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宇宙的结构
由于每一个人都必须适应其环境，因此，他的精神机制便具有从外部世界接纳信息的机能。此外，精神机制还会依据对世界的一定解释，沿着人生之初就已确立的理想行为模式，去追求一个确定的目标。虽然我们无法用确定、精确的术语来表达对世界的这种解释和这个目标，但我们可以将它描述为一种始终存在的氛围，并且与机能不全感截然不同。只有在确立了某个固有的目标后，精神活动才有可能发生。众所周知，一个目标的确立通常以改变的能力和一定的运动自由为前提。由于运动自由而产生的精神富足的价值不应被低估。一个第一次在地上站立起来的儿童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就在那一秒，他通常会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敌意的氛围。在他最初的运动尝试中，尤其是他抬脚学习走路时，他体验到了各种不同程度的困难，这些困难可能强化也可能摧毁他对于未来的希望。一些在成人看来微不足道或寻常普通的印象也可能会对儿童的灵魂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形成他对生活的世界的整个印象。因此，曾在运动方面遭遇过困难的儿童为自己树立的理想可能是洋溢着剧烈、迅速的运动；我们只要问一问他们最爱的游戏是什么，或者问问他们长大后想干什么，便可以发现这样的理想。通常情况下，这些儿童会回答说，他们想成为汽车司机、火车司机等——这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想克服所有阻碍其运动自由的困难。他们的生活目标是用完美的运动自由将其自卑感和障碍感全部去除。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障碍感很容易出现在发育缓慢或身体多病的儿童的灵魂之中。同样，生来眼睛就有缺陷的儿童常常试图用更为强烈的视觉概念来改变整个世界。听觉有缺陷的儿童会对某些在他们听来更为愉悦的声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简言之，他们变得“喜爱音乐”了。
在儿童用以征服世界的所有器官中，感觉器官最为重要，它决定着儿童与所处生活世界的基本关系。正是通过这些感觉器官，个体才建构了自己有关世界的图景。首先，接触环境的是人的眼睛，视觉世界强制性地引起每个人的注意并给他们提供主要经验资料。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视觉画面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因为它应对的是持久不变的基础的东西，不像其他耳朵、鼻子、舌头、皮肤等感觉器官只能感受短暂的刺激。不过，有这样一些人：在他们身上，耳朵是占主导地位的器官。他们的精神信息库是以听觉资料为基础建立的。在这种情况下，灵魂可以说主要与听觉有关。我们偶尔也会发现一些人，在他们身上，肌肉活动占绝对的优势。还有的人，他们主要对嗅觉和味觉的刺激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前一种，即对气味更为敏感的人，在我们的文明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另外，还有一些儿童，在他们身上，肌肉组织扮演着主要的角色。这类儿童来到这个世界时的主要特征是非常焦躁不安，这使得他们在儿童时期便处于无休止的运动之中，成年以后更是活动频繁。这种人只对一些肌肉运动扮演主要角色的活动感兴趣。他们甚至在睡梦中也表现出活动的迹象，任何人只要观察一下他们在**焦躁不安地翻来滚去便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把那些“坐立不安”的儿童（他们的坐立难安常常被视为一种恶习）归入这一类。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儿童都是通过强化对某个器官或器官组织（不管是感觉器官还是运动器官）的兴趣，而开始探索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儿童都是根据他较为敏感的器官从外部世界来搜集印象，从而建构出一幅关于其所处世界的画面。因此，我们只有知道了一个人是用什么感觉器官或器官系统在探索这个世界，才能理解这个人，因为他所有的关系都会受到这一事实的影响。他的行动和反应通常会从我们所了解到的器官缺陷对他儿童期世界观的影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他后来发展的影响中获得价值。
二、宇宙观形成的要素
