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27日晚，还有5天便是春节，北方天气仍然凛冽，岭南的枝杈却已露出绿色。
广东中山温泉度假宾馆一号别墅内灯火通明，两位已经满发斑白的老人正亲切的交谈着什么。
他们一站一坐，站着的老人身形消瘦，双目炯炯有神，他说话时操着带有香港口音的蹩脚普通话；坐着的老人身材矮小，但面色威严，浓重的川音中尽是沉浮留下的沧桑。
三妹山中隐隐传来他们交谈的内容，“国家经济...崩溃边缘...同胞同祖...鼎力相助”，而最后结束的那句传的最远，那是站着的消瘦老人说出来的，“我们最值钱的，就是脚下的这片土地”。
之后，他们谈话的声音，压得很低，但不久，一项制度改革在全国铺开，从那一天起，至今影响着中国每一个人。
2003年6月，我大学毕业，那是并轨前的最后一批毕业生，说的直白一点，我们是最后一批包分配的学生。
可不凑巧的是，从这一年的2月开始，一场疫情席卷全国，先是香港、广州、北京和上海，然后几乎所有省会城市都被卷入其中。
我当时更希望通过社会招聘选择自己心仪的企业，所以对包分配这事儿并没有上心，而是全国各地的一边旅游，一边投送简历，希望能够决定自己的人生走向。
那个时候，资源共享并不发达，信息传递也相对较慢，等我5月回到学校后，才知道我所在的学校因为出现了3例疫情，已经被封校了。当我拿着学生证想进去时，却被校保卫处拦下，等确定了我刚从上海回来，学校保卫处的人一阵的紧张，先是画了一条黄线不准我越过，等到他们穿好隔离服，竟直接把我带到了学校招待所，这时我才明白，我被隔离了。
学校招待所吃住都有人照顾，只是不能出房间，我性格孤僻，倒是不觉得难受，让人从窗户帮我吊了几本书上来，便天天待在房间里看书，可没料到的是，这一个隔离，竟整整隔离了一个月，直到我精神已经有些恍惚，站在阳台上以死相逼，学校保卫处才同意将我放出来。
这时，那场疫情已接近尾声，而那一届的应届招聘，也已基本收尾。
我从招待所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当时意向的几个单位打电话问招聘结果，可人家的答复是，“联系了一个月，实在是不知道你的下落，所以早已另选他人。”
几番电话打下来，我心里一阵沮丧，不过好在学校了解情况后对我做出补偿，走的还是包分配的路子，我心里虽然万般的不情愿，但事已至此，只能骑驴找马，从长计议了。
现在再回头看看，人生有时真是玄妙的不可言状，越是不希望的，越是无法逃避。
接收我的企业是一只巨无霸一样的国企，当时这个国企的高层框架里制定了一个精英计划，从每一所“211”院校招收一名毕业生，经过三年基层锻炼，充实到中层领导岗位，这个计划当时在内部叫做“圈地计划”，让我没想到是的，后来我并没有离职，而是在这个国企留了下来，直到十几年后成为公司高层时，我才知道了当年“圈地计划”的真正含义，以及“圈地计划”保密附件中，还有一个升级版，被高层称为“精耕预想”。
那一年9月，我们100人从全国各地奔赴深圳，参加岗前培训。
四眼儿是我在整整一个月培训期中认识的唯一一个朋友。
与四眼相识的过程现在看来就像是个笑话，那时候我们刚刚从大学毕业，身上的生活费所剩无几，而岗前培训所发的实习工资要下个月才能领到，所以每一个培训生日子过得都有些孤寒。
虽然公司提供免费早餐和中餐，但晚餐还是要自己解决的，那个时候深圳的物价就已经比其他地区要高出很多了，一份在其他地方能够卖到1块5的鸡蛋面，在当时深圳的价格已经是8块钱了。
我与四眼的第一次谈话就发生在公司楼下的喜旺茶餐厅，那是傍晚大概七点钟的时候，我从宿舍出来去吃晚饭，等坐下却发现店里的服务员站在一旁交头接耳，我顺着他们指点的方向看去，就看见一个挂着公司实习工牌的人正埋头苦吃，当时的一份快餐可以无限量加饭，所以我一看到他的桌面就明白了，他的桌子上，除了有一个只剩下一点菜汁的盘子，旁边还摞了七只碗，那意味着这一次快餐，他加了7碗的饭。
那个时候我还相当自我，很少顾及别人的眼光，看着他挂着自己公司的工牌，就感觉亲切，于是便坐了过去，临时搭台，便聊了起来。
就这样，我与四眼儿成了那批培训生中最要好的朋友。
在签入职合同时，我们就被告知，通过岗前培训后，每个月的工资是4700，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很高的收入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努力，希望顺利通过岗前培训。
