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爷的看家本领就是熟悉法律，特别是刑名师爷，他们对于各种法条那是烂熟于胸，如何将法律条文适用于具体案件，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师爷们在适用法律时，主张“避律”。
“避律”这是个专有名词，师爷们为了防止僵硬适用法律而使案件复杂化，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从而影响案件更容易通过上级衙门的复审，也是为了牵连无辜者入案，他们就会采取“避律”的方式。不过，这规避法律的事也有被师爷搞砸了的时候。
我下边就讲个故事：
乾隆年间曾有这样一个案件，有一位已婚的良家妇女与他人通奸，后来奸夫带她私奔，几经辗转，终于被人捉拿到官。按照当时的条例，“因奸诱拐妇女出逃”，罪应发遣（发往边疆给驻防官兵为奴，为仅次于死刑的刑罚）。
案发州县的刑名师爷在草拟判决意见时，斟酌再三，觉得本案中那位妇女并非完全被动，如果按照法律来处罚奸夫似乎太严厉了。于是他就自作主张，把案情改为：该妇女系主动逃离夫家，在途中与奸夫相识而成婚。他以为这样一来，奸夫的罪名就变成了“知情娶逃亡妇女”，不过是个徒刑罪名而已。
这师爷心眼好，本想规避法律，给这个男的判轻点罪过。
只可惜这个师爷学艺不精，他没有想到，如此判案，该妇女就成了主动逃亡并背夫改嫁，正合法律上另一条重罪罪名“妇女背夫自嫁”，应该被判处“绞监候”，是个死罪罪名。
这位师爷想减轻一方罪责，却大大加重了另一方的罪责。案件上报到府即被驳回，而那名妇女更是在复审时得知自己已背上死罪罪名而大声喊冤。那位师爷这时后悔莫及，赶紧起草申文，请求上司发回重审。大费周折，结果仍然以“奸夫拐逃”来定罪。这件事连累东家遭到参劾，师爷只好引咎辞馆而去。
请师爷是为了仕途平顺的，这倒好，帮了到忙了！
在适用法律时，师爷除了要防止出现上述这样的错误外，还更要注意“活用”法律条文。这是几乎所有的幕学教科书都强调的，因为简单的适用法律被认为只是书吏的本事，而作为“佐治”的士大夫，师爷要注重的是在适用法律时能够体现“天理人情”。
下面，我就再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发生在乾隆年间，苏南的一个县里破获一起私铸铜钱的案件。
放在今天就是造假币，这可是大罪啊。
同案犯一共8人，抓获7人。按照当时法律，“私铸铜钱”首犯斩监候，从犯减一等，发遣为奴。被抓获的7个人在受审时都异口同声的供述，是那个在逃犯主谋、并纠结他们入伙。该县于是就将这7个人发遣新疆，继续通缉在逃犯。
过了两年，那个在逃犯在苏州因为其他的案件而被捕获，被解送到案。审讯时，那人百般叫冤，说是已被判刑的那7个人里的某某才是首犯，是他和那些人串供来陷害自己。无论如何用刑，那人都决不改口认罪。那7个人犯远在新疆，根本不可能押解回来对质。而这样的口供报到上级，原审就算有误，主审官员都要受罚。
那知县急得团团转，而幕中众位幕友也一筹莫展。只得邀请邻近几个州县的师爷们来会商。这时一个松江籍的老师爷韩升庸出了个主意：可以把案件情节改为该犯自首，然后劝说该犯承认为首犯。因为按照法律，自首可以减刑一等，这样该犯就逃过死罪（死罪虽有斩、绞二等，但在减刑时作为一等来减），也不过是发遣新疆而已。
那知县的幕友听了，如获至宝，赶紧回去向东家说明。那知县依计而行，把那个案犯提出来晓以利害，那个案犯也就坦然应诺，这桩案件就此解决。
这个案件后来被收录在《佐治药言》这一幕学指导书，他还发挥说：法律里有关自首减刑的规定是一扇“活门”，类似的麻烦案件都可以运用这个“活门”来解决。在“用律”的同时还要注意“避律”，这样才算是真正懂得法律精髓的好师爷。
现在呢，自首也是一种减免处罚的方式。
自首是指犯罪后自动投案，向公安、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我国刑法规定，自首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这就是传说中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当然了，自首和坦白在法律上，还不是一样的概念。
