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变化是无意出现的，还是出于某种目的的设计?前文业已指出，到西汉哀帝元寿二年的仪注中，上计结束时，还是司徒出面接见计吏，并遣吏宣读敕文。王莽新朝情况不明。上文考证则显示，皇帝召见计吏、授官与计吏代替刺史奏事均出现于光武、明帝时期，我们不能不从东汉初年的政局中找寻变化的背景。
首先，需要对上计活动这几方面变化的时代意义略做分析。对比西汉，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计吏在京师不仅要赴司徒、司空府上计，还要参加次年正月的若干礼仪活动，至少有两次机会面见当朝天子，且还有可能获得官职，留任郎官，最为戏剧性的莫如窦玄，因容仪绝众，被皇帝选中，做上了天子的乘龙快婿。
计吏参加正旦的朝贺，如班固《东都赋》所言：“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①
承担上呈“四海之图籍”的，当是参加朝贺典礼的郡国计吏，同时还要向皇帝纳贡。这一仪式年复一年地举行，确如渡边信一郎所言，带有相当的仪式性，实现的是“对皇帝和命官之间的第一重君臣关系的更新和再确认，以及对皇帝的臣服”,并“象征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和地方郡国之间贡纳-从属关系更新的场所”。①此外，计吏还要向皇帝汇报郡国的谷价、民所疾苦，而皇帝也会随机提出各种问题：光武帝便曾“问其风土及前后守令能否”;明帝一次正旦朝贺，好奇地问日南郡的计吏“日南郡北向视日邪”。问题若流传至今，恐怕一定是千奇百怪。不过，古怪的问题虽多，关于郡国的治绩一定是难以绕开的核心。从西汉时期丞相对计吏的“敕”,到西晋武帝对计吏的五条诏书，不难发现内容上的延续，这正是皇帝关注的核心。
西汉时，皇帝要想向计吏了解情况，则要遣近臣问询，而非自己召见；东汉皇帝则从幕后走上前台，直接掌握和了解郡国的情况。
计吏受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司徒的人事权，扩大了皇帝任用官吏的范围。《汉旧仪》卷下载旧制：“令六百石以上，尚书调；拜迁四百石长相至二百石，丞相调；除中都官百石，大鸿胪调；郡国百石，二千石调。”②东汉以后此制应得到沿用，甚至到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十二月诏书规定“今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次年郎颛上疏亦云“今选举牧守，委任三府”。③实际到了北朝、唐代，还是存在任用权限的区分。唐代就明确规定五品以上分册授、制授与敕授，由宰司进拟，皇帝批准，六品以下旨授，由尚书选用。①西京上计尚有以长史、守丞担任者，甚或律令有如此规定，故留下“守丞长史上计事竟”之类说法，但实际的担当者，已逐渐沦为普通小吏①,这样也就从异地为官的长吏逐渐转为由本地出身的郡国属吏来承担。东汉以后负责上计的上计掾、史更是从郡国属吏中挑选，东汉时期郡国属吏依然延续西汉的传统，秩次最高不过百石。②按照西汉旧制，若要以功次升迁到二百石的长吏，则由丞相府负责，无关皇帝；若按照东汉时期影响日大的辟除一路，亦要有府主的拔擢，同样不需要皇帝出面。而光武帝时始见，后逐渐成为惯例乃至制度的计吏受官，一定程度上侵夺了司徒任官的职责，扩大了皇帝选任官员的候选对象。
尽管至东汉顺帝时，郡国不过105个，参加上计的官吏若以三人计③,一次总共300余人，看起来人数不多，实际并不少。自和帝永元年间开始，岁举孝廉的人数也不过228人④,按《通典·职官·秩品》,东汉内外文武官7567人，内官1055人，外官6512人(36/990),300余人已近内官总数的三分之一。对皇帝而言，提供了相当可观的官员后备人选。换个角度看，这一渠道的开辟，意味着原先归司徒所控制、调配的候选官员的部分流失，无形之中，其影响力与职权受到侵蚀，而皇帝在任用官员上的影响扩张到郡国低级官吏群体。当然，此变化微妙，表面难以觉察，以致东汉一代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尽管不少时人在争论三公与尚书职权的起伏变化。
