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高校离退休教师的评价
高校离退休教师对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意见。比如访谈中当被问及：“您认为大学思想政治课中是否包括了革命精神教育的内容？”他们认为“讲的不少，但没有高度与深度”。他们较少用学术性语言或从理论高度描述大学生认同革命精神的问题，而是用睿智的话直接道出当代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方面存在的不足，总体上体现了老年长者对于青年后生的慈祥与关爱。
北京师范大学某退休教师就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情况谈了三方面问题：
一是国家对包括革命精神在内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重视不够。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问题的探索，逐渐将大学生革命精神教育的重心放到了研究现实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方面，而对包括革命精神在内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重视不够，结果在青年大学生中形成了一种习惯于横向比较却不愿历史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
二是大学生对于革命精神学习不勤奋，不刻苦。一般人愿意选择一些有利于就业并能够创造现实价值的课程，而对那些陶冶情操、提高个人修养、培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文学科教育课能逃则逃。事实也确实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激烈竞争和优胜劣汰的现实，使许多大学生注重自身知识能力的提高，却忽视了革命精神等精神追求。在多数学生眼中，思想政治课形同虚设，他们学习主动性较低，听讲粗心，多数人只会在考试前翻看学过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精神厌食”现象，革命精神教育自然无法收到良好效果。
三是践行革命精神作风严谨度不够，理想主义色彩浓厚。大学生在践行革命精神方面具有一定的能动性，但作风不够严谨。比如大学生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注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拥护新时期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但看问题容易走极端、不够全面。有些人由于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尤其是受年龄与实践经历的局限，虽然对社会负面问题深恶痛绝，但分析、判断问题往往局限于表面现象，不能抓住本质，比如对党内腐败问题、城乡贫富差距扩大问题、下岗职工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造假问题、说谎问题等，多限于抱怨牢骚；渴望中国政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能够有足够的话语权，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侵略行径，渴望台湾尽快回归祖国，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但往往忽视国家内政外交的需要，忽视全国老百姓渴望能够过上安定团结幸福生活的需求。这说明大学生践行革命精神作风严谨度不够，理想主义色彩浓厚，对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缺乏正确的理性认识，需要正确引导。
（四）大学毕业生的评价
大学毕业生包括已经参加工作和读研究生的，他们以“过来人”身份，对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问题提出了一些独到看法。问卷和访谈结果显示，受访的这一部分人员多认为大学生对革命精神熟悉度令人高兴，接受度令人担忧，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他们未来的就业与升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大学生进取心较强，但嫉妒心也较强，这与革命精神中的团结同志、互帮互助、榜样激励、共同提高等精神背道而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与深入发展，当代大学生的就业方式与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过去的国家包分配，到现在的自主创业自谋职业，促使他们在大学学习期间不断进取以求将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他们重视学习以丰富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积极参加学校社团组织和活动以提高自身的素质能力，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以进一步接触了解社会，部分学生还积极参与教师申报科研课题以把握本专业的学术前沿动态等。但一些人在努力进取的同时，也表现出一些消极的东西。如部分学生在追求自我成才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嫉妒他人的优秀表现，不愿意他人超越自己。有人甚至散布攻击毁谤他人的话，破坏团结。
二是大学生个性较强，团队合作意识较差，这与革命精神所倡导的无私奉献、团体协作等是不一致的。有些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除了好朋友外，对其他的人或事漠不关心，不爱参加班级或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即使勉强参加，也是以自我为中心，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便不高兴，或者直接选择退出。在宿舍里我行我素，不在乎别人学习休息，或者因为一些琐事与舍友闹矛盾，轻则不相言语，重者拳脚相加。这些所谓个性实际上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大学生应该好好学习革命精神，特别是其中的一些为人处世方法，比如无私奉献、团结协作、不争不抢不计较、功劳利益面前谦让为上等，以期将来踏上工作岗位，在面对多重利益**和复杂人际关系的时候，能够应对自如，以包括革命精神在内的道德文化修养装备自己，有利于克服重重困难，在社会上、职场上和人群生活的海洋中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五、存在的问题
