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不是描述我悲痛心境的时候。我渐渐意识到，我未来的道路上已经立起了一面高墙，我生命的能量与活力已经耗尽，我只有在坟墓里才找得到避难所。我说我是渐渐意识到这些的，因为悲痛刚袭来的时候我还懵懵懂懂，是后来才慢慢形成这样的认识的。如果我下面要讲述的事件没有在我周围接连发生，最初扰乱我的痛苦，最终增加我的悲伤，那我可能（虽然我认为可能性不大）会立即陷入这种绝望的境地。事实上，我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充分体会到自己的痛苦的。在那段时间，我甚至认为，最剧烈的痛苦已经过去，如果我只去关注那个已经永远结束的温柔故事中最天真、最美好的东西，我的心灵就可以得到慰藉。
我应该去海外的建议最初是何时提出的？我们是如何达成共识，认为只有换换环境、出去旅行，我才能恢复平静的？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在那悲痛的日子里，阿格尼丝的精神渗透了我所想、所说、所做的一切，所以我认为可以将这个计划归功于她的影响。但她的影响总是潜移默化的，我也无法肯定。
说实在的，现在我开始认为，当年我把她同教堂的彩绘玻璃窗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一种预兆，预示着我最终遭逢大难的时候，她对我会起什么作用。在那段悲痛的日子里，从她举着手站在我面前那令人难忘的一刻开始，她就成了我这冷清家中的一位神灵。当死亡天使降临的时候，我的娃娃太太就是躺在她的怀里含笑长眠的—他们担心我听了会受不了，过了一阵子才对我说起当时的场景。我从昏迷中醒来，首先看到的是她饱含同情的热泪，听到的是她给人希望、使人平静的话语。她温柔的面庞仿佛正从靠近天国的净土俯视我这颗不羁的心，减轻了我心中的痛苦。
我还是继续往下写吧。
我就要去海外了。这似乎是我们一开始就决定好的。可以随我亡妻一起腐朽的一切都已被黄土掩埋，我只等着米考伯先生所说的“希普最后的崩溃”，等着同移居海外的人一道启程。
在我那位患难中最热情、最忠实的朋友特拉德尔斯的邀请下，我们回到坎特伯雷。我指的是姨婆、阿格尼丝和我。我们按照约定直接前往米考伯先生家。自从那次充满火药味的会面以来，我这位朋友就一直在米考伯先生家和威克菲尔德先生家忙来忙去。见我身着丧服走进来，可怜的米考伯太太显然十分伤感。尽管这么多年都靠举债度日，米考伯太太心中依然充满了善意。
“我说，米考伯先生、米考伯太太，”我们落座之后，姨婆开门见山地说，“请问，我提议你们移居海外的事，你们考虑过没有？”
“亲爱的女士，”米考伯先生答道，“米考伯太太，还有您卑贱的仆人，以及我们的孩子—如果可以把他们也算上的话—我们分别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这一结论，我也许最好借用一位著名诗人的话来表达：我们的小船靠在岸边，我们的大船停在海上[1]。”
“这就对了，”姨婆说，“我预计你们的明智决定会对你们大有好处。”
“女士，得到您的帮助，我们深感荣幸。”米考伯先生回应道，掏出一个记事本看了看，“您给予我们资金援助，让我们这条脆弱的独木舟可以在事业的海洋上启航。我重新考虑了事情的关键点，提议将我的期票期限定为十八个月、二十四个月和三十个月。毋庸赘言，我会按照各项议会法案对这种有价证券的规定，贴上相应数额的印花税票。我原先提出的期限是十二个月、十八个月和二十四个月，但我担心这样安排时间太紧，等不到时来运转的那一天。在第一笔借款到期的时候，”米考伯先生环顾房间道，仿佛面前就是几百英亩良田，“也许我们的收成不好，或者来不及收割。我相信，在我们那片殖民地上，有时候很难获取劳动力。我们注定要在那块草木丰茂的土地上拼搏。”