决定我们所有活动的无时不在的目标也会影响那些特殊精神能力的选择、强度和活动，这些精神能力赋予宇宙观以形式和意义。这就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体验到生活的某一特定片段、某一特定事件，或者确实体验到我们生活的整个世界。我们每个人所看重的都只是契合于自己目标的东西。不清楚一个人内心暗中追求的目标，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他的行为；如果不知道他的全部活动都会受此目标的影响，那我们就不可能对他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做出评价。
（一）知觉
外部世界产生的印象和刺激通过感觉器官传送到大脑，并在那里留下一些痕迹。这些痕迹构成了想象的世界和记忆的世界。但我们绝不能将知觉与摄影影像相比，因为知觉不可避免地与知觉者某些特有的、独特的性格密切相关。人不能感知他所看到的一切。对于同一个情景，没有哪两个人会做出完全相同的反应；如果问他们感知到了什么，他们往往会给出相去甚远的回答。一个儿童在其环境中所感知到的只是那些符合其行为模式的东西（这种行为模式是之前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早已确立的）。视觉欲望（visual desire）发展良好的儿童的知觉，通常具有一种显著的视觉特征。大多数人都很可能属于视觉型（visual-minded）。其他一些人则主要用听觉为自己创造关于这个世界的拼图。这些知觉不一定非要与现实完全一致。每一个人都有能力重新建构、重新安排他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使之适合于他的生活模式。一个人的个性和独特性在于他感知到了什么，以及他是如何感知的。知觉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生理现象；它还是一种精神机能，我们从中可以得出关于内心生活的最为深远的结论。
（二）记忆
灵魂的发展以知觉的事实为基础，并与活动的必要性密切相关。灵魂与人这个生物体的运动性（motility）有着固定的联系，其活动取决于这种运动性的目标和目的。人必须对其生活的世界的刺激和关系加以搜集和整理；而作为适应器官的灵魂，也必须发展所有那些在保护自身和积极维持自身生存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机能。
现在，很显然，灵魂对于生活问题的独特反应将在灵魂结构中留下痕迹。记忆和评价的功能受到适应必要性的支配。如果没有记忆，就不可能为未来做任何的防范。我们可以推断，所有的记忆都有一个隐藏于自身内的无意识目的。记忆不是偶然的现象，而具有明确鼓励和警告的作用。没有哪种记忆是无关紧要或毫无意义的。只有在确切把握了记忆推动的目标和目的后，我们才能对记忆做出评价。知道一个人为什么记住一些事情而忘记另一些事情，并不重要。我们记住了一些事件，而有关这些事件的记忆对某一特定精神倾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记忆推动了某一重要的潜在运动。同样，我们往往会忘掉所有那些有损于某一计划完成的事件。因此，我们发现，记忆也从属于有目的的适应，而且，每一个记忆都受到指导整个人格的目标观念的支配。一个长久保持的记忆，即使是一个错误的记忆（就像儿童时期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时的记忆常常充满了偏见），也可能超出意识领域，表现为一种态度，或者表现为一种情调（emotional tone），或者出于实现预期目标的需要，它甚至会表现为一种哲学观点。
（三）想象
幻想和想象的产物最能够清楚地表现某一个体的独特性。我们所说的想象，指的是在引起感知的对象不在场的情况下的知觉再现。换句话说，想象是再现的知觉——这是灵魂具有创造性机能的又一证明。想象的产物不仅是知觉的重现（知觉本身也是灵魂之创造力的产物），而且是一种建立在知觉基础之上的全新的、独特的产物，就像知觉是在身体感觉的基础之上产生的一样。
在焦点（focus）的明确性方面远远胜过寻常想象的是幻想（fantasy）。这种幻想轮廓非常鲜明，以致它们不但具有想象产物的价值，而且还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就好像并不存在的刺激物真的存在一样。当幻想看起来就好像是实际存在的刺激的产物时，我们称之为幻觉（hallucinations）。幻觉产生的条件与产生幻想性白日梦的条件绝无二致。每一种幻觉都是灵魂的艺术创造物，根据某个特定个体的目标和目的塑造而成。让我们举个例子来对此加以说明。
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年轻姑娘违背父母的意愿结了婚。她的父母对她的婚姻非常恼怒，以至于和她断绝了所有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年轻女士越来越确信父母待自己不好。由于双方都骄傲、固执，许多重归于好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这位年轻女士出生于一个受人尊敬的富裕家庭，但由于她的婚姻，她陷入了相当穷困的境地。不过，从外表上，没有人能看出她的婚姻关系有任何不幸的迹象。如果不是她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人们可能相信她已很好地适应了生活。
