于是告诉她们养育孩子是她们的神圣任务。

‘波’伏瓦认为,人们巳经接受了两‘性’之间的既存关系,把它看成是基本的和自然的,以致于最后再也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我想,几个世纪以后,当人们发现我们社会中‘妇’‘女’所处的境逍,也会感到无氐的惊奇,就像我们现在发现雅典民主政体中的奴隶制时所发出的惊叹一样。‘波’伏瓦在书中指出了男人如何将自己定义为自我,而将‘女’人定义为他者、如何以男‘性’为主体,以‘女’‘性’为非主体。她犀利地指出,世上只有一种人‘性’,那就是男‘性’;‘女’‘性’只不过是从男‘性’的偏离;这个世界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在英文中,可以指称男人,也可以指称人类;却只能指称‘女’人,不可以指称人类。在这种指称方式背后,是对男‘女’两‘性’不同评价的文化积淀:‘女’人只是人类中的一部分,但男人可以是全部。中文的他和他们也是这样:用这两个词可以栺称男人,也可以指称咯去‘性’别的人类;但是她和她们却只能指称‘女’人。由此得出男‘性’是主体、‘女’‘性’非主体的结论并不太过分。

‘波’伏瓦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并不把‘妇’‘女’的解故运动当作一种非历史的行动,而认为,只有在现代的生产形态下,‘妇’‘女’才能释放其自由自主行动的全部攢力。‘波’伏瓦把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运用于对‘妇’‘女’状况的分析和研究之中,那就是对一切现存的习俗、价值和信仰质疑,反对个人命运天定的思想,认为无论是传统的期望、早年的经验,还是经济条件,都不能规定‘妇’‘女’的命运。在这一点上,她既反对弗洛伊德关于‘妇’‘女’特‘性’的许多论断,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关于‘妇’‘女’解放的途径,她更强调个人的努力,而非整体的行动,她认为,尽管现存的‘性’别压迫是结构‘性’的,解决问题却要靠个人战胜环境的努力。她提出了三种途径:第一,‘女’‘性’只有到社会上去工作,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第二,成为知识分子第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以便最终解决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的冲突。这最后一点似乎同她个人奋斗的立场略有矛盾。

尽管有人从不同的立场批判‘波’伏瓦,例如那些对其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立场难以苟同的人们就曾批评她试图用个人主义的办法来解决集体的问题,忽视了工人‘妇’‘女’和农民‘妇’‘女’的问题;但是她的《第二‘性’》一书在‘女’权主义和‘妇’‘女’运动中的经典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这个时期,‘妇’‘女’运动中另一部引起广泛关注的著作是费尔斯通的《‘性’的辩证法》这部著作被认为是生理本质主义的代表作。费尔斯通在这部著作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生育机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傢‘波’伏瓦一样,费尔斯通也认为,男‘女’两‘性’的区别并不必然导致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统治,主要是‘妇’‘女’的生育功能导致了两‘性’权力的不平等在孕产期,‘女’人的基本生活来源要依赖于男人;人类的婴儿比其他物种霜要更长的育婴期;母亲和婴儿的相互需要与依赖以及建立在生育生理区别基础上的‘性’别劳动分工。她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如果用技术改造生育机制,使生育得以在‘女’体外进行,‘女’‘性’就可以从这一生理角‘色’当中解放出来了。她认为,改选儿童抚育机制和有酬工作机制都不能最终解决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只有重建生育生理机制,‘妇’‘女’才能最终获得解放。

同费尔斯通持相同观点的‘女’权主义者列举了不生育的许多好处,例如它可以给‘女’人更多的时间过自己的生活;她们还提出,生育的生理不应当决定‘女’‘性’的生活,‘女’‘性’应当对自己的生活做出个人的决定;不生育的‘女’人可以同年轻人在一起生活和‘交’流,也可以去过集体生活或领养孩子。

不少‘女’权主义者很不同意‘波’伏瓦和费尔斯通对生育问题的看法。‘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中的著名‘女’权主义者米歇尔就批评了‘波’伏瓦把母‘性’当作一种可能的存在主义主题的观点她甚至说,严袼地说,《第二‘性’》不应当玻算作‘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的一部分。

如果说‘波’伏瓦的《第二‘性’》是横空出世,那么弗里丹6矽的《‘女’‘性’的奥秘》就是凝结了空气中巳经弥漫的东西写作而成的。这部著作成为‘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兴起之时对当时‘妇’‘女’心中所想的事情的最杰出的表达。到1970年时,这本书在英美两国已铕到100万册以上,还有各种文字的译本。它是美国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作,它的千言万语如果用一句最响亮的话语来概括就是:对家庭主‘妇’的形象说一声不1弗里丹在书中提出,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妇’‘女’是生气勃勃的,但在战后却沉湎于舒适的家庭生活,只想作一个幸福的家庭主‘妇’,不再到社会上去干事业;‘妇’‘女’解放和事业之类的字眼听起来巳使人感到陌生和不自在;‘女’人的唯一梦想就是当个无可挑剔的贤妻良母;最大的奢望就是生五个孩子并拥有一幢漂亮住宅;唯一的奋斗目标就是找到中意的丈夫并保持稳定的夫妻关系。弗里丹生动地描写了这代‘妇’‘女’在得到了这一切以后的深深的失落感和自我实现感的缺乏,她们充满无名的烦矂感和无意义感。她认为,对于‘妇’‘女’们发自内心的呼声一除了我的丈夫、孩子和家庭之外。我还有所企求——再也不能漠然不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