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确立政治标准的缘由
在教育“革命”时期，“政治标准”成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主要分配标准。对此，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评价。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平等主义的策略。苏珊·佩珀指出，取消全国入学统考，其目的在于建立结构和内容上更为平等的高等教育，不仅为工人和农民创造更大的受教育机会，而且产生出新型的知识分子。这个目标明显地超出了“**”前大学扩大招收工农的目的。[37]也有研究者指出了这一标准蕴含的不公平性，认为这是一种歧视性政策，限制、剥夺了非无产阶级和剥削阶级家庭子女的教育机会，而干部子弟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以新的形式得以存在。[38]也有研究者指出这是与学术标准的普遍主义特性相对立的一种新的特殊主义的分配标准。尽管其表面上实现了普通劳动人民向新的社会精英流动的机会，而事实上加剧了人为的不平等带来的整个教育体系和教育质量的破坏，而且也引发了由特殊主义造成的社会风气的败坏。[39]但是，对这一标准本身的认识需要追溯当初设立的缘由，离开这一点，就很难对它的优劣进行评价。
对于这一标准设立的缘由，有研究者（如姚若冰、罗伯特·泰勒等）指出这是当权者两种不同发展策略交替选择的必然结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策略为发展经济，因此高校招生以学术标准为主；而在教育“革命”时期，发展策略为政治革命，因此高校招生以政治标准为主。不过这样的解释只能说明在不同发展策略下，高校招生标准具有的某种特征，但很难在两种策略和两种标准之间建立起必然的联系。因此，对这一标准确立的缘由应当回归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和发展图式中去认识，王绍光和萧延中则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王绍光从“社会排斥”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形成了两个精英集团，一个是以工农干部为代表的新精英集团，一个是以留用的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老精英集团。在“反右”运动时期，老精英集团和新精英集团开始分裂，互相排斥（即所谓轮流坐庄）。因此，当老精英集团以知识、能力、学术自居要求掌权时，新精英集团则通过个人身份上的优势（如家庭成分、政治表现）进行反击。这就是后来强调家庭“成分”的由来。[40]费正清认为，强调阶级出身及政治表现的目的，在于防止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子女继续管理新中国。[41]事实上，根据薄一波对当时情况的回顾，也确实表明在“反右”运动中存在要求轮流执政，对党统治合法性质疑的声音。研究中国“反右”运动的英国学者纳拉纳拉扬·达斯在其《中国的反右运动》一书中也搜集了当时反对政府的右派观点。[42]邓小平后来也谈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还是要肯定，当时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43]王绍光立足于当时中国面临的冲突，看到了所谓“两条道路”的冲突和斗争，揭示了两个“精英集团”分裂的事实。不过，就当时中国社会的情况而言，社会潜在的分裂还不至于此，还存在着两个精英集团同群众分离的危险。整风运动的目的就在于解决此问题。在开展整风运动时，毛泽东就认可刘少奇提出的在工人阶级中存在一个工人阶级贵族的看法，并指出，不进行整风，“我们就一定会被革掉”。[44]毛泽东在解释整风运动的目的时指出：
就是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矛盾的一种方法。通过整风运动，把党的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一些同志的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较薪水高低、争夺名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45]
萧延中正是在对更多社会分裂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揭示的。他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逻辑：压抑—创新的视角指出，在“官”与“民”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权威与小人物之间，毛泽东非常清楚这种特殊的“身份”与“权力”之间的对等关系，他认识到，如果不对特殊“身份”进行必要的变革，“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的政治铁律必将自然地产生效应，这将不可避免地使他终生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付之东流。而在毛泽东看来，后者较前者具有更高的革命性和创新性。因此通过赋予和抬高他们在“身份”上的优势，就能与前者进行互换，从而能够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异，达到“等贵贱”的价值平均效果。[46]
迈斯纳提出的“三种关于阶级的理论”则比较系统、概括地阐释了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矛盾。第一种理论反映了1956年前的社会阶级结构，对阶级的划分是依据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的。第二种理论是关于新的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官僚统治阶级的理论。第三种理论是以个人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行为决定他的阶级地位的理论。在他看来，“三种有关阶级的理论”都成为中国人民政治意识的组成部分。而第三种理论是毛泽东在“**”时期所坚持的。[47]
上述研究者立足于从当时现实社会存在的分裂进行的解释已经颇为深刻，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毛泽东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理想主义者”的话，就不能不从其对未来发展图式的设计这一视角去认识。正如前述，毛泽东的“五七模式”致力于构建的是一个消除一切差别的理想社会形态。而这一点也体现在其对理想“新人”的塑造——“又红又专”这一点上。又红又专这一目标不仅指向党政干部（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专业精英），而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要求。它的提出有效消解了两种精英各自的优势，同时，“红”更是作为一种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工人阶级立场、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被置于首位。[48]因此，迈斯纳指出，这一目标不仅有助于（至少试图如此）专业精英与政治精英的结合，而且有助于两种精英与一般群众缩小差距。[49]
理论的建构为我们认识政治标准之所以必要提供了指引，不过我们仍然需要回归现实，从历史的变迁中去梳理和认识这一标准的形成过程。这一点可以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转变和培养“新人”的努力中清晰地看出。
