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名利场上无论怎样愚钝的人，也不至于从不琢磨自己的朋友是如何生活的；出手再阔绰，也不至于从不好奇邻居琼斯或史密斯到底凭什么维持开支。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虽然我对詹金斯一家充满敬意，到了社交旺季总会到他们家吃两三顿饭，但看见他们坐着四轮大马车在公园里兜风，随从个个如同近卫步兵般威武，我承认我吃了一惊，而这是此生都将困扰我的谜。虽然我知道那马车是租来的，而且詹金斯家的用人拿的工钱仅供膳宿，但三个用人和一辆马车，意味着一年至少得有六百万的花销。这还不算，要知道他们家常设豪华宴会，两个男孩上的是伊顿公学，给女儿们请的是最上等的女家教和几位名师；秋天要么出国旅行，要么去伊斯特堡或者沃辛[1]；每年举办一次舞会，饭菜均由甘特酒家提供——顺便说一句，詹金斯家的一流晚宴都由这一酒家提供，我曾经被邀请去填个空位，所以很清楚，当时一眼就看出那里的餐饮比他们家招待较低等客人时的平常饭菜要精致得多——我想说的是，再忠厚老实的人，也禁不住要好奇詹金斯家怎么会这么有钱。詹金斯到底什么来头？我们都知道他是文书局的官儿，每年有一千两百镑的薪水。是他太太有自己的财产吗？瞎说!弗林特小姐是白金汉郡某小乡绅的女儿，父母生了十一个孩子。她能从娘家得到的只有每年圣诞的一只火鸡，作为交换，到了淡季她还得为两个姐妹提供食宿，等几个兄弟来伦敦时包他们吃住。詹金斯到底是怎么平衡收支的？想必他的每个朋友都想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早早地被抓起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去年去了一趟法国布洛涅，居然还回来了，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里的“我”代表普遍的世人，或者每位可敬的读者私人圈子里的格伦迪太太[2]——每个人都能指出几个类似的朋友家庭，谁也闹不清他们是怎么维持生活的。我们肯定都喝过他们不少酒，但与好客的主人碰杯时，也常不免心生疑惑，这钱他怎么花得起？
罗登与太太从巴黎回国后，在梅费尔的科尔松街一所颇舒适的小房子里住了下来。如今三四年过去了，参加过他们家宴会的众多朋友，几乎人人心中都生出过上述疑问。我说过，小说家是无所不晓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克劳利和他太太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怎么过日子，但鉴于不少报纸总喜欢从各类期刊中摘录别人的作品，我可否请求报社里的诸位，不要转载以下严谨的叙述和精确数字？这个故事是我发现的，为此还花了些钱，我应该得到这份利益。话说回来，如果我有个孩子，我会这么对他说：“儿子，通过与一个人深入交谈和频繁接触，你可以了解到他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如何过得有滋有味。但最好不要跟以这个行当为生的绅士们过于亲密，拿到他们的二手资料即可。这个道理就跟查对数表一样，如果你自己去算，那绝对会花费你大量的精力。”
关于克劳利夫妇在两三年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在巴黎如何生活得既快活又安稳，我们只能作一些简短的介绍。在那段时间里，克劳利卖掉了自己的军衔，离开了近卫团。当我们与他再次见面时，只有他的八字胡和他在名片上的中校军衔能让人想起他曾是个军人。
