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我把你追寻》：“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在追寻雨露和太阳。追寻你，延河丁冬的流水，追寻你，枣园梨花的清香，追寻你，南泥湾开荒的镢头，追寻你，杨家岭讲话的会场。一排排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件件家用电器满目琳琅；我们永远告别了破旧的茅屋，却忘不了延安窑洞温热的土炕。航天飞机探索宇宙的奥秘，电子计算机奏出美妙的交响；我们毫不犹豫丢掉了老牛破车，却不能丢宝塔山顶天立地的脊梁。延安，你的精神灿烂辉煌！如果一旦失去了你啊，那就仿佛没有了灵魂，怎能向美好的未来展翅飞翔？啊！延安，我把你追寻，追寻信念，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温暖，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光明，追寻火红的太阳！”[21]
这类内容文字优美、情节生动，将读者带入逝去精神的追忆，或历史现场人物关系及对话的意境。教师若将内容、寓意、修辞、结构等知识与革命精神结合起来讲授，应能收到相当好的效果。
也有课文节选领袖经典著作如《为人民服务》，点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22]话语权威、庄重，突出革命人物的典型事迹和精神实质，高屋建瓴地将民族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贯通，把革命精神嵌入历史纵深的影像。
此外，涉及五四运动、井冈山、红军长征等内容则在简单的历史叙事中，运用点睛的语言，如“五四运动激发了当时青年学生对国家前途的关心。五四运动后，很多青年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希望通过革命行动，使国家富强起来”[23]；“井冈山的红军生活十分困难。在艰苦的环境下工农红军坚持革命斗争”[24]，提示革命精神。
中学课文中涉及革命精神的内容和形式更为丰富。例如初中《思想品德》讲到汶川地震：“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8.0级特大地震……是对脆弱生命的无情摧残，也是对顽强意志的永恒见证。残垣断壁下，许多同学勇敢坚强、坚忍不拔！”[25]“镜头一：灾难来临时，绵竹市土门小学的宋雪作为值周生正在检查午睡，她马上大声呼喊：‘地震了，大家快跑，快跑……’当她发现还有两名同学熟睡时，立即冲进教室，将他们摇醒。全班唯一没有冲出教室的人竟是宋雪，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生的希望给了同学。”“在等待救援中，有的学生强忍被砸伤的剧痛向同伴大声呼喊：‘男生要坚强，女生不要哭，保持清醒，保持体力。’面对废墟中令人窒息的黑暗，有的学生大声喊：‘我们要出去，一定要挺住！’都江堰市聚源中学的加驰鼓励同伴用歌声驱散死亡的恐惧。‘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热爱生活、坚强不屈的信念在歌声中被重新找回。”“获救后，一些学生脸上流露的不是痛苦，而是感恩的微笑。梁平县文化镇中心小学的王彬为营救同学失去了右臂，但她用天真、灿烂的微笑面对自己的伤痛。这最美的微笑，感动了无数人，也鼓舞了无数人，告诉人们生命应该在坚强中绽放笑容！”“脱险后，一些学生没有被刚刚经历的巨大灾难吓倒，而是迅速加入到帮助伤者的行列。他们搬运救灾物资，抬运伤者，为受伤人员喂水、喂饭。北川民族中学的李剑波，救助同学逃离坍塌的教室后，不顾余震危险，与老师一起搭建帐篷。为了使700多名同学喝上热粥，他冒雨到两里外的‘温井子’挑水、到山上拾柴。”[26]
课本提出：“抗震救灾英雄少年身上体现出哪些优秀品质”？“说说你知道的抗震救灾英雄少年在灾难中磨炼意志、在危难中坚韧刚强的典型事迹”，“联系自己的经历和体验，谈谈坚强意志的表现”等问题，启发学生感知特殊事件、特殊经历、鲜活的事迹情节的同时，联系切身的生活经验，体会经历那场惊天动地大灾害的人们顽强的精神世界。
初中《思想品德》写到焦裕禄勤俭节约：“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里，收藏的一套焦裕禄生前用过的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27]
初中《历史》这样写焦裕禄的事迹：“20世纪60年代，焦裕禄在河南省兰考县任县委书记。那时候，兰考县水涝、风沙、盐碱三害严重，粮食产量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为摸清灾情，他亲自带队到灾区调查。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去查风口、探流沙；洪水泛滥的时候，他站在齐腰的洪水里，画出一张张水势流向图。根据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他与当地干部研究出治理风沙、挖渠排水的可行方案。在他的带领下，兰考人民艰苦奋斗，治理灾害，贫穷的面貌开始改变。这时他知道自己患了癌症，但仍坚持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滩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人民称颂他是‘党的好干部’。”[28]生动形象地阐释了焦裕禄的事迹、精神。
同一篇课文还写到铁人王进喜：“1960年春，他响应号召，率领1205钻井队到大庆参加石油会战。他们在茫茫大草原上露宿，粮食不足，就着盐水吃野菜。没有公路，没有运输工具，王进喜带领大家靠人拉肩扛，把六十多吨重的钻机从火车上卸下来，再运到钻井地。打井时需要水，王进喜就和大家用脸盆一盆盆端来几十吨水。就这样，大庆油田的第一口井提前开钻，打出了原油。王进喜赢得了‘铁人’的称号。以他为代表的那种艰苦创业精神，也被誉为‘铁人’精神。”[29]
