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尝试开设以“中国革命精神”为主题的通识课
以课堂教学加强中国革命精神教育，提升大学生革命精神的认同力，可以考虑开设这一主题的通识课，有利于系统教育，并推动相关研究深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以承担这类课。课程设计可有三种思路：
一是用历史叙事方式讲述“中国革命精神发展史”。可依中国古代民族精神、中国近代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革命精神、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精神划分阶段，梳理中国革命精神的发展脉络。前两阶段的内容作为导论，重点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历史叙事讲究实事求是。授课者须整理已经进入教材和研究者视野的有关中国革命精神的内涵及相关人物事迹史实，同时注意关注尚未进入教材和研究者视野的革命精神材料。要进一步深入挖掘，将对“革命精神”的认知认同建立在严格的事实依据之上。对于一位人物、一种精神，不只了解其典型表现或豪言壮语，也要尽可能了解更多的相关事迹，对于人物一生的成长，包括家庭影响、时代环境、教育背景、个人思想的社会化历程，及其性格、心理、表现等，对于某种精神的形成，同样包括环境背景、多重因素等，都要细致考察。对于典型事迹典型表现更要结合事实深入分析，不凭空拔高，不隐匿实情，不讲空话、假话、大话、套话，不追求高大全；材料要真实可靠，分析要入情入理，使革命精神的具体表现有迹可寻，能够感同身受，使认同和学习有径可寻。
第二种思路是以“中国革命精神概论”之类的方式，从理论分析和教育入手，立足对革命精神的理性逻辑认知。要从“精神”、“革命精神”、“中国革命精神”、“人类文明精神”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入手，分析中国革命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人类文明精神之间的关系；注重革命精神的社会价值、现实意义，帮助学生从当下社会生存和发展需要出发，从逻辑思考、理性认知的层面，了解认同中国革命精神。
第三种思路是介于前二者之间，或说将二者结合起来，从现实国家社会的发展需要和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出发，围绕对中国革命精神的理性认知和认同，将了解历史上的革命精神、认知其当代价值、认同当代继承发展革命精神的意义结合起来。观照中华传统民族精神和人类文明精神，着重讲中国革命精神的价值、影响和意义，以及当代大学生如何继承发扬革命精神，继承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分了解和吸收国外人类文明精神的优秀成分，参与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创新，展示当代大学生理想的价值人生和精神风貌。
无论以哪种思路授课，都须将讲课与研究结合起来，在增进教学效果的同时，推进研究的深入，建构中国革命精神的研究体系，再反过来，以深入的研究提升教学教育的质量。
三、运用多种介体辅助中国革命精神教育
从结构功能的角度分析，可以将“大学生中国革命精神认同力”这一表述及其指代的事实视为一个系统模型，其中“大学生”是主体；“中国革命精神”是客体；“认同”是联系主客体的一种关系，指一种兴趣、赞同，以及愿意接受或仿效的思想倾向；“力”是一种能量或动力，“认同力”既可以表征维系某种兴趣、赞同，以及愿意接受或效法思想倾向的能量，也表征推动这种兴趣与赞同、学习、仿效的能量增值的动力，其大小状态以“度”来表示。
我们已经通过抽样调研对大学生中国革命精神认知度和认同度大体做了描述。作为主体的大学生，我们是把它放到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动的背景下，描述了在变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大学生带着怎样的时代印迹、呈现怎样的心理特征。作为客体的革命精神，我们参考现有研究成果做了描述，也提出了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使之更为丰富明确清晰的建议，但我们的主旨是研究如何提升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力。
“提升大学生中国革命精神认同力”，这一句式及其指代的事实构成的系统模式与前述模式相对照，其中的主客体所属有所变化：主体不再是大学生，而是从事革命精神教育的人，其中以从事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或其他相关课程教学的教师为主，其他包括高校及院系党政领导、班主任、辅导员，宣传部门及相关的其他人员，以至于广泛地讲，包括社会上各方面有能力、条件和愿意为提升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力提供帮助的人。大学生则成为客体。中国革命精神既是大学生认同的客体，也成为教育者以之教育学生从而认真钻研的客体。而“认同”这一联系环节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一则，这个联系仍表达大学生与革命精神之间的关系；二则，它体现了教育者与革命精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处理愈好，也就是教育者对革命精神的钻研愈深入，了解愈透彻，就愈有助于教育大学生，提升其革命精神认同力；若处理不好，或一知半解，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或僵化死板，为活体注腐药，则非但于事无补，反易产生负能量，造成相反的效果；三则，出现了教育者与大学生由于革命精神的认同而发生的联系，二者之间联系合理，同样有助于提升大学生革命精神的认同力。
处理好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教育者与教育内容之间的关系，会增强所描述的这个结构系统的功能，使大学生对中国革命精神的兴趣和赞同程度提高，需要加强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教育者和相关人员作为主体，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动能的发动者。其中教育者即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最重要的因素。教师至少要做三个方面的努力：