在反右运动前期，知识分子被给予了基本的信任。1956年，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用新的政策，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增进其服务国家建设的贡献。[50]为了争取更多知识分子的支持与合作，政府在1957年开展了“百花齐放”运动，原意是鼓励知识分子对国事作有建设性的公开批评和建议。S.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的“百花齐放”政策，主要是考虑到这样一个目的，即在提高他们的修养、改造他们思想的过程中，让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旧式知识分子（出身资产阶级，或在西方，或在从欧美和日本留学回来的人）的忠诚可靠是可以得到的。[51]然而，在“反右”运动期间，一部分知识分子（后来被划分为资产阶级右派——笔者注）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甚至对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方式也表示异议。[52]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他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提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并把正在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列为剥削阶级的范围。他认为，当前的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大多数出身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的中农，多数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还是跟稻草一样，风一吹就要摇。并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的最猖狂。[53]
这就表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策略较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了较大的改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旧知识分子给予了基本的信任，一般采取“包下来”的做法，尽管强调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而在教育“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旧“知识分子”的不信任。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毛泽东对旧知识分子表现出很大的不信任，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毛泽东不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在反右斗争**的1957年7月，他还指出，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数少了是不成的。……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之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在同年的10月，他还说，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我们要在这十年内，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54]而这些论述也成为后来批判“**”极端做法的佐证。
从以上的阐述可以看出，毛泽东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过，在认为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存在两种斗争和两条道路的前提下，他更看重的是如何培养“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即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样的队伍应该是又红又专的，并且“红”（政治）是主要的，第一位的。[55]
在1964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关于“接班人”的五条要求：[56]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判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这五条标准是高度政治化的，是在反对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情况下提出的，正如《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指出的那样，接班人问题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因此，这五条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标准的提出是契合当时的政治现实需要的。
在“**”时期，在“反右”和“防修”意识的支配下，学校自然被看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阵地，因此，必须强调政治挂帅，必须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担负起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的任务。由于事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道路）的根本问题，加强政治审查，突出政治挂帅便成为必然的选择。
如果再结合先前毛泽东在“五七指示”和“又红又专”的表述中所体现出的那种强烈地对无差别和平等的追求，就会发现，政治标准的确立不是由于某一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它是现实斗争（“反右、防修运动”）和理想指引（建立乌托邦式的“五七公社”）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二）政治标准作为分配标准的基本情况
政治标准确立的直接体现是政治成分（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党、团员）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处于绝对优势。对这一标准的政策实践是在高校招生中实行政治审查和对工农成分的学生实行保送入学制度。
对高等学校学生进行政治审查开始于1953年，到1958年得到了强化。1958年，教育部、公安部等多个部门联合颁发了《关于对报考高等学校的考生进行政治审查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要求，今年高校招生，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基础上，必须努力做好对考生的政治审查工作，确保新生的政治质量。负责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的单位，应该对考生的政治历史、家庭成分、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面貌、本人的政治表现等审查清楚。[57]同年，教育部对在过去招生工作中存在忽视党的领导，业务脱离政治、没有政治挂帅的错误进行了检讨。在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1958年招考新生的规定》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原则是：“在保证政治质量的前提下，结合学业、健康条件，选择录取质量较好的新生入学。”[58]这样，与其他要求（学业、健康）相比，政治标准被置于首位。学生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不再凭个人的努力，而是取决于其所身处的家庭，甚至受制于其家庭历史和亲属的政治清白。