而初中《历史与社会》九年级全一册也写到王铁人，同时又记述了“两弹元勋”邓稼先：“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研制中国自己的原子弹谈何容易。有的外国人嘲讽说：‘在原子的领域中，你们中国人的大脑还是真空的。’邓稼先说：‘真空有什么？天底下的路都是从无到有走出来的。’他挑选了20多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组成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第一批队伍。两年后，他们奇迹般地模拟出了原子弹爆炸的全过程。后来，通过许多科学家同心协力、夜以继日的工作，攻破一道又一道难关，终于点燃了那饱含我国科学家智慧和力量的神奇之火。邓稼先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从事研制工作，多年默默无闻地生活在大西北艰苦的环境中。直到他不幸以身殉职，邓稼先的名字才广为人知。”[30]
初中《思想品德》在论述正义品德的主题时写道：“有正义感、为人正直，这是做人应该具有的优良品德。我们立身做人要堂堂正正、立得正行得稳、爱憎分明、正气凛然、正大光明、无私无畏。正直具有无以抗拒的精神力量。一个人可以没有某种能力，但不能没有正直的骨气，不能没有浩然正气。”“战士徐洪刚在旅途中面对4名持刀歹徒，挺身而出，英勇搏斗，制止了歹徒抢劫钱财、侮辱妇女的不法行为。他在全身被扎14刀、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忍着剧痛追赶逃窜的歹徒，直至昏倒在地。”[31]课本提问：“徐洪刚的英雄壮举体现了什么情感和精神？”这样就将和平时代伸张正义，无私无畏，勇敢与坏人进行斗争这样一种高尚人格与弘扬民族传统（“浩然正气”典出《孟子》“浩然之气”）、继承发扬革命精神贯通起来，为进行深度人文精神教育作了有益尝试。
类似的教育思路还体现在其他一些课文中，如初中《思想品德》九年级全一册《我承担 我无悔》一课写到全国劳动模范徐虎，“十几年如一日为居民解决水电急修的困难，把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他曾说：‘你不奉献我不奉献，谁来奉献？你也索取我也索取，向谁索取？’‘辛苦我一个，方便千万家’”。称赞“这些朴实的话语表达了一个普通劳动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呼吁“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干大事业的人，但也需要千千万万在平凡岗位上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的人”[32]（有如儒家“极高明，道中庸”）。又写到1998年的抗洪救灾，“亿万中国人民顽强拼搏，众志成城。当洪水袭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干部群众不顾个人的生命和家庭的利益，‘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当上级下达‘破堤泄洪’的命令后，他们又毅然‘舍小家，保大家’”[33]。这些讲述或将无私奉献的精神与普通人工作生活联系起来，或将舍己为公、顽强拼搏与抗击自然灾害对人们生命财产的巨大威胁联系起来，结合现实进行革命精神教育，使个人利益与集体、他人不可分离的道理清楚明白。
有关革命年代的革命精神，初中《思想品德》写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长征，启发思考“长征精神到底是什么”？以“抗日战争期间，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物质生活相当艰苦，住的是土窑洞，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粗布衣，点的是小油灯……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34]来诠释“艰苦奋斗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光辉历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35]。
《历史与社会》则以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开荒种菜、纺线的事迹，发起今天要不要继续发扬“延安精神”的讨论。[36]又以“1997年3月，有过辉煌历史的‘大渡河连’加入了驻香港部队的行列……官兵们艰苦奋斗的本色没有变。衣服破了自己补，用具坏了自己修……不抽烟，不喝酒，不上发廊”和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启民“在发扬老‘铁人’艰苦奋斗精神的基础上，又立下了‘宁肯把心血熬干，也要保持油田稳产高产’的豪情壮志……被誉为科技战线的‘铁人’、新时期的‘铁人’”[37]，来诠释“艰苦奋斗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身上，继续发扬光大”[38]。并提问：“明白了艰苦奋斗的意义，让我们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看到别人有好的学习用品，就不顾家庭的实际情况，向父母索要？”“是不是在过生日时，为了情面而宴请同学？”“是不是追求名牌服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在哪些事情上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呢？”“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们应该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吗？”[39]把对革命精神的认知理解和个人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初高中的历史教材，较严格地遵循历史叙事的方式，一般以讲清史实为原则，比如初中《历史》课本八年级下册记载“战斗英雄黄继光和邱少云”：
