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强忍住这一连的串的情感冲击，去完成另一件事。那就是，对即将远行的人隐瞒已经发生的事，让他们在对此一无所知的幸福中踏上旅程。这件事，刻不容缓。
当天晚上，我把米考伯先生拉到一边，私下嘱咐他，务必对佩戈蒂先生隐瞒最近这场大祸。他热心地答应照办，还说要采取防范措施，截留每一张可能向佩戈蒂先生透露消息的报纸。
“想把消息传到他耳中，先生，”米考伯先生拍着胸脯说，“就得先通过我这道铜墙铁壁！”
我必须说，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米考伯先生换上了一副海盗般英勇无畏的面孔，当然，这绝不是要藐视法律，而是出于自卫的机敏应变。人们或许会以为他是个生于蛮荒之地的孩子，早就习惯文明世界之外的生活，现在又要返回故乡的荒野之中了。
他给自己准备了许多东西，其中有一整套油布衣服、一顶外面涂了沥青或填塞了麻絮的低顶草帽。他穿着这身粗糙的衣服，腋下夹着普通水手用的望远镜，一脸精明地抬眼望着天空，观测天气会不会变坏，那副派头，比佩戈蒂先生更像航海专家。他全家老小，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都已经整装待发。我看到米考伯太太头上戴着一顶箍得紧紧的软帽，帽绳牢牢系在颌下，身上裹着一条披肩（就像姨婆当初收留我时裹住我那样），把自己捆成了一个包袱，还在腰后打了个结实的结。我发现，米考伯小姐为了应付暴风雨，也同样穿得暖暖和和的，浑身没有一点儿多余的东西。米考伯少爷上身套着深蓝色防水厚羊毛衫，下身穿着我见过的最粗糙的宽松水手裤，几乎都看不见他的人了。其他孩子也都像咸肉一样，被塞进不透水、不透气的袋子里。米考伯先生和他的大儿子都把袖口松松地卷起，随时准备着，哪里有事就去哪里帮忙，听到一声令下就会匆匆跑上甲板，吆喝：“唷—用力绞呀—唷！”
我必须说，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米考伯先生换上了一副海盗般英勇无畏的面孔。（第801页）
黄昏时分，我和特拉德尔斯在当时被叫作“亨格福德台阶”的木头阶梯上见到他们，他们就是这副打扮，注视着载有他们部分财产的小船开走。我已经把那件可怕的事告诉了特拉德尔斯，他听了大吃一惊。但替我保守秘密无疑是一桩善举，于是他跟我来这儿，帮我做这最后一件事。我就是在这里把米考伯先生拉到一边，得到了他的保证。
米考伯先生一家住在一个肮脏破旧的小酒馆里，那家酒馆当时就在亨格福德台阶附近，木头房间突出来，悬在河上。米考伯一家因为要移居海外，成了亨格福德一带人们感兴趣的对象，吸引了许多围观者，我们只好躲进他们的房间。那是楼上木头房间中的一个，潮水就在下面流淌。姨婆和阿格尼丝都在那里，忙着给孩子们的衣服上增添些小东西，好让他们穿起来更舒服。佩戈蒂也在不声不响地帮着干活儿，面前放着那几件小小的老物件：针线匣、码尺和蜡头，它们现在可以说已历经沧桑。
我回答佩戈蒂的询问已经不是易事，而米考伯先生把佩戈蒂先生带进来，我低声告诉后者，信已转交了，一切都好，那就更不容易了。但这两件事我都做到了，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如果我不慎流露出半点儿真实的感受，只消说是我的悲痛使然即可。
“船什么时候开，米考伯先生？”姨婆问。
米考伯先生认为，不论是我姨婆还是他太太，都得慢慢做好分手的准备，便说比他昨天预料的早些。
“我想，是那条小船给你带回来的消息吧？”姨婆说。
“正是，夫人。”他答道。
“所以呢？”姨婆说，“那么船会在—”
“夫人，”他答道，“他们通知我，我们必须在明天七点以前上船。”
“嘿！”姨婆说，“这么早啊！这是航海的惯例吗，佩戈蒂先生？”
“不错，夫人。船要在退潮时顺着河流出海。如果大卫少爷和我妹妹明天下午能在格雷夫森德上船，那他们还能见我们最后一面。”
“我们会去的，”我说，“一定会！”