“你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好了，先生。”姨婆说。
“女士，”他回应道，“我们的朋友和恩人对我们的体贴照顾，米考伯太太和我本人都非常感激。我希望完全公事公办，务必准时还款。在我们即将翻开生活的崭新一页时，在我们后退一步，以实现非比寻常的一跃时，我们应该像男子汉跟男子汉那样行事，这对我的自尊非常重要，也可以为我的儿子树立榜样。”
我不知道米考伯先生最后这句话有没有什么弦外之音，也不知道别人在过去或现在说这话的时候有没有弦外之音。可他似乎非常欣赏这句话，于是引人注意地咳嗽一声，重复道：“像男子汉跟男子汉那样。”
“我建议，”米考伯先生说，“采用期票—作为商业世界的一大利器，我相信这种东西最初是犹太人发明的，不过他们后来把这种东西用得太滥了—我之所以这样建议，是因为期票可以转让。不过，如果您更喜欢债券，或者别的什么有价证券，我将乐意签署那样的票据，像男子汉跟男子汉那样。”
姨婆说，既然双方觉得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那她认为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米考伯先生表示同意她的看法。
“大家知道，夫人，我们全家正全力以赴准备迎接命运，”米考伯先生不无骄傲地说，“这方面的情况，请容我在此向您汇报。我的大女儿，每天早晨五点都会去附近的农场观摩挤牛奶的过程—如果那可以被称作过程的话。较小的几个孩子，我吩咐他们前往本镇比较贫苦的地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细致地观察猪和家禽的习性。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他们有两次差点儿让马车撞到，惊魂未定地被人送回家。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我本人也花了一些精力学习烤面包技术。我儿子威尔金斯每天都会拿着手杖出门，如果得到那些粗暴牧人的允许，他就会自愿帮他们赶牛—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的天性，他很少能这样做，反倒是常常遭到辱骂，受到警告，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
“这些都挺好，”姨婆鼓励道，“我相信米考伯太太也很忙吧。”
“亲爱的夫人，”米考伯太太一本正经地回应道，“我不妨承认，我并没有积极从事任何与农耕和畜牧直接有关的活动，虽然我非常清楚，到达异乡之后，这两方面我都必须关注。在做家务的间隙，我一有机会就会给我娘家人写长信。因为，在我看来，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对我说，因为不管她一开始对谁说话，最后总要拿我做谈话对象（我想这是她的习惯吧），“现在应该尽弃前嫌了；我娘家人应该与米考伯先生握手言和；狮子应该与羔羊和谐共处，我娘家人也应该与米考伯先生保持联系。”
我说，我也是这样想的。
“至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继续道，“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在家里跟爸爸妈妈住一起的时候，不管我们那个小圈子讨论什么问题，我爸爸总要问：‘我的埃玛对这个问题是什么看法呀？’我爸爸太偏爱我了，这我知道。不过，在米考伯先生和我娘家人之间始终势同水火这个问题上，我必须形成一种看法，尽管这种看法或许是虚妄的。”
