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就要写到我人生的一件大事了。这件事是那样难以磨灭,那样恐怖骇人,与先前的一切有着那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从这部传记的开头,我就看见了它。我越往前走,它就越高大,仿佛矗立于平原的一座巨塔,甚至将其预示着不幸的阴影,投在我童年时代的许多事情上。

这事发生多年后,我还常常梦见它。梦中的影像是那样鲜明生动,我每每惊坐而起。在夜深人静时,它似乎在我阒然的房间中汹涌奔腾。直至现在,我有时也会梦见它,只是间隔时间更长、更不固定了。只要遭遇狂风,或者听人稍稍提到海岸,我就会联想到它。它在我心中的印象之深,不输其他任何一件事。我要努力将目睹的情况尽量清楚地写下来。我不是在回忆它,而是在看着它发生,因为它又在我眼前上演了一次。

移民船起航的日子越来越近,我那好心的老保姆上伦敦来了。我们一见面,她几乎为我难过得心都碎了。我经常和她、她哥哥以及米考伯一家(他们一家人总是黏在一块儿)在一起,但我从没见过埃米莉。

快出发前的某个晚上,我单独跟佩戈蒂和她哥哥在一起。我们的话题转到哈姆身上。佩戈蒂向我们描述,哈姆怎样依依不舍地同她告别,表现得多么坚强、平静。尤其是最近,她相信这是哈姆最痛苦的时候。一谈起这个话题,这个满怀关爱的女人就不知疲倦。她同哈姆一起生活了很久,讲起哈姆的种种事迹时兴致盎然,我们听起来也津津有味。

那时候,姨婆和我正在搬出海格特的两座小屋。我打算去海外,姨婆则准备回多佛尔的老宅。我们在考文特花园有一个临时住所。那天晚上同佩戈蒂兄妹结束谈话后,我便返回临时住所,路上琢磨着我上次在雅茅斯和哈姆说过的话。我本打算在船上和佩戈蒂先生告别时,托他转交给埃米莉一封信。但这时我又动摇了,觉得最好现在就给她写信。我觉得,她收到信后,或许想通过我传几句告别的话给她那不幸的情人。我应该给她这个机会。

因此,就寝前,我坐在卧室里给她写信。我告诉她,我见过哈姆,哈姆请求我转达一些话给她。这些话,我已经在前面写过。我忠实地复述了他的话。就算我有权添油加醋,也没有那个必要。那番话里表达的忠实和善良,不需要我或者别人来润饰。我把信放在外面,好在第二天早晨由邮差送走。我还附了一句话给佩戈蒂先生,请他把信交给埃米莉,然后才在破晓时分上床睡觉。

我当时的身体很虚弱,直到太阳升起来了才睡着,白天在**躺到很晚,一直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姨婆悄悄来到我床边,我才醒。虽然在睡梦中,但我还是感觉到她来了。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特罗特,亲爱的,”我睁开眼时,她说,“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叫醒你呢。佩戈蒂先生到了,他可以上来吗?”

我回答说可以。他很快就出现了。

“大卫少爷,”我们握过手后,他说,“我把你的信交给埃米莉了,少爷。她写了这封信,让我请你先看看。要是你觉得没有什么不妥,就麻烦你转交一下。”

“你看过了吗?”我问。

他悲伤地点点头。我打开信,内容如下:

我已收你的口信了。噢,你对我那么善良,那么仁慈,我要怎么写,才能表达对你的感激呢!

我把你的话铭记于心,至死不忘。它们让我如芒在背,又给了我莫大的安慰。我已经在那封信面前祷告过,噢,我不知祷告过多少回了。我知道你多么善良,舅舅多么仁慈,我想上帝肯定也是这样,我可以向他哭诉了。

永别了。现在,亲爱的,我的朋友,今生今世,我们永别了。来生来世,如果我得到宽恕,我或许可以转世为一个孩子,来到你身边。对你献上无尽的感激和祝福。永别了。

这就是那封泪痕斑斑的信。

“我可不可以告诉埃米莉,说你觉得没有什么不妥,肯替她转交呢,大卫少爷?”我看过信后,佩戈蒂先生说。

“没问题。”我说,“不过,我在想—”

“嗯,大卫少爷?”