其一，要提高自身的政治觉悟、职业道德，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重要性及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和认同。
其二，要认同中国革命精神，下一番苦功，深入钻研，深刻了解其内涵、价值与意义，并了解中华民族精神和世界人类文明精神，以及中国革命精神与民族精神人类精神的关系。
其三，要了解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及其对中国革命精神认知认同的现状、问题。有针对性地把握教育层次，注重引导大学生从理性层面提升认识能力和认同水平。
第二，应当认识到在“提升大学生中国革命精神认同力”这个结构中大学生处于客体地位，但在“大学生中国革命精神认同力”的结构中大学生则处于主体地位。这项工作的实质说到底，是大学生中国革命精神的认同力要得到提升。作为教育者的大学思想政治课教师应当明确这一点，以“主体间性”的认识逻辑理解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不单单把学生当作教育对象，而看作共同的工作主体，一方面可以增进对学生的理解和尊重，经常换位思考大学生的心理状况和需求，有利于处理好两个主体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使之积极参与教育过程，有助于增强大学生主体和革命精神客体之间的正效应关系。
第三，做好以上两方面工作，教师和学生共同面临的问题便是通过什么途径、采取何种手段和方式方法进行革命精神的教育了。而这个途径或方式方法，则是教师提升大学生中国革命精神和学生提升自身革命精神认同力的“介体”。
其实，若以大学生作为提升革命精神认同力的主体，那么不只认知革命精神的途径方法是“介体”，连从事革命精神教育的教师也是他们提升革命精神认同力的“介体”，即他们须通过教师传授知识的教学和人格感召的教育等，进一步认识革命精神的内容、价值和意义，从而愿意深入学习、发扬中国革命精神。从这一点出发理解的大学生（提升）革命精神认同力的“介体”是指包括从事革命精神教育的人和能够承载传递中国革命精神内容信息，促使中国革命精神与大学生之间发生正能量增殖的各种形式、手段或工具。
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介体应当具有科学性、知识性、沟通性、通俗性、可操作性等特征。
科学性是说传授革命精神要从理性的态度出发，尊重事实，遵循逻辑。革命精神是一种事实，如果脱离事实，凭空想象或肆意夸大，或者概括总结宣传讲授不合乎逻辑，都无助于受教育者的正确理解和接受。
知识性是说传授革命精神，不是单纯地灌输几句概念，而是要将与概念相关的事实、与事实相关的历史、与历史相关的文化、与文化相关的人类生存理念等一系列相关内容联系起来，构成一种知识链条或图谱，使之具有深层的理性含量。
沟通性是说教育者采取的教育方式应当有效地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受教育者与教育内容会通，使受教育者能够借由“介体”实现主体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信息的顺畅流通。
通俗性是说教育者要考虑受教育者的特点，表达教育内容简明易懂，易于理解和接受。
可操作性是说所采取的教育手段方式方法有条件实施，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障碍和过大的难度。
具体来说，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介体包括以下几种：课堂认同介体、活动认同介体、文化认同介体与传媒认同介体等。前面我们已从中小学及大学课堂教学这个途径作了分析。以下谈谈活动、文化、传媒几个方面。
（一）活动认同介体
活动认同介体是指从事教育的机构或人员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各种活动，将中国革命精神教育寓于其中，使大学生在参与活动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学习和接受中国革命精神。
活动认同介体的特点，一是具有目的性，即明确组织活动是以进行中国革命精神教育为目的，设计明确的教育方式、教育目标、教育内容。二是具有隐蔽性，即以“润物细无声”的滴灌形式寓教于乐，使受教育者于无声无形中受到革命精神教育的熏陶。三是主体参与的主动性，即所组织的活动能够吸引大学生积极热情地参与，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在宽松活泼的活动氛围中实现对革命精神的主动认知、理解、感悟，从而将继承和实践革命精神作为自身的主动追求，积极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懈奋斗而奠定基础的努力，即认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谐社会、伟大民族复兴的目标，将其作为社会的政治理想和个人学习、生活与实践中发展自身的动力。四是知识性，即不仅仅将革命精神教育作为一种活动，而是通过活动，使学生学习、了解和掌握丰富的有关中国革命精神以至更为广阔的人类文明精神知识，学习生活经验，增长生存智慧和能力。
活动认同介体对提升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力的作用：一是有利于大学生较好地认知、接受并且实践中国革命精神。大学生群体参加中国革命精神教育实践活动本身就是在实践中国革命精神，具体表现在：通过丰富多彩的趣味性、知识性活动，认知并接受更有广度更有深度的革命精神信息，并提升理性认识高度。二是有利于大学生通过活动的视听冲击收到更好的革命精神教育效果。一般来说，在革命精神教育方面，活动认同介体的视听冲击会比课堂教学强化灌输更有效，特别是一些活动中的节目互动环节容易感染情绪，引起共鸣，从而收到较好的教育效果。
活动认同介体具体说来，主要指教师在课堂内外组织灵活多样的以中国革命精神为内容的教学实践活动，例如大抵从法律、管理等学科的授课方式发端，被其他学科吸收模仿的案例式教学，近几年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多有采纳。其实质是发展一般讲课中普遍采取的举例方式，不只就近取譬，打个比方，而是围绕主题，选取完整鲜活的“案例”材料，讲述富于生动情节的故事，说明主题或论证原理。中国革命精神教育也可以借鉴这一方式。一般而言，每一种革命精神背后都有一个甚至多个真实生动的故事，即是一个个生动的革命精神案例。用讲故事诠释革命精神，容易说清道理，引人入胜。这种教学方式如果只是在讲课中扩大举例成分，就只是一种讲课的方法，似与“活动”无关。可以考虑采取灵活的方式，使学生参与进来，如由学生来完成案例的预备和讲述，甚至尝试采取朗诵表演等方式，就成为一种实践活动了。[53]还须注意，大学教育不同于中小学，进行案例式教学不要停留于满足学生一时的趣味关注，要通过案例、问题和讨论等，启发学生进行深入思考，以达到提升其理性认知认同的效果。