“毫无疑问。你当然应该有自己的看法，夫人。”姨婆说。
“真是这样。”米考伯太太同意道，“嗯，我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错误的可能性很大—但我个人的印象是，我娘家人和米考伯先生之间的鸿沟，大抵是我娘家人害怕米考伯先生向他们借钱造成的。我不能不认为，”米考伯太太用洞明世事的神情说，“我娘家有人担心米考伯先生会恳求他们允许他借用他们的名字—我不是说举行洗礼时用他们的名字给我们的孩子命名，而是写在期票上，在金融市场上流通。”
米考伯太太宣布这一大发现的时候，那种洞悉事理的神气，仿佛自己做出的是旷古未有的壮举，这令姨婆目瞪口呆，连忙答道：“呃，米考伯太太，总的来说，我毫不怀疑你是对的！”
“现在，米考伯先生即将摆脱多年来金钱枷锁的束缚，”米考伯太太说，“即将前往一个可以供其施展才华的地方开始新事业—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因为米考伯先生的才华尤其需要广阔天地才能施展—在我看来，我娘家人应该来为这件事增添光彩。我希望看到的是，我娘家人出钱举办宴会，同米考伯先生见面；由我娘家人中的某位尊长祝酒，祝米考伯先生身体康健、大展宏图，米考伯先生也可以趁机发表自己的意见。”
“亲爱的，”米考伯先生略为激动地说，“我最好马上就把话说清楚，如果我要向你那群娘家人发表我的意见，那他们也许会发现我出言不逊。在我的心目中，你的娘家人，整体而言就是傲慢无礼的势利小人，单个而言就是彻头彻尾的恶棍流氓。”
“米考伯，”米考伯太太摇着头说，“不！你从来都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从来都不了解你。”
米考伯先生咳了一下。
“他们从来都不了解你，米考伯，”他太太说，“他们也许是没有能力了解你。要真是这样，那就是他们的不幸。我只有对他们的不幸表示怜悯。”
“亲爱的埃玛，”米考伯先生平静下来道，“如果我无意中使用了激烈的言辞，就算只有一点儿，我都深感抱歉。我想说的只是：我用不着你娘家人来支持我—简言之，就是在分别的时候用冰冷的肩膀撞我一下—我也可以到海外去。总体来说，我宁愿只凭自身的动力离开英国，也不要那群人的助力。不过话说回来，亲爱的，如果他们肯屈尊回复你的信件—根据我们共同的经验，那是极不可能的—那我决不会妨碍你实现愿望。”
事情就这样圆满解决了，米考伯先生把胳膊伸向米考伯太太，看了看特拉德尔斯面前桌子上那一大堆账本和文件，说不再打扰我们，然后就彬彬有礼地走了。
“亲爱的科波菲尔，”他们走后，特拉德尔斯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眼睛通红，头发蓬乱，一脸关切地看着我，“我没有找什么托词就拿这些事麻烦你，因为我知道你也很感兴趣，而且可以让你换换脑筋。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没有累坏吧。”
“我没事，”我迟疑片刻道，“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先担心姨婆。你知道她做了多少事。”
“当然，当然，”特拉德尔斯回应道，“谁忘得了！”
“不只这些，”我说，“过去两个礼拜，又有新的烦恼搅得她不得安宁。她每天都要往返伦敦。有好几次，她一大早就去，到傍晚才回来。昨天晚上，特拉德尔斯，她明知第二天要来这里，却还是差不多半夜才回来。你知道，她这个人总是为别人着想。她不肯把烦心事告诉我。”
我讲这番话的时候，姨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苍白的脸上露出深深的皱纹。我说完话，她把手放在我手上，几颗泪珠流到了腮边。