这姑娘一直是她父亲宠爱的孩子。父女关系非常亲密，以致目前的决裂显得更加引人注目。然而，她的婚姻导致父亲对她非常不好，父女之间的裂痕很深，甚至在她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她的父母都没有动摇，没有来看看他们的女儿或看看孩子。父母的粗暴对待让她耿耿于怀，因为父母在她正需要照顾的时候，却对她持这样的态度，这刺伤了她的心。
我们必须记住，这位年轻女士的情绪完全受其野心的支配。正是这种性格特征，让我们得以洞察为什么与其父母的决裂对她产生如此深刻影响。她母亲是个严厉、正直的人，拥有许多优良的品质，虽然她一直用高压手段对待女儿。她知道如何顺从于丈夫（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而不会真正降低自己的身份。事实上，她会带着某种骄傲自豪的心理让人们注意到她的顺从，并视之为一种荣耀。在这个家庭中还有一个儿子，大家都认为他跟父亲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是家族的继承人。他比她更受重视这一事实，只会进一步激发她的野心。这个一生都在颇受父母庇护的氛围中接受教育的姑娘，在婚姻中体验到了困苦和贫穷，而现在，这使得她越来越生气并经常想起父母对她的虐待。
一天夜里，在她入睡之前，她发现门开了，圣母玛利亚走到她的床前，说：“因为我非常爱你，所以我必须告诉你，你将会在12月中旬死去。我不想你毫无准备。”
这个幻影并没有让这位年轻的女士感到害怕，但她还是叫醒了丈夫，并将自己所见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第二天，她去看医生，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医生。这显然是一种幻觉。但她坚持说，对于所发生的一切，她看得非常清楚，听得非常真切。乍一看，这似乎不太可能，但当我们运用我们的关键知识来分析时，就更好地理解了。情况是这样的：这是一位极具野心的年轻女士，同时，正如分析所表明的，她具有支配其他所有人的倾向，与父母断绝了关系，发现自己陷于穷困潦倒之中。我们很容易理解，一个人如果想竭力征服生活中的一切，那他当然应该接近上帝并与之交谈。如果圣母玛利亚只是出现在想象中（如祈祷时的情形），那么，谁也不会觉得这事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之处，除非这位年轻女士能够找到更加强有力的论据。
当我们知道了灵魂能玩的各种小把戏之后，这一现象就完全失去了神秘性。这不是很多人在相似的情形下都做过的梦吗？事实上，其区别只在于：这位年轻女士可以睁着眼睛做梦。我们还必须补充一点：她的抑郁感使她的野心处在极大的压力之下。现在，我们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实际上是另一位母亲来到了她的身边，而这位母亲在大众心目中是最为伟大的母亲。这两位母亲必须形成一定的对照。圣母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她自己的母亲没有出现。这一幻影的出现是她对自己母亲和她对女儿缺乏关爱的谴责。
这位年轻女士现在正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的父母是错误的。12月中旬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时间。在每年的这个时候，人们更倾向于考虑自己更为深层的关系，此时，大多数人都会更诚恳地彼此亲近，赠送礼物，等等。也是在每年的这个时候，人们言归于好的可能性往往更大，这样我们就能理解：这个特殊的时间与她发现自己所处的窘境密切相关。
这个幻觉中唯一让人觉得奇怪的事情是：圣母的友好到来是要告诉这位年轻女士她的死期将至这一坏消息。她在跟丈夫描述这一幻象时用的几乎可以说是愉快的语调，这个事实也绝非毫无意义。圣母的预言很快在她的家庭小圈子中传了开来，医生在第二天也得知了此事：因而非常简单地就可以让她的母亲来看望了她。
几天以后，圣母玛利亚再次出现，说了同样的话。当询问这位年轻女士她与自己母亲的会面结果如何时，她回答说母亲不承认做错了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的依旧是老一套。她想要支配母亲的欲望还没有实现。