“在那之前，就是在我们到海上之前，”米考伯先生给我递了个眼色道，“佩戈蒂先生和我，要共同看好我们的财产。埃玛，亲爱的，”米考伯先生像煞有介事地清了清喉咙，“我的朋友托马斯·特拉德尔斯先生太热心了，他悄悄请求我，希望能有幸命人送来必需的材料，用以制作适当分量的饮料。在我们的观念中，这种饮料同老英格兰的烤牛肉密切相关。我指的是—简言之，就是潘趣酒。在通常情况下，我不敢请特罗特伍德小姐和威克菲尔德小姐赏光，不过—”
“我只能代表自己说，”姨婆道，“我非常高兴为你干杯，米考伯先生，祝你幸福，祝你成功。”
“我也一样！”阿格尼丝微笑道。
米考伯先生立刻跑到下面的酒吧。他似乎对那里相当熟悉，不一会儿就带回来一罐热气腾腾的酒。我不禁注意到，他削柠檬皮用的是自己的折叠刀，长约一英尺，非常适合脚踏实地的移民使用；还看见他不无炫耀地把刀在衣袖上擦拭。我这时才发现，米考伯太太和她的两个较大的孩子也配备了类似的可怕工具，而每个孩子都有一把木勺，用结实的绳子拴在身上。同样，因为预计到海上和荒野中的艰苦生活，米考伯先生在给米考伯太太和他的大儿子、大女儿倒酒的时候，用的不是酒杯—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这么做，因为房间里的一个架子上摆满了酒杯—而是一套质量低劣的小锡罐。他用专门的一品脱锡罐喝酒，晚上聚会结束后，又把罐子塞进自己的口袋。整个过程他都兴高采烈，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开心。
“故土的奢侈享受，我们都抛诸脑后。”米考伯先生说，因为放弃了奢侈享受而沾沾自喜，“森林中的居民，当然不能期望拥有自由国度的优雅趣味。”
这时候，一个小侍者进来说，楼下有人找米考伯先生。
“我有预感，”米考伯太太边说边放下锡罐，“那是我娘家人！”
“如果是那样的话，亲爱的，”米考伯先生像往常一样，一碰到这个话题就会突然激动起来，“既然你娘家人—不管是男是女，还是什么东西—已经让我们等了相当长时间，那他现在或许也要等我有空才行。”
“米考伯，”他太太低声说，“现在这种时候—”
“‘不该为了一点儿小小的过失就把人谴责！’[1]”米考伯先生起身道，“埃玛，我应该受到责备。”
“吃亏的是我娘家人，”米考伯太太说，“不是你。如果我娘家人终于意识到，他们过去的行为让他们吃了亏，现在愿意伸出友谊之手，那咱们就不要拒绝吧。”
“亲爱的，”他回应道，“那就这样办吧！”
“就算不看在他们的面上，也要看在我的面上，米考伯。”他太太说。
“埃玛，”他答道，“这个时候，这种观点是极具**力的。即使现在，我也不能完全保证可以同你的娘家人言归于好，热情相拥。不过，既然你娘家人来了，我也不会让他热脸贴在冷屁股上。”
米考伯先生离开了，过了一阵子还没回来。在这期间，米考伯太太总放心不下，担心米考伯先生和她娘家人之间会爆发争吵。终于，刚才那个小侍者又露面了，给我一张铅笔写的字条，开头用法律文书的格式写着：希普控告米考伯案。从这份文件，我得知米考伯先生又遭到逮捕，陷入最终的绝望之中；他请我把他的刀和一品脱锡罐交给送信人带给他，因为他在狱中度过短暂余生的时候，这些东西或许有用。他还请求我这个朋友帮他最后一个忙—把他的家人送进教区救济院，并忘掉世上曾有他这个人。
接到这张字条，我的反应当然是跟着小侍者下楼还钱。我看见米考伯先生坐在角落里，一脸阴沉地望着那个逮捕了他的法庭执行官。他获释后，无比热情地拥抱我，并在他的小笔记本上记了这笔账—我记得，他把我说总数时不小心漏掉的半便士都细心地记了上去。
这个重要的小笔记本又适时地提醒了他另外一笔账。我们回到楼上房间的时候（他解释说，他耽搁了那么久，是由于无法控制的原因），他从小笔记本里取出一大张折得很小的纸，上面整整齐齐地写了一长串数字。我瞥了一眼，应当说，我从未在算术课本上见过这样的数字。这些数字好像是他根据不同的借款期限，对所谓“本金四十一镑十先令十一个半便士”做的复利计算。在仔细考虑这些数字、精确估测自己的收入之后，他决定从当天起，再过两年，加十五个自然月又十四天，一并偿还本金和复利。他据此开出一张书写无比工整的期票，当场交给特拉德尔斯，完全结清了债务（像男子汉跟男子汉那样），对后者千恩万谢、感激不尽。
“我仍有预感，”米考伯太太忧心忡忡地摇头道，“在我们最后离开前，我娘家人会到船上来送行。”
在这个问题上，米考伯先生显然也有自己的预感。不过，他把这预感放进锡罐，就酒吞进肚里了。
“如果你们在途中有机会写信回国，米考伯太太，”姨婆说，“别忘了给我们写信啊！”