“没什么，特罗特，没什么。事情已经了结，将来我会告诉你的。好了，阿格尼丝，亲爱的，咱们来处理这些事吧。”
“我必须为米考伯先生说句公道话，”特拉德尔斯开口道，“虽然他给自己办事总是乏善可陈，但给别人办事却是不知疲倦。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如果他一直都是这样做事的，那他现在实际上应该完成了常人两百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他不断爆发的热情，他夜以继日埋头翻阅文件和账本的疯狂冲动，更不要说他从这里写到威克菲尔德先生家的无数信件—很多时候，我就坐在桌子另一头，他明明跟我说话更方便，却还是要给我写信—这一切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写信！”姨婆喊道，“我相信他做梦也在写信！”
“还有迪克先生，”特拉德尔斯说，“他的所作所为也很了不起！他看管乌利亚·希普那样尽职尽责，我从没见谁赶得上他。看管任务一解除，他就立即去照顾威克菲尔德先生。说真的，他在我们调查时急于效劳的心情，他在摘录、抄写、领取、传送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这些都大大激励了我们。”
“迪克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姨婆高声道，“我一向这么说。特罗特，这你是知道的。”
“威克菲尔德小姐，我很高兴告诉你，”特拉德尔斯接着说，语气十分体贴诚恳，“你不在家的这段时间，威克菲尔德先生好多了。摆脱了长期纠缠他的梦魇，解除了使他寝食难安的忧惧，他跟从前简直判若两人。有时候，就连他过去受损的记忆力和关注某一业务细节的能力也大大恢复了。他已经可以帮我们搞清一些问题，而没有他的帮助，这些问题很难搞清，甚至永远也搞不清。不过，我要做的是直接报告结果—这相当简短—而不是将所有鼓舞人心的情况都讲出来，不然就没完没了啦。”
他自然、诚实的态度让我们一下就看出来，他这样说是为了让我们高兴，也让阿格尼丝更有信心听到父亲的近况，但这并没有让我们觉得不舒服。
“好了，让我想想。”特拉德尔斯说，一边翻看桌上那堆文件，“我们清点了资金，厘清了最初无意中造成的大量混乱账目，以及后来有意造成的混乱和伪造的账目。现在我们认为，事实非常清楚：威克菲尔德先生没有负债，也没有亏空，可以立刻结束律师事务所和代理信托业务。”
“噢，谢天谢地！”阿格尼丝激动地高呼道。
“但是，”特拉德尔斯说，“留给他做生活费的盈余—我是在假设连房子也要卖掉—是很少的，很可能只有几百镑。因此，威克菲尔德小姐，最好考虑一下，能不能保留他经营多年的财产代理业务。你知道，他已经不受挟制了，他的朋友们可以帮他出谋划策。你自己，威克菲尔德小姐—科波菲尔—还有我—”
“我考虑过了，特罗特伍德，”阿格尼丝看着我说，“我认为不应该保留，也绝不能保留。即便是令我感激不尽、欠下一大笔人情的朋友建议我这样做，也不行。”
“我并不是在建议，”特拉德尔斯说，“只是觉得应该提一下罢了，没有别的意思。”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阿格尼丝坚定地答道，“因为这让我可以希望，甚至确信，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亲爱的特拉德尔斯先生、亲爱的特罗特伍德，只要爸爸保住了名誉，我又有何求！我一直希望，倘若我能把他从劳苦中解救出来，就要报答他给我的疼爱和关怀，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他。这是多年来我的最大心愿。由我承担未来生活的重担，这是我能想到的第二大幸福—仅次于把他从所有责任和义务下解脱出来。”
