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儿童早期的情形

现在,我们无疑已经准备好了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具有先天缺陷的儿童与那些从小就享受欢乐生活的儿童,对待生活和同伴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条基本法则:出生时就带有器官缺陷的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卷入一场痛苦的生存斗争,而斗争的结果往往只能导致他们的社会感陷于窒息。他们对适应自己的同伴毫无兴趣,而总是专注于自己以及自己给他人的印象。适用于器官缺陷的法则,对任何社会负担或经济负担(这些负担可能会表现为一种额外的重负)都同样有效,能够导致一种对世界的敌意态度。在很小的时候,这种决定性的趋势就被确定了下来。这样的儿童通常在两岁的时候就感觉到,不管怎样他们在竞争中都不如自己的同伴准备充分;他们在普通的游戏和娱乐中也不敢相信自己。由于在过去备尝艰辛,他们有了一种被忽视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又表现为一种焦急期待的态度。我们必须记住,每个儿童在生活中都处于劣势;如果不是家庭为他提供了一定量的社会感,他将无法独立生存。当看到每一个儿童的软弱与无助,我们就能意识到,每个人在生命伊始都或多或少带有一种深切的自卑感。或迟或早,每个儿童都会认识到,他无法单枪匹马地应对生活的挑战。这种自卑感是儿童努力奋斗的驱动力和起始点。它决定着这个儿童将以何种方式在生活中获得安宁与安全感,它决定着他的生活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准备前进的道路。

儿童可教育性的基础就在于这种特有的与生理潜能密切相关的处境。有两种因素可能会破坏这种可教育性。一种因素是夸大的、强化了的、未得到解决的自卑感。另一种是这样一个目标:不仅要获得安全感、安宁和社会平衡,而且还要努力获得超越于周围环境的权力,这是一个想要支配同伴的目标。有这样一个目标的儿童,总是很容易就能被人认出来。他们慢慢就会变成“问题”儿童,因为他们觉得每一次经验都是一种失败,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总是被自然及他人忽略和歧视。我们必须将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才能认识到儿童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歪曲的、不适宜的、充满错误的发展。每个儿童都会面临错误发展的危险。每一个儿童迟早都会陷入了某种危险的境地。

因为每一个儿童都必须在成人的环境中长大,因此,他往往会认为自己很软弱、渺小,无法独立生活;他不相信自己能够不出状况、不犯错误、干净利落地去做那些别人认为他们有能力做好的简单工作。我们在教育上所犯的大多数错误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在我们要求儿童做超出他能力范围的事情时,儿童会产生无能为力感,因而感到羞愧难当。有些成年人甚至有意识地让儿童感到自己很渺小、很无能为力。还有一些儿童被当成了玩具、能活动的玩偶;也有一些儿童被当成了必须小心看护的贵重财产,甚至还有一些儿童被看成是一无是处、毫无价值的废物。父母及其他成年人的这些态度结合在一起,常常会导致儿童相信他只有两种力量:要么让周围的成年人快乐,要么让他们不快。因父母而产生的这种自卑感,可能会因为我们文明中的某些特有的特征而被进一步强化。不认真把儿童当回事的习惯就属于这一范畴。在这样的情形下,儿童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他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没有任何权利;他是成人生活中的装饰,没有发言权,他必须殷勤谦恭,安安静静,如此等等。

许多儿童在害怕被人嘲笑的持续恐惧中长大。对儿童的嘲笑奚落几乎等同于犯罪。它往往会长期持续地对儿童的灵魂产生影响,并转化为他成年后的习惯和行动。一个小时候常常被人嘲笑奚落的成年人往往很容易识别;他无法摆脱对再次受人嘲笑的恐惧。不认真把儿童当回事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习惯于对儿童说一些明显的谎言,结果,儿童不仅开始怀疑他的周围环境,而且还开始质疑生活的严肃性和真实性。

我们曾记录过这样一些儿童的病例:他们总是嘲笑、蔑视学校,从表面上看似乎毫无理由,当追问其原因时,他们承认说,他们认为学校是父母开的一个玩笑,不值得认真去对待!