“在（上甘岭战役）一次战斗中，黄继光用身躯堵住敌人的机枪射口，掩护战友夺回阵地，自己壮烈牺牲……与上甘岭战役同时……邱少云所在的排，奉命于晚上潜伏在距离敌人只有60米的山脚下，准备配合第二天晚上大部队的进攻。不料，敌人的炮火燃起烈火，烧到邱少云身上。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和潜伏部队的安全，邱少云严守潜伏纪律，纹丝不动，直至被大火吞噬，壮烈牺牲。”[40]
这种简练质朴的笔法，将学生直接带入历史，予人以目击真实现场的感觉和震撼，可以长久留在人的记忆中。
以上可以看出，中小学几种教材中不仅涉及了较多中国革命精神的人物事迹，而且叙述方式灵活多样，符合青少年的接受特点，为他们了解和认同中国革命精神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教育以感性认知为主，尚没有也还不适合从理性深层理解革命精神及其价值。此外，从我们研究此课题这个角度来看，中小学相关人文学科的知识内容在整体上似乎仍有改进的余地。
第一，内容选材能否做些总体协调。前面提到小学、初中、高中不同阶段各有数种教材涉及革命精神教育教学，包括较多革命精神典型人物事迹故事等题材，但其选材的随意性较大，似乎总体上协调不够。有的题目如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几种教材写到，延安的故事几次涉及，邓稼先也在不同的教材中重复出现。重复出现的主题在内容上或叙事形式上有的有所变化，有的则大同小异。从全面教育的观念出发，似乎有理由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重复某些题材，但对于青少年学生而言，在同一水平重复认知同一知识是不愉快和难以忍耐的事，会大大降低教育效果。这类重复的地方是否可以考虑替换其他内容。例如我们调查问卷提供的革命精神典型，中小学教材未涉及的即达十种上下，加上诸多有待进一步发掘的典型事迹，是否可以考虑将其中一些适宜的选入教材，使相关内容更为丰富？且调整后若非从不同层次立意，以不同体裁书写，则应尽量减少重复。
第二，不同教育阶段层次尽量分明。现有课本已经较好地考虑了不同年龄层次的接受特点，但似乎没有专门考虑革命精神教育的层次问题。例如用节选毛泽东著作的方式讲张思德精神是放在小学合适还是放在中学为好？小学是否可以多讲张思德、愚公移山、雷锋、欧阳海、刘英俊，或抗震救灾中同龄少年儿童的故事、事迹？初高中两个阶段对革命精神内容的选材也可进一步考虑，将一些富有生动情节的人物事迹典型放在初中课本中，而将带有抽象概括理论意味的内容放在高中部。历史科目可以坚持准确简洁叙事的风格，但一方面考虑在小学初中阶段多些故事性情节；另一方面也应考虑将在小、初、高几个阶段都会涉及的，比如说五四运动这一史实，拉开明显的认知层次，循序渐进，步步深入，在高中阶段尝试加入些历史精神方面的提示。后者可以提供空间，将了解历史事实与认同革命精神结合起来。
第三，可以考虑在初中、高中两个阶段集中在某一科目里加大革命精神教育的力度，如小学《品德与生活》、初中《思想品德》、高中《思想政治》。在这类不同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内加入经系统策划内容全面由浅入深的中国革命精神教育内容，这种方式可以排除对中小学相关人文知识科目全部重新调整的不现实的办法。当然，如果考虑这一调整也是一个较大工程，且有赖于中国革命精神及其教育课题本身成熟研究的话，就只有在课堂教学环节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了。
第四，应当考虑配合素质教育、弱化应试教育，加大中小学社会实践课外活动这一方面，将中国革命精神的教育寓于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中，包括加强中小学校园文化和教室文化的建设，在其中也加入宣传中国革命精神的知识内容。
（二）大学教学如何加强中国革命精神教育
从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看，大学教育介于基础教育和研究生专门教育之间。大学生经过小学到高中12年的系统学习，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知识，但相对而言，对比较简单的偏于数字技术的理工科知识掌握较好，对于复杂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了解则较为浅薄。这一方面是由于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真正深入理解，有待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对人文社科知识的深刻把握，有待于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革命精神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大学生在中小学阶段虽然广泛摄取了其中若干相关人物的形象、事迹，若干事件的史实，也一定程度地认识了若干典型精神的内容实质，但他们开始对社会进行愈来愈多的观察思考，遇到课堂上书本中看不到听不到或没有提供说明解释的现象和问题逐渐增多，又在渴望成熟的过程中，不断摄入更为大量的知识和多元多样的价值观念。这些新知识新观念在促进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长变化的同时，修正着他们原有知识和价值的确认，对于原来仅从表层认知革命精神和对革命精神的表层认知不再满足或发生疑问，若不能在理性高度提供新的认知或解答，就有将其放弃或产生逆反心理的可能。所以大学在新的更高的层面接受革命精神的教育是必要的。然而如前面所述，高等学校现有的思想政治理论和通识教育尚未对革命精神教育予以应有的重视，这种状况应当改变。
高校革命精神教育的主渠道依然是课堂教学，而且依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这里就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的课堂教学如何加强中国革命精神教育提出一些浅见。