“你想过怎么承担吗，阿格尼丝？”
“我想过很多次！我并不害怕，亲爱的特罗特伍德。我有成功的把握。这里很多人都认识我，对我很好，这是肯定的。你不要怀疑我。我们的需求并不多。如果我把这座可爱的老房子租出去，再办一所学校，就既能帮到别人，又能让自己幸福。”
她热情而不失平静地说出这番话，听上去非常快乐。这让往昔的种种回忆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首先是那座可爱的老房子，然后是我那个冷清的家。我百感交集，说不出话来。特拉德尔斯装出翻看文件的样子，忙了一小会儿。
“接下来，特罗特伍德小姐，”特拉德尔斯说，“该谈谈你的那笔财产了。”
“哎，先生，”姨婆叹息道，“关于那笔财产，我要说的只是：如果没了，我受得住；如果还在，我也乐意拿回来。”
“我想，那笔财产原本是八千镑统一公债[2]吧？”特拉德尔斯说。
“不错！”姨婆答道。
“可我查出来的不超过五。”特拉德尔斯困惑不解地说。
“你的意思是说，不超过五千镑？”姨婆异常镇定地说，“还是五镑？”
“五千镑。”特拉德尔斯说。
“就是这么多。”姨婆回应道，“我自己把公债卖掉了三千镑。一千镑给你付了学费，特罗特，亲爱的；其余两千镑我留在身边。其他钱都赔掉之后，我觉得最好不提这笔钱，暗中收好，以备不时之需。我想看看你是不是经受得起考验，特罗特，而你表现得很好—百折不挠、独立自主、克己无私！迪克也一样。现在别跟我说话，因为我觉得自己神经有点衰弱！”
看到她双臂抱胸、挺直腰板坐在那里，没有人会觉得她激动难耐，因为她的自制力的确很强。
“那就可以愉快地宣布，”特拉德尔斯满面喜色地喊道，“我们把所有的钱都追回来了！”
“别对我道贺，谁也别对我道贺！”姨婆惊呼道，“真是这么回事，先生？”
“你认为那笔钱被威克菲尔德先生挪用了，对吧？”特拉德尔斯说。
“我当然这样想，”姨婆说，“因此我才一声不吭。阿格尼丝，这事我一个字也没提！”
“那笔公债的确是卖掉了，”特拉德尔斯说，“因为他拥有你赋予的财产管理权。但我不必说真正卖掉公债的是谁，或者实际上是谁签的字。后来，那个浑蛋就对威克菲尔德先生谎称—并用数字证明—他把这笔钱占为己有，是为了避免别的亏空和困难曝光。他说他这是按照威克菲尔德先生的总体指示行事。威克菲尔德先生在他手里软弱无力，只得在明知本金不存在的情况下，仍然给你付过几次利息。如此一来，他自己就不幸成了这场骗局的参与者。”
“他最后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姨婆补充道，“给我写了一封信，满篇都是疯话，指控自己犯下了抢劫和其他闻所未闻的罪名。接到那封信后，我一大早就去见他，要来一支蜡烛，把信烧掉，并且告诉他，如果他能为我和他自己讨回公道，那就去做；如果不能，那就为他女儿起见，保守秘密—谁要是再跟我提这件事，我就马上离开这个房子！”
我们全都默不作声。阿格尼丝捂住了脸。
“噢，亲爱的朋友，”停了一会儿，姨婆说，“你真的把那笔钱从希普手里追讨回来了？”
“是呀，实际上，”特拉德尔斯答道，“米考伯先生将他逼到了墙角，总能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令他进退维谷，只能乖乖就范。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情况是，我真的认为他侵吞这一大笔钱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无节制的贪欲，而是出于他对科波菲尔的仇恨。他毫不隐讳地告诉了我这一点。他说，他宁可再花这么多钱，也要挫挫科波菲尔的风头，或者让他掉一层皮。”