东汉时因受到皇帝接见而实际获得官职的计吏数额无法确知，且当时恐怕也没有个确定的数量或比例，从计吏角度看，这种不确定性反而更刺激计吏们的努力，如果表现出众，就有可能得到皇帝的青睐。计吏面见皇帝的场合，实际成为郡国计吏自我展示，包括显示自己郡国风土人情的极好舞台，亦成为计吏间相互竞争的赛场，对于地方意识与认同的成长有一定的推动作用①,因此，郡国往往会精心考虑计吏的人选。孔融任北海相时选择计吏的条件便是“当任公卿之才”。而他们一旦被皇帝看中，得到的官职多是郎官，乃皇帝的亲近侍臣，原无固定职掌，属于储官性质②,这种任职经历亦会加强获郎官者与皇帝之间的联系。
建武十一年(35年)“断州牧自还奏事”,并将此任务委托给计吏，从刺史角度的分析不少③,但从计吏一面的观察则未见④。此一变化对于把握在控制地方上刺史与计吏作用的升降颇为重要。西汉武帝设部刺史，秩次虽只有六百石，但有皇帝使者的身份，以“六条问事”监督郡国二千石长吏，年终回京奏事，有机会面见皇帝①,甚至有学者认为西汉朝廷结合刺史奏事与郡守上计两方面情况，评判郡国守相治绩，给予奖惩②。而光武取消州牧奏事，七年后将州牧改回刺史，当如何认识?
应该注意到，光武帝一朝正是极力发挥州牧(刺史)职能，监督地方官之时，建武六年，朱浮上疏称“(光武)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至于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关三府，罪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为腹心”云云，“使者”指的就是州牧。③《后汉书·循吏传序》云：“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故朱浮数上谏言，箴切峻政。”(76/2457)放手州牧(刺史)督查地方并非一时之权宜。此背景下取消州牧回京师奏事的惯例，而委托计吏转呈，不能认为是光武帝欲削弱州牧的监督职能，恐关乎其厉行节约的一贯执政风格，如上引张酣所言“重其道归烦挠”。④当然，其意外的后果一方面是使刺史的皇帝使者身份大打折扣，对其最终发展成一级地方长吏起到了推动作用⑤,但这并非光武帝改革的初衷；另一方面，当与上文所讨论的计吏面见皇帝成为惯例或定制有关，对于州治所在的十几个郡的计吏来说，则是职任的加重。
概言之，东汉初年出现的上计活动的变化，无处不见皇帝的身影。皇帝在元正朝贺大典面见计吏，既有仪式性的意义，也不时会出现问对，体现出对郡国事务的关注；计吏受官，则扩充了皇帝选官的范围；部分计吏代替刺史奏事，亦强化了计吏的作用。
与此相应的，则是司徒、司空职权受到侵蚀与削弱。西汉时期基本是由丞相与御史大夫受计，皇帝最多只是遣近臣传达想法；东汉时期皇帝召见计吏定制的出现，无形中既是皇帝对郡国工作的检阅，亦是对司徒工作的监督。而此前，皇帝只能通过程式化的文书(计簿)来了解，现在则可以通过灵活的问对来掌握更多的详情。而计吏受官，则扩大了皇帝任官的范围，将其触角伸到原本归司徒管辖的中低层官吏。
上述变化的出现，应与东汉初光武、明两帝个人统治风格有密切关系。学界久已注意到光武与明帝惩汉末失国、王莽夺权之弊，强化君权，削弱三公职权，并有不少分析。①不过，前人的关注多集中在制度性的设置上，或史书所提示的现象上，没有注意到这类重复性的仪式活动上出现的变化的潜在意义。