我之前提过，瑞贝卡到巴黎不久，便占据了首都社交圈醒目的头牌位置，受到波旁王朝复辟后好些法国贵族的青睐。当时在巴黎的英国上流人士也向她献殷勤，他们的太太见了直怄气，对这个得宠的无名之辈忍无可忍。她在圣日耳曼区那些贵族家庭里地位稳固，在金碧辉煌的新官邸也受到了尊贵的接待，所以接连数月，克劳利太太都有点忘乎所以，得意起来，或许还有点瞧不起她丈夫那个主要由老实巴交的年轻军人组成的社交圈。
但身处公爵夫人和宫廷贵妇中间的中校却哈欠连连。老女人玩牌，为了五法郎就吵吵嚷嚷，克劳利中校觉得坐上这样的牌桌不值当。因为听不懂法国话，他也领悟不了她们斗嘴的妙处，于是对妻子苦言相劝：每晚对着一群王朝贵妇行屈膝礼，到底有什么好处？不久后，他就让她独自一人参加宴会，自己回到他的同类朋友中间，享受简单的娱乐消遣去了。
当我们说一位绅士全年没有收入却能自在生活的时候，我们用的是“没有收入”这个词，它包含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意思是说，这位绅士可以维持家庭开支，但我们真弄不懂他是怎样做到的。我们这位中校朋友一向着迷于纸牌、骰子和台球等各类赌博游戏，也很有天分，自然比其他只是偶尔玩玩的人技高一筹。熟练使用台球的球杆，跟握铅笔、吹奏德国长笛或者挥舞短剑是一个道理，一开始不易掌握，只有经过重复的练习，凭借坚韧的毅力，再加上一点灵性，才能真正精通。克劳利便是从一个聪明的业余爱好者长成了一名技艺高超的大师。正如一名伟大的将军，他的天赋总是随着危险的出现而增长，当他整场赌局的运气都不好，人们开始下注赌他输的时候，他就会凭借高超的技艺和非凡的胆略击出天才般的几杆球，力挽狂澜，最终胜出，让在场每个人都目瞪口呆。这里的“每个人”指的是从未见过他这种玩法的人，而那些常看他打球的人下注时就会留心很多，他们知道此人头脑聪明、有急智，技艺不是一般人敢挑战的。
他玩牌的功夫同样了得。通常他会在晚上开局时输钱，出牌不小心，犯些愚蠢的错误，所以新来的人总是小瞧他。但经过一次次小失败，他有了干劲，开始变得谨慎，您就能注意到克劳利的玩法截然不同，他很有把握在晚上结束之前将敌人一举击溃。事实上，极少人敢说他们打得过他。由于他总是赢，那些嫉妒他和被他打败过的人时而会说一些风凉话。正如法国人批评无往不胜的威灵顿公爵，说他之所以不吃败仗，只是因为碰上了一连串惊人的好运气。他们甚至说他在滑铁卢耍了花招儿，不然实现不了那最后一次伟大的胜利。同样，在英国各大军营里，有种说法也暗中流传：克劳利中校之所以稳赢，是因为他采取了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
虽然那时弗拉斯卡蒂沙龙[3]已在巴黎开张，但好赌者甚众，公共赌场不够用，于是私人住宅也纷纷开起了赌局，仿佛外头禁赌许久，只能在家里解决赌瘾似的。在克劳利家愉悦的小聚会里，这种凶险的娱乐就时常在进行——好心肠的克劳利太太为此分外苦恼。谈起丈夫嗜赌，她总是异常沉痛；谁上他们家来，她就要对着谁长吁短叹。她恳求年轻人千万别去碰骰子盒，步兵团年轻的格林输了一大笔钱之后，他的用人告诉那倒霉的年轻人，瑞贝卡为此整夜流泪，还跪在丈夫面前求他免除格林的赌债，把借据烧毁。可他怎么肯？他自己输给了轻骑兵团的布莱克斯通和汉诺威骑兵团的彭特伯爵同样多的钱，格林的赌债不急还，但要不要还？——当然要!说什么烧掉借条，简直是小孩子胡闹。
其他军官——大多是年轻军官，因为簇拥在克劳利太太周围的一般是年轻人——参加完她的聚会回来总是拉长了脸，因为他们在她凶险的牌桌上或多或少都输了钱。这样一来，她家的名声开始变坏。老手警告新人注意此地危险。其中一支占领巴黎的部队第×团的奥多德上校便是这样警告部下斯普尼中尉的。有一回他与太太在“巴黎咖啡厅”用餐，与在场的克劳利中校夫妇大吵大闹起来。两位太太也上阵了。奥多德太太冲克劳利太太打了个响指，骂她丈夫“不过是个贼”。克劳利中校提出要跟第三等巴斯勋爵士奥多德上校决斗。正当他准备拿出“打死马克上尉”的手枪时，听说这事的总司令把他叫过去谈话，总算把这次决斗叫停。要不是瑞贝卡跪在塔夫脱将军面前苦苦哀求，克劳利肯定要被遣返英国。此后好几周他都没玩过牌——除了和平民。