与此同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几乎被取消的针对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和老干部的优惠政策得到了恢复。1958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工人、农民、工农干部和老干部以及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保送入学的通知》，指出为了贯彻阶级路线，保证新生的政治质量，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可以免试直接升入高等学校。而工人、农民、工农干部和老干部，政治、健康条件合乎标准，文化程度能够跟班上课的，可以保送入学。[59]为此，许多学校专门开设招收工农干部和老干部的班级。如同济大学、广州中山医学院、北京铁道学院等。[60]
自此，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考试成绩作为进入高等院校的选拔标准被弱化，而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现在高等教育的机会分配中的作用得到了强化。这可以从表4-3中清晰地看出。
表4-3 1958—1964年高等学校录取新生政治、学业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
根据表4-3可以看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逐步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到1964年，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在录取新生中所占的比例降到了5.32%，其他家庭出身的子弟在录取新生的比例也在逐年下降。而工农家庭及本人工农成分的在历年录取新生的比例则逐年上升，到1964年上升到了70.10%。
表4-4 1958—1964 年高等学校录取新生政治、学业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
此外，从表4-4可以看出，政治身份不仅影响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它还直接影响到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的机会。由于政治出身的缘由，每年有近1/3的学生不能进入绝密专业和机密专业学习。在重视工业建设，尤其是国防建设的年代，这些“热门”专业将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未来的社会境遇。但对于“非劳动阶级”子女而言，这些专业并不是他们能够企及的。
表4-5 1958—1964 年高等学校录取新生政治、学业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
从表4-5可以看出，1958—1964年，历年的新生当中，党团员所占的比例都高于非党团员。这表明，除了家庭出身之外，个人的政治表现也是影响到其能否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因素。与非党团员相比较，党团员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相对而言要容易一些。
自1958年以来，在高校招生政策中，政治成分和政治表现被突出强调，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把考试成绩作为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标准。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学业成绩和健康状况。在1959年调整政策提出后，学术标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1960年《人民日报》社论指出，高校招生要贯彻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要优先保证重点学校，特别是全国重点学校的新生质量。[61]1962年，中央转批聂荣臻《关于审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和各方面录用高等学校毕业生政治审查标准的报告》，根据《报告》精神，对学生的政治审查也从全面考查家庭和社会关系转为主要看“本人的表现”。[62]这可以从下表中对学生学业成绩的统计看出。当然，由于各地对政审执行标准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些表现优异的学生也会因为家庭因素而不是“个人表现”而丧失进入高等学校的机会。
表4-6 1958—1964年高等学校录取新生政治、学业情况统计表
从表4-6中可以看出，由于实行教育“革命”，盲目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片面追求向工农开放的政策，高等教育的质量受到了影响。在1959年录取的新生当中，60分以下的占81.80%。而由于随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学术标准被重提，高等院校（尤其是重点大学）的质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由于学业成绩仍然作为进入高等学校的标准之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向工农子弟和党团员开放的情况下，依然为“非劳动阶级”的子女进入高等院校留下了一条狭窄的缝隙。
随着“**”的开展，以学业成绩作为选拔标准的高校招生政策受到了攻击。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强烈要求废除旧升学制度。她们认为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其具体罪状如下：
（一）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不少同学有严重的“唯有读书高”“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等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现行的考试制度助长了这种思想。
（二）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这种学校为一些只钻书本、不问政治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
（三）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严重的阻碍作用，特别是德育。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忽视青年的思想革命化，其实质是邓拓一伙黑帮所说的“量才而教之”，“量才而用之”。
因此，这种升学制度，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是造就新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工具。[63]
高考被看作“分数挂帅”，违反了党的阶级路线，把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是产生修正主义的祸根。因此，迫切地要求把它扔入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64]1966年，高校招生制度被停止。