提升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力，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因为先要准确把握大学生认知、接受以及践行革命精神的现状，客观地分析其认同革命精神方面存在的问题，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过问卷与访谈分析，我们认为，大学生基本上在小学及初中阶段就通过课堂教育、课外阅读等方式了解了若干革命精神的符号、情节、含义，但对革命精神的认同，或说接受与践行却因种种原因表现出较大差异。总体来说，出身于革命老区或党员干部家庭，或本人是党员干部的大学生对革命精神的认同度最高，普通群体与边缘群体大学生的认同度较高，少数民族与出身社会底层家庭的大学生认同度一般。具体情况将在后面分析。在此，仅从社会、学校、家庭以及大学生个体四个方面对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存在的问题作出简要分析。
（一）从社会角度看问题
首先，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度总体呈下降态势。通过问卷得知，大学生认同某种革命精神“有利于实现自身价值”的，除白求恩精神、雷锋精神、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外，总体上保持在50%上下（详细情况参见表1-4），亦即有一半左右的大学生认为所列中国革命精神中的大部分对个人的成长帮助不大。其比例低于对该精神“符号认知”的比例约25至35个百分点（详细情况参见表1-3“符号认知”栏目）。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大学生认同王杰、欧阳海、刘英俊三项革命精神“有利于实现自身价值”的，就比仅仅认知该符号的比例分别高出10%、12.9%、13.1%，说明大学生对于舍己救人的革命英雄人物与革命英雄事迹还是很敬仰的。
一些学生认为革命精神需要与时俱进，虽也认同一些革命精神的历史价值，但认为在今天需要充实新的内容，加进时代因素。还有一些人在吃苦耐劳、团结协作、刻苦学习、尊师重教、爱心奉献等方面不能严格要求自己。
一位接受访谈的北京师范大学退休教师指出，革命精神总体弱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地位下降。过去高校招生名额少，大学生社会地位高，学费低，补贴相对较高，国家包分配，毕业后晋升快、薪水高，促使学生刻苦钻研，舍得付出辛劳，乐于奉献，并且能够较好地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最终在社会理想的指导下实现个人理想。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高校扩招、研究生增多，在学士学位之上增加了硕士、博士、博士后几个层次，本科学历贬值，社会地位下降，较高的学费与相对较低的补贴，不包分配，毕业后就业难，购房难，医疗保健难，薪水低晋升慢，增加了大学生的生存压力，使他们难以静下心来努力学习。此外，市场竞争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计报酬无私奉献”这类高尚的思想成为空中楼阁。个人主体意识的增强，也使大学生往往从主观需要和感受看待事物，处理人际关系。
其次，部分社会底层大学生对新时期革命精神心存疑惑，通过访谈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思想政治课教师证实了这一点。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以来，社会分层和矛盾冲突日益加剧，其实质是财富、收入、声望、教育机会、就业机会等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分配严重不均。社会学家陆学艺、孙立平、李强等认为：现代中国社会由职业、权力、财富、文凭学历等因素形成的差距逐渐拉大，阶层结构严重不合理，呈现出中上层小而底层大的金字塔形，阶层流动困难，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底层群体难以享受到现代社会先进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成果。这种情况直接导致部分社会底层大学生对革命精神认同的危机。一些大学生认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致富在当今社会并不容易，想靠刻苦读书、求学深造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地位也很困难，无私奉献助人为乐，很难达到有效社会救助，发扬革命精神，是否就能实现个人价值，避免衣食堪忧、居无定所的尴尬局面，也令人怀疑。
事实上，当社会底层群体没有机会或很少有机会向上层社会流动时，极易导致社会冲突的发生。冲突的方式表现为动态的暴力和静态的认同危机或信任危机，体现于部分大学生，主要是心理上的认同或信任危机，突出表现于价值失衡与道德理想缺失。就社会变动与进步而言，社会分层具有积极的一面，可以为大学生的职业选择和身份变换提供更多可能性，比起传统社会主义时期被动等待组织安排，更能激发学习的积极性和潜能，但生存危机感带来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及与之相应的中国革命精神的质疑、迷茫、冷漠，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党和政府以及学校对大学生予以了多方面关注，但转型期社会震**带来的价值失衡不会在短期内消失，这是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力不足的深层原因。
再次，少数大学生对革命精神的时代价值持否定态度。通过表1-4可以看出，大多数受访者对革命精神的历史价值认同度高，而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认同革命精神的时代价值。这种情况的出现，除社会变动带来的影响，与教育方式不当有关。应该肯定，党的十七大以来高校革命精神教育愈来愈受重视：一是民族精神和革命传统教育作为重要内容走进教材、课堂；二是学习雷锋等革命精神教育实践活动有所加强；三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如胡锦涛在“五四”、“七一”等重要纪念节日所做的系列讲话，温家宝以“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寄语学子，以及中宣部、中组部等机构发布一系列有关重视民族精神革命传统教育的指示信息，在报刊、网络发表，产生良好效果。
但也应看到以上正面教育的效果往往弱于负面社会效应的影响。目前负面社会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领域多种所有制的存在使不同所有制之间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多种矛盾，在一定范围内造成负面效应。