“我在想,”我说,“我要再去雅茅斯一趟。开船之前,我有充足的时间跑个来回。哈姆孤零零的,我总是惦记着他;这时候把埃米莉的亲笔信交到他手里,你就可以在启程的时候告诉埃米莉,他已经收到信了,这对他们双方都有好处。我郑重地接受了他的委托,亲爱的好心人啊,那就要越周到越好。这段路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反正很烦躁,活动一下会好些。我今天晚上就去。”

虽然佩戈蒂先生急切地努力劝阻我,但我看出他和我的想法一样。如果说我的想法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那他的态度就起到了这样的效果。他在我的请求下,前往驿车售票处,给我订了马车夫旁边的座位。当天晚上,我就坐上那辆车出发了。在饱经悲欢离合的人生中,我曾多次在那条路上往返。

“你不觉得天色非常特别吗?”在出了伦敦后的头一站,我问车夫,“我不记得见过这样的天色。”

“我也没见过—从没这样特别,先生。”他答道,“起风了,先生。我猜海上很快就会出事的。”

只见晦暗的天空一片混乱—到处都夹杂着湿柴冒出的浓烟的颜色—飞云翻滚,层层堆叠成高耸的云山,从云层到地下最深的谷底之间的距离,也比不上云山的高度。疯狂的月亮在云堆中横冲直撞,仿佛在自然法则遭到可怕扰乱后迷失了方向,慌不择路。风已经刮了一整天,此时愈发猛烈,发出异乎寻常的恐怖呼啸。一小时后,风力又强劲了许多,天色愈发黑暗。

夜色渐深,乌云四合,布满整个天空。当时天已经很黑,风也越刮越猛,以至于我们的马几乎不能再迎风前进。在沉沉的夜色中(当时是九月底,夜晚并不短),领头马有许多次突然转向,或者干脆止步不前。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驿车会被吹翻。在这场暴风雨到来之前,一阵阵如同密密麻麻的飞矢一样的疾雨横扫而过。这种时候,只要找得到树或墙可以遮风避雨,我们就会欣然停下,因为我们已经完全挣扎不下去了。

破晓时分,风越刮越强。以前在雅茅斯的时候,我曾听水手说,狂风呼啸时,犹如大炮齐鸣,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风,或类似这样的风。我们到达伊普斯威奇时已经很晚了—自从离开伦敦十英里以后,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在集市上发现一群人,他们担心烟囱被吹倒,就半夜从**爬了起来。我们换马时,聚在旅店院子里的一些人告诉我们,一个很高的教堂塔楼上的好几块大铅板都被掀掉了,落进一条小巷,把路都阻断了。另一些人告诉我们,有几个从附近乡下来的人,看到大树被连根拔起,横卧在地;整堆整堆的干草被吹得七零八落,飘散在路边田间。暴风雨并未减弱,反而更加凶猛。

我们奋力前进,离海越来越近。强风从海上直扑岸边,风势越来越令人战栗。还没看见大海的影子,浪花就飞溅到我们唇上,咸咸的海水劈头淋下。河水漫出,淹没了雅茅斯附近几英里的平坦地区。每片水洼里的水都在冲刷各自的堤岸,小小的碎浪狠狠地向我们袭来。大海进入我们的视野之后,在波涛滚滚的深渊之上,不时可以瞥见海平线上的滔天巨浪,仿佛对岸隐隐浮现出了高塔和房舍。我们终于到达镇子上时,人们东倒西歪地来到门口,头发在风中上下翻飞,全都惊讶不已,不知邮车为何会在这样的夜晚到来。

我在从前住过的那家旅店投宿之后,就沿着满是沙子、海草和飞沫的街道,踉踉跄跄地朝海边走去。一路上,我都生怕房上的石板或瓦片掉落下来。经过风大的街角,我见人就抓。靠近海滩的时候,我看见不光是船工,而且镇上一半的人都躲在那里的建筑后面;不时会有几个勇敢的人,顶风冒雨去眺望海上的情况,回来的时候被吹得偏离了正路,只好勉强迂回前进。