1970年，遵照毛泽东“七二一指示”关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习几年，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精神，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始招生（试点）工作。招生对象是政治思想好，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同时，还招收一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他们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招生方法采取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方式。此后，“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成为“**”时期分配高等教育机会的基本制度。这一制度彻底废除了考试，即使在1973年曾提出在招生中进行文化考查的建议也被看作“智育第一”，违反了毛泽东“七二一指示”精神而受到了批判。在国务院教课组关于《1974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提出，选拔学生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政治表现和政治觉悟放在首位，在保证工农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的前提下，可以适当招收确实表现好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样，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考查就简化为对“德”（政治表现）的单一要求了。
这种对政治标准的极度推崇导致的是对学术标准的极度贬抑。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北京师范大学1973—1976年的招生情况窥其一斑。（见图4-2）
图4-2 北京师范大学1973—1976年新生概况
从1970年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开始至1977年高考恢复，高等学校共招收了7届工农兵学员，总人数94万，占新中国成立以来毕业大学生数的21.4%。[65]后来，这一举措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对它的批判不仅在于重政治、轻学术，更在于认为“**”时期的“十六字方针”是走后门的方针，埋没了人才，助长了不正之风。[66]周雪光的研究也表明，从1972—1976年，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中有70%是干部子女或者是有政治背景的。[67]罗伯特·泰勒和苏珊·佩珀持有同样的观点。笔者在对北京师范大学1973—1976年的招生总结进行分析整理后也发现存在同样的问题。1973年招生的工农兵学员中，来自基层的干部（包括公社党委副书记、党委委员、大队党总支委以及支书、副支书；大队团总支书记到支委各级团干部；此外，还有大队干部、小队干部和民兵、妇女干部）高达250人，占当年招生总数的29%；1974年，招收的基层干部则多达340多人，占招生总数的37%。[68]其中还不包括来自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学习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等。同样不能否认的是，由于把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权下放到基层单位，甚至领导个人手中，在没有统一、客观标准的前提下，难以避免地存在着不规范和“走后门”的现象。如在推荐过程中，某些单位为了留住某人不放，在政审时就把缺点写的多，为了甩掉某人这一“包袱”又突出地写优点。[69]一些单位的领导人为个人和领导谋取利益，推荐自己的子女上大学等。周雪光、侯立仁在《**中的孩子：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生命历程》一文指出，所有的社会群体都受到不利的国家政策的负面影响，但官僚阶层具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减少这些负面影响对他们的子女造成的冲击。[70]
在笔者查阅的档案中也有相关的记载：一些村民抱怨基层干部只推荐自己的子女或亲戚，普通工农和下乡知青很难获得推荐的机会。为此，1972年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71]。总之，当国家主导政策推动的社会宏观动**与变迁支配着中国人的地位获得和流动时，个人向哪儿流动，怎样流动，并不仅仅依靠个人努力，而是受制于国家政治与社会形势。
尽管“**”时期的推荐制度为后来所诟病，但在否定其消极影响的同时，也应注意其中蕴含着的一些积极意义。事实上，推荐制度与招生中的投机行为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至少在1973年高考恢复前，推荐制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混乱。由于高校中的招生人员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些具有真才实学，但出身不好的学生是能够获得上大学的机会的。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高等学校”作为真实的一支力量参与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过程。在“十六字方针”中，高等学校虽然被排在了最后，不过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已能真实地参与了高校招生的几乎全部过程。他们能对不满意的推荐进行考察和否决，能对自己满意但没有推荐的学生竭力争取。笔者在对1973—1976年北京师范大学档案资料的分析中发现这已不是简单的个例。而对于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甚至在改革开放早期都没有体现。尽管学术标准在两个时期成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主要标准，不过高等学校更多地是作为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不是主动地“参与者”存在的。当然，在“**”时期，在学校被看作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情况下，高等学校作为自主力量的体现仍然显得“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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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例如，1962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的教育部党组关于普通中小学的编制是：重点高中每班教职工为4人（一般高中每班为3.6人），其中教师每班为3人（一般高中为2.6人）；重点初中每班教职工为3.5人（一般初中为3.25人），其中教师为2.5人（一般初中为2.25人）。见张健.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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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周全华.“**”中的“教育革命”［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24.