二、自卑感的补偿:追求获得认可和优越感

决定一个人存在目标的是自卑感、不胜任感和不安全感。让自己成为众人注意的焦点、迫使父母注意自己的倾向在生命伊始就已显露出来。在这里,我们发现,在自卑感的影响之下渐渐苏醒的想要获得认可的愿望初现端倪,其目的是要实现其目标,使该个体从表面上看优越于周围其他人。

社会感的程度和质量通常有助于确立获得优势地位的目标。不管成人还是儿童,如果不将他追求个人优势地位这一目标与社会感的强烈程度作比较的话,我们就无法对他做出判断。他的目标是这样定的:这一目标的实现能够保证他获得一种优越感,或者提高他对自我人格的评价,从而使生活看起来非常有价值。正是这个目标,为我们的感觉赋予了价值,将我们的各种情感联系到了一起并使其相互协调,激发着我们的想象力,引导着我们的创造力,决定着我们应该记住什么和必须忘记什么。我们能够认识到,感觉、感情、情感、想象是以何种方式具有相对值的,即使它们没有绝对的量(quantity);我们精神活动的这些要素受到了我们追求某一确定目标的影响,我们的知觉因此也有所偏差,而且,可以说,会带着不为人知的细微迹象选择人格力求获得的最终目标。

我们通常会根据某一个固定的点来确定自己的方向,这个点是我们人为创造的,现实中并不存在,只是一种虚构。我们之所以必须做这样一个假设,是因为我们精神生活的欠缺。这与其他科学中所使用的那些虚构非常相似。比如,用根本就不存在但却极为有用的子午线来划分地球。在所有涉及精神虚构的案例中,我们都不得不这么做:我们都必须先假定一个固定的点,哪怕进一步的观察会迫使我们承认这个点其实并不存在。我们做这个假设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在混乱的生活中为自己确定一个方向,这样我们就能够对种种相对价值有所认识。这样做的优点是:一旦这个固定的点被假定下来后,我们就可以据此对每一种感觉和每一种情感进行分类。

因此,个体心理学为自己创立了一套启发式的体系和方法:它重视人的行为,并认为这就像是一个最终的关系群,对某一确定目标的追求会对有机体的基本遗传潜能产生影响,这个关系群就是在这种影响之下形成的。不过,我们的经验表明,为某一目标而努力的假设,不仅仅是一种省事的虚构。它已经表现出与事实在很多根本点上都不谋而合,不管这些事实是存在于意识生活之中还是无意识生活之中。对某一目标的追求以及精神生活的有目的性,都不仅仅是一种哲学假设,实际上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当我们开始探究怎样才能最有效地阻止追求权力——我们文明中最大的邪恶——的发展时,才发现自己面临重重困难,因为这种追求在儿童还不容易理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只能尝试在儿童以后的生活中对此加以改善和澄清。但是,在这个时候与儿童生活在一起,并不能让我们有机会去发展他的社会感,从而使对个人权力的追求成为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

还有一个困难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儿童并不公开地表现出他们对权力的追求,而是将其隐藏在宽容、温柔的外表之下,躲在面纱后面展开活动。他们审慎地希望能借此方法避免暴露自己的心思。对权力毫无限制地追求,会导致儿童精神发展的退化,追求安全感和权力的驱力一旦变得过大,就有可能变勇气为鲁莽,变服从为懦弱,变温柔为统治这个世界的狡猾背叛。每一种自然的感情或表现最终都伴随一种虚伪的“事后聪明”,其最终目的是要征服周围的一切。

教育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想要补偿儿童的不安全感这一愿望,通过教会他生活的技能,通过训练他的理解力,以及使他具备一种对同伴的社会感,从而对儿童产生影响。所有这些措施,无论其源自何处,都是为了帮助成长中的儿童摆脱不安全感和自卑感而采取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根据儿童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来判断他灵魂中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些性格特征是反映他灵魂活动的镜子。虽然一个儿童身上真实存在的劣势(inferiority)对于他的心理发展状况而言至关重要,但这绝不是衡量他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感的标准,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如何理解不安全感和自卑感。