这时，我们曾力图让她的父母理解女儿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一切，于是，安排了一场她与父亲之间的令人满意的会面。场面很感人，但这位年轻女士仍不满意，她说父亲的行为有些夸张做作。她抱怨说，父亲让她等得太久了！即使取得了胜利，但她依然不能摆脱这样一种倾向，即证明人人皆错，唯有她自己永远都是成功的胜利者。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幻觉通常出现在精神压力最大的时候，出现在人们害怕目标不可能实现的情形中。毫无疑问，在居民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和遥远的从前，幻觉对人有相当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游记中对幻觉的描述。在沙漠中迷了路的人，又饿又渴又累，忽然看见了海市蜃楼，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我们能理解，当生命危在旦夕时，巨大的精神压力会迫使人们通过想象为自己创造一个明朗的、使人精神为之一振的情境，从而躲避环境带来的让人不悦的压力。这里的海市蜃楼象征着一种新的情境，它对于疲惫不堪的人来说是一种鼓励，能重振其精神，使其下定决心，继续前进；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它又像是一种安慰剂或麻醉剂，能使人忘却恐惧带来的痛苦。
在我们看来，幻觉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因为在知觉、记忆机制和想象中，我们已经看到过类似的现象。在考虑梦境的时候，我们还将看到与这些相同的过程。想象的增强，以及高级神经中枢判断功能的消失，都很容易导致幻觉现象的产生。在必要或危险的情况下，以及在人体机能受到威胁的高压处境中，人们通常会采用这种机制来消除并克服自己的软弱感。压力越大，就越少考虑批判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形下，在“全力自救”这一座右铭的激励下，人人都会调动他所有的精神能量，帮助他把想象投射进幻觉之中。
错觉（illusion）与幻觉密切相关，唯一的区别在于它仍保留着一些外部的联系，只是这种联系被曲解了，就像歌德的《魔王》（Erlknig）中的情形一样。它们潜在的情形以及心理上的危机感，则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在需要的时候，灵魂的创造力可以让人产生错觉或幻觉。有一个出身于显赫家庭的男人，由于学业不佳而一事无成，他做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职员。他已经放弃了所有希望，觉得自己不可能有所成就。而这种无望让他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朋友们的责备则更增加了他的精神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开始酗酒，并很快从中得到了一种甜蜜的忘却感和失败的借口。不久，他因震颤性谵妄（delirium tremens）被送进了医院。谵妄（delirium）与幻觉有很密切的关系，在因酒精中毒引起的谵妄状态下，患者常常会看到老鼠、昆虫或蛇之类的小动物。与患者职业相关的一些幻觉也可能会出现。
这位患者被送到了强烈反对喝酒的医生手里。他们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治疗，使他彻底戒掉了酒，病愈出院，三年来滴酒不沾。最近，他因为出现了新的问题而又回到了医院。他说他总是看见一个斜着眼睛、龇牙咧嘴冲他笑的人在一旁监视他工作。他现在在工地打工。有一次，那个人竟然嘲笑他，他盛怒之下，拿起铁锹向他扔去，他想看看他到底是真人还是仅仅只是一个幽灵。那个幽灵侧身躲开了铁锹，随即向他冲来，把他狠狠揍了一顿。
在这个病例中，我们再也不能说是什么幽灵了，因为那所谓的幻觉真的能以拳脚伤人。其实，答案不难找到。他一直有产生幻觉的习惯，只不过这一次他把这人当成了幻影。这就清楚地向我们表明，虽然他已经戒掉了酒瘾，但事实上，他在出院后的情形变得更糟糕了。他丢了工作，被赶出了家门，现在不得不靠在工地上打工养活自己，这在他和他的朋友们眼里是最为低贱的工作。他在生活中所承受的精神压力丝毫没有减轻。虽然他戒了酒（这是病愈给他带来的最大益处），但事实上却因为失去了原有的慰藉而变得更为不幸了。他在酗酒时，在酒精的助力下还能做原来的小职员工作，在家里人大声谴责他一事无成时，他还有借口说因为自己是个酒鬼，这个借口总比说自己没有能力保住工作要让他脸上光彩一些。痊愈后，他又再一次必须面对现实，这个现实的情形绝不比以前让他少感觉到一点压抑。现在如果他失败，他再也没有什么借口可以安慰自己，也没有什么好责怪的了，甚至酒精也不可以。