其实岗前培训更多的是一种企业文化渗透和增强仪式感，考核内容非常简单，但一个月后，全班99人通过考核，一人退出，退出的那个人就是四眼儿。
四眼儿是自己主动放弃的，公布结果那天晚上，我和他在宿舍楼下谈了很久。
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十五年前新州九街天悦居楼下四眼儿坚毅的眼神。
那时已是十月，北方早已秋高气爽，但岭南的天气仍然特别的闷热，我和四眼坐在喜旺茶餐厅门前的石墩上，看着档口的霓虹闪烁夺目，看着满街的豪车川流不息，我语重心长，四眼儿却置若罔闻，直到最后，我们互相拍了拍肩膀，摇摇晃晃地回到宿舍，留下一地的烟蒂。
那晚我说的更多的是劝导，希望他不要放弃这样一个高工资的机会。
但是四眼儿却神神叨叨，最后竟劝我跟他一起辞职，在当时看来，四眼儿的理由天马行空，“从我进入深圳那天起，我就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嗅到了金钱的味道，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宝藏，难道你毫不动心吗？”
当时的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对他的说法更是嗤之以鼻。
岗前培训后不久，我们这批人就被分到各个分公司，而我，很幸运的，仍被留在深圳。
再次知道四眼儿的消息，是他主动打过来的电话，这时他已经成了一名房地产中介，打电话的目的简单明了；“如果有房地产相关的需求，可以找他。”
我当时只是觉得可惜，武汉大学2003年毕业那一届本科生，可能四眼儿是唯一一个一毕业，就投身房地产行业最基层的人。
之后的两三年里，我们仍保持联系，但不论电话或是见面，都不谈工作，所以沟通上非常轻松。
2005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相约去了一趟三亚，去的目的主要是休假玩乐，计划是游玩三天，但是偏巧天公不作美，整整三天海南暴雨，我们两个只好在宾馆里聊天打发时间。
这三天里有一段让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的对话。
那时我们正好聊到深圳的房地产，四眼儿突然没来由的对我说：“现在深圳不买房的都是傻逼。”
我对他的这种说法非常反感，就回道：“有钱的人可以买，没有钱的人又怎么买？”
四眼儿竟把眼镜儿摘下来，盯着我看来良久，然后愤愤地道：“有条件要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买，现在买房，是真正跨越阶层和实现财务自由的唯一途径。”
四眼儿说这话的时候，是在2005年10月三亚的一个暴雨天。
这十几年里，我每每回忆起这段对话，都觉得自己就是四眼儿嘴里那个傻逼。
其实这十几来年我也买了一套房，但那是自住，跟四眼儿的投资自然没法儿比。
自打黄老太太给我转了一大笔报酬后，我就动了投资的心思，但是毕竟国内投资渠道太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弄套不动产来的心里踏实。
既然动了买房的心，找四眼儿帮我参谋再合适不过，于是我约了他，两个人找了僻静一个小饭店，既算是聚一聚，也当是帮我拿个主意。
这几年虽然我们经常电话联系，但是上一次见到他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这次再见到，四眼儿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了，一身名牌，挺直的衬衫下摆绣着一个“陈”字，那是他的姓。
我倒是没跟他说钱是怎么来的，只是说手上有四五百万，想投资一套房产，让他给我点建议。
他一口答应下来，然后不直接回答，却反问：“黎粟，你知道我现在的身价吗？”
这是一个我一直很想问的问题，但毕竟是敏感的隐私，所以从没提过。
现在他主动提起来了，我当然顺着他的话头往下说，他笑了笑说：“A9。”
看我一脸不解，又解释道：“这算是行话吧，净资产九位数的意思。”
我楞了一下，然后伸出巴掌，掰着手指头一个一个的数，算了半晌才算清楚，这是资产过亿啊。