又如布置学生读书、讲演、知识竞赛，或者开展专题讨论、辩论、征文；有条件的学校可以组织电影周活动，或者布置学生课后看相关革命精神的影视片，要求学生撰写影视评论，在课上朗读，组织学生讲评等。此外，有条件的，可以组织学生就近参观革命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或者自行创建革命精神社会实践教育基地，或组织口述采访，增加学生感受革命历史革命精神的机会，实现课堂教学与课外教育结合、课堂实践教学与课外实践教学结合。还可以举办革命精神或革命传统专题讲座、文化学术讲座等，扩展学生的眼界和知识含量。
（二）文化认同介体
文化认同介体是指利用丰富的文化内容和各种文化产品传递中国革命精神的方式。
文化最简单的定义是“观念”。据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观点，当今世界至少存在有六七种文明形态，即六七种文化价值观念。我国学者梁漱溟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有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印度人的生活方式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说的也是不同地域国度民族在长久生活中形成的以某种价值观念作主导支配下的特定生活方式或精神状态。其中对某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起支配作用的是生活价值观念，后者是文化体系或文明状态的内核。其实，被称为儒家文明的中华民族自身即包含有儒家道家佛家等诸种生活价值观念。而历史地看，这种观念又有其发展的一面，经历了古代文化、近代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期间形成的革命文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当代中国文化。
所谓文化内容和文化产品，即文化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前者即是我们民族和人类的、历史上有过和现存的多种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及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生活价值观念。后者则是反映多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介体，包括古文化遗迹、文物、经典，以及眼前可见的诸如图书、报刊、影视、广播、戏剧、音乐、绘画、摄影、网络、通信、广告等。利用这些文化介体传播中国革命精神是一个综合性工程。教师和学校能够发挥积极主动作用的，首先是利用校园文化这个大学生生活于其间的介体。
“校园文化”近年来有较多研究，对其定义分别有“课外活动”、“第二课堂”、“文化氛围”、“学校准文化”、“校园精神”等说法；一般将其内涵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我们这里想就中国革命精神教育与校园文化的联系这样一个角度，将校园文化简单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内在方面可指学校的办学方针、发展远景定位，以及长期形成或坚持追求的一种理想风气，体现一个学校的理念和品位追求。通常每个学校都有高悬门面的校训，诸如“爱国民主进步科学”（北京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清华大学）、“实事求是”（中国人民大学）、“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北京师范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实事求是”（天津大学）、“求是创新”（浙江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武汉大学）、“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中山大学）、“厚德、明法、格物、致公”（中国政法大学）、“德以明理，学以精工”（北京理工大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复旦大学）、“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南京大学）“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厦门大学）、“严谨、求实、团结、创新”（同济大学）之类，其内容多与中国革命精神、改革创新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人类文明精神相符。学校的领导、教职员工和学生铭记校训，共同努力，养成某种敦实厚重的风气，体现于教学科研的追求，教师备课、授课、指导，学生勤奋、努力、探索，学校党团组织、工会、学生会、各类社团和各项工作、课堂内外各种活动中，可以构成有形无形进行革命精神人文精神教育提升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力的一种强大的内在动力。
