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在交通行驶法则是“来左去右”，即不论是顺着马路行驶，还是沿着街巷步行，都是靠右行，谁要是反其向而行之，谁往往要自讨苦吃；如果有两个人正面相遇，彼此大多会心照不宣向右避让。这些都是老少皆知的。
这个不用我讲，小学老师都教过。
其实，这个规定，在唐朝时就有了。唐朝是我国古代陆路和水路发展的极盛时期。无论是行走在规模空前的长安街市，还是漫步在人烟稀少的偏僻山乡；都有形色匆匆赶路的人群，而与路相伴生的各种交通规则的诞生，则开创了中国古代交通立法的先河。
早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即由著名政治家马周制定了行人“入由左，出由右”的规定，即进城门必须靠左边行走，出城门则必须靠右行走。这也是目前为止我们见到最早的交通规则。这项“来左去右”的制度首先是在首都长安施行的。
我国还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人车分流、行人分行的国家。
先秦古籍《考工记》载：首都的三道门，都有三条道，男的从右边走、女的从左边走，车从中间走。这当是中国交通史上有关人车分流，行人(男女)分行的最早记载。
但由于《考工记》只是春秋末齐国人对工程方面的事记录，对于交通规则的记载不全面，而且有很大的地域差异性，所以当时的中国各地没有个统一的行走标准。行走法是随着国家的逐步统一缓慢而曲折地形成的。
唐朝时，唐太宗贞观年间，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路上行人，车辆往来变得越来越多了，人们走路也没个左右之分。
政府派专人在城内街道上游走呼叫，维持行人交通秩序和戒备防务。比如遇到个大娘横穿马路，这边就给喊了，大娘你干什么了？不许横穿马路！要不罚钱了啊？大娘提着菜篮子就跑了。
有时因为政事和军事需要，守城士兵要奉命在街道关口上检查行人和过往车辆。而街道上尤其是城门外的行人车辆行驶，因无左右之分，更显得杂乱无章，故检查很不便利，经常出纰漏。于是，这时的唐王朝便开始实行了，前边说的“城门入由左，出由右”。
这个行走法则是初唐改革家、中书令(相当于副总理)的马周首先倡导施行的。马周，字宾王，小时由于孤苦贫穷，常遭乡里恶少欺凌，后又因屡受地方官的折辱，立志发愤进取，后来他去了长安，被中郎将常何收为家客。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见交通状况真的是乱的不行了，就开始问重臣们该怎么办？
七嘴八舌的，有的说拓宽马路，有的说车辆给摇号，有的说单双号限行！（开玩笑）
这时常何就推荐了马周，唐太宗就把制定交通规则这事交给了马周全权处理。
马周做出了这样的规定后，每当人们临城门时，就自觉形成“来左去右”的有秩序的行走规则。这样，既便利了检查需要，也避免了行人互相拥挤和撞碰之苦。大家出行也就都方便了，“城门入由左，出由右”可谓是我国第一个较规范的行驶法则。马周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倡导行走来去有别的先行者。
到了宋朝，“来左去右”还仅限于城门关卡处，街上行人走路仍无左右之分。宋朝宣和年间翰林待诏张择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
这幅画对景物刻划相当细致，是一幅反映当年汴京近郊清明时节社会各阶层生活景象的优秀风俗画。
从这画中就可以看出，道路、车马、水道已形成格局，但行人还是杂乱无章，只有城门出入口处不远的地方，有一段抬轿与骑马相遇的画面是“左行法”。宋时的街上行人虽然来去尚无左右之分，但对行驶又有了进一步明确规定。宋太平兴国年间，大理寺正孔承恭上书言事，请在两京诸州要道处刻榜公布“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的“四避诀”，作为交通法则公布。
前几年在福建松溪县发现了一块南宋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的交通法规碑，碑上由当年宋太宗赵光义御笔亲批地交通“四避诀”。
宋朝以后到近代这段漫长的历史中，由于国家和区域相对过去更加趋向统一，经济、交通也逐步繁荣发达，所以行驶规则在社会中也显得更加重要。
说了这么多，为什么让男子走右边，女子走左边，这个又不是看手相，男左女右的。
其实答案很简单，这就有点象咱们今天的幸运数字，都想要个8或者6，谁都想混个好彩头。这左右两个字在中国那是有很深的讲究的，古人习惯上崇右，以右为大、为上、为先。还有以左迁为降职，这就触了霉头。古代中国女子的地位普遍不如男人，所以啊，就把更为尊贵的右边，让给男人了。
现在，世界各国车辆和行人的习惯走向是不尽相同的。有的是靠左行，有的则是靠右行。例如：加拿大、古巴、巴西、德国、希腊、墨西哥和摩洛哥诸国的行走规则是“右行法”；南非、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澳大利亚、泰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则是“左行法”。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4个国家，中国、美国、印度和前苏联，只有印度1个是靠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