我们不能期待儿童在任何特定的情境中都能对自己做出正确的评价,即使成年人也做不到这一点!正是从这里开始,困难也快速增加。儿童会在非常错综复杂的情境中成长,因此,他对自身自卑感程度的错误估计将绝对不可避免。另一些儿童也许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处境。但总的来说,儿童对其自卑感的理解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直到最后固定下来,并表现为一种明确的自我评价。这会成为儿童在其所有行为中都会保持的“恒定的”自我评价。根据这个具体化的标准或“恒定的”自我评价,儿童创造出来使自己摆脱自卑感的补偿趋向将指向这个或那个目标。

灵魂试图平衡令人痛苦的自卑感而寻求补偿的机制,在有机界有类似的现象。众所周知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我们身体的重要器官受到损害,其生产能力(productivity)降低到正常状态之下时,这个器官就会出现过快生长(over growth)和功能强化(over function)。因此,心脏在血液循环不畅时,似乎可以从全身吸取新的力量,不断地扩充自己,直至比正常的心脏更为有力为止。同样,在自卑感的压力之下,或者个体在认为自己渺小、无助的痛苦想法的折磨下,灵魂会竭尽全力征服这种“自卑情结”,成为自己的主人。

当自卑感增强到一定程度,以致儿童害怕自己将永远都不能补偿自己的软弱时,危险就出现了:他在寻求补偿的过程中,将不会满足于简单地恢复权力平衡,他会要求获得一种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ion),寻求一种衡量标准的失衡。

对权力和支配地位的追求可能会被极端夸大和强化,我们可以称为病态表现。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普通的生活关系便再也无法令人满意了。这些情形下的运动很容易会表现出某种夸张的姿态。它们很好地适应了其目标。在研究病态的权力驱力时,我们发现。这些个体为了确保自己在生活中的安全处境,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他们更迫不及待,更缺乏内心,有着更为强烈的冲动,而且很少考虑到其他任何人。这些儿童的行动之所以更引人注目,是因为这是他们为了实现支配他人的夸大了的目标而做出的夸张的运动。他们对他人生活的攻击,使得他们必须保卫自己的生活。他们和这个世界分庭抗礼,世界也和他们势不两立。

最糟糕的情况倒并不一定会发生。有些儿童在表达他们对权力的追求时,并非故意要和社会发生直接的冲突,他们的野心也让人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的特征。然而,当我们仔细探究他们的活动和成就后,就会发现,总的来说社会并没有从他们的成功中获得任何利益,这是因为他们的野心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野心。而且,他们的野心还总是会让他们成为他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渐渐地,其他特征也将显现。如果我们从整个人类关系来考察,就会发现,这些特征将日渐呈现出反社会的色彩。

在这些表现中,排在前面的是骄傲、虚荣,以及不惜一切代价征服他人的欲望。后者可能会由于个体地位的相对提高,由于他对所有与他接触的人的轻视、反对态度,而微妙地得以实现。在后一种情形中,重要的是将他与他的同伴分隔开来的“距离”。他的态度不仅让周围的人不悦,而且也会让自己不舒服,因为这种态度总是让他接触生活的阴暗面,使他无法体会到生活中的任何乐趣。

一些儿童希望用夸大的权力驱力来确保自己享受超越于周围他人的声望,但这种驱力很快就会迫使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工作和职责采取一种抗拒的态度。将这种渴求权力的个体与理想的社会存在做一对比,我们仅凭少量的经验就可以详细说出他的社会指数(social index),也就是他使自己远离其同伴的程度。一个对人性具有敏锐判断力的人,会始终关注着生理缺陷和自卑情结的重要性,他清楚地知道,如果在个体灵魂发展的进程中没有这些之前就已出现的困难,个体就不可能形成这样的性格特征。