“哈！”姨婆若有所思地皱起眉头，看了阿格尼丝一眼道，“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他跟他母亲离开这儿了。”特拉德尔斯说，“这段时间，他母亲一直在吵吵闹闹、哭哭啼啼，又是哀求，又是揭发。他们坐上夜间驿车去伦敦了，后来的情况不得而知，只知道他是怀着对我的刻骨仇恨走的。他恨我的程度，似乎不亚于恨米考伯先生。而我认为—我也是这样对他说的—这实在是一种恭维。”
“你认为他还有钱吗，特拉德尔斯？”我问。
“噢天哪！当然，我认为他还有钱。”他一本正经地摇着脑袋答道，“我应该说，他肯定想方设法捞了不少钱。但我想，如果你有机会观察他的处世之道的话，科波菲尔，你就会发现，就算这个人有了钱，也不会不伤天害理。他就是典型的伪君子，不管追求什么目标，都会走歪门邪道。他表面上克制拘谨，全靠背地里干坏事来做心理补偿。他总是在地面上爬行，去追求这样那样的小目标，所以他总是会夸大路上遇到的每一样东西，从而怀疑并仇恨每一个不知不觉走进他和他目标中间的人。因此，他随时都会因为微不足道的理由，甚至毫无理由地走上更加邪恶的道路。只要想想他在这儿的历史，”特拉德尔斯说，“就一清二楚了。”
“他是个卑鄙无耻的恶魔！”姨婆说。
“我实在弄不懂，”特拉德尔斯若有所思地说，“很多人只要存心卑鄙无耻，就能非常卑鄙无耻。”
“好了，谈一谈米考伯先生吧。”姨婆说。
“哎呀，说真的，”特拉德尔斯兴高采烈地说，“我必须再次大大称赞米考伯先生。如果没有他长时间耐心细致、坚持不懈的工作，我们就别指望做出值得称道的成绩。我认为，我们应该想想，他本可以向乌利亚·希普提条件，以换取他的沉默，但他为了主持正义，做了正确的事情。”
“我也这样认为。”我说。
“那你要怎么酬谢他？”姨婆问。
“噢！在我们谈这个问题之前，”特拉德尔斯有点狼狈地说，“我认为，谨慎起见，恐怕得首先排除以下两点—我无法面面俱到—才能以不合法的方式处理这个难题—因为这件事从头至尾都是不合法的。米考伯先生从乌利亚手里预支薪水时，立下了借据之类的东西—”
“噢！那必须还清。”姨婆说。
“没错，但我不知道米考伯先生什么时候会因为这些欠款被起诉，也不知道借据在什么地方。”特拉德尔斯睁大眼睛回应道，“我预计，从现在到出发前，米考伯先生将不断受到逮捕，或者强制执行。”
“那他就得不断地被释放，解除强制执行。”姨婆说，“他一共借了多少钱？”
“嗯，米考伯先生把这些交易—他称其为交易—都规规矩矩地记在了一个账本上。”特拉德尔斯微笑着答道，“总金额是一百零三镑五先令。”
“好吧，算上这个数目，我们要给他多少？”姨婆说，“阿格尼丝，亲爱的，咱们以后再谈怎么分摊。应该是多少？五百镑？”
听到这里，我和特拉德尔斯立刻插话。我们俩都建议给米考伯先生一小笔钱，至于他欠乌利亚的债，每次乌利亚来要的时候就替他还上，而不是按照他账本上的金额支付。我们建议，除了垫付米考伯先生一家的旅费和服装费，再额外给他一百镑。我们应该同米考伯先生认真约定如何偿还这笔垫付款，因为让他知道自己承担了义务对他是有益的。此外，我还补充了一条建议，说我要向佩戈蒂先生介绍米考伯先生的个性和经历—因为我知道佩戈蒂先生是靠得住的—然后再拿一百镑，暗中交给佩戈蒂先生，嘱咐他酌情借给米考伯先生。我又进一步建议，把佩戈蒂先生的故事中我认为可以讲的或适合讲的部分，私下告诉米考伯先生，以引起他对佩戈蒂先生的兴趣，并且努力让他们为了共同利益而互相照应。大家都热烈赞成这些意见。我可以在这里插一句，不久以后，这两位主要当事人就友好和睦地形成了上述关系。
看到特拉德尔斯又不安地看了姨婆一眼，我便提醒他，他还没有讲刚才提到的第二点，也就是最后一点。
“我非常担心自己会触碰这个痛苦的话题，但如果我不得不提的话，科波菲尔，我希望你和你姨婆会原谅我。”特拉德尔斯犹豫不决地说，“不过，我想，有必要提醒你，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就是米考伯先生揭发乌利亚那天，乌利亚·希普曾威胁你姨婆，要对她的—丈夫不利。”