1.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就革命精神教育通盘计划合理分工
目前高校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总体分工明确：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讲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一讲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一讲思想道德伦理和法律常识。各门课内容范畴彼此界限清晰，配合密切，体现了组织部门很高的理论水平和教育组织水平。但如前面分析过的，有关中国革命精神的内容只是分散在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外的另几门课教材中。也就是说，课程的总设计和几门课的主持人似乎并未就“中国革命精神”教育这样一个具体题目设计一个分工合作的方案。
中国革命精神就其内容性质和教育特点而言，的确与理论、历史、道德修养相关，应当是这几门课承担的内容。有无必要设计一个总体教育方案？或许值得讨论。我们从理想的愿望出发，认为这样做有利于三门课协**学，既保证全面合理地实施有关中国革命精神的教育，又避免无谓重复。设计的思路大体为：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门课中讲中国革命精神在毛泽东思想的文化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地位，及其在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着重阐述中国革命精神与中华民族传统及人类文明精神的关系，并就中国革命精神的当代意义、发展，及其与大学生思想品德修养的关系展开。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着重挖掘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有关民族传统精神、人类文明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历史过程中形成和不断发展的革命精神。
以上设想尝试兼顾理论与实践、历史和现实、价值与传统、中国与世界几层关系，这本身也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能够将这些研究的成果体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材和课堂讲授中，是从一个新的高度解读中国革命精神，有助于大学生多层次多角度地深入了解并从理性层面更加认同中国革命精神。
当然，考虑到修订教材体系是大工程，即便无法做到几门课协调进行，在各门课分别修订课本时，是否可以考虑按照上面所提思路，丰富有关中国革命精神教育的内容？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应加强中国革命精神理论问题的讲述
如前所述，这门理论课在讲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部分罗列了“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若干精神，并指出这些精神包括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之中，是民族精神在不同时代的表现。[41]此外，在“毛泽东思想”一节提到的“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工作要极端负责，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自我批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以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42]，都体现中国革命精神的内涵。但是，前者并没有展开详细阐述，后者多半没有从革命精神的角度论述。
我们认为，如果考虑该教材明确体现“中国革命精神教育”这一主题、丰富相关内容的话，有必要作适当调整。比如，在“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加入从革命精神立意的理论阐述，提示毛泽东的若干相关论述其实也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弘扬民族传统、集中体现中国革命精神的总结和高度概括；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部分集中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作更为全面的概括，并对其科学内涵、历史地位、当代价值，以及中国革命精神与民族传统的联系，与世界人类文明精神的关系，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与大学生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精神的历史发展、当代表现诸问题等，作出理论上的阐述。
此外，党的十七大以来提出文化强国战略，十八大在加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3]。这一新的思想提出了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任务，也将进入相关教材。如何将培育核心价值观与进行中国革命精神教育结合起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解决好二者关系，也当作出深入研究和有力的阐述。