当我们承认了在灵魂正常发展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的种种困难所具有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之上真正地理解了人性,那么,只要我们让自己的社会感得到完全的发展,这种知识就绝不会成为一种害人的工具。相反,我们用它只会来帮助我们的同伴。对于那些有生理缺陷的人或具有令人不悦的性格特征的人表现出来的愤怒,我们不能加以责备。这不是他的责任。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他有充分的权利来表达自己的愤怒,而且,我们还必须意识到,对于他的处境,我们也负有一部分的责任。受责备的应该是我们,因为我们未能以充分的警惕性来防止导致其处境的社会悲剧发生。如果我们坚持这一立场,就能最终改善这种状况。

我们不能把这样的人视为堕落的、毫无价值的无赖,而应把他当成我们的同胞。我们应该给他们创造一种氛围,让他觉得自己有可能与周围的其他人一样,彼此是平等的。设想一下,一个有外部器官缺陷或身体缺陷的人站在你面前,会让你感到多么不愉快!这是衡量你需要接受多少教育,才能对社会价值保持一种绝对的公正感,并使你自己与真正的社会感保持完全和谐一致的良好尺度。另外,我们也可以借此判断我们的文明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这些个体。

不言而喻,那些生来就有器官缺陷的人从出生伊始,就感觉到了一种额外的生存负担,结果,他们发现自己在看待有关生存的整个问题时都显得极为悲观。那些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使其自卑感变得更加强烈的儿童(尽管他们的器官缺陷并没有那么明显),也会有类似的感觉。自卑感可能会因为人为的原因而变得非常强烈,以至于其结果就好像这个儿童一出生就有严重的缺陷一样。比如,在这个关键时期,严厉的教育就有可能导致此种不幸的结果。在儿童生命早期留下的创伤,往往永远都不可能消失,而他们所遭受的冷漠无情的境遇往往会妨碍他们接近周围其他人。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爱、没有情感的世界中,而他们和这个世界也没有任何共同的接触点。

例如,有一个患者,他很引人注目,因为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跟我们讲他强烈的责任感,以及他所有行动的重要性,他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夫妻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这个例子中的这两个人都把对每一件事情的价值衡量当成是征服对方的一种手段,甚至在讨论头发的粗细时也是如此。互相争吵、相互责怪、侮辱对方,最终,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彼此完全疏远。丈夫仅存的那一点点对同伴的社会感,已经被扼杀在他对优越感的渴求中了,至少对他的妻子和朋友而言是如此。

我们从他对自己生活经历的叙述中已经了解到了下面这些事实:他在17岁以前,身体几乎一直处于未发育状态。他的嗓音就好像是一个小孩子发出的声音,没有体毛,没有胡子,他还是全校最矮小的学生之一。现在,他36岁了。从外表上,我们完全看不出他有任何阳刚不足的特征,大自然似乎已经迎头赶上,完成了在他17岁以前几乎从未为他做过的一切,让他从稚嫩的小男孩变成了阳刚的男子汉。但在这之前有整整八年的时间,他一直因为这种发展的失败而备受折磨,在那个时候,他无法确知大自然是否会补偿他的生理性异常。在这整整八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受着“自己必将停留在‘儿童状态’”这一想法的折磨。

早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到他现在表现出来的这些性格特征的端倪了。他总是表现出一副好像自己非常重要的样子,好像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极具分量。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在他身上看到的那些性格特征。结婚以后,他一直不断地忙着给妻子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事实上真的比她所认为的更了不起、更重要;而妻子却总是忙于向他证明:他对自我价值的评价不符合实际!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的婚姻几乎不可能顺利地发展,最终只能结束在一场“社会大灾难”中(甚至在订婚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就已经出现了破裂的迹象)。正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患者前来求医——因为婚姻的破裂使他本就受过打击的自尊心变得更加伤痕累累。要想痊愈,他必须先从医生那里学会如何理解人性,他必须学会如何正确评价自己在生活中所犯的错误。正是因为这个错误,正是他对自身劣势的错误评价,影响了他至今为止(到前来接受治疗为止)的整个生活。