我混入人群当中,看见有女人在哀号,因为她们的丈夫出海去捕鲱鱼或采牡蛎了,那些船很可能没到安全地点就沉没了。人群中还有白发苍苍的老水手,一会儿望望海,一会儿看看天,然后一边摇头一边互相嘀咕。船东们又紧张又不安。孩子们挤在一起,注视着大人的脸。就连勇敢的水手也都心神不宁、焦急万分,从避风处举起望远镜往海上看,仿佛在观察敌情。

狂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在飞舞的沙石和喧嚣的轰鸣中,我终于找到足够的间隙,向茫茫大海望去,结果吓得不知所措。只见高高的水墙滚滚而来,在升至最高点时轰然崩塌,化为碎浪,仿佛最小的浪头也足以吞没整个镇子。海涛发出沙哑的嘶吼向后席卷而去,似乎要在海滩上挖出一个个深坑,以达到摧毁地球的目的。顶部雪白的巨浪轰然扑来,没到岸边就已经撞得粉碎,每一片碎浪好像都带着巨浪本身的怒气,急急忙忙地汇聚到一起,组成另一个怪物。起伏的高山降落为峡谷,波动的峡谷(不时有一只孤零零的海燕从峡谷掠过)又抬升成高山。洪峰巨浪颤抖着,带着震耳欲聋的声响撼动海滩。每一个轰然袭来的浪头,刚一成形就立即改变了形状和位置,挤走另一个浪头,取代其位置。海平线上那个想象中的海岸,连同它的高塔房舍,都在时起时落。密云飞渡,我好像看到了天崩地裂。

直到现在,当地人仍记得那场大风,认为它是那片海岸历史上最大的风暴。在那场风暴聚拢的人当中,我没找到哈姆,便朝他家走去。只见房门紧闭,无人应门。于是,我从后街小巷来到他干活儿的船厂。我在那儿听说,他已经去了洛斯托夫特。那里有船需要抢修,刚好用得上他的技术。不过,他明天一早就会赶回来。

我回到旅店,洗了澡,换了衣服,打算睡一觉,结果怎么也睡不着。那时已经是下午五点了。我在餐厅壁炉旁坐了不到五分钟,侍者进来捅火,借机跟我聊天。他告诉我,几英里外,有两条运煤船,连同所有的船员都沉没了;还有几条船在近岸锚地奋力挣扎,试图脱离险境,以免被冲上岸。他说,如果今晚还跟昨晚一样,那就得求上帝保佑那几条船和船上可怜的水手了!

我非常沮丧,非常孤独。因为没见到哈姆,我也十分不安,但我此刻的处境并没有那样值得忧虑。近来的变故给我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不知道到底有多严重。长时间暴露在狂风之中,导致我头昏脑涨。我的思想和记忆乱成一锅粥,时间和距离也分辨不清了。因此,假如我出门来到镇上,遇到某个我明知此时肯定在伦敦的人,我想我也不会觉得惊讶。可以说,在这方面,我的脑子莫名其妙地麻木,但我的脑子在回忆过去方面却非常活跃。来到这里,往事就自然而然地被一一唤醒,格外清晰生动。

在这种心境下,听到侍者告诉我的那些船的悲惨消息,我就不由自主地担心起哈姆来。我担心哈姆从洛斯托夫特回来走的是海路,遇到了海难。我越来越恐慌,决定晚饭前返回船厂,问问那里的造船工,哈姆有没有可能走海路回来。只要他说出哪怕一丁点儿走海路的理由,我就去洛斯托夫特,把他带回来,不让他走海路。

我匆匆订好晚饭,走回船厂。我来得正好,因为造船工正手提灯笼在锁厂门。我问他这个问题时,他大笑起来,说不必害怕。一个人无论有没有脑子,都不会在这样的大风天出海。哈姆·佩戈蒂生来就在航海,那就更不可能了。

我事先也料到了这一点,却还是忍不住跑去问,不由得感觉很不好意思,便又返回旅店。如果那样的风还可能更大,那我想它正在转强。狂风呜呜怒吼,门窗嗒嗒碰撞,烟囱隆隆作响,我托身的那座房子明显正在摇晃。海面喧腾不止,比早晨更加可怕。但除此之外,这时一切都被黑暗所笼罩,给这场暴风雨增添了新的恐怖。这恐怖既真实可感,也被幻想层层放大。