(接上页)关于东汉刺史“行政官化”问题，近年日本学者多有研究，但意见并不一致，见植松慎悟：《後漠時代に书ける刺史の“行政官化”再考》,《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36号(2008年),第10—17页；小鸠茂稔：《漠代国家統治の構造上展開——後漠国家論研究序説》,东京：汲古书院，2009年，第214—229页。植松注意到东汉刺史奏事与上计之间的关系，但解释与笔者不同(第5页),他强调东汉刺史的基调依然是监察，涉及行政主要是承担监督行政的作用。小鸠则指出大约顺帝以后，刺史作为民政官表现得更为明显，见上引书第220页，这与笔者推测的时段相同。
透过东汉计吏在京城活动的变化，不难看到皇帝与三公之间的职权上的消长，其背景乃是西汉以来丞相(三公)主政的格局。半个多世纪前，钱穆先生在分析古代制度时，比较了汉代皇帝和宰相的秘书处的组织与大小，说：
我们只根据这(宰相秘书处)十三曹名称，便可想见当时全国政务都要汇集到宰相，而并不归属于皇帝。……可见汉代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①
钱先生强调了宰相的作用，是有道理的，不过，没有考虑前后是否存在变化。后来，劳翰先生进一步指出：
秦汉的皇帝诚然掌握着国家最高的权力，但一般政务还是在原则上完全交给丞相去办，皇帝只是责成丞相。再由丞相把地方的政务信托给郡太守，由太守全权处理郡内的事。
劳先生进而将这种统治方式概括为“君相委托制度”,并认为“汉代到了武帝以后，虽然可以说还是信托式的传统，可是被扰乱的不纯。等到东汉时代就更进一步的破坏，一直到晚清尚不能恢复旧时的原则”。②劳先生指出秦汉时期丞相原本在统治中占有突出地位，但其作用时常会受到皇帝的侵蚀，十分有见地。文献中关于东汉“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一类的描述颇受瞩目，其实，后人还有另外的观察。西晋人李重说：
秦采古制，汉仍秦旧，倚丞相，任九卿。虽置五曹尚书令仆射之职，始于掌封奏以宣外内，事任尚轻，而郡守牧人之官重。……及于东京，尚书虽渐优重……①
李重关心的是内外官的考课，所说西汉“倚丞相，任九卿”当非无根之谈，亦可为劳先生说法的佐证。严耕望先生归纳史事，认为“(西汉)地方政府直辖于丞相府甚明”②,可为劳说提供力证，而本文讨论的郡国上计活动在两汉的变化，亦可印证劳说。
此外，必须看到，皇帝与丞相(三公)之间职权上的“博弈”并非直线式的——三公的职权一路下降，视之为形成“三公无责任体制”③亦过于简单化——而是反复起伏波动的，且双方角力的焦点亦不固定。西汉武帝时是个**，但主要是在元封五年(前106年)设置刺史，来监督丞相对郡国的管理，上计上，除去四次见于记载的亲自受计外，并没有留下什么制度性的遗产，当时亦是丞相府吏员人数大增的时期，元狩六年(前117年)达到382人。④光武帝时期在强化州牧(刺史)的作用之外，对于郡国上计，进行了不少巧妙的变动，通过召见与授官，加强了皇帝对郡国治绩的掌握与地方人才的笼络，事实上形成对三公工作的监督与人事权的侵蚀。
不过，光武与明帝时期的对郡国上计活动的调整，在两位勤于吏事的皇帝时不难发挥重要的作用，到了后代幼主当朝，外戚执政时，能否起到同样的效果，则不免要打个问号。三公在与皇帝的博弈中亦非总是处于下风。顺帝阳嘉元年(132年)闰月诏书中不又规定“今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①,三公这不又获得了推荐二千石官员的大权?这种做法到灵帝时还被人提起，视为“旧典”并建议皇帝恢复②,恐怕还是确实行用过一段时间。
日本学界近来颇为关注西汉末到东汉初年“国家体制的再编”问题，研究更多的是围绕官制，如中央的尚书体制、三公制与地方上的州(刺史)制的变化等。计吏参与朝贺之类仪式性活动的出现也影响到皇帝与三公、郡国之间的关系，亦需要纳入思考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