看我确实有些惊呆，四眼儿又说：“今天难得有空聚在一起，就给你讲一讲这十几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原来，2003年四眼儿辞职后，做了房产中介，按照他现在的说法，那时他就意识到深圳的土地面积太小，但沉积的人口过多，新鲜的血液不断涌入，房价的上涨不过是早晚的事。
当初深圳购房还没有首付几成的严格说法，很多问题都可以内部操作解决。只要你愿意，甚至可以零首付购房，全额房款用按揭，所以在他入职的第一个月，就自购了两套新房，用申请到的信用卡套现还住房按揭贷款；再然后，手法更加纯熟，先是卡接龙，然后是消费贷，不断收笋。
四眼儿说：“我是属貔貅的，这么多年，在房产上只买不卖，所以，很多人叫我‘貔貅陈’，那时候深圳的购房政策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又是限购，又是限贷的，最近甚至还出了个限售。”
直到2009年，四眼儿的名下已经有十几套房产，再然后就是大家熟知的限购政策，严格控制购房资格，但这也难不住四眼儿，他在购买房产这事儿上有一种近乎变态的偏执，于是他翻遍政策，竟找到了一处漏洞，那就是用公司购房。
四眼儿先是自己名下注册了几间公司，通过公司购买房产，避开购买的政策限制。
现在，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只要他把自己持有的最贵的那套房产卖掉，就可以还清他名下所有房产的贷款。中介？我早就不做了，现在成立了个民间投资团队，叫‘地主会’，走知识付费的路子，这样才能托市。”
这事儿现在看来顺理成章，但在当时没有精准的眼光和惊人的胆识，是没有办法做得到的。
我除了敬佩，实在说不出什么。
我又问：“如果现在投资深圳房地产，还算不算是一个好的决定？”
四眼儿没有正面回答：“前一段时间，有人请我去参加了一个民间研讨会，会上一位房产中心的研究员问，未来深圳的房价上限在哪里？当时我就回答，未来20年，深圳每平米30万的小区将不是特例。”
这例子一举，我就知道，四眼儿还是看好，这是间接的建议我投资房产。
我见四眼儿越说越严肃，便想揶揄他放松一下气氛，“你这种炒房客现在可最招记恨，要不是你们，起码房价涨不了那么快。”
四眼儿却一脸正色地道：“你以为我投资的是房产？那你就真的错了，我投资的，是对这个城市发展的信心。”
看我对投资房产实在是没什么概念，于是他建议我：“深圳的发展不只是概念，大湾区，河套北，这些都已经不只是规划，我们正处在最好的时代，二十年后再回头，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就向现在回头看二十年前一样。”
顿了一顿，他又说：“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城市更新将遍地开花，买旧楼，中心区的旧楼，靠近香港的旧楼，最好是建筑年份有30年以上的，棚户区改造必将制造出一批千万级的富翁。”
四眼儿说这话的时候，两眼炯炯有神，像极了十五年前宿舍楼下的那个夜晚，我不得不承认，他说服了我。
之后的几天，我按照四眼儿教的踩盘路子，确定下来的一套挂牌楼盘，是华湖村小区的一套顶楼，87平，原业主报价470万，我还到450万，算上佣金税费，刚好花掉了黄老太太给我的这笔钱。
卖房子的是个老人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急着要把房子出手，我完全没有想到能比报价便宜20万。
先是黄老太太的大手笔，然后是房子上的折扣，真是喜上加喜，财上加财。
我是全额付款，中介也相当配合，只是五个工作日就办理好过户和收楼的手续。
房子户型方正，南北通透，小三房的格局，室内还算干净，但毕竟是快30年的老楼，又没怎么装修过，墙体剥落的厉害，于是趁着收楼的当口，我找了个街头的“游击队”帮我翻新。
这些街头的“游击队”在深圳老城区随处可见，活糙得很，而且常常临时加工钱，但毕竟价格上总体还算便宜，所以我就图了个方便。
我只是刷墙，翻新一下洗手间，不是什么复杂的活，五天的工期，结果他们三天就干完了，而且居然没有中途加价，结了钱立马撤人，大出我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