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统一后，联邦政府按照《基本法》对原民主德国地区从政治经济体制上进行改造。政府派原联邦州有经验的行政管理人员去东德，帮助东部地区按照西部模式建立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并派遣2300名法官、检察官和司法人员，帮助东部地区建立司法机构。原民主德国的14个专区为适应联邦德国建制被改为5个州：勃兰登堡（Brandenburg）、梅克伦堡-前波莫瑞（Mecklenburg-Vorprommern）、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Sachsen-Anhalt）、图林根。这些州经历了巨大变革，在政治上按照西部模式建立与经济重建工作同步发展的政治行政体制，以及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
1991年1月30日，科尔在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全面阐述统一后德国首届政府的内政外交方针。在经济方面提出了以下几项措施：（1）稳定联邦马克在资本市场的信誉；（2）解决原民主德国地区日益恶化的失业问题；（3）鼓励企业家到原民主德国地区投资，并重新规定国家向全德投资的优惠条件，以促使大量资金流向东部新建的五个州；（4）健全和发挥新建五个州和乡、镇一级的行政机构；（5）对包括新建的五个州在内联邦各州的财政关系作出新规定，以为其建立一个可靠的财政基础；（6）将计划经济变为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联邦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把原民主德国的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7）从1992年1月1日起，在新建五个州内推行养老保险改革，建立养老金保险体制，实施医疗保健改革法；（8）在能源政策上，将遵循既要保证供应又要节约开支和不污染环境的原则。可以看出，政府声明中的重点是重建东部经济。声明还对原民主德国的经济进行了评估。科尔指出，民主德国40年留下的遗产令人沮丧，许多企业和产品没有竞争力，大量人员失业，环境被严重破坏，房屋破烂不堪。他强调，“要相互承担责任，发扬休戚与共的精神”，来改造德国东部经济；原民主德国的国营企业必须解散，必须实行私有化。
1991年初，德国政府正式实施“振兴东部”计划。3月8日，科尔主持联邦政府会议，制定了“振兴东部”战略——《共同促进东部地区发展的计划》（Gemeinschaftswerk Aufschwung Ost）。该计划规定，从1990年—1994年，联邦政府向整个东部地区提供1607亿马克的援助。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学校、医院和养老院的修缮，扩大交通领域的基础设施和提供工作岗位。另外，政府还对东部地区企业减免税收、提供优惠贷款等。为了平衡财政支出，联邦政府决定增税，制定了从1991年起全面提高税收的一揽子计划。从1991年7月1日起，实行为期一年的对所得税、工资税、法人所得税增加7.5%的附加税；每升燃油提价25芬尼；增加3%的保险税，最高达到10%；从1992年1月1日起，每支香烟增加1芬尼的烟草税。以上增税统称“统一附加税”（Solidarittszuschlag）。据估计，这些增税可以使联邦政府财政在1991年增加180亿马克的收入，1992年增加280亿马克的收入。这些新增加的税收分摊在全体居民和团体身上，用于东部地区的重建工作。
联邦政府和西部各州为东部地区经济迅速转轨和重建投入了大量资金，组建“德国统一基金”（Fonds Deutsche Einheit），每年不断增加向东部地区的援助款项。据统计，1991年援助金额为1335亿马克，1992年为1620亿马克，1993年为1785亿马克，1994年为1800亿马克，1995年为1940亿马克。另外，联邦政府还在1991年提出一项“共同繁荣东部”的额外计划。这一额外援助，根据联邦政府资助的自有资本援助计划和“欧洲复兴计划”，给东部地区提供了536亿马克的贷款。至1995年2月底，联邦政府和各州以及欧洲联盟以“共同改善地区经济结构任务”为目的，向东部地区提供了430亿马克的投资。为稳定苏联及东欧各国的社会局势，给东部地区经济重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联邦政府先后向苏联提供了180亿马克援助、给波兰和匈牙利贷款10亿马克。联邦政府为鼓励西部私人资本到东部投资，特别规定对在东部投资的私人资本给予补贴，仅1991年至1994年为投资补贴的税收逆差就达146亿马克。由于政策优惠，德国西部及外国资本源源不断流向德国东部，1991年为230亿马克，1992年为390亿马克，1993年达460亿马克，1994年增至560亿马克。促进投资的结果，是使东部地区的就业紧张状况得到缓解，经济复苏初见成效。
自从1991年初“振兴东部”计划实施以来，东部地区新建五个州在经济领域按照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对经济结构进行改造。对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是整个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心环节，担负此项工作任务的是早在1990年7月1日由原民主德国政府、企业和联邦德国三方富有经验的经济管理人员组成的“国营财产委托代管局”（Anstalt zur Treuh and erschen Verwaltung des Volkseigentums，简称“托管局”）。托管局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实行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使可以整顿好的企业适应市场需要，将其发展成为有竞争力的企业，并保障工作岗位；关闭无法整顿的企业。