“亲爱的特罗特伍德小姐，”她答道，“想到有人盼着听到我们的消息，我真是高兴极了。我不会不写信的。我相信，作为我们熟悉的老朋友，科波菲尔先生不会反对听到我们的消息吧？毕竟，从这对双胞胎还不懂事的时候起，我们就认识他了。”
我说，只要她有机会写信，我都愿意听到他们的消息。
“谢天谢地，这样的机会有很多。”米考伯先生说，“如今海上船队往来不断，我们一定会碰上许多船。不过是横跨到对岸罢了。”米考伯先生摆弄着他的单片眼镜说，“不过是横跨到对岸罢了。距离都是想象出来的。”
米考伯先生从伦敦到坎特伯雷去的时候，说得好像是要到地球尽头一样，而从英格兰到澳大利亚去的时候，又说得好像只是跨过英吉利海峡的短途旅行。现在想想，这是多么奇怪，又是多么像米考伯先生的作风啊！
“航行途中，我会努力做到时不时给他们讲故事。”米考伯先生说，“我儿子威尔金斯的歌声，我相信，也会在厨房火炉旁大受欢迎。等米考伯太太的两条腿—我希望这样说无伤大雅—能在颠簸的甲板行走自如时，我敢说，她会为他们唱《小塔夫林》。我相信，我们在船头可以常常看到横穿而过的海豚，在右舷或左舷不断看到各种有趣的东西。简言之，”米考伯先生带着从前那种绅士派头说，“很可能，全船上下的所有东西都会令我们兴奋不已，以至于主桅楼上的瞭望员高喊‘到陆地喽！’的时候，我们还会大吃一惊呢！”
我看见米考伯先生坐在角落里，一脸阴沉地望着那个逮捕了他的法庭执行官。（第805页）
说到这里，他大模大样地把小锡罐里的酒一饮而尽，好像他已经完成了这次航行，在海军最高当局面前通过了高等考试。
“我最大的希望是，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我们能回到故土，同我们家族的某些分支生活。别皱眉，米考伯！我说的不是我娘家人，而是我们孩子的孩子。树高千丈也不能忘本呀！”米考伯太太摇着头说，“而且，如果咱们这一族出名了，发财了，我承认，我希望那些财富都流入不列塔尼亚的国库。”
“亲爱的，”米考伯先生说，“不列塔尼亚只能碰碰运气了。我不得不指出，她从没有为我做过什么，我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特别的指望。”
“米考伯，”米考伯太太回应道，“你这就不对了。你现在漂洋过海，远赴他乡，米考伯，是为了加强，不是为了削弱你和阿尔比恩[2]之间的联系。”
“你所说的这种联系，亲爱的，”米考伯先生反驳道，“我再重复一遍，并没给我个人多少实惠，我完全不觉得我应该同她建立另一种联系。”
“米考伯，”米考伯太太反驳道，“我又得说你的不对了。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力，米考伯。加强你跟阿尔比恩之间的联系的，正是你的能力，即便对你即将走的这一步来说也是如此。”
米考伯先生坐在他那把扶手椅上，扬起眉毛，对米考伯太太发表的观点，一半接受，一半拒绝，但深感这番言论颇有远见。
“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我希望米考伯先生能认识到他自己的地位。在我看来，米考伯先生应该从上船起就认识到自己的地位，这非常重要。凭你过去对我的了解，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你一定知道，我没有米考伯先生那样的乐观性格。我的性格，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是非常讲求实际的。我知道这是一次很长的航行。我知道路上会缺这缺那，生活不便。我不能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但我也知道米考伯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知道米考伯先生的潜能。所以我认为，米考伯先生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亲爱的，”米考伯先生说道，“或许你会允许我说一句。要我此时此刻认识到自己的地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不这样认为，米考伯，”米考伯太太反驳道，“并非绝无可能。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先生的情况非同一般。米考伯先生这次远赴他乡，就是为了得到人们的充分理解和赏识。我希望米考伯先生能屹立船头，铿锵有力地说：‘我是来征服这片土地的！你们有高位显爵吗？你们有金银财宝吗？你们有美差肥缺吗？全都拿出来吧。它们都是我的！’”