姨婆依然保持着笔挺的坐姿和镇定的神情，点头表示确有此事。
“也许，”特拉德尔斯说，“他只是胡乱讹诈罢了？”
“不是。”姨婆答道。
“真有—原谅我—真有那么一个人，而且完全在他掌控之中？”特拉德尔斯暗示道。
“不错，我的好朋友。”姨婆说。
特拉德尔斯显然拉长了脸，解释说：他还没有研究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与米考伯先生的债务，都没包括进他跟希普谈判的条件之中；我们不再能制约乌利亚·希普了；如果他能对我们整体，或者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造成伤害或者进行骚扰，那他无疑就可以那样干。
姨婆没有说话，直到又有几滴眼泪滑下脸颊。
“你说得很对。”她说，“提到这件事，你考虑得非常周到。”
“我—或者科波菲尔—能帮什么忙吗？”特拉德尔斯柔声问道。
“什么忙也帮不上，”姨婆说，“非常感谢你们。特罗特，亲爱的，他的威胁毫无用处！咱们把米考伯夫妇叫回来吧。你们都不要跟我说话！”说完，她抚平裙子，直挺挺地坐在那儿，盯着门口。
“哎呀，米考伯先生、米考伯太太！”他们进门后，姨婆说，“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你们移居海外的问题，真对不起，让你们在外面等了那么久。现在我就来告诉你们，我们建议做哪些安排。”
听完姨婆的解释，米考伯全家—孩子们当时也在场—无不心花怒放、喜上眉梢。米考伯先生在所有期票交易的开始阶段都准时签发票据的习惯也被激发出来，他不听别人劝阻，当即兴冲冲地跑出去买贴在期票上的印花税票。可是，他的喜悦没过多久便突然中止。因为不到五分钟，他就被法庭执行官押回来，泪如雨下地告诉我们一切都完了。这无疑是乌利亚·希普使的手段，但我们早有准备，于是很快付清了欠款。又过了五分钟，米考伯先生坐在桌旁，欢天喜地地贴起印花税票来。只有干这种他最感兴趣的活儿，或者调制潘趣酒的时候，他那张发亮的脸上才能绽放如此肆无忌惮的快乐。他带着艺术家的眼光，像欣赏名画一样抚摩着印花税票，左看看，右瞧瞧，然后把日期和金额郑重地记在小笔记本上，记完后又认认真真地看了又看，就像那是无价之宝一样。这情景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好吧，先生，如果你允许我给你一个忠告的话，”姨婆默默观察了他一会儿后说，“从今往后，你最好不要再做这种事了。”
“夫人，”米考伯先生回应道，“我打算把这句誓言写在未来生活的第一页。米考伯太太可以做证。我相信，”米考伯先生庄严地说，“我儿子威尔金斯将永远铭记，宁可把手放进火里，也不要去摆弄在他不幸父亲的血液中注入毒液的毒蛇！”米考伯先生说得异常感动，但转眼就陷入了绝望，用忧郁、憎恶的神情看着那些毒蛇（即便如此，刚才的赞赏之色也并未完全消退），把它们折起来，装进口袋。
那天晚上要处理的事就这样结束了。悲伤和疲惫把我们折磨得筋疲力尽，姨婆和我打算第二天就回伦敦。我们的安排如下：米考伯先生将家具等动产卖给旧货商以后，也跟我们一起走；威克菲尔德先生的事务，应该在特拉德尔斯的指导下尽快处理完毕；在那之前，阿格尼丝也应该来伦敦。我们那天晚上在那座老房子里过夜。希普母子离开后，那里就仿佛祛除了一场瘟疫。我躺在我那个老房间里，如同遭遇海难后侥幸生还的流浪者重回家园一般。
第二天，我们回到姨婆家—没有回我家—临睡前，姨婆和我像过去那样单独坐在一起，她说：“特罗特，你真想知道我最近有什么心事吗？”
“我的确想知道，姨婆。如果说有什么时候，我不愿你有我分担不了的悲伤和忧虑，那就是现在了。”
“你自己已经够伤心的了，孩子，”姨婆深情款款地说，“不用再加上我的小痛苦让你更难受。我瞒着你，特罗特，就是出于这个动机。”
“这我心里很清楚，”我说，“那现在就告诉我吧。”