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应充实完善有关中国革命精神的内容
大学历史教育应当以培养历史理性的认知和思维为目的。现有的从中学到大学的历史教材很大程度上贯彻这一目标。所不同的是，中小学历史教学偏重历史事实的准确性描述，涉及历史理性的感知层面，大学教育应当以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真实性全面性观察基础之上的历史逻辑分析，引导学生进入对历史的深层理性认知和思索。从这个角度说，目前大学必修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通过历史过程和事实，帮助学生理解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就是从某个角度建构一种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理性认知。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历史本质上是人类物质生产的历史，也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社会发展史，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也同样揭示人类精神活动对于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从而揭示不同民族国家在不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中国近现代历史充分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在社会生产力远未发达到可以推进生产关系变革的情况下，由于外力入侵激发的反抗和变革要求，成为推动生产关系和社会变动的重要因素，因而产生一波又一波革命洪流，从中涌现一代又一代人的改革、革命理想，演绎出一代又一代革命精神，成为鼓舞人们奋勇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劲力量，甚至凝聚为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风貌和随时代演进的民族性格。这些都应成为历史记忆和思考的重要内容，应当成为历史认知的重要对象。因此，深入研究如何从理性层面深刻认知近现代中国历史，不能不对革命精神现象予以充分关注。
从我们的视野来看近现代中国革命精神，需要将其分为三部分，一是中国共产党以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为目标而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民主进步，并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体现的伟大斗争精神；一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进步官僚士大夫、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及其他阶级阶层爱国志士等为反抗外来侵略和腐朽政府，改造政治与社会文化，与反动守旧势力斗争，发展进步事业等，体现出的革新进步精神；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其他阶级阶层、党派团体、非党派人士等，在某些时期某些事件和某些表现中体现出的与中国革命、民族传统、人类文明追求相契合的精神。
对大学生进行革命精神教育当然是以第一部分内容为中心。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门课程科学的含义，要求理性地认知中国革命精神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关联性，要求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全面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革命大潮，从广义理解发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革命精神”，从而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发扬的革命精神。
从事这门课研究和教学的学者、教师，应该首先对上述革命精神按照时代先后分别进行挖掘整理。要对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的“近代革命精神”的内容、表现、实质，及其与民族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精神发生的影响等，进行认真研究。其次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同阶级阶层、党派团体，以及有突出影响的著名人士在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中，如五四新文化运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抗日战争，以及不同领域里从事科学发明、改进教育、创建新兴实业，推进中国社会各方面进步的精神表现进行挖掘研究。最后要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作进一步全面深入的挖掘、整理。将整理成果以适当的方式充实进教材。现有教材中除少数典型如长征精神、抗战精神等，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描述之外，我们的研究中列举的和中小学课本上涉及的数十种革命精神绝大部分没有在教材中反映出来，这是亟待改进的。
4.“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应考虑增加中国革命精神的教育内容