我食不甘味,坐立不安,干什么都心神不宁。我内心有什么东西,隐隐与外界的暴风雨相呼应,翻搅着我的记忆深处,让那里乱作一团。不过,在那些匆匆闪过、同轰鸣的大海一样疯狂的念头中,那场暴风雨,还有我对哈姆的担忧,始终处在最突出的位置。

晚饭我几乎一口没吃就被撤走了,我想喝一两杯红酒提提神,结果徒劳无功。我坐在壁炉前昏昏睡去,但并没有失去意识,不但听得到外面的喧嚣,也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但一种新的、不可名状的恐惧爬上心头,驱散了这两种感觉。我醒来之后—或者不如说,我摆脱了把我束缚在椅子上的昏睡之后—我全身上下都因为一种没有来由、不可理解的恐惧而颤抖。

我在房里走来走去,拿起一本旧地名词典试图读下去,耳里充斥着那些可怕的声音,眼前的炉火中浮现出一张张面孔、一幕幕场景和一个个身影。墙上那架平静的时钟发出沉稳的嘀嗒声,我被折磨得支撑不住,终于决定上床睡觉。

在这样的夜晚,旅店里的仆人商定要一起守夜到天明。这消息让人听了顿觉心安。我上了床,感到十分疲倦,昏昏欲睡。可我一躺下,那种感觉就突然消失了,仿佛被施了魔法一样。我完全清醒了,每个感官都异常敏锐。

我在**躺了好几个小时,听着风声和涛声。我浮想联翩,一会儿似乎听见海上有人在尖叫,一会儿又分明听见有人在放信号炮,一会儿又仿佛听见镇上房屋在倒塌。我多次起来向外张望,但我只看见窗玻璃中映出的那支未吹灭的蜡烛的暗淡光芒,还有我自己的憔悴面庞,正从漆黑的虚无中注视着我。

终于,我的不安达到了顶点。我匆匆穿上衣服,下了楼。在那间大厨房里,我依稀看见房梁上挂着咸肉和一串串洋葱,守夜人姿态各异地聚在一张桌子周围。他们特意把桌子从大烟囱前挪开,搬到了靠近门的地方。一个漂亮的姑娘用围裙堵住耳朵,紧盯着门口,我一进门,她就失声尖叫,以为我是个鬼。其他人则比较镇定,很高兴多了个同伴。一个男人提起刚才他们正在谈论的话题,问我觉不觉得,运煤船上那些淹死船员的灵魂会在暴风雨中出现。

我敢说,我在那儿待了两个小时。有一次,我打开旅店院子的大门,朝空****的街上望去。沙子、海草和飞沫扑面而来。我不得不叫人来帮忙,才把门关上,而且牢牢锁紧,好抵御强风。

我终于又回到我那冷清的卧室,里面黑暗且阴森。但这时我已经累了,便又上了床,坠入沉沉的梦乡,就像从高塔上坠落悬崖一样。我觉得,有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梦见身在别处,经历了不同的场景,但梦中一直都在刮风。最后,我失去了对现实的虚弱掌控,梦见自己在隆隆炮声中,和两个不知具体是谁的好朋友攻打一个城镇。

炮声震耳欲聋,接连不断,我听不见我很想听的那种声音。我用尽全力去听,终于醒了过来。这时天已大亮—八九点钟,暴风雨的怒吼代替了大炮的轰鸣,有人正在敲我的房门,呼唤我。

“什么事?”我喊道。

“有条船遇难了!就在附近!”

我从**一跃而起,问:“什么船?”