[27] 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N］.人民日报，1966-08-01.
[28] 马立诚.五七指示解读［N］.文摘报，2006-05-23.
[29] 所谓“五七大学”和“七二一大学”是根据毛泽东在1966、1968年发布的两个《指示》而命名的，其实在“大跃进”时，各地已经成立了各种“红专大学”，典型的就是江西共产主义大学，后来《指示》发布后，许多大学改名为“五七大学”和“七二一大学”。
[30] 周全华.“**”中的“教育革命”［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206-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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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杨学伟.高考文献（上）1949—1976［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722.
[33] 迈斯纳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就持这样的一种观点；袁振国在其主编的《对峙与融合——20世纪的教育改革》中认为毛泽东的教育模式体现了道德理想主义的典型特点。见该书第50页。
[34] 杨东平.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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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4.
[4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605.
[45] 新华网.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EB/OL］.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1/05/content_2418464.htm.2007-09-02.
[46] 萧延中.“身份”的颠覆与重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伦理基础［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12-21.
[47]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410—411.
[48] 论又红又专［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12.
[49] ［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张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8.
[50] 周恩来教育文选［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102-139.
[51]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30.
[5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611.
[53] 新华网.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EB/OL］.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31/content_2401244.htm.2008-01-04.
[54] 新华网.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EB/OL］.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30/content_2401244.htm.2007-12-20.
[55] 新华网.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EB/OL］.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30/content_2401244.htm.2007-12-20.
[56] 社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N］.人民日报，1964-07-14.
[57] 杨学为.高考文献（上）1949—1976［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11.
[58] 同上书，第321，327页.
[59] 杨学为.高考文献（上）1949—1976［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14-315.
[60] 社论.做好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N］.光明日报，1958-07-03.周全华.“**”中的“教育革命”［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186.
[61] 社论.力争超额完成高等学校招生任务［N］.人民日报，1960-07-01.
[62] 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上）［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1498.
[63] 新华社.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强烈要求废除旧升学制度［N］.人民日报，1966-06-18.
[64] 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N］.人民日报，1966-06-18.
[65] 根据1970—1976年招生数整理而成，资料来源于张健.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969.
[66] 查全性.直言恢复高考 邓小平当场拍板赞成［EB/OL］.荆楚网http：//news.tom.com/2007-01-31/002D/20974214.html.2007-01-31.刘道玉.大学校长口述——高考在1977年恢复［N］.新京报，2007-03-13.
[67] 李毅.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M］.美国大学出版社，第四章第六节，该书是网络版.
[68]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1973年招生工作的计划、总结、统计表及有关文件.1974年招生工作总结的数据统计得出。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1973年，第15卷，1974年，第15卷.
[69] 1973年本校有关招生工作的计划、总结、统计表及有关文件，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1973年，第15卷.
[70] 周雪光，侯立仁.**中的孩子：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生命历程［EB/OL］.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xuejierenwu/zhouxueguang/2008-01-21.
[71] 杨学为.高考文献（上）1949—1976［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