三、人生的曲线图和宇宙观

我们在说明这些病例时,通常最为简洁方便的方式是表明童年期印象与患者表现出来的实际病症之间的关系;而最好的方式是用类似于数学公式的曲线图来表示这种关系。连接两个点的线就代表这个方程式。我们在许多病例中都将能够成功地绘制出这个生活曲线图,这是个体身上所发生的整个运动的精神曲线。这条曲线的方程式就是这个个体从儿童最早期就开始遵循的行为模式。或许有些读者会认为我们是在试图用过分简单化的方式贬低人类的命运,或者认为我们倾向于否认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生活的主人,并因而认为我们是在否认自由意志和判断。就自由意志而言,这一谴责是对的。事实上,我们确实认为这种行为模式(虽然行为模式的最终形态会有某些微小的变化,但其实质内容、能量和意义从童年最早期开始便始终保持不变)是决定性的因素,尽管与紧接于儿童境遇之后的成人环境的关系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使其发生改变。在考察中,我们必须找出儿童最早期的经历,因为婴幼儿早期的印象标示着儿童以后发展的方向,以及他在以后对生存挑战做出反应的方向。儿童在对生存挑战做出反应时将会用上他在以往生活中发展起来的心理潜能;他在婴幼儿最早期所感受到的特殊压力将给他的生活态度附上某种色彩,并以一种原始的方式决定着他的世界观和宇宙哲学。

人们对生活的态度从其婴幼儿时期开始通常就不会发生改变,尽管在以后的生活中其表现方式会与婴幼儿时期大不相同,得知这一点并不让人觉得吃惊。因此,重要的是要把婴儿放进让他难以形成错误生活观念的关系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他身体的力量和抵抗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的社会地位以及那些教育他的人的性格特征也差不多同样重要。虽然在生命伊始,个体对生活的反应是自动性的、反射性的,但在往后的生活中,典型反应却由于某种目的而有所变化。一开始,个人需要的因素会决定个体的痛苦和欢乐,但后来他获得了能力,可以躲避和规避这些原始需要的压力。这一现象通常出现在自我发现的时候,也就是大致在儿童开始会用“我”来指代他自己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儿童已经意识到他与周围环境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关系。这种关系绝非中立的关系,因为它总是迫使儿童根据其世界观以及他有关幸福和完美的理解对他提出的要求,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并调整他的关系。

如果我们再强调一次我们在讨论人类精神生活之目的时所说的内容,那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坚不可摧的统一体必定是这种行为模式的专用记号。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必须只能将人看成统一的人格,在那些患者表面上似乎表现出截然相反之精神趋向的案例中,这一必要性变得越来越明显。有些儿童在学校和在家的行为截然相反,就好像有些成年人,他们表面上的性格特征与真实性格恰恰相反,以至于我们弄不清他的真实性格是什么。同样,两个人的动作和表现从外表上看可能完全一致,但当我们深究其潜在的行为模式时,就会发现,他们有着天壤之别。当两个个体看起来好像在做同一件事,他们实际上是在做着完全不同的事,而当两个人看起来好像在做不同的事,实际上他们做的可能是同一件事!

由于可能存在许多不同的意义,因此,我们绝不能断定精神生活的表现是一种单一的孤立现象;相反,我们必须根据它们所指向的那个单一目标(unit goal)来对它们做出评价。只有知道了一个现象在个人生活的整个背景中所具有的价值,我们才能了解它的基本含义。只有再次确认了个体的每一种生活表现都是他的单一行为模式的一个方面这条法则,我们才有可能理解他的精神生活。