校园文化的外在层面是指校园的建筑、景观、设施，以至校园各个角落随处可见的标牌、标语、图像、标示，以及公共区域播放的音乐等，一般大学校园都很注意这种标示文化的营建，比如楼宇建筑的设计、大型广场的标志性雕塑，图书馆、教学楼、宿舍楼、饭堂楼舍所在之处，除校训外其他多种标语标牌；还有一些空地绿地的雕像塑像，教学楼走廊、图书馆墙壁悬挂的壁画、书画、图像、题词，各类报刊橱窗、画廊、专栏、广告，教室、教员休息室内，以至卫生间墙壁上悬挂的绘画、摄影、书法、墨迹；还有学校主办和学生自办的报纸刊物，以及校园网络等，都可以成为传达改革开放精神、中国革命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和人类文明精神的文化介体。例如一些高校建有雷锋纪念碑纪念像、同济大学有“一二·九”纪念大楼，北京师范大学有三一八纪念碑、鲁迅塑像，曾建有五四、一二·九纪念亭等，都是直接展示中国革命精神的文化介体。但随时代发展、观念变迁，一段时期以来，革命精神似已过时，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学校里中国古代文化的氛围更显浓厚。在我们着意走访参观的北京几所重点大学校园，其标语标牌传统文化内容居多。我们浏览这些学校的校刊发现，其中也刊载有关学习雷锋精神或以报导教职员工人格高尚为人师表、学生刻苦学习助人为乐一类事迹，并也涉及历史文化、民族精神、世界文明、人文精神的文字，但内容有限。这方面工作的改进不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力所能及，需要学校党委宣传部门策划领导，各部门共同努力。在这个意义上，同样作为教育主体，也同样作为大学生提升革命精神认同力介体的党团组织，校院系领导以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都应尽到责任。各方面同心协力，形成一种正能量合力，才能收到良好效果。
利用校园文化加强革命精神教育的另一种方式是开设网上校园论坛，渗透革命精神教育。
笔者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即开设有校园论坛，内有师大、信息、职业、学术、交易、生活、娱乐、社团、BT、站务、收藏等板块。如果在其中开辟相关革命精神的板块，载入相关史实资料、英雄事迹、典型事例，可以起到革命精神教育的作用。
发挥校园论坛革命精神教育的作用，需要积极构建高校革命精神教育的舆论环境。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人类文明精神的组成部分，其中承载着近现代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文化，铭刻着中华儿女为国家崛起前赴后继英勇献身的事迹，传达着一代代优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战士，以至普通群众美好的心灵、优良的品德、默默奉献的精神。应当成为历史文化民族精神的纪念，有利于鼓舞新一代青年大学生奋发有为。所以，如果能够紧贴大学生心灵需求，适应大学生心理特点，动真情、讲真话，将真正对大学生有帮助的知识文化信息奉献出来，是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热情的。
校园论坛具有大众传媒的基本属性，但作为高校自办的校园媒体，具有知识性教育性引导性管理性特征，一般围绕学校的教学科研活动、学生各类活动、后勤服务活动展开，可以在其中根据不同情况渗透思想政治和革命精神教育。关键在于如何领导、组织、策划。
通过校园文化渗透革命精神教育，还可以藉由音乐文化介体。音乐文化是以音乐歌曲演唱联欢等形式在消闲娱乐中抒**感、调节心理、振奋精神的一种手段。其中红色音乐承载着颂赞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和伟大精神的政治文化内涵。一般高校师生多有借重大节日纪念日，如五四、七一、一二·九、元旦等举办大型联欢会、演唱会、诗歌朗诵会的传统。演唱的革命传统歌曲多有涉及长征、抗战等革命精神的内容，如《长征组歌》、《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毕业歌》、《团结就是力量》等；也有以院系班级等小型单位以更为灵活的联欢娱乐或卡拉OK方式，表演节目或演唱师生喜欢的包括革命歌曲在内的各类歌曲；或有学校建立“红色网站”，上传载有革命题材的歌曲视频等，都是帮助学生在欢快娱乐中感受革命传统文化、追忆革命精神的途径。
此外，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考虑借用旅游文化进行革命精神教育。
近年来，一些革命老区利用“根据地”的自然风景、历史文化和革命文物遗址等优越条件，建设“红色旅游”景区、景点。全国目前至少已有12个这类红色旅游景区可供大学生参观游览，即沪浙红色旅游区、湘赣闽红色旅游区、左右江红色旅游区、黔北黔西红色旅游区、雪山草地红色旅游区、陕甘宁红色旅游区、东北红色旅游区、鲁苏皖红色旅游区、大别山红色旅游区、太行山红色旅游区、川陕渝红色旅游区、京津冀红色旅游区。
这些旅游景区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创立丰功伟绩的纪念地，其间的房屋建筑、生活设施、办公处所、工作生活用具展览陈列，乃至艰苦的自然环境、恶劣的生活条件，都承载着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的内涵。有条件的学校或可分批组织学生，或者组织学生骨干，或倡导学生自发组合，到红色景区旅游，对于加强革命精神教育，会有帮助。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中设有题目问到如果有机会到革命根据地旅游是否会有兴趣？多数学生给予肯定的回答。显然，红色旅游是大受学生欢迎的进行革命精神教育的方式。
（三）传媒认同介体
传媒认同介体是指通过具有政治、协调、传承、教育、娱乐等多种功能[54]的各种传媒工具包括报刊、杂志、图书、广播、电视、电影、网络、手机等载体进行革命精神教育的形式。运用这类工具向大学生传输包括革命精神在内的各种信息，使之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是在学校教育之外提升大学生中国革命精神认同力的重要途径。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传媒工作十分重视。胡锦涛同志要求“从社会舆论多层次发展的实际出发，深刻把握现代媒体朝着分众化、对象化演变的新趋势，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多种宣传资源，努力构建有利于弘扬主旋律巩固主阵地的舆论引导新格局”，提出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发展主流媒体的重大意义和价值”[55]。李长春指出：“要善于运用大众传媒做好理论宣传，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宣传普及理论的重要作用，讲究宣传艺术，增强吸引力感染力。要积极运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开展理论宣传，适应网络传播特点，不断丰富内容和形式，有效引导网上舆论热点，掌握网上思想理论的话语权和宣传教育的主动权。”[56]
利用传媒介体进行革命精神教育，至少可以考虑从以下四条途径开展工作：利用小说等文学作品渗透革命精神教育、在影视作品中增添革命精神内涵、利用报刊进行革命精神教育、在网络中渗透革命精神教育。