“一条纵桅船,从西班牙或葡萄牙来的,装着水果和红酒。你要是想去看,先生,就赶快!岸上的人都觉得它随时都会裂成碎片。”

那个激动的声音沿着楼梯一路叫喊。我连忙穿上衣服,跑到街上。

我前面已经有好些人,都在朝同一个方向,也就是海滩跑去。我也朝那里跑,超过了许多人,很快就来到狂暴的大海面前。

这时候风势也许减弱了一点儿,但不易觉察,正如我梦中齐射的几百门大炮中有五六门哑火,轰鸣声几乎听不出变化一样。但大海又经过一整夜的翻腾,比我上次见到时可怕多了。它呈现的每一种形态,都给人以“壮大”的印象。巨浪滔天,一个高似一个,一个压过一个,犹如千军万马,前仆后继,滚滚而来,令人心惊肉跳、破胆丧魂。

风浪大作,很难听清别的声音。我站在不可名状的骚乱人群中,奋力直面恶劣的天气,几乎喘不上气来。我晕头晕脑地向海上张望,想找到那条遇难船,但除了巨浪的浪头白沫,什么也看不见。一个半身**的船夫站在我身边,光着膀子(上面刺了一个指着同一方向的箭头)往左边指去。于是,天哪,我看见了,那艘船就在我们附近!

一根桅杆从距甲板六英尺或八英尺高的地方折断了,倒在一边,和乱七八糟的帆布、索具缠在一起。那艘船颠簸摇晃的时候—它一刻不停地在颠簸摇晃,猛烈得令人难以想象—那堆东西就猛烈撞击着船帮,仿佛要把船帮击穿。即使那时候,船上仍然有人在努力把这堆东西砍掉。那条船侧面对着我们,向我们倾斜,我清楚地看见船上的人正在挥舞斧子,其中一人十分活跃,他留着长发,在那群人中间特别醒目。但就在这一刻,岸上发出一片压过风浪声的惊叫,只见大海掀起一个巨浪,扑向那条颠簸的破船,把人、桅杆、酒桶、木板、舷墙,以及一堆堆类似的东西,像玩具一样统统卷进汹涌的波涛中。

副桅依然矗立着,船帆残片和乱七八糟的断索挂在上面,在风中来回摇摆。刚才那个船夫在我耳边哑着嗓子说,那条船已经触过一次礁,浮上来后又触了一次礁。我又听他说,那条船就要从中间折断了。我也迅速看出了这一点,因为那样剧烈的颠簸摇晃,任何人造物都承受不了太久。就在他说这话的时候,海滩上又爆发出一阵饱含怜悯的惊呼。原来有四个人随着那条破船从海里浮起来,紧紧抓住那根未断的桅杆上的绳索,最上面的就是那个留着鬈发的活跃身影。

那条船就像一只走投无路的疯狂野兽,一会儿朝海岸倾斜,这时我们能看到整个甲板,一会儿又狂暴地跃起,向大海倾斜,这时我们就只看得见龙骨。船上有一口钟,每当船如此翻腾冲撞的时候,钟就会响,如同为那些不幸的人敲响的丧钟,钟声随风飘到了岸上。那条船又不见了,不一会儿又浮起来。有两个人消失了。岸上的人更加痛苦了。男人们呻吟着双手十指交握,女人们尖叫着背过脸去。有几个人疯了似的在海滩上跑来跑去,大声呼喊,号召大家去救援,但谁都爱莫能助。我发现自己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狂乱地哀求我认识的一小群水手,不要让那两个落水不见的人在我们眼前丧命。

他们激动地向我解释—不知怎么回事,我慌乱极了,连仅能听清的那点儿话也弄不明白—一个小时前就有勇敢的水手搭上了救生船,但根本无法出动。又没有人肯置生死于不顾,带着绳子涉水过去,跟破船建立联系,因此再没别的办法可试了。就在这时,我看见岸上的人群又**起来,向两边分开,哈姆拨开人群,走到前面。

我朝他跑去—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是要再次呼救。虽然我被从未见过的可怕景象弄得六神无主,但看到他脸上表现出的决心和望着大海的眼神—我记得,埃米莉出走后的那天早晨,他也是这样的眼神—我立刻意识到,他即将做出危险的举动。我连忙搂住他,求我刚才求过的那些人不要听他的话,不要让他去送死,不要让他离开海滩!

岸上又发出一阵惊呼。我们朝那艘破船望去,只见那块残忍的破帆接连不断地扑打着,将两人中靠下的那个打进了海里,然后围着桅杆上仅剩的那个活跃身影,得意扬扬地狂乱飞舞。

面对这一情景,面对那个从容镇定、决心以命相搏的人—在场有一半的人都习惯了听那人指挥—我去哀求他不要去救人,还不如去哀求风不要再刮下去。“大卫少爷,”他兴高采烈地握住我的双手说,“要是我的时辰到了,那就让它来吧。要是还没到,那我就再等等。愿上天保佑你,保佑大家!伙计们,帮我准备好,我要去了!”