二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党政权力尚不能完全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向国家社会转移，权力运行机制与社会发展规律不能完全和谐，部分领导干部滥用权力，缺乏有效监督，腐败屡禁不止。
三是文化多样化发展过程中造成的价值失衡和道德危机，封建官场文化的裙带关系影响、市场经济规范欠完善造成拜物教泛滥、金钱至上、诚信缺失等。
四是网络传媒作为一柄双刃剑，在开阔人们视野扩大知识领域的同时，裹挟许多消极颓废内容。大学生社会阅历尚浅，对社会政治现象鉴别能力低，容易受到消极影响和误导。
社会转型期这些负面社会效应是部分大学生否定革命精神时代价值的主要原因。
（二）从学校角度看问题
首先，大学生对高校革命精神课堂教育和活动兴趣度不高。访谈记录显示，大学生对于革命精神课堂教育及实践活动的认同比例均低于40%。其中原因：一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辅导员教师对革命精神的教育投入不足。高校扩招以来，大学生数量急剧增加，整体质量相对下降。这一方面要求教师数量同比增长，同时对教师的教育教学提出更高要求。然而，目前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与辅导员教师仍有短缺，多为大班上课，听课者一百几十人至数百人。教师忙于备课授课，又有科研压力，辅导员忙于日常行政事务，教学改革难度较大。二是教育教学的环境尚待优化。就革命精神而言，目前高校里一般不专设这门课，但可以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堂上结合历史和理论内容讲，应当允许教师从不同角度切入教学，允许学生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但如何将革命精神教育与这几门课的内容结合起来，如何以生动活泼、结合实际、感召内心的方式从事革命精神的教育教学，都有待深入探讨。
其次，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力的提升与高校行政管理体制也有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一位退休教师在接受访谈中表示，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力的提升依赖于高校行政管理体制的深入改革。高校行政管理分为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两部分。高校外部行政管理主要指对高校具有垂直管理权的党政职能部门对高校进行的行政管理。高校内部行政管理包括许多方面，其中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科研管理等对培养大学生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及学术创新等具有重要影响。就人事管理来说，能否根据个性特质、学历层次、学术背景、管理经验、管理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科学预测高校领导班子成员的契合度，实行优化配置，是高校能否良性发展的关键，而这一点对于重视大学生革命精神教育、提升其革命精神认同力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另外，有关专业拔尖人才的选拔使用，涉及踏实苦干、团结奉献、科研创新、言传身教等良好精神品质是否作为重要评估条件，间接影响到大学生对“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等新时期革命精神的认同。就财务管理来说，能否根据实际需要统筹兼顾好基建投资与学术投资的关系以及文科与理科科研投入的比例，特别是能否统筹兼顾可以调动广大师生科研创新积极性的财经项目，对于教师的教学科研学术道德等均有影响，间接对大学生认同以创新为主题的新时期革命精神产生影响。就科研管理来说，能否正确理解和积极贯彻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弘扬民族精神革命传统的路线方针，重视革命精神的研究和教学，加大投入，对于不断深入研究、改进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不断提升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力也很重要。
有关高校管理的研究近来涉及教育功利化、教育行政化、办学理念片面化等问题。就后一个问题而言，有人指出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标志我国高等教育产生以来，一百多年间我国大学教育经过了从“通才教育”到“专才教育”，又到“通识教育受到重视并不断发展”的阶段。[1]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一些高校的通识教育较为偏重知识的广泛性，而在提升思想心灵境界道德水平方面仍显不足，使得“相当一部分学生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不能做出合乎规范的判断和选择”[2]，自然也影响到大学生对革命精神的认同。
（三）从家庭角度看问题
首先，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心理影响着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力。当代大学生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由于从小处于多人所爱的中心，形成唯我独尊的心理定势，表现出来：一是特别渴望他人尊重关心，而不能主动关心帮助别人，不愿为别人付出；二是畏惧吃苦、耐挫能力差，当现实境遇与内心期待不相符时，就会有很强的失落感；人际交往出现矛盾，不从自身方面找原因，常常把责任推给他人；不能容忍他人对自己的轻视，甚至将友爱视为等价交换；由于入大学之前较少遇到挫折，入学后一旦在学习、生活、恋爱等方面出现问题，承受力往往较差，要么束手无策，要么钻牛角尖，甚至有时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举动……以上这些心理特点与无私奉献、刻苦钻研、拼搏上进等精神相抵触。
