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是汉朝的第七个皇帝。汉武帝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汉文帝刘恒的孙子，刘邦的曾孙，刘备的祖爷爷。
汉武帝的母亲是王娡，七岁时被立为太子，16岁登基。54年的统治历程。前无古人的巨大功业。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他统治下的西汉帝国比罗马帝国还要强盛。成为世界文明无可争议的中心，而汉武帝的时代，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自豪和展示的伟大时代之一。
汉武帝是中国历代皇帝中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
什么事年号呢？
比如，康熙，乾隆啊，这些称号，其实就都是年号，一个帝王可能一辈子只有一个年号，但是也可能有好几个年号。
这些年号，又从何而来呢？
这和一些历史事件有关，当然一些帝王也很迷信，认为一些特有的年份只有改变年号才能转运。所以一些帝王也时常转换年号，为了就是转运。
汉武帝对中国法制的建设有什么贡献呢？
首先，他将冶铁，煮盐，酿酒等事物编成由中央管理，也就是说这些事不许私人干了，必须是国家授权才能进行。
一下子私企全都变成国企了！
现在呢，根据法律规定，其实也有很多产业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的，比如如能源，电力，航天，军工，通信。这是为了更好的统筹国家资源，当然也是因为这些产业的投资较大，远非民营企业可以承受的。
还有，汉武帝也禁止诸侯国铸钱，也就是市面上可以流通的货币就是汉武帝的五铢钱。这个举措是必要的，要不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就乱了吗。
汉武帝的贡献还不止是这样，汉武帝的贡献最大的就是他提出了“尊儒尚法”的思想。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被人诟病，其中一项就是焚书坑儒。
他特别看不起，孔子孟子这些人，整天就是讲大道理，对国家的建设没有一点点作用。所以，他干脆来了个干净利落的，把儒生都活埋了，把除了医药、种植方面的书籍全都烧了。
这也是秦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朝建立之后，儒家学说其实也一直没有被列为正统的学说。
大家看电视剧《汉武大帝》里就说，汉朝一直到汉景帝都实行的是道家学说，也就是无为而治，让人们少一些欲望！这样就能休养生息。但是随着汉朝经过刘邦，文景之治后，国力渐强，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这种道家学说统治已经变得十分的落后了。
汉武帝时代，儒、法两大思想流派由过去的势不两立到握手言和，他们共同铸就了统一的法律指导思想。这一方面归功于汉初儒家善于与时而变，根据形势，调整自己；另一方面与汉武帝对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价值及功能有清醒的认识分不开。
秦灭亡后，法家的法律思想虽遭到诟病，却未被主流社会抛弃，相反，经过改进之后，日益发扬光大。汉武帝时期，许多儒士扬眉吐气，重新出头露面，凭借对儒家经典的研习而位高权重。可是，天下并非儒家独尊，专攻刑名法术、崇尚严刑峻法的吏员同样吃得开。史书上记载的酷吏，他们在汉武帝朝廷，与儒士同样受宠。这些酷吏把法、术、势研究得透彻，运行得娴熟，颇有战国及秦朝时期法家的做派。汉武帝时的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杜周等，都是有名的酷吏，一度非常得势。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张汤、杜周。张汤在帮助汉武帝经办陈皇后蛊毒一案中，尽其所能，株连同犯，深得汉武帝赏识。张汤以严酷著称，但他最大的能耐是善于揣摩上意，根据汉武帝的好恶断案定罪。汉武帝有心要释放的犯罪嫌疑人，他总千方百计为其开脱罪责；汉武帝要治罪的，则放手究治，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另一酷吏杜周，亦善于随汉武帝喜好行事，所办案件，动辄牵连成千上万人，遍及数百里。有人曾质问杜周说：“你担任天子的法官，不依法断案，专门按照君主的意思断狱，难道这就是真正的司法吗﹖”杜周回答说：“法律从哪里来的呢？以前君主肯定的东西编成法律，当下君主肯定的东西整理为令，既然现在被肯定了，何必拘泥于过去的法律呢？”在杜周看来，君主的令就是法，法由主定，法为主用。
这说明在很大意义上法律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汉武帝在推崇儒术的同时，努力实践法家的刑名法术，着力化解儒、法两家的宿怨，通过高超的御臣之术，使儒、法共存，心甘情愿地供其驱使。
汉武帝以前，儒士参与司法实践的并不多见，汉武帝时期，有所改观，儒士把儒术逐步渗透到司法实践及法律解释中，开启了法律儒化、礼法合一的先河。
这里边咱就不能不提一个人了，这就是汉武帝时候的大儒叫董仲舒。他最终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但是，他也是把法家改造成了新儒家思想的重要人物。
中国传统法律，从汉武帝之后，基本沿着外儒内法的方向发展，虽然汉代没有出现完备的礼法合一的法典，但经过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德刑并用、礼法合一的法律理念正式形诸法典，下延明清，薪尽火传，数千年的法律传统未曾中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武帝不愧是中国传统法律基调的奠定者。
其实，我们今天的法律也带有一些礼法合一的特点，我们说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德治国的思想就是我们思想层级的最高层次，而法律则是约束我们行为的最低层次。这两者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用崇高的思想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引，而用法律的思想约束我们的行为。这才是中国当代社会的法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