当我们最终认识到所有人类的行为都是以追求某个目标为基础,并且这些行为自始至终都受着这个目标的制约,我们也就能理解在哪个地方可能存在着犯最大错误的可能性了。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特定的模式,从强化个人生活模式的意义上,来运用自己的成功和精神资源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发生,仅仅是因为我们从不检验任何事情,而只是接收、转化和吸收来自我们意识阴暗面和无意识深渊的所有感知。只有科学才能阐明这个过程,并使人们能够理解这个过程,也只有科学才能最终改变这个过程。我们将用一个例子来总结我们有关这一点的阐述,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将运用已经学到的个体心理学概念来分析、解释每一种现象。

一位年轻的女士来看医生,抱怨自己对生活有着难以抑制的不满,她自己觉得,这种不满来自于她整天因为大量各种各样的事务而忙得团团转这一事实。从外表上,我们能看出她是一个性急的人,她的眼睛不停地转动,她抱怨说,不管什么时候,即使只需要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她也会非常焦躁不安。从她的家人和朋友那里,我们了解到,她把一切都看得太重,而且,繁多的家务似乎让她有些不堪重负。我们对她的总体印象是:她是一个把一切都看得太重的人(这是很多人所共有的一个特征)。她家的一位成员说的话为我们提供了线索,他说:“对一切事情,她都是小题大做,大惊小怪。”

我们可以尝试想象一下:这种将每一项简单工作都看成是特别困难、特别重要的工作的行为,将会给周围其他人或将在婚姻关系中给人什么样的印象,并据此对该行为倾向进行分析。我们不禁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这种倾向就好像是在发出恳求,恳求周围他人不要再强加给她任何其他工作,因为即使是最为基本简单的工作,她也承担不了了。

我们对这位女士人格的了解还不够充分。我们必须刺激她更进一步地表现出她的自我。在做这种考察时,我们必须旁敲侧击,适可而止,谨慎敏锐,不能有任何想支配患者的企图,因为这只会激发她的好战心理。一旦让她树立起信心,并给她谈话的机会,我们便能逐步得出结论:她整个人生都只关注于唯一一个目标。她的行为表明,她正试图向某个人(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她的丈夫)证明她再也承担不了任何其他的义务或责任了,她必须受到细心对待和脉脉温情。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断和猜想,这一切必定发端于过去的某个时候,而且那时她就必定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我们成功地促使她证实了这一点:多年以前,她曾有一段时间最渴望得到的就是脉脉温情。现在,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她的行为了;这是她想要得到体贴照顾之愿望的进一步强化,也是她为阻止再次出现过去的情境,即她想要得到温暖和爱的渴望无论如何都未能得到满足,而做出的努力。

我们的发现在她对过去的进一步解释中得到了证实。她告诉我们,她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在很多方面与她截然相反,婚姻不幸,并希望逃离这种婚姻生活。有一次,她去见她这个朋友,当时只见朋友手里拿着一本书,站在她丈夫面前,用一种厌烦的语气跟丈夫说,她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准备当天的晚餐。这使得她的丈夫非常恼火,因此他很严厉地批评了妻子的整个人格。对于这件事情,患者补充道:“当我想起这件事情,我想我的方法要好得多。没有人会用这样一种方法来责怪我,因为从早到晚的工作已经让我负担过重。在我家,如果午餐没有按时准备好,谁也不会对我说什么,因为我总是那么忙,总有那么多事情要做。难道我现在要放弃这种方法吗?”

我们能理解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她试图用一种相对无害的方式来获得某种优越感,但同时又通过不断渴求得到他人的温柔对待,从而免受责怪。既然这种方法是成功的,要她放弃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合情理,但她行为的含义远不止于此。她对温柔的诉求(这同时也是一种想要控制、支配他人的企图)永远没有止境。而这常常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矛盾。如果家里有什么东西找不到了,结果必然是“一连串的无事生非”;紧接着,她就会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以至于她常会犯头疼病,夜里也总是睡不安稳,因为她需要让自己的一切活动都井然有序。接到请柬对她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她需要为此做许多的准备。既然这样一件最为简单的事情对她来说都是非同寻常的大事,那么,到别人家做客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她需要数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才能做好准备。我们可以很肯定地做这样的预测:她要么会因为不能前往向对方表示道歉,要么至少会迟到。在这种人的生活中,社会感绝不会超过某个限度。