“你明天早晨跟我一起坐车走一趟，好吗？”姨婆问。
“当然可以。”
“九点，”她说，“到时候我就告诉你，亲爱的。”
于是，第二天上午九点，我们坐上一辆小马车，驶向伦敦。我们穿过大街小巷，跑了很久，终于来到一家大医院。紧靠医院停着一辆朴素的灵车。车夫认出了姨婆，见她在马车窗户里打了个手势，便遵照指令赶着灵车慢慢走开，我们的车跟在后面。
“你现在明白了吧，特罗特，”姨婆说，“他去世了！”
“是在医院里去世的？”
“是的。”
她一动不动地坐在我身边，但我又看见她脸上挂着泪珠。
“他以前就在这儿住过院。”姨婆紧接着说，“他病了很久—这些年来，他已经被折磨得形销骨立，没了人样。最后这次生病，他知道自己的情况，就请他们来叫我。他当时已经后悔了，非常后悔。”
“我知道，那次你去了，姨婆。”
“我去了，后来和他一起待了很长时间。”
“他是不是在我们去坎特伯雷的前一天晚上去世的？”我说。
姨婆点点头。“现在没有人能伤害他了，”姨婆说，“那种威胁毫无用处。”
我们驶出城外，来到霍恩西的教堂墓地。“埋在这儿比横死街头好。”姨婆说，“他是在这儿出生的。”
我们下了车，随着朴素的灵车来到一个让我记忆犹新的角落，在那里举行了葬礼，将逝者送入尘土之中。
“三十六年前的今天，亲爱的，”我们走回马车的时候，姨婆对我说，“我结了婚。愿上帝宽恕我们所有人！”
我们默默地坐到车上。她抓着我的手，就这样坐了很久。最后，她突然泪流满面，说道：“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是个风度翩翩的男人，特罗特—后来变成那样，真叫人伤心！”
她并没有哭多久。收住泪水后，她很快平静下来，甚至有点儿开心。她说她的神经有点儿衰弱，不然也不至于失控痛哭。愿上帝宽恕我们所有人！
于是，我们驱车返回她在海格特的小屋，在那儿发现一封短笺，是米考伯先生当天早晨寄来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特罗特伍德小姐与科波菲尔：
最近浮现于地平线上的希望之乡，再次被无法穿透的浓雾所笼罩，永远消失于在劫难逃的可怜漂泊者眼中！
希普控告米考伯的另一案件的传票已由威斯敏斯特的王座法庭发出，本案被告已被该辖区具有司法管辖权的司法长官逮捕。
时刻已到，决战已近，
前线的军情吃紧，
骄横的爱德华率兵来入侵—
带来锁链，带来奴役！[3]
既然已遭奴役，我必将迅速来到人生的终点（因为精神上的折磨超越一定的界限后就无法忍受，而我觉得如今已达到那一界限）。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将来若有旅行者出于好奇—但愿也能怀着同情—造访此城监禁负债人的监狱，也许会—我相信肯定会—对着墙壁沉思良久，因为他会看见，那里有两个用锈蚀铁钉刻出的模糊的姓名缩写—
威·米
礼拜五于坎特伯雷
又及：我又打开信补写一段以便告知，我们共同的朋友托马斯·特拉德尔斯先生（他还没有离开我们，看上去非常健康）已用特罗特伍德小姐的高贵名义，付清了本案所涉债务及诉讼费。我本人与全家正处在尘世间幸福的巅峰。
[1] 出自英国诗人拜伦1817年写给他的朋友托马斯·摩尔的告别诗《我的小船靠在岸边》，米考伯引用时将“我的”改成了“我们的”。
[2] 1751年发行，将各种公债合并成年利三分的养老金形式的永久公债。
[3] 出自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的诗歌《和华莱士一起流血的苏格兰人》。威廉·华莱士（1272—1305）是率领苏格兰人民抵抗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入侵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