在这样的精神危机处境中，幻觉又出现了。他认为自己现在的处境与从前没什么两样，他还仍像个酒鬼一样看待这个世界，而且，他用这样一种姿态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酗酒已经毁掉了他的整个生活，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他希望因为自己生病而摆脱令他大失体面并因而让他不快的挖沟工作，不再为此而不得不做决定。上述幻觉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最后，他再次被送进了医院。现在，他可以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如果不是因为自己不幸染上了酒瘾，他一定能大有作为。这种方法使得他可以一直保持对自己人格的高度评价。对他来说，保持人格评价不下滑比保住工作更重要。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自己及他人始终相信：要不是因为被不幸的命运光顾了，他本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正是这样一种证据，使得他能够在权力关系中保持平衡，并使他能够感觉到其他人并不比自己强，只不过是在他的前进道路上横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罢了。他一直试图找到借口来安慰自己的心情，这使他产生了斜眼幽灵的幻觉；而这幽灵成了他自尊心的救星。
三、幻想
幻想是灵魂的另一种创造性机能。在前面所描述的各种现象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活动的痕迹。就像那些进入意识焦点的记忆的投射和想象之离奇上层结构的建立一样，幻想和白日梦也将被看作灵魂之创造性活动的一部分。预见（prevision）和预断（prejudgment）是任何运动的有机体都具有的一种基本机能，它是构成幻想的一个重要因素。幻想与人类有机体的可运动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它也只不过是一种预见和预知的方法而已。儿童的幻想和成人的幻想（有时被称为白日梦）始终关注的都是未来，其活动的目标是建造“空中楼阁”，以虚构的形式为现实活动建立一个典范。对儿童幻想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对权力的追求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儿童常常在其白日梦中处理其野心勃勃的目标。他们的幻想大多以“我长大以后……”开头。也有许多成年人在生活中的表现就好像他们还要长大一样。对权力追求的明确强调，再次向我们表明，只有确立了某个特定的目标，灵魂生活才能得到发展。在我们的文明中，这个目标就是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出人头地。个体绝不会长时间坚持追求任何一个中庸目标，因为人类社会生活总是伴随着不断的自我评价，而这种自我评价必然会导致产生获得优越感的欲望和在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希望。儿童幻想中非常明显的预见形式，可以说几乎全部都是儿童权力得以表现的情境。
但我们在这里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我们不可能为幻想的程度或想象的范围规定一个尺度。我们前面说过的内容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有效的，但对某些情形可能并不适用。那些以好战的眼光看待生活的儿童，其幻想力将会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因为他们的好战态度会使其始终处于极强烈的紧张状态中，从而行事小心谨慎。虚弱的儿童（对他们来说生活总是不那么顺心），其幻想力也会得到较好的发展，而且他们往往具有一种沉迷于幻想的倾向，在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他们的想象能力可能会变成一种用来逃避现实生活的手段。幻想可能会被误用为一种对现实的谴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成了一种个体对权力的陶醉，他通过想象的虚构杠杆升华自己，使自己超越生活的平庸。
社会感和对权力的追求，也在幻想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儿童期的幻想中，对权力追求表现为要将这种权力运用于某些社会目的。我们在以下这些幻想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特征：儿童幻想自己成为救世主、忠诚骑士、战胜邪恶势力或魔鬼的胜利者，等等。许多儿童常常幻想自己并非家中的父母所生。他们相信自己其实出生于另外一个家庭，有朝一日，他们的亲生父亲（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物）会来带走他们。这种幻想常常发生在深感自卑的儿童身上，他们满脑子想着被剥夺的一切，于是被迫让自己退居幕后，表现得不引人注目，或者不满足于自己在家庭圈子中所得到的爱与温情。那些总是表现得好像自己已经长大成人的儿童，他们的外在态度暴露了他们渴望变得显赫的内心愿望。有时候，我们发现这种幻想会以几乎病态的形式出现。比如，有些儿童只戴圆顶硬礼帽，或到处捡烟蒂，好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男子汉；再比如，一些希望自己是个男人的姑娘，她们常常让自己的言行举止、穿着打扮更像男孩子。