其工作方针是：迅速的私有化、坚决的整顿、慎重的关闭。托管局对企业实行“先私有后整顿”的政策，从产权关系、经营机制到组织管理制度等各个层面对企业进行全方位改造，将原民主德国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市场经济。由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直到1990年中期还是国家所有制占主导地位。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化所有制体制才刚刚开始形成。在托管局操纵和指挥下的私有化，步履维艰，矛盾重重，进展极为缓慢”。在托管局局长比尔吉特·布劳伊尔（Birgit Breuel，1937—）的领导下，经过四年多的艰苦工作，才基本完成了对原民主德国国营企业彻底的结构改革。至1994年12月31日，托管局停止活动为止，大约有1.4万家国营企业实现了私有化，大约有3600家企业被关闭。然而，伴随私有化和整顿而来的是东部地区大批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从1995年1月1日起，未进行改造的剩余60家企业移交给联邦统一特殊任务局，此机构主要负责处理托管企业私有化合同的管理。经过六年的努力，国营企业私有化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对东部地区的农业改造重在结构改革和合理化，原农业合作社大规模解体。1994年，改造后的农业企业有2.9万个，其中约2.4万个为自负盈亏的私人个体企业。对工农业的改造和重建，使东部地区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二、经济成就与困境
联邦政府对东部地区的改造和大量资金投入，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很多领域的基础设施实现了现代化，这是东部地区建设取得的最大成就。1992年，投入东部五个州的每个公民的公共固定资产总额超过西部人均值的42%，1993年上升为60%，1994年为88%。大量资金的投入，使东部地区初步具备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为经济的复兴创造了条件。东部地区的经济在德国统一后几年里明显地增长。1991年—1995年，东部新建州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约8%，大大超过西部，成为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其中，图林根州在1992年—1993年经济增长率高达25%。1995年—1996年，勃兰登堡州的经济增长率也有8%，超过整个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经过几年的努力，东部地区的经济从低水平起步，遏制住了衰退现象，一度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东部地区经济离联邦政府设想的靠东部地区自己的力量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的目标还相差甚远。东部地区经济的暂时增长是巨额投资带动的结果，一旦投资减少或停止，竞争力不强等自身造血功能不足的问题就会凸现。从1995年开始，东部地区经济就已失去推动力，增长率只有5.3%，1996年和1997年均下降到只有2%，出现了统一七年来首次低于西部5%的现象。1998年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率只有2.4%，仍低于西部地区的2.8%。东部地区的企业缺乏竞争力，振兴和繁荣东部经济的任务任重道远。
由于公共基础设施的需要和商业住房的紧缺，建筑和服务业等基本建设在东部地区发展最快。在对经济进行改造的同时，联邦政府将住房和城市建设列为首要任务。至1996年底，联邦政府拨款在新联邦州对420万套住宅进行了修缮和设备更新，并新建了37.5万套住宅。1991年—1996年底，联邦政府为新联邦州的交通和通讯等方面投资约1000多亿马克。公路、铁路的扩建或新建，邮政和电讯的改造和扩建工作在东部加快发展。至1997年，扩建、新建和重建的公路有1.1万公里、铁路有5000公里。1996年，电话从原来的190万门增加到780万门，其中数控电话占98%。1997年东部地区电讯网已全部实现数据化。1994年3月2日，联邦政府决定建造从柏林经过什未林（Schwerin）通往汉堡的磁悬浮高速列车，该列车以每小时500公里的速度行驶于柏林和汉堡之间。另外，根据需要还进行了其他基本建设，如新联邦州最大的投资项目莱比锡博览会和会议中心，从1991年兴建，耗资13亿马克，不到五年时间就建成使用。这些基本设施的建设，为东部地区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也带动了东部经济的发展。
德国统一后，东部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明显得到提高，最主要表现是工资提高、收入不断增多。1990年东部地区每户收入只相当于西部的44%，1991年上升为50%，1992年上升为62%，1993年达67%，1994年提高到69%。1990年下半年，东德职工的平均毛工资为1350马克，1995年达到了3100马克。在货币统一之初，东德人的养老金只有西德人的40%，1995年这一比例增长到79%。虽然由于工资的提高、税收的增多，从而加速了物价上涨，但联邦政府及德意志银行采取了稳定币值的方针，降低了通货膨胀率，1994年通货膨胀只有3%，1995年下降为2%，因而东部居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受多大的影响。但是，东部居民生活想达到西部的水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因为生活水平是与生产率水平相适应的，“在生产企业中，东德的生产率水平常常只有西部的1/3”，因此，为提高东德居民的生活水平“而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还需要较长时间”。
