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民间，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严重的危害了社会的治安，而官府对他们往往却没有办法，这些人就是市井流氓。
市井流氓常常打群架，横行市井，以暴力诈取市井百姓的钱财。
宋代流氓时常在城市里欺行霸市，入城小农常常受到了他们，动辄打人，而且打人的拳法还自成一派，号称“社家拳”。
南宋时期，还有一批流氓，专门踢当地居民的门，打人，要钱。即使受害者告官治理，也毫无作用，以致其害益甚。这类流氓活动，在当时也有专门的称呼，称为“打聚”。
大概也正是因为流氓善打，所以流氓当中的确有不少颇有点拳脚功夫者，即使这种功夫不过是花拳绣腿，在真正的武林高手面前，只好乌龟缩头，连大气都不敢喘，然对付手无寸铁的百姓，还是绰绰有余的。《水浒传》中“破落户”西门庆，其实就是这类流氓的代表。动不动就打人，在街上如山神恶煞一般，这大概就是人们对流氓的基本印象。
明代成化年间，在长江沿岸，上自九江，下至苏州一带，就出了一批凶恶流氓，在大白天公然撒泼，“殴打平民，抢夺财物”，有时甚至将人打落水中，伤人性命，其凶顽放肆的程度，犹如强盗一般。（《皇明条法类纂》卷三四，《沿江等处殴打平人抢夺财物照在京事充军为民》）
当时，北京的流氓也极凶暴刁泼，专以打人为生。他们时常拿着流星锤，有时携带匕首、尖刀，藏在身上，欺男霸女，欺打平民。有时碰到地方上的大户解送各项钱粮到北京，这些流氓凶徒就乘机抢取财物，稍有不从，动辄就打。
流氓这种“打”，通常情况下是对一般平民百姓的，然而有时流氓之间也发生冲突，出现互相仇杀的局面。如在江苏太仓沿海一带，就有一些流氓以贩卖私盐为业，继之则结党行劫，最后导致“互相仇杀”。
咱们天津管这些流氓，叫混混儿，他们经常打群架，以显示自己的实力，也算是耀武扬威；上海的流氓，叫白相人，他们也常在茶馆中“吃讲茶”，也就是黑社会谈判，如果言语不和，最后也诉诸武力，靠斗殴解决问题。而流氓与流氓之间的寻仇打殴，比起流氓殴打平民来就更为凶惨了。
清代，松江青浦县周浦西六里，名苏家桥，此地就有一些流氓，时常扰乱社会治安，还动不动就斗殴，有时他们内部也发生一些流氓群体之间的群殴。据载，苏家桥一带，比较有名的流氓有陆寅、王六等人。有一次，他们拦路抢劫了一客商的米，被周浦镇乡兵擒获，就地斩首。周浦镇地方虽小，但流氓的“打降”活动却极多。镇上大富之家不多，而小康之家确也不少。镇上的人获知此事以后，知道苏家桥的流氓会前来寻衅报复，于是一些人就组织起了民兵，把镇一分为四，每铺之富商店铺，或两数，或钱数，各就其地，每日民兵把守。有的地方甚至架起了大炮。而这些招募的民兵呢，也无非是一些流氓，因为只有他们出现，才敢出头露面，所以当地百姓才将安危寄托在他们身上。在当时看来，作这种抵御流氓的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不久，苏家桥的流氓却真的纠合梁家角并塘口等地的流氓，前来周浦镇报仇，“三更时分，东西发号炮，各家惊愕”，这场混战，实际上是一次乡镇流氓之间的大斗殴，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这越听越像郑伊健演的古惑仔啊？
这些“打降”的流氓，原是明代存在于三吴一带的流氓组织，其间的参加者都是一些职业打手。这种组织至清代仍存在。在清代流氓中，也有专事打架的“打手”。打行的头儿一般善于拳勇，他的部下都是一些少年无赖。
这些打手，有些被豪强豢养，成为他们的爪牙；有些本身就是游手好闲之徒，平常日子轮叉舞棍，遍游街市，无恶不作；有些就自称“枪手”，参与地方械斗，受雇做打手。
在杭州，由打行中的打手所参与的打降活动非常猖獗。如雍正三年(1725），杭州的土棍董御天在仓桥面铺因赊欠面帐而与铺主发生争吵，就纠集一大批流氓，连续打砸倪四、许云先、王长善、徐云乡四家面铺。
就连当时的北京城里，流氓斗殴之事也时有发生。如光绪十三年(1887)，在正阳门外煤市街一带，就常有“聚众斗殴、放洋枪、砍伤人口之事”。参与这些斗殴的流氓，最著名的是恩瑞，绰号“恩四大王”，还有林世生，绰号“活判官”，而手下的同党则很多。
这帮混混要是放到现在应该判什么罪呢？
寻衅滋事罪啊！这个罪就是指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
《刑法》将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表现形式规定为四种：①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②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③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④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寻衅滋事罪是从1979年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流氓罪中分解出来的一种罪。
流氓罪？够形象的吧？
1979年《刑法》第160条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1997年刑法对之作了分解，具体规定为四种犯罪：一是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二是聚众**罪；三是聚众斗殴罪；四是寻衅滋事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寻衅滋事罪进行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