有些儿童被人说没有想象力，这显然是个错误。这些儿童要么是不愿意表现自己，要么就是有别的原因使他们不让自己的幻想表现出来。一个儿童通过压制他的想象，可能可以成功获得某种权力感。在受到压制并努力适应现实的过程中，这些儿童往往相信幻想会让自己有失男子汉气概或显得孩子气，因而拒绝沉湎于幻想之中；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对幻想的厌恶会发展到极点，以至于他们表面看起来好像完全缺乏想象。
四、对梦的一般考察
除了前面描述过的白日梦外，我们还必须讨论我们睡眠中发生的重要且富有意义的活动，即睡梦。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说，睡梦是白日梦的重演。老一辈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们曾指出过这样一个事实，即通过一个人的梦，我们可以很容易解读出他的性格。事实上，有史以来，梦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人类的思想。和白日梦一样，在睡梦方面，我们关注的也是做梦者的活动：他在睡梦中也还在筹划、安排，将自己的未来生活导向一个安全的目标。二者之间最为明显的区别是：白日梦相对易于理解，而睡梦却很少有人能理解。睡梦难以被人理解，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我们很容易就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即认为睡梦是多余且毫无意义的。我们暂且可以先这样说，一个寻求征服困难、保持自己未来地位的个体，他对权力追求的声音会回响在他的睡梦中。对于精神生活方面的问题，睡梦能为我们提供重要的理解突破口。
五、共情与认同
灵魂不仅有能力感知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事物，而且还能对将要发生的事进行感知和推测。这种能力对于任何能够自由运动的有机体必需的预见功能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因为人这个有机体总是要面对不断适应外界的问题。我们称这种能力为认同（identification）或共情。这种能力在人类身上发展得特别好。它的活动范围非常大，以至于在精神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可见其踪迹。预见的必要性是它存在的首要条件。如果我们被迫去预见、预断或预测：如果发生某一特定情形我们该采取怎样的行为，那我们就必须学会通过我们的思想、感觉以及知觉之间的相互关联，对仍未发生的情形做出合理的判断。赢得一个观点非常重要，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更大的努力去处理新的情形，或加倍小心地避开它。
共情通常出现在人们相互交谈的时刻。如果在交谈时不能认同对方，就不可能理解对方。戏剧是共情的艺术表现。关于共情的其他例子还可以见于当某人注意到另一个人身处险境时所产生的一种奇怪不安的感觉。这种共情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于他会无意识地做出防御动作，尽管他自己并没有危险。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当某人摔坏杯子时，在场的其他人所做出的姿势！在保龄球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些运动员的身体随着球的滚动路线而移动，就好像他们想借着自己的身体移动来影响球的滚动路线一样！在足球比赛中，我们也能看到同样的情形：看台上的观众在他们喜欢的球队进攻时，常常会做出用力向前推进的动作，或者在对方球队进球时，做出抵御的姿态。有一种表现很常见：汽车上的乘客在感到危险迫在眉睫时，会无意识地做出踩刹车的动作。当有人在一栋高楼上擦玻璃，从底下经过的人大多都会做出某些紧缩身子和遮挡防御的动作。当某位演讲者乱了方寸，无法再讲下去时，场内的听众就会感到压抑和不安。尤其是在剧院内，我们几乎不可避免地使自己认同于剧中演员，很难不在自己内心之中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我们的整个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种认同能力。如果要追溯这种在行动上和感觉上觉得自己好像是另外一个人的能力的起源，那我们可能会在与生俱来的社会感中找到其起源。事实上，这是一种宇宙感，是存在于我们内心中的整个宇宙之相互联系的反映；这是作为一个人不可避免的特征。它赋予了我们一种能力，让我们可以认同于自身之外的那些事物。