第一，利用小说等文学作品渗透革命精神教育。
小说是青年人和大学生较多接触的了解社会生活历史文化和人的媒介之一。其中红色经典小说多涉及革命精神内容。在老一代人的记忆里，《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革命回忆录，《林海雪原》、《红岩》、《欧阳海之歌》、《保卫延安》、《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等著名红色经典小说影响整整一代人，其中精彩的情节、经典对话长久留在人们记忆中，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成为长久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动力。如今时代发展了，但作为一种可利用的文化资源，红色经典小说能够有效地维系革命精神层面上的历史与现实对话，在一种正义的氛围下宣传革命精神，无形中拉近现代人与革命前辈心灵的距离，使大学生能够从中感受国破家亡、战火纷飞年代里人们怎样顽强生活和斗争，对于提升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力仍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以往一些经典小说如《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重新出版，也引起“80后”“90后”大学生的兴趣。近年来一些新作品，也能在大学生中引起同样强烈的反响。例如长篇纪实小说《苦难辉煌》，以丰富扎实的史料为依据，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以更贴近真实的历史事实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程，揭示历史、党史论著和教科书未能提示的诸多细节，寓革命理想、情操、精神教育于其中，成为大众读物中进行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教育的优秀作品，自然也受到大学生欢迎。
第二，在影视作品中增添革命精神内涵。
电影电视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大众影响最大的传媒介体之一，其中不少影视作品不仅可以到电影院里、坐在电视机前看，并上传到网络，成为大学生满足娱乐休闲同时摄取广泛知识的途径。其中“红色影视”是指以革命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影视作品。广义上理解，“凡是反映共产党人、爱国进步人士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浴血奋斗，以及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付出的艰辛努力的影视作品”，都可以视为“红色影视”；狭义上看，“红色影视”是指“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先进事迹的作品”[57]。
同样，在老一代人记忆里，红色电影对人的影响深远，像《南征北战》、《上甘岭》、《红日》、《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永不消逝的电波》、《创业》、《烈火中永生》、《英雄儿女》，以至《地道战》、《地雷战》一类的教学片，甚至“**”期间根据“样板戏”拍摄的《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等，那些精彩故事、经典对白，那些经过多少人锤炼形成定格的高质量艺术，今天仍旧引人入胜，感人至深。
重放老电影，大多数青年学生未必感兴趣，但作为对过去时代的回顾了解，对民族社会文化进步的回眸，从中领略革命战争年代的精神和后人对那些精神的纪念回忆，这些影片同样会引起一些大学生的注意。而近些年“红色影视”改编和创作形成巨大规模的影响更不容小觑。电影作品如《巍巍昆仑》、《建国大业》、《我的长征》、《太行山上》、《八月一日》，以及气势恢宏的解放战争各大战役系列巨片等，电视作品如《恰同学少年》、《井冈山》、《铁道游击队》、《长征》、《彭雪枫》等，都曾吸引大批观众，其中不乏青年和大学生。由这些优秀作品组成“红色影视”长廊，将枯燥的说教转化为形象的感召，史诗般演绎波澜壮阔的历史，生动地体现革命精神，是丰富而独特的革命精神教育资源，对于提升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调研中发现，不少高校时常举办“红色电影周”、“红色影院”影视展播等活动，放映《太行山上》、《莫斯科保卫战》、《高山下的花环》等优秀影片，受到广大学生的好评，表明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依旧存在，爱国热情强烈，仍然对革命精神持一种敬仰的态度。如果在故事题材、艺术表现等方面经常改进、突破、创新，使这类影视的人物塑造总能栩栩如生，情节内容扣人心弦，其承载精神的内涵的深刻常能引起震撼，红色影视可与一代代大学生心灵相通，成为一代代新人认识历史、感受传统、升华精神的上佳途径。
第三，利用报刊进行革命精神教育。
报刊媒体历史悠久，近年虽受到网络媒体的冲击，但仍是目前文化传媒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报刊业空前发达。各类专业期刊之外，有文体专刊、文化专刊、生活导刊、休闲期刊、健康导刊、各类文摘，加之高校内除文理科学报外，通常有校报，或学生会和各类社团自办的刊物，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异彩纷呈、琳琅满目。许多刊物与网络连通，有“百度”、“谷歌”、“搜狐”等大型搜索网站，也有各地各类网站随时收录有价值或阅读需求高的文章摘录上传介绍。大学生购买报刊或在图书阅览室阅读报刊，特别是在网络上浏览各种报刊信息的应当不在少数。客观地说，传统的大报和一些新兴文化报刊也常有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精神的文字刊载，特别是在一些革命事件纪念日，突出的如每年3月纪念毛泽东为雷锋题词的日子，通常各类报纸都会有相应学习雷锋精神的内容刊登；还有借用重大纪念活动，如中国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若干周年，或在国家重大纪念活动的日子，连续刊登党的历史、革命历史、共和国历史，以及一些革命烈士、英雄人物的事迹等，但这类宣传有时流于形式，招来诟病。如果将革命精神和其他诸种精神作为提升社会文明、国民人格素质的资源，以多种体裁的议论、小品、杂文、诗歌、口述历史，以至漫画等，恰如其分、入情入理地适时刊载，或许可以收到更好效果。