广义的坦白包括自首。狭义的坦白是指犯罪分子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被司法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并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
自首与坦白之间的相同之处是：
（1）二者都以犯罪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为前提；
（2）二者在犯罪人归案之后都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
（3）二者的犯罪人都具有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
（4）二者的犯罪人都可以得到适当的从宽处罚。
那区别呢？
二者的区别是：
（1）自首是犯罪人自动投案之后主动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的行为，坦白是犯罪人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行为；
（2）自首的犯罪分子悔罪表现较好，其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坦白的犯罪分子往往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被迫认罪的，其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大；
（3）自首是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坦白是酌定的从宽处罚情节。
也就是说自首是法定可以减轻处罚的情节，而坦白就不一定了。所以啊，如果真的有犯罪行为，建议您还是去自首，可别等到了需要坦白那一步，那样处罚将会很重了。
师爷断案，不只是在法律上找空子，找缝隙，他们还常常在事实与法律之间自由穿梭。
这跟跟现在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那可是有着天壤之别。
光绪年间在广东发生了一起杀人案：有个人的妻子与人通奸，偷了家里的一些钱财，和奸夫私奔。过了两年多，那人在离开家乡几百里的地方正好遇见了这对野鸳鸯，他就拔刀相向，将两人当场杀死，然后到当地的官府自首。
元明清时期的法律都规定，当丈夫发现妻子与别人通奸时，他有权在行奸场所将奸夫、奸妇“登时杀死”，无须负任何刑事责任。
可是如果丈夫发现妻子与别人的奸情，到官府去告发，官府所能给予奸夫与奸妇的最重处罚，却只是各杖一百、枷号（罪人戴枷示众受辱）一个月。在这个案件中，丈夫杀死奸夫奸妇已经是在事发的两年多以后，而且杀死奸夫奸妇的场所也不是行奸的场所，是否构成原来法律上所要求的“登时”和“奸所”？当两广总督将这个案子按照“杀奸”通报朝廷刑部时，刑部即以这两项存疑而驳回，认为可以按照故意杀人罪来处理。
当时两广总督李瀚章聘请的是一位杨师爷，他为东家起草了一个不长的回复刑部意见的稿子，其中最关键的两句是：“窃负而逃，到处皆为奸所；久竟不获，乍见即系登时。”
就是说，这两个人**私奔，那什么地方都是他们的奸所，只要没抓住他们，见到了就算是逮着现行了。这个意见递送到刑部，刑部尚书、著名的律学家薛允升特别激动，立即行文核准两广总督的原定“杀奸”判决意见。
这个就属于官府遵从了师爷对于事实和法律的解释，这种解释如果放到现在呢，那是绝对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现在，可以对中国法律做出解释的，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这些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指定行政法规的行政机关。个人的司法解释，就算你是法学泰斗，著名律师，某大学的知名教授，那你的解释也只是说是学理解释，并不具备法律的效力或者约束力。