就像社会感有不同的程度一样，共情也有不同的程度。这些甚至在儿童身上也可以观察到。有些儿童醉心于他们的玩具娃娃，就好像这些玩具娃娃是真人一样，而另一些儿童则往往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更感兴趣。如果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投射到不太有价值或无生命的物体上，那么个体的发展可能就会完全停止。如果不是几乎完全缺乏社会感，如果具有让自己认同于其他生物的能力，那我们经常看到的儿童虐待动物的事件就不可能发生。这种缺陷会导致儿童在成长为人的过程中，只对那些毫无价值或毫无意义的东西感兴趣。他们只考虑自己，对他人的喜怒哀乐完全不感兴趣。这些表现与共情能力的缺乏密切相关。缺乏让自己认同于他人的能力，可能会导致个体完全拒绝与其同伴合作。
六、催眠与暗示
“一个人何以能对另一个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呢？”对于这个问题，个体心理学的回答是：这种现象是与我们的精神生活相伴随的表现之一。除非一个人能影响另一个人，否则，我们的社会生活都将不可能实现。这种相互影响在某些情形下会变得特别突出，如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就是如此。在社会感的影响之下，人在一定程度上都乐意受环境的影响。这种接受影响的乐意程度，通常取决于施影响者对受影响者权利的考虑程度。施影响者如果是在伤害受影响者，那他就不可能对他保持长久的影响。一个人要想对另一个人施加最大程度的影响，那他就要使对方感觉到自身的权利得到了保证。这是教育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或许有可能构想出，或者甚至是实施某种其他形式的教育，但是一种将此观点纳入考虑范围的教育制度将会令人满意，因为它与人最原始的本能，即人与人、人与宇宙的关联感有密切的关系。
只有在应对某个有意使自己远离社会影响的人时，它才会失败。这种“远离”并非偶然发生。在此之前，必定发生过持久的斗争，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他与周围世界的联系一点一点地瓦解，以致现在他竟公然反对社会感。此时，对他的行为施加任何一种形式的影响都变得更为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场景：对于任何想要影响他的尝试，他都报之以反击。
我们可以预期，感觉自己深受环境压迫的儿童，会对其教育者施加的影响表现出一种敌对情绪。不过，在某些案例中，由于外部压力非常巨大，以致扫除了所有的障碍，因而权威的影响得以维持和服从。我们很容易就能证明：这种服从毫无社会价值。有时候，这种服从会以非常奇怪的形式表现出来，以致服从者无法适应生活。这些人已经习惯了这种卑躬屈膝的服从，如果没有他人的命令，他们就无法行动或思考。之所以说这种影响深远的屈从极其危险，是因为事实上这些儿童长大成人以后，往往会服从任何人的命令，甚至是服从要他去犯罪的命令。
在犯罪团伙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十分有趣的例子。那些执行团伙命令的就属于这一类人，而团伙头目通常远离作案现场。几乎在所有涉及团伙犯罪的重大案件中，都可以找到这类唯命是从、充当爪牙的人。这种影响深远的盲目服从有时候发展到了让人不可思议的程度，以至于我们不时能发现一些人竟为自己的卑躬屈膝、奴性十足而感到骄傲，认为这是使其野心得到满足的途径。
如果我们仅局限于相互影响的正常情形，就会发现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是那些非常通情达理、极具逻辑判断能力的人，他们的社会感也极少受到歪曲。相反，那些渴望优越于他人、支配他人的人很难受到影响。每天的观察结果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
父母在抱怨孩子时，很少是因为他们的盲目服从。最为常见的抱怨是他们不服从、不听话。研究表明，这些儿童被禁锢在了一种想要使他们优越于周围他人的环境氛围中；他们拼命反抗，想要推倒这些束缚他们生活的围墙，但由于在家里受到了错误的对待，教育的影响已无法对他们产生作用。
一个人渴求权力的强烈程度与他能被教育的程度成反比。虽然如此，但我们的家庭教育大都依然专注于激发儿童的野心，唤醒其内心的凌云壮志。这种情况的发生并非由于父母欠缺考虑，而是由于我们整个文化都充斥着相似的夸大妄想。与我们的整个文明一样，在家庭中，最重点强调的也是：个体应该比其周围所有其他人都要更杰出、更优秀、更荣耀。在关于虚荣的章节中，我们将有机会说明：这种激发野心的教育方法对于社会生活而言是多么不适应，同时，野心又将给心智的发展带来多大的阻碍。
