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要求我们承担一定的责任，这些责任不仅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准则和形式，还会影响我们心智的发展。社会具有一个有机的基础。在人具有双性恋倾向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体与社会的相切点。生命冲动的满足、安全感的获得以及幸福的保证，并不存在于相互隔离开来的男女中，而是存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之中。如果我们去观察一下儿童缓慢的发展过程，就可以确信：没有社会的保护，人类生命就不可能进化。生活中的种种责任使得劳动分工成为必须，劳动分工不仅不会将人与人隔离开来，反而会加强人们之间的联系。
每一个人都必定会帮助他的邻居。每一个人都必定会感觉到自己与同伴相依相连。人与人之间至关重要的关系就是这样产生的。下面，我们就更为详尽地讨论一下儿童出生后所面临的这样一些关系。
一、婴儿的处境
尽管每一个儿童都要依赖于社会的帮助，但他仍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既给予又索取、既期望你去适应又会满足你的生活的世界。他的本能因为遭遇障碍而无法得到满足，无法克服这些障碍使他感到非常痛苦。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能够更为彻底地满足他们自己的冲动欲望，并对生活有更为充分的准备。我们可以说，由于童年时期的这些境遇，他需要有一个整合器官（organ of integration）来让他有可能过上一种正常的生活，于是，他的灵魂就诞生了。它通过评估每一种境遇，然后指引有机体以本能的最大满足和最少的冲突迈向下一个境遇。于是，他学会了过高地估计打开一扇门所需的力气、搬动重物所需的力量，或者他人对他发号施令、让他俯首听命的权力。在他的灵魂中产生了要成长，要长得跟他人一样强壮，甚至比他人更强壮的愿望。支配那些聚集在他周围的人成了他生活中的主要目的，因为他的长辈们由于他的软弱而觉得对他负有义务，尽管他们的行为表现得好像他低人一等一样。于是，有两种可能的行动摆在了他的面前。一方面，他可以继续那些他觉得成人都在使用的活动和方法；另一方面，他可以表现出自己的软弱，同时让那些成人感觉到他的软弱，并觉得非帮助他不可。在儿童身上，我们会不断地发现这种精神倾向的分支。
在生命的早期，不同的性格类型开始形成。一些儿童的发展方向是获得权力和选择一种勇敢的技术，其结果是获得承认；另一些儿童则利用自己的软弱来投机，并力图用最多样的方式来表现这种软弱。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某个儿童的态度、表情和举止，就可以发现他属于哪种性格类型。只有当我们理解了每种性格类型与环境的关系，才能说每种类型都有其意义。我们在任何一个儿童的行为中，通常都可以发现对环境的反映。
可教育性（educability）的基础是儿童努力地想补偿自己的软弱。成千上万的天才和能人的产生都是源于欠缺感的刺激。现在儿童的处境则截然不同。我们现在讨论的情况是：环境让儿童感到了敌对，这样的环境给他的印象是整个世界都是敌人的地盘。儿童之所以会有这种印象，是因为儿童思维过程的视角还不够完善。如果他所接受的教育不能预先阻断这一谬见，那么，这个儿童的灵魂就可能畸形发展，以至于他在以后岁月中的行为表现得好像整个世界真的都是敌人的地盘一样。一旦他在生活中遭遇更大的困难，这种敌对的印象就会日渐强烈。在有器官缺陷的儿童身上，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与那些出生时拥有相对正常的器官的儿童相比，有器官缺陷的儿童对待其环境的态度完全不同。器官缺陷可能表现为运动困难、单个器官的机能不全，或者整个机体的抵抗力很弱（其结果是常常生病）。
难以正视世界并不一定仅由儿童机体上的缺陷所引起。糟糕的环境对儿童提出的不合理的要求，或者提出这些要求时所采用的不恰当的方式所导致的后果类似于环境中的实际困难。一个渴望能够适应环境的儿童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重重的困难，尤其是当他成长在一个对自己已经失去了勇气的环境（这个环境充满了悲观主义的色彩并迅速地对儿童产生影响）中时，更是如此。
二、困难的影响
由于障碍常常从四面八方逼近儿童，因此，他不能总是做出恰当的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精神习性只有很短暂的发展时间，同时，他发现自己必须去适应一些不可改变的现实条件，而此时他的适应技能却尚未成熟。每当我们考虑自己对环境所做出的任何错误反应时，都会发现自己的灵魂在不断地做着发展的尝试，以求做出正确的反应，并且一生中都像做连续实验一样不断地取得进步。儿童的行为模式表现中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他在成熟过程中面对某一确定情境所做出的那种反应。他的反应态度使我们得以洞察他的灵魂。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就像社会的反应一样，任何一个个体的反应都不能依据一种模式来评判。
