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之所以要向工农开放，在杨东平看来，是由于新中国教育延续了老解放区的传统，不仅具有很强的革命意识，也具有很强的平民意识，十分重视教育平等的价值。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方针直接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追求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理想。[12]然而，在其他研究者看来，高等教育向工农开放，似乎不全是一个关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问题。迈斯纳认为，毛泽东主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在于毛泽东认为，城市不过是外国统治的舞台，而不是像马克思所确信的那样，是现代革命的舞台。正是毛泽东的这种观念导致了他强烈的反城市观念，并相应地导致了他那种强烈的农民倾向。[13]舒曼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中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关注农村，关注农民，在于他面临着“延安道路”和“苏联道路”的选择，他强烈地要求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工人和党的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而所谓“苏联道路”会使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而被置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外。[14]萧延中则认为，在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背后，潜藏着一整套政治伦理的基础假设和道义关怀。他的思想逻辑的真实脉络透露出一股“颠覆权威”和“拯救小人”的明显信息。“无产阶级”之所以最有前途、最有资格在政治和历史舞台上担当主角，关键是由于他们“一无所有”。这种“一无所有”与其说表现在经济收入方面的微薄，不如说更重要地体现为政治身份上的卑贱。因此，无产阶级蕴藏着更为深厚的革命欲动和翻身渴望。简而言之，处于“被人瞧不起”的人，才最富于创造性（革命性只是创造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因为“压迫越深，反抗越烈”。而工农正是出于这种需要“被拯救”，并且最具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群体。毛泽东试图颠覆中国传统差序格局所构成的社会政治“身份”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激进方式，通过重建政治“身份”的途径，执着推进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15]
无论是基于公平的理念还是基于两条道路的选择，抑或是基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服务或依靠工农阶级的缘由。然而，我们仍然不能忽视从中国的现实去考量依靠教育服务工农这一政策取向的必然性。费正清在《观察中国》一书中指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巩固新政权时所面临的处境，就是如何管理和领导其庞大的农民，新政权需要一批在道义上忠于国家领导人及其平均主义革命理想的精英人士为国家制定各种制度。[16]这些人不是旧教育可以造就的，也不是苏联模式培养的，而是从老解放区走出来的精英。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80%—90%，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17]然而这一联盟中的精英——工农干部，随着形势和身份的转换，面临的挑战也随之出现。大批的工农干部开始担负各种不同的领导工作，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骨干，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但是他们的文化程度却普遍比较低。根据河北省的统计，全省县长级以下，区助理员级以上干部中的工农干部所占的比例是：县长级占45%，区长级中占69.7%，区助理员级中占71.9%。在县区级的工农干部中，有相当多的干部，文化水平不及高小程度。[18]在全国县（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初中肄业以下程度，需要继续提高文化的，约占50%左右；初中毕业程度，需要系统学习专业理论知识的，约占30%。在区、乡基层领导骨干中，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约占45%，高小程度的约占44%。[19]如不首先解决这些工农干部的文化问题，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工作就不可能顺利推进。在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上，马叙伦阐释了工农教育的意义在于它是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强大的国防军与强大的经济力量的必要条件。[20]这样，开展工农教育就不仅仅是一个普及或大众化的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21]
因此，高等教育向工农开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首先是为工农干部开门，并且，高等教育面向工农开放，其维护政权建设，保障政令畅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考量要远大于对平等的追求，至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等教育领域是如此。这从工农教育的方针和工农速成中学的招生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提出了当前工农教育的实施方针：在教育对象方面，必须首先着重对工农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教育，并有条件地推广到有组织的男女青年和迫切要求学习的工农群众中去。这样，“工农”，尤其是“工农干部”以及与此相关的“党员”和“共青团员”作为一种“政治身份”在获取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开始占据很大的优势。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身份”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优势主要是针对那些工农中的“优秀分子”而不是“普通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