米考伯先生看了我们大家一眼，好像觉得这种想法颇有道理。
“说得更清楚一点儿，”米考伯太太用与人争辩的语气说，“我希望米考伯先生成为掌控自己命运的恺撒。在我看来，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那才是他真正应有的地位。我希望，从这次航行一开始，米考伯先生就屹立船头说：‘我耽误得够久了，失望得够多了，穷困得够惨了。但这些都是故土的往事，而这里是崭新的天地。拿出你们的补偿来，统统拿出来！’”
米考伯先生双臂抱胸，一副慷慨决绝的样子，好像正站在船头破浪神的雕像上。
“如果他那样做了，”米考伯太太说，“如果他认清自己的地位了，我说米考伯先生会加强而不是削弱他和不列颠的联系，难道不对吗？如果在另一个半球上崛起了一位举足轻重的公众人物，难道会有人说，故土上的人不会感到他的影响吗？如果米考伯先生在澳大利亚大展才华，大权在握，难道我会愚蠢地认为他在英格兰一文不名吗？我只是个女人，假如我犯了那样荒谬愚蠢的罪过，就既对不起我自己，也对不起我父亲。”
米考伯太太坚信自己的论点无可反驳，这一信念使她说起话来愈发理直气壮，我觉得自己从未听过那样的声调。
“亲爱的，”米考伯太太说，“我更希望未来的某个时候，我们能重归故土。米考伯先生可能会—我不能无视这种可能性，米考伯先生很可能会—青史留名。到那时，他就应该在那个只准他出生却不给他工作的国家占有一席之地了！”
“亲爱的，”米考伯先生说，“我不能不为你的满腔热情而感动。我向来都愿意遵从你的高见。将会发生的—总会发生。老天在上，我决不会舍不得将子孙后代聚集的财富献给我的祖国！”
“那可太好了，”姨婆冲着佩戈蒂先生点点头，说道，“我敬你们所有人，祝你们幸福如意，马到成功！”
佩戈蒂先生将他一直疼爱地抱着的两个孩子分别放在左右膝头，和米考伯夫妇一起回敬我们大家。他跟米考伯夫妇像志同道合的伙伴一样热情握手，古铜色的脸上绽开微笑，容光焕发。这时我觉得，无论他走到什么地方，都能闯出生路，赢得名誉，受到爱戴。
就连那些孩子也按照大人的指令，拿着各自的木勺往米考伯先生的锡罐里蘸一下，拿出来，给我们敬酒。这个仪式结束后，姨婆和阿格尼丝起身同移居海外的人告别。离别令人悲伤。他们都哭了，孩子们直到最后一刻还抱着阿格尼丝不放。我们离开的时候，米考伯太太难过极了，在昏暗的烛光下呜咽抽泣。从河上看去，这间房子宛如一座凄凉的灯塔。
第二天早晨我又去看他们，他们却已经走了。他们凌晨五点就乘小船离开了。我将那个破烂的酒馆和那道木台阶同米考伯一家联系起来，仅仅就是昨晚的事。今天这里已经人去楼空，无论是酒馆还是木台阶，都显得沉寂而荒凉。在我看来，这种离别往往会令人怅然若失，而这就是极好的例证。
第二天下午，我的老保姆和我一起来到格雷夫森德。我们发现那艘大船停在河里，被许多小船团团围住，当时吹的是顺风，桅杆顶上飘着起航的信号旗。我立刻雇了一只小船，朝船驶去，穿过大船周围那群混乱的小船组成的旋涡，登上大船。
佩戈蒂先生正在甲板上等我们。他告诉我，米考伯先生刚才又因为希普的控告而被逮捕（那是最后一次了）。他还说，他已经遵照我的嘱咐把钱垫了，于是我把钱还给了他。接着，他带我们来到甲板下的船舱。我本担心他听到了关于那件事的什么风声，但很快就放宽了心，因为我看到米考伯先生从阴暗的地方走出来，以朋友和保护者的神气，挽着他的胳膊告诉我，从前天晚上到现在，他们几乎一刻也没分开过。