儿童在其灵魂发展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常常会阻碍或歪曲他的社会感。这些障碍有的来自于其物质环境方面的缺陷，如源于他在经济、社会、种族或家庭状况方面的不正常关系；有的则来自于其身体器官的缺陷。我们的文明是一种建立在健康体魄和器官健全发育的基础之上的文化。因此，重要身体器官有缺陷的儿童在解决生活问题时就会处于不利地位。很晚才学会走路的儿童、运动有困难的儿童、很晚才学会讲话的儿童，或者那些因大脑活动发育缓于正常儿童而显得笨拙的儿童，都属于这个类型。我们知道，这类儿童总是东碰西撞、手脚笨拙、动作缓慢，身体和心理上的痛苦成了他们的沉重负担。显然，这个世界并没有温柔地对待他们，这并不是一个为适应他们才形成的世界。因为发展方面存在的这些机能不全而导致的困难有很多。当然，如果在此期间，精神需要方面所遭遇的痛苦没有让儿童在日后的生活中感觉到失望的话，那么，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总有可能自然而然地得到补偿，且不会留下任何伤痕；此外，经济上的拮据可能会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有缺陷的儿童很难理解人类社会的既定法则，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他们总是用怀疑和不信任的眼光看待身边出现的机会，并倾向于将自己隔离起来，逃避自己该完成的任务。对于生活中的敌意，他们尤其敏感，并且，他们会无意识地夸大这种敌意。他们对于生活中痛苦的一面的兴趣要远远地大于光明的一面。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这两面的估计都过高，因此，他们一生中都采取一种好战的态度。他们要求得到别人的特别关注，当然，他们考虑自己远多于考虑别人。他们更多地将生活中的必要责任视为困难，而不是刺激。由于他们对同伴心怀敌意，因此，他们与环境之间的鸿沟不断拓宽。现在，他们在对待每一次经历时都异常得小心谨慎，而每一次与真理和事实的接触都只能让自己离它们越来越远，结果，他们只是不断地给自己增添新的困难。
如果父母没有以恰当的方式表现出对子女应有的温情，那么，这些子女也会面临相似的困难。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就会给儿童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个儿童的态度就会变得非常固执，以至于不能识别爱，也不能恰当地表达爱，因为他的温柔本能一直没有得到发展。对于一个在温柔感从未得到恰当发展的家庭中长大的儿童，我们很难激发出任何温柔的表示。他的整个生活态度是一种逃避的姿态，是一种对所有的爱和温柔的逃避。如果考虑欠周的父母、教育者或其他成人在教育儿童时，告诉他们爱和温柔不足取、太荒唐或缺乏男子汉气概，并给他们灌输一些有害的格言，也可能导致类似的结果。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在教儿童时说：温柔是一种荒唐可笑的东西。在那些经常遭人取笑的儿童当中，这种情况更为常见。这些儿童非常害怕表现出情绪或情感，因为他们觉得，对别人示爱的倾向是荒唐的，是缺乏男子汉气概的表现。他们抵制正常的温柔，就好像这温柔会奴役他们或让他们丢脸一样。于是，在儿童早期，将爱的生活隔离开来的界限就设定好了。在接受了阻止并压抑所有温柔表现的野蛮教育之后，儿童便会从其周围的环境中退缩出来，并一点一点地丧失与周围环境的接触，而这种接触对他的灵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有时，身边某个人为他提供了一个和睦相处（concord）的机会；当发生这种情况，这个儿童就会与这个朋友建立极为深厚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长大后，其社会关系仅指向于某一个人，其社会倾向始终不能扩展开来以包括更多的人的原因所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男孩便是这样一个例子，当他注意到母亲仅对弟弟表现出温柔，便觉得自己被忽视了，从而在往后的生活中始终四处徘徊、八方寻找，试图找到自己在童年早期未能得到的温暖和情感。这个例子恰当地说明了这种人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种种困难。不用说，这类儿童所接受的教育只能在强制状态下进行。
伴有太多温柔的教育与全无温柔的教育同样有害。娇生惯养的儿童和管教严格的儿童都会在艰难前行中遭遇重重困难。从产生开始，对温柔的需要就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其结果是这个备受宠爱的儿童会固执地依恋于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并拒绝与他们分离。温柔的价值常常会因为种种错误的体验而得到过分强调，以至于儿童得出结论：自己的爱可以迫使周围的成人为他承担某些绝对的责任。这个目的很容易达到：儿童只要对他的父母说，“因为我爱你们，所以你们必须这样做或那样做”。这种社会教条（social dogma）常常在家庭这个圈子内滋长。儿童一旦发现别人身上有这种倾向，就会表现出更多的温柔，从而使别人更加依赖他。对家庭中某一特定成员的温柔感的爆发，必定会一直留在心中。毫无疑问，这种教育将会对儿童的未来产生有害的影响。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将不择手段地为获得他人的温柔而努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敢于使用一切现成的方法；他可能会试图征服他的对手（如他的兄弟或姐妹），或者靠着搬弄是非来打击他们。这样的儿童实际上可能会怂恿他的兄弟去做坏事，好让自己显得相对光彩、正直，从而得到父母的宠爱。他常常会给父母施加一定的社会压力，从而让他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会挖空心思，不遗余力地成为众人注意的焦点，直到显得比其他任何人都重要为止。有时候他会表现得很懒惰，专干坏事，而唯一的目的是想让他的父母围着他转，为他的事而忙碌；有时候他又会成为一个模范儿童，因为他认为得到别人的关注是一种奖赏。
