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爷啊，不只担任了衙门里的军事这个角色，其实他也给干好多杂活。
这个是受客观条件限制的，因为如果一个官员请上5、6位师爷，作为私人聘请的顾问，是不能动用政府财政报销费用的，这个费用总额可能远远超过官员自己的俸禄，很明显，官员除了动用自己的“灰色收入”外是无法应付的。
好师爷，太贵了，不好的师爷请来也就是吃闲饭的。所以，师爷也不能多请。
一般州县官的实际年收入才几千两银子，其中要拿出近一半来请师爷办公事，所以师爷在精而不在多，而且师爷要是多面手才行。
那师爷们大多要承担什么样的工作呢？
和现在法院一样，一旦受理了起诉，衙门就要开始传唤案件的当事人。
这个传唤的名单是就是由师爷根据起诉的状子里提到的被告、证人情况来划定的，发下去由书吏制作传票，然后由长官用“硃笔”在被传唤人名字上点上一点，就算是批准了，吩咐衙役前去传唤。
但过去和现在不一样，现在传票要不邮寄，要不通知你到法院来取。
过去都是衙役们给当事人或证人送过去，有了这张传票在手，衙役们就会以“鞋钱”、“跑腿钱”之类的名目去百般勒索当事人以及证人，所以历来的，幕学教科书都引用“堂上一点硃，民间千滴血”这句民间俗谚，提醒师爷要尽量缩小传唤的范围。说“少唤一人，即少累一人，下笔时多费一刻心，涉讼者已受无穷之惠”。
师爷在决定传唤名单时，最要注意的是不可轻易传唤妇女到庭。古代以妇女在众目睽睽之下到庭受审为奇耻大辱，法律仅仅规定在谋反、恶逆、被盗、被劫、被伤、子孙不孝等情况下妇女可以自行起诉，其余事项一律由其父、夫、兄、子等男性亲属代为起诉、代为到庭。
现在，当然就没有这样的规定了。
山东馆陶县发生一起调戏妇女的案件，受害妇女的丈夫到县衙门来起诉调戏妻子的恶少。当晚，本县知县的刑名幕友叶师爷根据那位受害人丈夫的诉状，草拟了一个传唤名单，打算向知县建议本案只传唤调戏妇女的恶少，不必传唤受害人到庭。正好旁边有一位姓谢的幕中朋友笑道：“我听说那位被调戏的小娘子可是本地一绝的国色天香，何不传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叶师爷不禁心动，想传受害人到庭问话，也是法律上有规定的事，于是就在传唤名单上添上了那位受害妇女的名字。第二天衙役到那户人家送了传票，想不到的是，衙役前脚离开，那妇女后脚就上了吊，一命呜呼。叶师爷听说后大吃一惊，赶紧向知县建议严惩那个恶少，按照清朝法律调戏妇女致使妇女羞愤自尽的条文，拟该恶少为绞监候。经过层层复审，那恶少终于在当年秋审时被定为“情实”而处决。
你看看，这要不是这个师爷好色，也不能造成这样的悲剧。这个师爷是这起案件一半的凶手。
所以，现代司法中，充分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在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中都明确规定了，当涉及当事人隐私的案件时，是可以不公开审理的，这就充分保护了当事人的隐私权。
咱上面说的这位师爷确实不怎么样！
但是有的师爷还是不错的，我现在就给你再讲一个故事。
乾隆四十七年（1782），浙江新城发生一起离奇的寡妇自缢身亡案件。这个寡妇叶氏先后嫁过两个男人，后夫姓孙，死后给叶氏留下一个前妻所生才4岁的儿子，20多亩薄田。叶氏雇了个姓秦的雇工帮忙耕种，平时雇工就住在叶氏家中。
自来“寡妇门前是非多”，有人开始风言风语说叶氏的闲话，叶氏后夫的一个远房侄子孙乐嘉要叶氏辞退姓秦的雇工，叶氏也答应了，可几个月下来并没有真的辞退，说是发不出积欠的工钱。孙氏宗族的族长又建议叶氏改嫁邻村的一户刚丧妻的姓周的人，要孙乐嘉去和叶氏商量。不料叶氏立即叫姓秦的雇工代她到县衙去起诉孙氏“逼迫改嫁”。违背寡妇意愿逼迫改嫁在当时被认为是有伤伦理纲常的重要案件，因此县官立刻就受理了。可是过了几天县官派人来向孙氏宗族了解情况时，孙氏族长满口否认，而姓秦的雇工又突然失踪，无法对质。