人们把我推到一边,但并非出自恶意。有人把我围起来,不让我走开。我在慌乱中听出他们是在劝说我,说不管有没有人帮忙,他都非去不可;还说我要是去打扰为他的安全做准备的那些人,就会危及他的生命。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回答的,也不知道他们又说了些什么,只见海滩上一阵忙乱,有人从那里的绞盘中取下绳子跑起来,钻进一群将哈姆团团围住的人当中。我的视线被人群挡住,看不见他。后来我看见他独自站在那儿,穿着水手的羊毛套衫和裤子;一条绳子握在他手里,或是系在他腕上,另一条绳子缠在他身上;几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在不远处抓住后一条绳子的另一头,他自己则把那条绳子的前一截松松地放在脚下的沙滩上。

连我这外行也能看出,那条破船就要解体了。我看见船正从中间裂开,桅杆上那个孤零零的人已经命悬一线,但他仍然紧抓着桅杆不放。他戴着一顶独特的红帽子,不像是水手帽,颜色更鲜艳。当那几块挡在他和死亡之间的木板翻转鼓胀、即将支撑不住的时候,当预告死亡的丧钟敲响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他在挥动那顶帽子。我这时也看见他在挥帽,不禁觉得自己精神失常了,因为那个动作让我想起了往日的一位挚友。

哈姆茕茕孑立,凝望着大海,身后是屏住呼吸的众人,面前是无情肆虐的风暴。终于,他等到一个大浪退去,便向后瞥了眼抓着紧缠住他的那条绳子的人,随着浪头扎进海里,紧跟着就同波浪搏斗起来:时而升到波峰,时而沉入波谷,消失在泡沫下面,然后被冲向岸边。人们赶紧把他拽回来。

他受伤了。从我站的地方就看得见他脸上的血,但他毫不在意。他好像在急切地吩咐那些人给他更多活动的自由—或许这只是我根据他胳膊的动作推断出来的—然后又像刚才那样冲入海中。

他向那条破船冲去,时而升到波峰,时而沉入波谷,消失在汹涌的泡沫下面,时而漂向岸边,时而漂向破船,艰难而勇猛地挣扎着。那段距离本算不了什么,但风高浪急中,他不得不以死相搏。他终于来到那条破船旁边。他离得那样近,只要再用力一划,就能抓到船了—就在这时,一个小山一样的绿色大浪从船背后涌起,朝岸边袭来,他好像猛然一跃,扎进了浪里,那条船也不见了!

我朝他们把他拽上来的地点跑去,只见海里有碎屑在打旋儿,好像刚才打碎的只是个酒桶。每个人都惊恐万状。他们恰好把他拖到我脚边—没有知觉—死了。他们把他抬到最近的房子里,这时没有人阻拦我了,我留在他身边忙碌,用尽所有手段想让他恢复知觉。但他已经被大浪打死了,他那颗慷慨大度的心永远停止了跳动。

能做的都做了,我不得不放弃希望,在床边坐下。这时,一个从我和埃米莉小时候就认识我的渔夫来到门口,轻声叫我的名字。

“先生,”他说,面色惨白,嘴唇颤抖,饱经风霜的脸上泪水涟涟,“你能来一下吗?”

看着他的表情,我又想起了刚才浮上心头的往事。我靠在他伸出来扶我的胳膊上,胆战心惊地问:“有遗体冲到岸上来了?”

他说:“是的。”

“是我认识的人?”我问。

他没有作答。

但他把我领到了海滩。就在埃米莉和我小时候找贝壳的地方,就在老船屋昨晚被吹倒后碎片散落的地方,就在他伤害的那个家的废墟上,我看见他头枕胳膊躺在那儿。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常常看见他这样躺着。

就在埃米莉和我小时候找贝壳的地方,就在老船屋昨晚被吹倒后碎片散落的地方,就在他伤害的那个家的废墟上,我看见他头枕胳膊躺在那儿。(第7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