这方面的工作还应考虑高校校刊，可否在原有的基础上，亦以生动活泼的多种题材多种形式，更多纳入革命精神内容，对学生经常性提示，应当有利于大学生时常回忆、加深理解、认知认同革命精神。
第四，利用网络渗透革命精神教育。
近年来，一方面主流媒体坚持正面导向，大范围、高质量、高频率、快节奏地报导国内外各种新闻、消息，及时、快捷、准确地传输巨量知识信息，同时，经过大量学者翻译编辑出版演职编导人员努力，涌现出大量多种题材的论著译著小说影视戏剧小品绘画摄影卡通作品，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不断满足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多数人民群众文化娱乐的需求。另一方面，以网络、手机为中心的新兴大众媒体迅速普及发展。由于方便、快捷、新奇、多纬度、多风格、多样化，网络媒介成为大学生的最爱。至少信息发达地区的大学生一般较少看书读报听广播看电视，有条件拥有电脑的或方便出入网吧的，大多从网络获取信息，同时通过网络、手机及时交流信息体会，使信息传递消化增殖延展的速度形式发生了革命化的飞跃。
根据这种形势，党和有关部门积极开发网络资源，使之成为宣传路线方针政策、与网民交流沟通的有效阵地。其中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主办的“中国文明网”，是全国革命精神教育的门户网站，设有红色文化板块，包括红色日历、品牌专栏、爱国主义教育、党史课堂、主题活动、红色旅游、革命精神、红海史话、影视文学等栏目。革命精神栏目中有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长征精神（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井冈山精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红岩精神（威武不屈、浩然正气）等丰富详细的文字介绍和图片展示，帮助网民了解革命历史，认识革命精神。高校有条件的也应仿此设立校园局部的文化精神文明网站，经常更新内容形式，常以新鲜面目和内容吸引大学生点击阅读。
另外，大学生交流方式已经不限于手机、QQ、校内网、电子邮件等传统方式，网络微博这一新兴的交流工具通过简单的语言文字、图片、音频、视频链接等形式正在越来越多地融入大学生的学习、生活。鉴于此，应考虑充分发挥微博的载体作用加强革命精神教育。例如，党团组织建立博客、微博，链接在院校网站的醒目位置，并在各院系支部班级推广微博建设，将中国革命精神、改革创新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人类文明精神的信息渗透其中，引导学生开展以革命精神为话题的网上交流；或者利用即时性新闻、重大事件，探讨国情世情民情党情和时事政治重大问题，渗透革命精神教育；或者以重大纪念日为契机，结合学校具体情况，通过微博进行专题革命精神教育，都是可以探讨的有利于提升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力的有效途径。
应当注意到，网络传媒具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效果。大学生通过网络迅速获取大量日新月异的科技人文知识，紧跟时代前进步伐的同时，也从中得到不少负面信息，并出现沉溺网络低级趣味的游戏或无聊交流的倾向。尽管近年来网络中已经出现包括革命精神在内的大量正面信息的传递，但由于网络自由空间大，并且选择信息渠道主动权的个性化，利用网络进行革命精神教育获取良好效果并非易事。因此，运用网络传媒介体进行革命精神的教育宣传，还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要注意革命精神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避免大搞运动大造声势等表面文章，要选择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滴灌形式，使得革命精神生动形象感人，入情入理入心。
二是以正义和事实迎接负面信息的挑战。一般而言，人们对非主流和负面信息的传播兴趣往往高于主流和正面信息，这不是靠简单的删堵负面信息可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正面主流宣传要实事求是，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深入人心。掌握大众舆论的话语权应当靠摆事实、讲道理，国家政府和有正义感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应当为树立正义的权威而努力。进行中国革命精神教育要坚持理性原则，才能真正收到长期的效果。
三是要加强革命精神理论创新的工作。大学生革命精神教育要想收到实效，要与时俱进地理解和诠释中国革命精神，在追求真实的基础上阐发其当代价值，为其增添时代内涵和新鲜典型。当代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和我国顺应这个潮流不断坚持和扩大开放，国内外交流日益频繁，大学生求知欲和追求新事物的倾向日益强烈。革命精神教育乃至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若穿老鞋走老路不能与时俱进，将无法改变被边缘化的地位。
最后，利用媒体进行革命精神的宣传教育，还须考虑两个问题：
其一，大众传媒强势主流媒体弱势影响着革命精神教育效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迅速提高，大众传媒突飞猛进发展，信息含量急剧增长，社会影响力迅速攀升，在大学生中间尤其超过主流媒体的影响，部分原因在于主流媒体靠行政力量维持运转，而大众传媒靠自身影响力发展；主流媒体的正面宣传有时显得单调枯燥，大众传媒宣传迎合受众，五彩斑斓；主流媒体讲述事实时有顾虑，大众传媒敢说真话。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缺乏正确舆论引导，一些偏颇报导误导视听。大学生中讲吃穿排场不在少数，艰苦奋斗遭人嘲讽瞧不起，只知道歌星影星球星不知道革命英雄革命精神，只崇拜郭峰，不崇拜雷锋，与媒体对各种明星、名人名校、高考状元，甚至大亨老板过分宣传不无关系。而找工作、升职等人际交往中关系引路、假话开路、金钱铺路的不良风气，也给许多大学生留下社会不公平的不良影响。面对这些尴尬，教育者如何破解应对，如何使革命精神教育在传媒介体中闯出一条大路，是须认真研究的课题。