这里，我再讲一个案子，也是光绪年间的，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夏燮为江西豫章县知县，积极布置反对“洋教”的运动，处罚一大批倚仗洋人势力鱼肉乡邻的教民，并将其中的18人当庭“杖毙”。然后他写了个洋洋洒洒数千字的呈文，自称此举是“绌邪崇正，除暴安良”。
江西布政使刘秉章听说了这件事，赶紧找到夏燮，劝告他说：现在洋教士后面都有列强大炮撑腰，你公然反“洋教”，还杀了这么多的人，报到朝廷会使朝廷难于对付洋人责难，你自己更逃不掉处分。
夏燮表面上不害怕，可心里打鼓了，就和自己请来的高师爷商量如何妥善处理这事。高师爷办法非常高。
他建议造一个“械斗”的案子，把这18个人的死亡全部都说成是械斗而亡，而且是一边各死9个，没有再需要抵命之人。夏燮回到县里，依计而行，伪造一批证人证词来“证明”械斗过程，高师爷则早已安排了府、道、司各级衙门的师爷都给这个案子放绿灯，一路通行。以后报到朝廷刑部，也得以顺利结案。
把打死人，说成是两边械斗，各死了九个人。真的让人很无语。
这就是师爷伪造事实，为了就是让自己的东家好赶快度过难关。现在咱们再来说一个有关汪辉祖的案件。
汪辉祖那是乾隆年间著名的师爷，而且他将师爷这个工作，理论化，流程化了，还编了好多本书，让日后的师爷们，知道如何去工作的。
这就是所谓的《师爷人门指导手册》。
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汪辉祖刚开始学习刑名不久，他被推荐到无锡县衙门，跟随一位姓秦的刑名师爷见习。秦师爷也是绍兴人，熟悉律例条文，为人也很热心，和汪辉祖关系不错。可没过多久，两人就因为当地的一桩案件大起冲突。
当地农民浦阿四的童养媳王氏和浦阿四的小叔叔通奸，被人发现，扭送官府。秦师爷按照律例拟稿，侄媳与叔父通奸，为十恶大罪中的“内乱”，奸夫奸妇拟发附近地方充军。而汪辉祖却提出按照平常人通奸罪处罚，拟处杖一百，枷号一个月。
两人意见不合，而东家无锡县魏知县赞同汪辉祖的意见，嘱咐汪辉祖拟稿。此案就到了常州府，果然遭到知府的驳斥：两人为未出五服的亲属，不应按照普通的通奸案件处理。
这汪辉祖也早就料到了这种结果，所以他就写了一份回复函：王氏为童养媳，尚未成婚，夫妇之名未定，不能旁推叔父。
经他这么一说，也确实有几分道理了。
这还不是事件的**，知府勉强同意，案件转至江苏按察使司。按察使又给驳回来了：叙供中王氏一直称浦阿四的父亲为“翁”，那么翁之弟即为“叔翁”，就是有服亲属。意思是，人家媳妇都喊公公了，这婚姻还不存在吗？
汪辉祖又写了一份回复：王氏所称之“翁”为乡间俗语对长辈的统称，为“翁媪”之“翁”，非“翁姑”之“翁”。
案件转至江苏巡抚处，当时的巡抚庄有恭是乾隆四年的状元，是官场上有名的才子。他亲自披阅卷宗，先驳斥说：王氏视同为凡人，就好象与浦阿四毫无关系。汪辉祖又回复解释：童养媳为虚名，王氏平时称呼浦阿四为兄，阿四称王氏为妹，兄妹称呼不得视为夫妻。
庄巡抚又驳诘：此案事关名分，不得同凡。汪辉祖又顶详：根据儒经《礼记?丧服》，未庙见（未正式拜堂）还不能算媳；《尚书?皋陶谟》“罪疑惟轻”，王氏的媳妇地位有可疑之处，就该从轻处罚。他建议仍按普通人通奸罪处罚，但枷号延长为三个月，王氏归娘家另嫁，浦阿四另娶。庄有恭这才表示同意，称赞汪辉祖所拟申详“合情合法”。汪辉祖从此名扬江南。
这个判决形成过程表明，尽管清代的律例已是前无古人的严密，可是在实际适用时仍然有大量的自由裁量的余地。而适用法律的前提是要“合情”。“情”可以指情节、事实，但在这里的意思是指“情理”，是一种推崇“中庸”、“均衡”的社会价值判断，讲高了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恕”之道相近，讲低了则和“抹稀泥”、“捣糨糊”等同，将案件的处理尽可能符合当地社会能够普遍接受的一种状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刑名师爷们有很多自由发挥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