其次，重物质利益轻理想信仰影响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力。通过对在校大学生访谈得知，大学生对于精神的关注远远低于对物质的关注，尚不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的物质利益观。改革开放前，家庭物质利益基本上按照相同条件下等量分配原则平均分配，家庭教育基本上以道德精神为主。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由于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家庭物质利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分配，家庭教育基本上以物质内容为主。在市场经济尚不完善、政体改革尚未能跟上市场经济步伐、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公平正义原则为基础的合理的物质利益观尚未健全，而实际存在的有条件吞占国家资源或国有资产的贪腐家庭与遵纪守法勤恳劳动的劳动人民家庭形成鲜明对照，“一切向钱看”，把个人经济收入作为个人价值的全部体现，由此造成社会价值心理普遍失衡，是影响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力的重要根源。
最后，不同家庭特质的大学生对革命精神的认同明显有别。受访的北京师范大学退休教师和青岛大学师范学院退休教师都谈到，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不同家庭特质是造成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危机的原因之一。
社会转型期不同家庭特质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部分旧的社会组织形式解体以及部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建立给家庭带来的变化，出现了留守儿童家庭、进城务工家庭和弱势家庭。这些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总体上对革命精神的认同度不高。留守家庭的子女由于长期不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往往受到留守老人的溺爱，造成吃苦耐劳、奋力拼搏等精神的缺失。进城务工家庭的孩子由于生活在城市大众群体的最底层，容易从父母的遭际得出进城务工者拼命劳动却饱受清贫、善于投机专营者不劳动却拥有巨额财富的片面看法。弱势家庭，按理说应该得到国家民政部多渠道的援助，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援助被截留挪用，使得救助力度大打折扣。弱势群体家庭得到帮助却感受不到集体主义温暖，甚至因不满于贪污中饱，而对国家政府社会的诚信产生怀疑。这些家庭出身的大学生自然也容易对援助、奉献、爱心行为的真实性从而对这种精神本身产生怀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些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改革开放的精神存在误解。1998—1999年度西北师范大学阿尔古力等几名新疆籍大学生被开除，就是因在这种误解中越陷越深。[3]从历史上看，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使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样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剥削压迫，全国五十六个民族人民群众一起翻身做了主人。所以，新中国建立后，少数民族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目标和精神的。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根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实行了东南沿海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战略，但由于历史原因、民族风俗、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所享受到的改革开放成果是相对较低的，再加上部分民族分裂主义者恶意鼓动，使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产生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影响到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党的改革开放方针和民族统一政策产生抵触心理，也影响到这些学生对革命精神的认同。
（四）从大学生自身看问题
大学生群体革命精神认知与践行存在一定反差。通过表1-3可以看出，大学生在革命精神认知方面，除了王杰精神、欧阳海精神、刘英俊精神外，对其他革命精神认知比例达到70%—90%不等，表明大学生革命精神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但通过表1-4又可以看出，大学生群体关于革命精神有利于实现自身价值的认同度介于40%—60%之间，表明大学生对于革命精神的实践价值认同偏低。综合看，大学生在认知与实践革命精神两个层面存在较大反差。
大学生的个性特质是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
一是当代大学生多具有较强的接受能力与较弱的辨别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等价交换机制和竞争机制，时时激励大学生的自立自强和拼搏意识。不少人意识到当下的社会看重的不仅是学历，更看重综合能力，因而以积极心态不断接受新知识、新技能、新观念，努力跟上时代步伐以适应竞争和发展的需要。如他们重视外语、计算机、WTO知识，喜欢钻研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前沿问题，喜欢读报，喜欢逛书店，喜欢上网查资料等。然而，由于还没有建立起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复杂社会现象与社会思潮缺乏理性判断能力，面对飞速发展的社会，还不足以正确辨别良莠。有些学生不能正确认识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阴暗面，往往以狭隘不成熟的思维方式判断社会主流思想和价值观，对外界新鲜事物盲目接受盲目否定。这种较强的接受能力与较弱的辨别能力矛盾地存在于一身，使他们在多元化的社会价值取向之间左右摇摆。
二是当代大学生具有善于创新与缺乏毅力并存的特点。他们具有接受最新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科学知识的优越条件，能够站在社会思潮与发展的前沿看问题想事情；他们期望创业渴望成功，富有朝气富有创新精神，体现了新时期青年人的特点。但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缺乏毅力，面对学习、生活、交友等各种压力时，往往显得压抑、郁闷甚至束手无策；又不能正视自己能力不足而好高骛远，不能脚踏实地提升专业素质和实践能力；认识到社会竞争的激烈，却不愿意到基层或艰苦的地方历练，留恋京沪广深一线城市，向往收入高待遇好又体面的职业，同时在人际交往中缺乏诚实守信无私奉献精神，以个人好恶与利益得失作为衡量是非的主要标准。