船舱里密闭而昏暗的景象令我大感惊异。刚进去的时候，我几乎什么都看不清。后来，眼睛适应这里的光线之后，才渐渐看清了些。我好像站在奥斯塔德[3]的一幅画中。在那些大船梁、散装货、带环螺栓、移民的铺位、箱子、包裹、木桶，以及各种各样的行李堆中间—有的地方被摇来摆去的灯笼照亮，别的地方则被从帆布通风筒或舱口透进的昏黄日光照亮—人们一群群地聚在一起，结交新朋，告别旧友，说说笑笑，哭哭啼啼，吃吃喝喝。有些人已经在自己的几英尺地盘上安顿下来，把小家布置停当，把小孩子放在凳子上或者矮扶手椅上；其他找不到安身之地的人，正垂头丧气地走来走去。从刚出生一两个礼拜的婴儿到看上去只有一两个礼拜可活的驼背老头儿、老太太；从靴子上沾着英格兰泥土的农夫到皮肤上携带烟尘和煤灰标本的铁匠—老老少少、各行各业的人似乎都被塞进了这个狭窄的船舱。
我环视这里，觉得看到了一个很像埃米莉的身影，她正和米考伯家的一个孩子坐在打开的舱口边。这个身影首先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有另外一个身影吻了她一下，跟她告别，然后平静地穿过混乱的人群，离开现场，这让我想起了—阿格尼丝！然而，在那片匆忙和混乱中，在我心神不宁的时候，那个身影又消失了。我只知道，时间到了，船上所有送行的人都受到警告，必须下船；我的老保姆坐在我身边的一个箱子上痛哭；格米奇太太匆忙整理佩戈蒂先生的东西，一个身着黑衣的年轻女人正俯身帮她。
“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大卫少爷？”佩戈蒂先生说，“咱们分别前忘了什么事儿没有？”
“有啊！”我说，“玛莎！”
他拍了拍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年轻女人的肩膀，玛莎直起身，站在我面前。
“上帝保佑你，你真是个大好人！”我喊道，“你把她也带上啦！”
玛莎顿时泪如雨下，替佩戈蒂先生做了回答。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只能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如果说我曾爱过、敬过什么人，那我发自肺腑地仰慕、崇敬的就是这个人。
送行的人很快都下船了。我还要经受有生以来最大的考验。我把那位已故的高尚人士托我临别时给佩戈蒂先生带的话都告诉了他，他深受感动。但是，他又反回来托我转达许多饱含深情和遗憾的话，却不知对方永远也听不到了。这不由得让我心中怆然。
时间到了。我拥抱了他，然后搀扶着我那位泪流不止的老保姆，快步离开了船舱。甲板上，我同可怜的米考伯太太告别。即便到了这时候，她也还在疯狂地四处张望，寻找娘家人，而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她决不会抛弃米考伯先生。
我们从船侧舷梯下到小船上，划开一小段距离停下，观看大船缓缓起航。此时，夕阳静静西沉，满天霞光灿烂。大船就在我们和红霞之间。霞光中，每一条绳索和每一根圆材都清晰可见。那艘身披绚丽霞光的大船，静静地停泊在残阳染红的水面上，船上所有的人都拥到舷墙边，一时间全都脱下帽子，默然无声。我还从未见过如此凄美悲凉又充满希望的画面。
沉默只持续了一小会儿。当船帆迎风升起，船身开始移动时，所有的小船上爆发出三声震耳欲聋的欢呼，大船甲板上的人报以三声欢呼。欢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听见一阵阵欢呼，看见一片片挥舞的帽子和手帕，我不由得心潮澎湃，不能自已。就在这时，我看见了她！
这时我看见了她，站在她舅舅身边，趴在他的肩头战栗。他急切地抬手指着我们，于是她看到了我们，并对我挥手，做最后的告别。是的，埃米莉，美丽而憔悴的埃米莉，带着你那颗受伤的心，以最大信赖依靠他吧，因为他一直在用最伟大的爱全力呵护你呀！
玫瑰色的霞光中，他们远离人群，高高地站在甲板上，她靠着他，他抱着她，庄严地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中。我们的小船划到岸边时，沉沉夜幕已经降临肯特郡的群山—也将我吞入黑暗之中。
[1] 出自莎士比亚戏剧《尤利乌斯·恺撒》第4幕第3场。
[2] 英格兰的旧称。
[3] 阿德里安·范·奥斯塔德（1610—1685），荷兰风俗画画家，作品主要描写温馨宜人的家庭、酒馆和日常生活的简陋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