在婚姻生活中,有些关系会由于这种对温柔的诉求而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比如,我们可以想象,丈夫必然会因公出差、单独出去拜访别人,或者出席他所属的社交聚会。如果他在这种时候把妻子一个人留在家里,不是会破坏妻子所需要的那种温柔和体贴吗?我们可以说一开始是这样,而且通常情况下事实就是这样,婚姻关系让妻子有理由尽可能地将丈夫留在家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该义务看起来好像是一件乐事,但实际上,对于任何有职业的男人来说,这都是无法忍受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和谐的出现将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们的案例中,不和谐很快就出现了。丈夫有时候很晚才上床睡觉,他很谨慎地不打扰到妻子,但却吃惊地发现她还醒着,并向他投来责备的眼神。

在此,我们不需要一一描绘众人所熟知的所有这类情形。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讨论的并不是女人专属的小毛病,因为许多男人也持类似的态度。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仅仅是要表明:对获得特别体贴照顾的要求,有时候也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我们的案例中,就常出现下列情形:如果某个时候丈夫不得不在外面过夜,他妻子就会跟他说,既然他很少出入社交场合,那么他就可以不用回来得太早。虽然她是用打趣的语气说的这番话,但其用意是非常认真的。这番话看起来好像否定了我们前面所获得的印象,但只要仔细观察一下,我们便可看出二者之间的关联。这位妻子很聪明,没有对她丈夫采取严厉的举动。从外表上看,她绝对让人着迷。她的性格也没有什么缺点瑕疵,只是她的心理思维方式让我们很感兴趣。这位妻子对丈夫说的那番话事实上是她所发出的最后通牒。现在,既然她已经允许他在外面待到很晚,那如果他因为自己的原因而这么做,她就会感到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和冷落。她的话给整个情境披上了一层面纱。她成了夫妻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一方,而她的丈夫,虽然只是在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但也得依赖妻子的愿望和意志。

现在,让我们将这种对特别温情的渴望与我们新获得的概念(这个女人只有在她自己发出命令时,才能够忍受某种情形)联系到一起。我们突然就意识到,她在一生中都受着一种绝不屈居第二的冲动的驱使,她要永远保持支配的地位,绝不能让任何的责备将她挤出安全的位置,她必须让自己在她的小环境中始终保持中心的地位。我们将会发现,她在每一个情境中都会表现出这样的举动。例如,在她不得不找一个新佣人时,她表现得高度兴奋。显然,她一心想知道的是:她能不能像支配原来那个佣人一样来支配这个新佣人。同样,当她准备离开家门出去散步时,她离开了无条件接受她支配的安全领域,走进了外部世界,来到大街上,在这里,突然一切都不受她的控制和支配,她必须避开每一辆汽车,实际上她在这里扮演了一个非常顺从的角色。当理解了她在家里实施的专横管制,那么我们就能非常清楚她现在如此紧张的原因和意义了。

这些性格特征可能常常会以一种令人愉悦的方式表现出来,以至于我们乍一看,绝不会想到这个人正经受痛苦折磨。另外,这种痛苦折磨也可能会达到非常高的程度。试想一下这种紧张被夸大、放大时的情形。有些人害怕乘坐有轨电车,因为在有轨电车上,他们不再是自己意志的主人,这种情形有可能会发展到很极端的地步,以至于他们最终根本无法离开家门。

在我们这个案例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关于儿童期印象对个体生活产生影响的颇具启发性的例子。我们无法否认,这位女士从她自己的立场看没有任何不对;如果一个人的态度和他的一生都以闻所未闻的强度,指向于获得温暖、尊重、荣誉和温情,那么,表现出一副好像总是负担过重、精疲力竭的样子,不失为达到该目的的好方法。其他没有哪种方法可以像这样总能让她避开批评,同时迫使周围他人对她温柔相待,并避免一切有可能破坏这本就摇摆不定的精神平衡的东西。