其二，大众传媒与社会的零距离互动影响着革命精神教育效果。大众传媒与社会的零距离互动是指大众传媒“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息发布主体和接受客体常常可能在信息传播中互换位置。例如许多网民在网上论坛中相当活跃，他们一面接受各种不同的信息，一面也发表自己的见解，汇入到网络信息流中去，于是他们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制造者、发布者。媒体与大众的互动和大众借助于媒体，使得大众之间相互感染、相互影响的范围、力度、深度越来越大，甚至出现网上舆论迫使现实作出让步与改变的新现象新情况”[58]。这种现象对于利用新兴传媒介体进行革命精神教育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与大众传媒良性互动，结果有利；一方面任大众传媒逆反宣传的舆论恶性循环，结果不利。这就要求应充分了解新兴媒体的特点，谨慎引导，尽量化解消极因素，力争有利结果。
“大学生中国革命精神认同力”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我们的调研表明，由于中小学较好的教学教育，大学生对于中国革命精神的表层认知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大学教育应当继续通过教学、课外实践，并借助多种介体丰富大学生对中国革命精神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在感性认知认同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引导。这需要教育者本身对中国革命精神的内容、实质、价值、意义有更为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中国革命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改革创新精神、人类文明精神的相关性，将中国革命精神融入民族精神和人类精神的教育中，可以提升中国革命精神的价值，使其超越时代局限，得到持久以至永恒的理解认同。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球化语境中进行革命精神教育的需要。
[1] 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全集》第4卷，713、719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2] 《研究室与监狱》，《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42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3] 参见毛泽东致黎锦熙信，《毛泽东早期文稿》，85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4] 参见陈铁健：《瞿秋白传》，94、9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又瞿秋白前往苏俄途中写下一批散文，结集为《饿乡纪程》，其跋语写道，他“二十年来盲求摸索不知所措……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因而不惜“孑然飘零，远去故乡，来此绝国”；“饿乡之‘饿’，锤炼……绕指柔钢”，“罗针指定，总有一日环行宇宙心海而返”。可见当年只有22岁的他是怎样抱定决心，克服困难，到异国他乡寻求救国救民光明道路的。文中的“饿乡”是“俄乡”或“俄向（可理解为‘向俄’）”的谐音，一语双关。见文木、郁华编：《瞿秋白散文》上，87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5] 事件报道见2012年7月14日《新京报》A09版《见习乘警为救卧轨者断肢》。
[6]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73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
[7] 方立天：《民族精神的界定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哲学研究》1991年第5期。
[8] 刘纲纪：《略论中国民族精神》，《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9] 《中庸》。
[10] 参见高亨：《周易大传今注》，59－67页，济南，齐鲁书社，1998。其中对“直方大”的理解，参见朱熹：《周易本义》，5页，载中国书店《宋元人译四书五经》上册，1985。
[11] 参见高亨：《周易大传今注》，125、392页。
[12] 参见朱熹：《周易本义》，17页，载中国书店《宋元人译四书五经》上册，1985；高亨：《周易大传今注》，135－137页；傅佩荣：《易经与人生》，12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3] 分别见《论语》：“泰伯”、“学而”、“述而”、“卫灵公”、“子罕”、“子路”、“为政”、“宪问”、“子张”篇。
[14] 是说反身自问，若正义不在我，对方即便是一个卑贱的人，也不要恐吓他；正义在我，即便千军万马在前面阻拦，也要勇猛向前。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简体字本），4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15] 是说世间清明，正道畅行，就要全身心以正道服务于社会；世间若黑暗无道，要坚持不离正道，即便退隐甚至身死也在所不惜。参见朱熹：《孟子集注》，载《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上册，109页，北京，中国书店，1985；杨伯峻：《孟子译注》（简体字本），25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16] 以上分别见《孟子》“离娄下”、“公孙丑上”、“梁惠王下”、“告子上”、“尽心上”、“告子下”、“滕文公下”。