如前所述，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注重现实教育，对中国革命精神采取了近似于历史化处理的方式，即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精神是“现当代历史中震撼人心的新表现”，但强调“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反映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需要，反映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火热生活为源泉”[44]，因此倾向于从现实社会和生活需要出发阐述革命精神的价值和意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肯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应当成为我们时代最崇高的精神”[45]，同时强调应当“给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为人民服务体现着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的统一。为人民服务，伟大而平凡，高尚而普通，它并非高不可攀、远不可及，而是可以通过不同层次、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是为人民服务；顾全大局、先公后私、爱岗敬业、办事公道是为人民服务；同志间、师生间、同学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是为人民服务；热心公益、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扶贫济困、帮残助残是为人民服务；遵纪守法、诚实劳动并获取正当的个人利益，同样也是为人民服务。”[46]这样就明确地表达了中国革命精神应当与时俱进的要求。这是十分理性的思考，也正符合我们调研中了解到的相当多大学生的要求。
与此同时，教材明确指出：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和道德，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和道德的积极成果，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不断丰富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使民族精神得到大力弘扬”[47]。这实际上是指出了如何立足当下、继承传统、吸收世界文明的正确原则。
但是，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
一是如果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整个教材教学体系中有关中国革命精神的内容得到较为全面深入的阐述，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两部教材中较好地承担了这一工作的话，“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这样一种现实教育倾向性的处理，正体现了这门课的特点。然而，如我们分析过的，事实上目前高校教材教学中有关中国革命精神的内容并不完善。况且，即便情况得到改观，作为人生观、价值观深层次教育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更为明确直接地借鉴近现代史上革命精神的诸多典型，也许不是画蛇添足之举。
二是借鉴世界各民族人类文明精神显得很不够。纵观全书，只有极少段落引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以外的国外学者观点，极少谈到国外不同国家民族不同时代体现出的革命精神或人类文明精神。这样，不仅小学和中学阶段讲述的大量有关国外人类文明精神的内容，如初中《语文》讲的居里夫人、贝多芬、美国“挑战者”号航天员、高尔基、藤野、托尔斯泰、海伦·凯勒[48]；初中《思想品德》讲的法拉第、大仲马、萧伯纳、德摩斯梯尼、哈默、爱迪生、林肯、巴斯德、苏格拉底、富兰克林[49]；初中《历史》讲的阿基米德、亚里士多德、哥伦布、克伦威尔、华盛顿、拿破仑、爱迪生、莱特兄弟、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梵高[50]；高中《语文》讲述的马丁·路德·金、巴尔扎克[51]；高中《历史》涉及的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西方近代民主精神，以及伽利略、塞尔维特[52]等，就只成为停留于大学生脑海中的一些名人故事记忆，无法在大学阶段得到理性的升华；“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和道德的积极成果”的原则事实上也没有得到充分贯彻。这不利于拓展大学生的视野和思想境界，也不利于大学生理性思维的成长完善。
因此，我们认为，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一方面须在内容安排和文字表述中增加有关中国革命精神的内容和具体典型人物形象事例的描述分析；另一方面，须大量补充增加国外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有关人类文明精神的典型内容的介绍、比照、借鉴。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要在人性、人生、人类文明生存和价值的更深层次，分析中华民族精神、中国革命精神、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人类文明精神，帮助大学生总结深化对中国革命精神的理解，提升其中国革命精神认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