衙门派来的书吏指责叶氏，叶氏只是推说姓秦的雇工主谋诬告，并无它言。想不到的是当晚叶氏就自尽了。新城知县勘验现场后，将孙乐嘉带到县衙，定他个“威逼自尽”的罪，建议判处徒刑。案件上报到杭州府，知府认为叶氏是寡妇，应该按照“威逼寡妇自尽”的法律，判处充军。
您看这清朝竟然还有“威逼寡妇自尽”罪，这个罪名可够细的啊！
这个啊，放到今天就叫罪行法定原则，也就是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不允许法官随意擅断。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性的规定。刑法文字清晰，意思确切，不得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
所以，历朝历代的刑法都会做出特别细致的犯罪和刑法的分类来，这个原则一直被延续到了今天。
案件继续上报，到了省按察使司，按察使又怀疑这是族长威逼寡妇改嫁意图谋财，将案件转发钱塘县重审，竟然拟将孙氏族长绞刑、孙乐嘉流放。
前几节咱说了，清朝时案件都需要报到上级机关复审，这案子又报到浙江巡抚，巡抚也觉得案件越搞越复杂，又下令转交湖州府的同知唐若瀛重新审理。
这案子上上下下的没个完，这成了坐电梯了！
唐若瀛自己以及他的幕友都没有办法解决案件，好在他认识江南名幕汪辉祖，于是就私下向汪辉祖请教。
汪辉祖仔细研读卷宗，尤其是查验现场的记录，发现叶氏死的时候，身穿红衣绿裙、红绣袜、花膝裤，脸上还薄施脂粉。现场的卧室只是一间，以木板墙间隔，木板墙上并无房门，里间是叶氏卧床，外间就是姓秦的雇工的木床。汪辉祖读完卷宗就对唐若瀛说：“这件案子太简单了。逼嫁罪名前提是寡妇自愿守寡，可是叶氏后夫才死了十一个月多就已经是艳装抹粉（按照礼制，妻子应为丈夫服丧三年），哪里是守寡的样子？而且她与前夫结婚十七年在丈夫死后都没有守寡，更何况与孙姓后夫结婚才一年？姓秦的是个穷光蛋，哪里有拿不到工资还甘愿劳作的？孙乐嘉和族长劝改嫁时，她也没有当面严词拒绝。所以看来她之所以轻生是因为秦某不告而别，并不是因为孙氏宗族要她改嫁。案件的关键在于找到姓秦的雇工，应该并不难办。”
唐若瀛依计而行，搁下案子不再穷追，而是努力通缉姓秦的雇工。不久果然抓到姓秦的雇工，一审就坦承自己和叶氏有奸情，听说孙氏宗族要叶氏改嫁，起先想起诉吓唬一下孙氏宗族，后来得知事情闹大了，就自己逃走，没料到叶氏会因此自杀。汪辉祖替唐若瀛拟定判决：秦某与叶氏通奸罪成立，其余人的罪行不成立。
别说，这汪辉祖还真有两把刷子，对这个案子的判断确实是无愧于江南名幕之称。这样的师爷要是多一些就好了。
对卷宗的整理，也是师爷的重要工作之一。虽然有点屈才，不过这工作确实也挺重要的。
这个对案卷的整理，可不只是咱们说的那种档案保管员的角色，也包括对案件中的疑点进行分析。特别是复审案件时，很多刑名师爷就特别爱看案卷，然后给下边的官吏挑毛病，别说，这师爷还真就有从案卷里发现问题，并推理出真凶的案件。
清代浙江的衢（xing，二声）州曾发生一起“弑父”案件：有个母亲向官府告发儿子杀死父亲，说是某月二十七日深夜四更时分，见一青衣人从窗口跳入卧室，将自己的丈夫杀死，而自己儿子当天穿的就是青衣，当天白天儿子又曾和父亲大吵过一架，因此她怀疑是儿子杀死了父亲。
这可是弑父大案啊！可是马虎不得。
儿子被抓到县衙审问，很快就对杀父大罪供认不讳。按照清代法律，儿子谋杀父亲罪列“十恶”的“恶逆”之罪，要处以“凌迟处死”的酷刑。从县到府、省按察使司三级复审，都没有异议，于是报到省巡抚衙门复审。
按照惯例，这样的案子在巡抚衙门只是转一转手，就要转报朝廷的。估计大多数情况也就是走个过场。
可是就在这个浙江巡抚的幕府中，就有这么一位刑名师爷，他是绍兴人，叫李登瀛（ying，二声）他在仔细研读卷宗后，总觉得这件案件有疑问。虽然“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母亲告发儿子弑父，儿子也承认了。