[17]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51、61、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8]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卷上，254、25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19] 崔峦、蒯福棣主编：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2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20] 崔峦、蒯福棣主编：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15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1] 崔峦、蒯福棣主编：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16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22] 崔峦、蒯福棣主编：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5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23] 陶元红主编：小学《品德与社会》六年级上册，4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24] 同上书，49页。
[25] 刘守旗主编：初中《思想品德》七年级下册，7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26] 刘守旗主编：初中《思想品德》七年级下册，7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27] 崔景贵主编：初中《思想品德》九年级全一册，12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28] 姬秉新、李伟科主编：初中《历史》八年级下册，2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29] 姬秉新、李伟科主编：初中《历史》八年级下册，2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30] 赵世瑜、韦志榕主编：初中《历史与社会》九年级全一册，2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31] 胡云琬主编：初中《思想品德》八年级下册，11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32] 崔景贵主编：初中《思想品德》九年级全一册，1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33] 同上书，23页。
[34] 崔景贵主编：初中《思想品德》九年级全一册，11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35] 同上书，119页。
[36] 杨宁一主编：初中《历史与社会》八年级下册，12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37] 崔景贵主编：初中《思想品德》九年级全一册，12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38] 同上书，119页。
[39] 同上书，123页。
[40] 姬秉新、李伟科主编：初中《历史》八年级下册，8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60－261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42] 同上书，18－21页。
[43]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31－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52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5] 同上书，52页。
[46] 同上书，104页。
[4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52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8] 见顾振彪主编的初中《语文》，七年级上册、八年级下册、九年级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2008。
[49] 见初中《思想品德》，孙彩平主编七年级上册，刘守旗主编七年级下册，沈贵鹏主编八年级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50] 见陈其主编的初中《历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51] 见袁行霈主编的高中《语文》，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2004。
[52] 见李伟科、许斌主编的高中《历史》，必修2，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姬秉新、姜守明主编的高中《历史》，选修2，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53] 这类扩展式案例教学或同类的其他课堂实践教学，适合在小班内进行，在百人以上大班且为多专业混合构成教学班组织起来，困难较大。
[54] 参见赵琳：《论大众传媒的内涵与功能》，《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55] 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
[56] 李长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6日。
[57] 柳礼泉、张红明：《“红色影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亮点》，《思想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
[58] 王长江：《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166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