不过，虽说罗登技艺高超，屡战屡胜，但考虑到这一系列事件，瑞贝卡明显感觉到他们处境危险。虽然他们基本不付钱，但手头那点资本总有花光的一天。“赌博这个东西，”她说，“亲爱的，确实增加了你的收入，但它不是个好收入。总有一天人们会厌倦它，那时候咱们怎么办？”罗登觉得她说得有道理，而且也注意到，在他家的小聚会吃过几天晚饭之后，绅士们也不那么愿意跟他玩了，就连瑞贝卡的魅力也没法把他们吸引过来。
他们在巴黎的生活的确悠闲自在，但那不过是混日子瞎闹而已，瑞贝卡觉得必须让罗登在自己国家谋个好前程才行。她必须在英国或殖民地给他找份工作，于是决定等前路明晰，就马上动身回国。她做的第一件事，是让克劳利卖掉军衔，只领一半的薪水。他早就不是塔夫脱将军的副官了。现在瑞贝卡见着谁都要讽刺那军官一通，笑话他一到巴黎就戴上的假发，笑他的腰带和假牙，更笑他那假装万人迷的神态和他滑稽的虚荣心，自以为他靠近的女人都会爱上他。如今将军把目光转向了军需官布伦特先生那位浓眉妻子布伦特太太——他送她鲜花，带她到餐厅吃饭，请她坐在自己歌剧院的包厢里，还给她买小首饰。可怜的塔夫脱太太没比以前快活多少，依然独自陪着女儿们度过漫长的夜晚，心里清楚她那喷了香水、卷好胡子出门的将军肯定又要站在布伦特太太的座椅后陪她看戏。贝姬身边自有一批追求者来取代将军，凭借她机智幽默的口才，随时都能把进犯的情敌击得粉碎。不过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她开始厌倦这种无聊的社交生活——歌剧院包厢、餐厅的宴会令她乏味；鲜花不能当作物资储备；她也不能靠小首饰、花边手帕和羊皮手套过一辈子。这样的快乐太过轻浮，她渴望更实质的好处。
在这当口，有个消息在中校的众多巴黎债主中间传开，让他们感到相当满意。他那阔绰的姑妈已经奄奄一息，指望从她那继承巨额遗产的中校必须赶紧回到她的床边。克劳利太太和孩子会留在巴黎等他将来接过去。于是他出发前往加来，安全抵达后，他本要去多佛的，结果不知怎的就坐上了去敦刻尔克的公共马车，后又到了他本就偏爱的布鲁塞尔。其实他在伦敦欠的钱比巴黎的更多，比起那两座喧闹的首都，他更喜欢比利时这座安静的小城。
这时候姑妈死了。克劳利太太为她自己和小罗登定制了方方面面都最合规矩的丧服。中校则忙着处理遗产继承相关事宜。他们现在住得起二楼客房了，不用挤在底层与二楼之间的夹层小间里。克劳利太太与旅馆老板商量了布置新壁挂的事，又与他进行了一番友好的争论，最后把一切敲定下来，仅是没付账单。随后她坐上他的一辆马车，带上法国保姆和坐她身边的孩子离开了。可敬的房东夫妇站在大门口微笑着送她远去。听说她离开了法国，塔夫脱将军大发雷霆。布伦特太太看见将军大发雷霆，也对他大发雷霆。斯普尼中尉的心像被人划拉开了似的。房东把他最好的套间布置妥当，只等迷人娇小的太太和她丈夫回来，又把克劳利太太临行前千叮万嘱托夫妇二人保管好的几只箱子藏好。后来他们打开箱子一看，里面什么值钱的都没有。
▲ 罗登太太离开巴黎
与丈夫在比利时首都相聚之前，克劳利太太去了一趟英国，把她的小儿子留在欧洲大陆，托法国保姆先照看着。
离别并没有给瑞贝卡和小罗登带来多大的痛苦。说实话，打这孩子出生起，她就没怎么见过他。学着法国妈妈的潮流，她把儿子送到巴黎近郊一个乡下寄养。小罗登刚出生的最初几个月过得挺高兴，周围有一大群穿木屐的哥哥，都是被寄养的孩子。他父亲骑马来看过他很多次，望着儿子粉扑扑的脸、脏兮兮的身子，一边大叫大嚷，一边在园丁太太，也就是他奶妈的看护下做泥饼，老罗登那颗充盈着父爱的心感到由衷的欣慰。