可是儿子谋杀的动机却只是与父亲口角而已。如果确实是为了吵架而杀死父亲，在当场动手或许有点可能，怎么会夜半时分入室弑父？李登瀛虽然没有到衢州案发地再去查看，却仅凭卷宗里的勘验记录找到漏洞：农历的廿七日是月末，只有凌晨时分会有细细的一弯残月，而夜半四更并无月色；一贫如洗的这户人家自然也不可能通宵点灯，查勘现场的通详里也没有记载室内点灯，那母亲怎么能够在漆黑的房间里看清凶手衣服的颜色？他建议巡抚亲自提审此案，就此疑点追问这个告发儿子的母亲。
巡抚就此一审，案情果然大白：原来是这个母亲另有奸情，奸夫当晚入室杀害亲夫，和母亲商量嫁祸儿子；而那个孝顺的儿子不愿暴露母亲丑行，情愿顶罪受死。
虎毒不食子啊，您说这还是亲妈吗？
如何要定这个母亲的罪，也成为了当时的争议焦点。如果处死这个母亲吧，那就是伤了这个儿子的小心，而且这个儿子也犯了包庇罪啊，应该流放。所以当时，很多人认为母亲不判处死刑，但是儿子可以无罪释放。
但是，李登瀛就写下了这样的判决，“今此妇既忍杀其夫，又忍害其子，反纲灭嗣，人伦道绝。朝廷制法以裁民情，母不得减，子不容坐。”也就是说母亲不能减刑，还是要被判凌迟处死，而儿子无罪释放。
这个故事很富有传奇色彩，从现有的材料中推导出案件发生的可能的情况，我们不仅要感叹这位师爷的敏锐，还要从另一方面想。
当初做这份现场记录的人，那是多么的认真啊，简直是一个细节都没有落下，蛛丝马迹全部记录在案，这才能最终将案件破获。
师爷帮助官员制作档案，当然也有为了应付上级检查的意思。前边的节目介绍过，清代实行“逐级复审”制度，杖一百以上的案件要经过层层衙门的复审，为了能够顺利通过各级上司的复审，师爷在帮助东家制作案件文件时，要注意“锻炼”和“剪裁”案件当事人的供述及证词，使之前后一致，尤其是要能够引申出最后提出的判决意见。这是师爷的看家本领之一，所有的幕学著作对此都有很多的关注。
这师爷胆子有点大，按说这些东西都是不应该删改的啊，这叫原始的凭据啊。可是清朝时，苏州师爷万枫江在他的《幕学举要》里公然说他就曾多次修改过这些呈堂的笔录。他说在上报案件时对案件审理记录“叙供”部分（也就是庭审记录），不必完全按照庭审记录，“闲冗处不必多叙，令人阅之烦闷；并意到而词不达者，必须改定；土语难懂者，亦须换出”，只是要注意不要太文言化，保留口语的风格。
另一本由张廷骧写的刑名幕学专著《刑幕要略》里，更是明确指示师爷们办案起草“叙供”时要注重“剪裁”。“办案全要晓得剪裁，其某处应实叙，某处应点叙，某处应并叙，详略得宜，位置不乱，方为妥当。”剪裁的目的是要把供词理出一个逻辑关系，来引出结论。也就是说在“叙供”里以供证所反映的“事实”，要围绕将来要适用的法律来展开。
苏州师爷王又槐在《刑钱必览》里具体提示了刑名师爷在叙供时剪裁供证的要点：一是“口供要确”，这个“确”是指口供要符合情理，这里的情理是指事物的一般规律、常识性的逻辑，没有破绽，足以使人相信。二是“情形要合”，情节的发展、当时当地的情况要互相能够对证吻合。三是“情节要明”，对于案件的起因、发展的先后层次要明确交代。四是“针线要清”，一个人的供词和能够和其他人的供词对照。五是“来路要明”，所有的情节来龙去脉都要交代清楚，能够使人了解案情的发展脉络。六是“过桥要清”，在叙述案情发展时有自然过渡，前一情节自然带出后一情节。七是“叙次要明”，要求叙供整体结构完整，层次分明。
而且，师爷裁剪供词的时候，尽量少要人证，物证也要剪裁才入卷宗。比如破获盗窃、强盗案件，盗赃大多被捕快侵吞，反正抓获的盗贼不敢得罪捕快，不会出来告发，指导师爷们只需要记录一两件赃物、足以定案就可以了，决不要将失主的“失单”一一对照，在卷宗中以“挥霍殆尽”、“出卖过路行人”的含糊话语一笔裁去其余的赃物。而这些赃物呢，很可能就被捕快和师爷一块瓜分了。这事这师爷办得可就太缺德了。
从现代法律上来看，这种随意修改案卷记录的行为那是绝对禁止的。法律要求在审讯时，证人证词，庭审过程，当事人的问、答的原话，都要记录，庭审结束后，双方当事人都要在记录上签字，亲笔批上日期，然后存档。
这才是正规的方式，也不会出那么多错误了。看来一分好的卷宗，还真的是司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