然而，改造和振兴东部地区经济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完成的。这是科尔未曾料到的，对德国在实现经济和社会统一后需要付出的代价缺少足够的思想准备。虽然体制转轨过程在新联邦州很快摧毁了旧的经济结构，但没有同时创立起新的能有效运转的结构。因而，德国为东部地区经济的体制转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是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危机；二是东部经济完全依靠“输血”，每年平均要提供1400亿—1500亿马克。
向东部地区大量投入，使联邦政府财政负担极为沉重，又影响了整个德国经济的发展。1990年德国财政赤字为1000亿马克，1991年高达1200亿马克。德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不断增加。统一前1989年联邦德国的债务为9290亿马克，1995年已增长到19960亿马克，整整翻了一倍。向东部地区不断“输血”带来的沉重财政负担和巨额支出，使西部地区不堪重负，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并出现衰退。1990年德国西部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5.1%，1991年下降到3.7%，1992年再降到1.5%，1993年下降到1.3%，为17731亿美元。1993年是德国经济衰退最严重的一年，整个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1%（1991年为1.2%，1992年为2.1%），但仍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1993年，德国对外贸易总额为7476亿美元，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在外汇储备方面，德国在1992年曾跃过900亿美元大关，超过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成为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然而，1993年又下降为817亿美元，退居第三位。当然，德国经济衰退也有其外部因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形势普遍不景气，西方国家的经济振兴无力，外贸出口受到很大影响。德国为减轻财政负担筹措“统一资金”，采取不断增加税收的措施，如早在1991年就通过《团结互助法》，规定在1991年7月至1992年6月30日期间，工资税、所得税和公司税必须缴纳“7.5%的团结互助税”附加税。此外，还提高汽油税、烟草税和保险税。税收的提高又使投资和消费全面下降，有效需要降低，因而减少了生产刺激因素，从而影响了德国经济的增长率。
德国财政形式也十分严峻。1996年，德国财政赤字高达783亿马克，超出预算184亿马克，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9%。德国国家债务也不断增多，1990年至1995年债务年均增长率达到惊人的17.3%，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91年的41%上升到1996年的60.1%。这两项指标都超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3%和60%的入盟标准。由于出售了部分国有资产，1997年全年的财政收入好于往年，财政赤字比上一年减少70亿马克，从而没有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达到了加入欧洲统一货币的标准。
在德国统一时，科尔曾客观地认为，德国统一后可以很快地“消化”掉民主德国，使东部地区在三至五年内赶上西德。显然，科尔对德国东部地区经济改造和重建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他在1992年还认为，德国经济在当前出现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全国人民同心协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他在1992年1月10日强调，德国东、西部之间实现真正的融合，是德国政府的首要任务。1992年底，科尔在新年献词中再次指出，统一后的德国东、西部需要共同发展，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我们将一道去征服它。他号召西部居民要分担东部居民的忧虑，强调东、西部共同发展需要时间和相互之间应有的耐心。然而，东部地区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并未像科尔曾许诺的那样，在不到几年的时间内就会出现高涨和繁荣的景象。东部居民认为，虽然现在的物质生活有所改善，但与西部居民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因而感到深深失望。科尔领导的基民盟在1993年12月5日举行的德国统一后东部勃兰登堡州首次地方选举中遭到失败，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