三是一些大学生享受他人奉献的成果，自己却存强烈的功利之心。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面对一些不合理现象、不正之风，他们较容易接受负面消极的东西。一些人愿意享受集体的温暖、得到别人帮助，对集体或他人利益却漠不关心，缺乏全局观念和团队协作精神，没有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热情，个体意识强、群体意识弱。不仅如此，大学生中多数人积极学习、努力提高能力，目的就是为找个好工作，有个好前程，多挣钱，希望早日跨入富人行列。
总之，大学生群体主体意识、自我实现意识、维权意识强烈，社会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相对薄弱；追求民主、自由、竞争、效率，淡化责任、纪律、集体、奉献，这种情况造成对革命精神的认知与践行价值认同的反差。
其次，部分大学生信仰迷茫价值观模糊。问卷第10题：“您觉得人生应该有一种信仰吗？”51.3%的大学生选择“应当”，这说明当代大学生信仰状况的主流是积极的。同时，也有42.7%的大学生选择了“无所谓”，表明相当数量的大学生在人生目标和价值问题上存在迷茫与困惑。即使一些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大学生，也对包括革命精神在内的理论学习兴趣不浓。如接受访谈的一些学生，虽然有的表现出积极要求进步，但问起什么是革命精神？是否相信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是否具有时代价值？要么不答，要么回答很勉强，反映出对集体主义价值、共产主义目标不够清晰明确。
当代大学生更多考虑自身价值的实现与利益获取，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受片面追求奢侈享乐生活方式的影响，畏惧艰苦奋斗。当今社会，一些高收入阶层以高消费为荣，追求浮华享乐，加之少数媒体的渲染和不正确引导，造成社会风气偏移，心态躁动失衡，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消费观念也受此冲击影响。一些学生追求超前消费，讲虚荣、摆阔气、穿名牌、互相攀比、追求高档消费成风，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蔓延。部分学生把“当官”、“发财”作为人生幸福的标准，把奢侈、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最大目标，更有甚者将一些贪腐干部的处世哲学奉为人生信条。
二是忽视学习，不能正确认识革命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特别是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产生怀疑，自觉不自觉地把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对立起来，离开社会理想去追求个人理想，时时事事从利己出发，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为公众谋福祉的意识。
三是缺乏感恩敬畏之心，道德品质不高。一些大学生认为，个人价值的实现，取决于个人的学识、才能、机遇和人际关系，与德性无关，与他人、集体、社会无关，因此没有感恩的必要，也没有敬畏的理由，当然也谈不上发扬什么精神。
总之，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度不高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从国家社会和教育者的角度看，目前还没有形成全社会革命精神教育合力。一是社会、学校、家庭、个人四方面教育尚没有统一的意识，当然也无统一的目标，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与不适当的家庭教育往往干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包括革命精神教育的实效性。二是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辅导员教师及其他课程教师在价值判断、教育目标等方面也未能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包括革命精神教育缺乏通力合作机制，系统教育的力量比较薄弱。三是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教育往往不能很好配合，书本理论与社会实际脱节，学校与社会缺乏良好交流，革命精神和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践缺少充足的条件，如革命精神的实践基地缺少或建设相对落后，或不能有效充分利用，经费不足，学校教师组织参观的力量不足等。
大学生革命精神教育需要形成多方面教育合力，其意义一方面是有利于促进大学生自由全面发展，更好地坚持“以人为本”思想。大学生自由全面发展需要有丰富完善的知识结构，需要大学生对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科学知识有一个交叉的总体认知、接受过程，加强革命精神教育，增强革命精神认同力，可以促进大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本质与核心。“以人为本”强调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以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为内容。对大学生进行革命精神教育，是对大学生“以人为本”思想主体性发展的尊重，也是对大学生自身全面发展提出的根本要求。
另一方面，大学生革命精神教育合力的形成也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爱国主义是抒发人生情感的重要途径，也是凝聚人心、建设有序社会的重要手段。尽管不同时代的爱国主义具有不同内容特征，但作为一种正义力量始终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八荣八耻”道德观念把“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摆在首位，价值导向非常明确。对大学生进行革命精神教育，有利于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而爱国主义情感的增强，也有利于提升大学生革命精神认同力。
[1] 李曼丽：《通识教育：一种大学教育观》，200—22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2] 同上书，2页。
[3] 信息来源于对西北师范大学一位博士生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