瑞贝卡却并不那么想跟自己的子嗣见面。有一回他把她的新鸽灰色皮长袍差点儿给毁了。比起妈妈，小罗登更喜欢他奶妈的照料，当他终于要离开他那活泼的、亲妈一般的保姆时，他哭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母亲答应第二天就送他回去才消停。奶妈与孩子离别时大概也怪难受的，听说孩子不久就要被送回来，她心急火燎地等了好些时候。
我们的朋友罗登夫妇可以说是第一批在此后涌入欧洲大陆，到各国首都行骗的顽强英国冒险家。一八一七年到一八一八年是人们生活幸福的两年，欧洲大陆对英国人的财富和荣誉十分敬重。据我所知，他们那时还没有养成现在英国人为了讲价跟人死磕到底的鲜明特征。欧洲的各大城市也还未被我们的流氓所侵袭。如今在法国或意大利的任意一个城市，您都能看到我国高贵的同胞趾高气扬、大摇大摆地端着架子，赖旅馆老板的账、拿空头支票去讹轻信他们的银行家、到马车铺偷车、抢金匠店里的首饰、跟懵懂的过路人玩牌并耍诡计骗光他们的钱，甚至盗走图书馆里的书——三十年前，只要您是位英国先生，坐上私家马车出游，谁都肯赊账给您。当时的英国先生不骗人，只会上当受骗。克劳利一家离开法国几周后，看见女裁缝马拉布太太一遍遍地上门找克劳利太太要衣服的钱，又见皇宫花园珠宝商场的迪德洛先生来五六次询问购买了怀表和手镯的漂亮太太什么时候回来，夫妇俩落脚的那家巴黎旅馆的老板才发现自己蒙受了多大的损失。谁能料到，即便是那园丁太太，为健康壮实的小罗登提供了足量奶水，一心一意给克劳利太太照顾孩子的奶妈，也只拿到了头六个月的报酬。是的，就连奶妈的钱他们也一直欠着——克劳利夫妇急着处理别的事，哪里想得起这么一笔小债。旅馆老板余生都在痛斥英国这个国家。他向每一个过路人打听认不认识某位克劳利中校，还有那娇小伶俐的太太。“噢，先生!”他补充道，“他们把我的家底都掏没了。”听他讲述这一横祸时的语调，真令人感到悲伤。
瑞贝卡此番到伦敦是想与丈夫的众多债主商谈出某种折中方案，提出每欠一镑偿还九便士或一先令，争取让丈夫回国。她在这场艰难的谈判当中采取了什么手段，我们不便追溯。总之，她向他们表明她能给出的钱就是她丈夫名下所有资金；让他们相信克劳利中校若不能把债务了结，他宁愿永远生活在欧洲大陆不回国；还向他们证明丈夫没有可能从其他地方筹款，因此除了她提出的数目，他们不会有机会拿到更多——就这样，她让中校的债主们一致同意了她的提议，用一千五百镑的现金就把十倍多的债款结清了。
克劳利太太在谈判过程中没有请律师。因为这事再简单不过，她已经有理有据地向他们说明，这个条件他们只有接受的份儿，所以留债主们的律师自己去处理就好。中校的两大债主，代表红狮广场戴维斯先生的刘易斯先生和代表科西街玛拿西先生的莫斯先生都夸克劳利太太处事有方，还宣称专业律师也比不过她。
瑞贝卡谦逊地接受了他们的祝贺，点了一瓶雪利酒和一块蛋糕，叫人送到她办此事时住的昏暗小屋里，招待对手派来的律师们。临别时，她笑盈盈地跟他们握手，随后直接回到欧洲大陆与丈夫和儿子团聚，告知前者债务已全部免除的好消息。至于后者，母亲不在身边时，他完全没人理会，年轻的法国女佣热内维埃弗小姐光顾着跟驻军加来的一名士兵谈恋爱，完全记不起还要看孩子。有一回她把小罗登扔在加来一处海滩上自己走掉了，孩子差点儿被淹死。
就这样，中校和克劳利太太来到伦敦，在梅费尔的科尔松街住下了。正是在这个地方，他们才真正显现出前文所说，没有收入也活得滋润的真本事。
[1] 伊斯特堡和沃辛均为英格兰城市。
[2] 英国剧作家汤姆斯·莫顿(1764—1838)笔下的人物，指坚守传统道德标准的女士。
[3] 当时的知名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