如果我们往前追溯这位患者的生活历程,就会发现,她甚至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种倾向:每当她完不成家庭作业,她就会变得异常兴奋,并用这种方式迫使老师对她非常温和。关于这点,她还补充说,她是家中三个孩子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经常和弟弟发生冲突。因为家里人总是偏爱他。而让她特别愤怒的是,大家总是更关注弟弟的学习成绩,而对她的优异成绩(她原先是个好学生),大家却漠不关心。最后,她几乎再也不能忍受了,老是抱怨说为什么她的优异成绩不能得到公平的评价。

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这个小姑娘是在追求平等,而且从童年时代的最早期开始,她就已经有了自卑感,并一直试图克服这种自卑感。她优异的学习成绩没能给她带来补偿,以致她慢慢变成了一个坏学生。她试图通过糟糕的成绩来超过弟弟!这些没有任何的高尚伦理道德可言,但是,在她幼稚的心灵中,她这样做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在她这样做后,父母相比以前更关注她了。她的一些小伎俩必定是有意识的,因为她清楚明确地宣称,她当时想成为一个坏学生!

然而,她的父母一点也没有因为她的学习成绩不好而烦恼。这时,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她的学习成绩突然出现了明显的进步,因为这个时候,一个新的角色——她的妹妹——登场了。这个妹妹的学习成绩也不好,但母亲因为妹妹成绩不好而操的心与对弟弟的操心程度是一样的,这其中的特殊原因在于,我们这位患者只是学习成绩不好,而她的妹妹不仅学习成绩不好,品行表现也不及格。因此,她自然毫不费力地获得了母亲更多的关注,因为品行表现不好与只是学习成绩差相比,二者的社会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妹妹的这种情况特别紧急,父母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她的身上。

争取平等的战争暂告失败。争取平等之战的失败绝不会带来永久的和平。没人能忍受这样的局面。从此,我们不断发现形成她性格的新倾向和活动。现在,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她的小题大做、总是匆匆忙忙,以及想要表现出自己压力很大的含义了。这些最初是做给她母亲看的,意在迫使父母能像对弟弟、妹妹一样地关注她;同时,这也是对她父母的一种责备,责备他们偏爱弟弟、妹妹,而对她不好。那个时候形成的基本态度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我们甚至可以再往前追溯,深入她更早的生活。她特别清楚地记得童年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她想用一块木头去打她那刚刚出生的弟弟,幸亏母亲小心谨慎,否则造成的伤害就大了。那时,她才三岁。这个小女孩(甚至在那个时候)已经发现,她之所以受到忽视,之所以父母对她的评价不高,是因为她只是一个女孩。她非常清楚地记得,她曾无数次地表达出自己想成为一个男孩的愿望。弟弟的诞生不仅将她挤出了温暖的安乐窝,而且尤其让她感觉受到了侮辱,因为弟弟是男孩,他受到了她从来都没有受到过的良好待遇。在她努力追求补偿这一缺陷的过程中,她偶然发现了一种方法,那就是:总装出一副自己在工作上已不堪重负的样子。

现在,让我们来阐释一个梦,以表明这种行为模式在她的灵魂中是多么根深蒂固。这位女士梦见自己在家中跟丈夫讲着话,但她丈夫看上去不像个男人,反倒像个女人。这个细节就象征了她用来处理自身一切经验和一切关系的模式。这个梦意味着她找到了与丈夫平等的地位。他不再是像她弟弟那样高高在上的男人,而已经是个女人了。他们之间没有地位上的不同。在梦中,她实现了自童年时代一直希望实现的愿望。

这样,我们就成功地将一个人灵魂生活中的两个点连了起来。我们发现了她的生活方式、生活曲线以及行为模式,据此,我们便可以得到一幅关于她的统一画面。总结起来就是: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是一个用温和的手段,努力追求扮演支配性角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