个人无条件服从的结果，是个体深受环境的影响，就像被催眠了一样。想象一下服从于他人的每一个奇思怪想，即使是很短的时间，将会是怎样的情形！催眠术（hypnosis）就是建立在与此相类似的基础之上。任何人都可以说，或者都相信自己愿意接受催眠，但实际上却可能缺乏服从于他人的精神准备。另一种人可能会有意识地加以抵制，但实际上却与生俱来地渴望服从。在催眠中，决定被催眠者行为的唯一因素是他的精神态度。至于他说了什么，或者相信什么，则无关紧要。由于分辨不清这一事实，人们对催眠术产生了许多误解。在催眠术中，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个体表面上看好像是在抗拒被催眠，但实际上却渴望服从催眠者的命令。这种渴望可能存在着程度上的不同，因而催眠的结果也因人而异。对被催眠的渴望程度完全不依赖于催眠者的意志。它完全取决于被催眠者的精神态度。
从本质上看，催眠与睡眠有些相似。催眠之所以让人觉得颇为神秘，是因为这种睡眠可以通过另一个人的命令而产生。这个命令只对乐于服从它的人才有效。其中的决定性因素依然是被催眠者或被试的天性和性格。只有那些乐意听从别人的命令，而不使用其批判机能（critical faculty）的人，才能进入催眠状态；催眠不仅仅只是普通的睡眠，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运动机能，以至于运动中枢也完全受催眠者命令的调动。在这种状态下，被催眠者处于某种和平常睡眠一样的朦胧睡意中，只能记起催眠者允许他记起的事情。催眠中最为重要的事实是：我们的批判机能（它们是灵魂最精致的产物）在催眠过程中完全陷于瘫痪。可以说，被催眠者已经变成了催眠者一只延长的手、一个服从他命令的器官。
大多数具有影响他人行为能力的人，都将这一能力归为自己特有的某种神秘力量。这往往会导致巨大的危害，特别是在传心术（telepath）、催眠术等很有害的活动中，更是如此。这些人对人类犯下了如此滔天大罪，为了达到其险恶目的，他们不惜使用任何手段。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所有表现都是以欺骗为基础的。不幸的是，人这种动物很容易服从，在任何装出自己拥有特异神力的人面前，他们很容易就成了牺牲品。有太多的人都有不经验证便承认某一权威的习惯。大众都想被人愚弄。他们想被人的虚张声势给吓住，而不对此做理性的审视。这样的活动绝不会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任何的秩序，而只会接二连三地导致被欺骗者的反抗。没有哪个玩弄传心术或催眠术的人能够长期为所欲为。很常见的情况是：他们会遇到一个所谓的被催眠者，并被他骗得团团转。有时候，这正是那些想要在被催眠者身上显示其力量的权威科学家的经历。
在另一些情形中，真话和谎话奇怪地混杂在了一起：被催眠者可以说是个被骗的行骗者，他在某种程度上愚弄了催眠者，但又让自己服从于他的意志。在这里明显起作用的绝非催眠者的力量，而始终都是被催眠者的乐于服从。除了催眠者虚张声势、愚弄欺骗他人的能力之外，没有什么魔力能够影响被催眠者。任何习惯于理**的人，任何习惯于自己做决定的人，任何从来不会不加批判地轻信他人话语的人，自然都不会被催眠，因而也绝不会为传心术所惑。催眠术和传心术只对奴性十足的盲从者有效。
讲到这里，我们还必须谈论一下暗示（suggestion）。将暗示归入印象（impression）和刺激（stimuli）的范畴，最容易理解。不言而喻，没有哪个人只是偶尔受到刺激。我们所有人都一直处于外部世界产生的不胜枚举的印象的影响之下。我们绝不可能只感知一种刺激。某个印象一旦被感觉到，它就会持续不断地产生影响。当这些印象表现为另一个人的要求和请求（他的目的是说服我们接受他的观点）时，我们称为暗示。这种情形就是对被暗示者心中已存在的观点的改变或强化。真正难以理解的问题是这样一个事实：每个人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的反应各不相同。他受影响的程度和他的独立性密切相关。有两种人是我们必须记住的。一种人总是过高评估他人的观点，因而不管自己的见解正确与否，都看轻自己的见解。他们倾向于高估他人的重要性，并欣然地依从他们的见解。这些人特别容易受暗示或催眠的影响。另一种人把每一种刺激或暗示都视作侮辱。这种人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事实上对这些见解究竟正确与否并不关心。他们对其他人提出的观点一概漠然视之。其实，这两种人身上都存在一种软弱感。第二种人表现这种软弱感的方式是：不能接受其他人提出的任何东西。属于这一类型的人通常喜斗好战，虽然他们可能自称易于受暗示，并因此而感到骄傲。不过，他们谈论这种开放性和通情达理，只是为了强化他们的孤立状态。事实上，他们很难让人靠近，别人很难与他们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