在对这些手法进行了讨论之后，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精神活动的模式一旦确定，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儿童可能会朝着邪恶的方向发展；而为了同一个目的，他也可能成为一个模范儿童。我们常常可以观察到，有些儿童通过一些特定的无法无天的行为吸引他人的注意，而另一些更精于算计的儿童则往往通过一些美德善行来达到相同的目的。
我们也可以把备受宠爱的儿童归为这样的儿童：他们生活道路上的一切困难都被扫**一空，他们的能力被他人以一种友好的方式贬低。他们从来都没有机会去面对责任。这些儿童被剥夺了一切为未来生活做必需的准备的机会。对于那些愿意与其交往的人，他们尚没有做好与之建立联系的准备；当然更不可能与其他一些人（这些人由于自己在童年时代所遭遇的困境和错误而有意给人际关系的建立设置障碍）建立联系了。这些儿童对生活全无准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练习如何克服困难。他们一旦离开家庭这个小小王国的温室氛围，几乎注定要遭遇失败，因为他们找不到像宠爱他们的教育者那样愿意承担义务责任的人，也找不到他们已经习惯的那种程度的宠爱了。
所有这类现象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或多或少地倾向于使儿童与社会隔离。肠胃系统有缺陷的儿童对于这种影响往往会采取一种特别的态度，结果，他们就会经历一个与肠胃系统正常的儿童完全不同的发展过程。有器官缺陷的儿童有着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能最终会迫使他们陷入孤立状态。还有一些儿童，他们不太清楚自己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在现实中竭力回避这种关系。他们找不到忠实的伙伴，所玩的游戏与其他同伴也不相同，他们要么嫉妒其同伴，要么看不上同伴所玩的游戏，而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专心致志地玩自己的游戏。在极其严格的教育压力之下长大的儿童，也会面临与社会隔离的威胁。生活在他们看来并非阳光普照、令人愉悦，因为他们预期生活中的一切都只会给他们不好的印象。他们要么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必须忍受一切困难并低三下四地承受生活的悲苦；要么觉得自己像一名战士，随时准备投入与环境的战斗，而这个环境始终让他们觉得充满了敌意。这种儿童觉得生活及其任务太过艰难。不难理解，这种儿童大多会忙于捍卫自己的个人边界，以免自己的人格遭遇失败。我们可以预期，在他眼中，外部世界总是不友好。夸大了的警惕性使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因为他总是倾向于回避所有更大的困难，而不是让自己勇敢地面对可能失败的危险。
这些备受宠爱的儿童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也是他们社会感发展不完全的标志），那就是他们事实上为自己考虑得多，而为别人考虑得少。从这样一个特征，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他们朝向一种悲观主义世界哲学发展的全过程。除非他们能找到一种方法来纠正他们错误的行为模式，否则，他们便不可能获得幸福。
三、作为社会存在的人
在前面，我们已相当详尽地表明：只有把个体放到世界的特定情境中去看待他、评价他，我们才能理解他的人格。我们所说的情境，指的是他在宇宙中的位置、他对环境的态度，以及他对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态度，如职业的挑战、人际关系、与同伴的团结等在他的存在中所固有的东西。这样，我们便能断定，那些在婴儿早期以暴风雨般的冲击力给个体留下的印象，通常会影响他一生的态度。在儿童出生后几个月，我们就能断定他将与生活保持怎样的关联。在出生几个月后，我们就不可能混淆两个婴儿的行为，因为他们已经表现出了相当确定的行为模式，而且，这种行为模式会随着儿童的成长而日渐清晰。这种模式通常也不会再发生变化。儿童的精神活动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其社会关系的渗透和影响。生而有之的社会感的最初迹象表现在他生命之初对于温柔的寻求，这种寻求使他竭力与成人亲近。儿童的恋爱生活（love life）总是指向他人，而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总是指向自己的身体。这些对性欲的追求在其强度和表现形式上因人而异。在两岁以上的儿童身上，这些区别可能表现在其语言上。只有在最为严重的精神病理性退化（psychopathological degeneration）的压力之下，这种在此时已经牢牢植根于每个儿童灵魂深处的社会感才会离他而去。这种社会感通常会伴随他一生，在有些情况下它会发生改变、歪曲和受到限制，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它则会扩大、拓宽，直至它不仅会涉及自己的家庭成员，而且还会涉及自己的家族、国家，最终还会涉及整个人类。它还可能跨越这些界线，朝着动物、植物、无生命的物体乃至整个宇宙表现出来。我们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必须把人理解为一种社会存在。一旦掌握了这一点，我们就获得了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