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因为克拉普太太的劝诫，或许仅仅是因为“九柱戏”和“特拉德尔斯”发音相近[1]，第二天我忽然想去看看特拉德尔斯。他上次说有段时间不在伦敦，如今应该早就回来了，而他就住在卡姆登区兽医学院附近的一条小街上。听律师公会一个住那一带的办事员说，那地方的房客大多是有教养的大学生，他们会买回活驴，在自己房间拿那种四足动物做实验。向这个办事员问清楚前往那个学术园地的路线之后，我当天下午就动身去探望我的老同学了。
我发现，若是为特拉德尔斯着想的话，那条街不如我想象的那样令人满意，那里的居民总喜欢把用不着的零碎玩意儿扔到马路上。满地的白菜叶把路上弄得臭烘烘、黏糊糊的，看起来特别肮脏凌乱。垃圾也不限于菜叶，因为在我寻找特拉德尔斯的门牌号的过程中，亲眼看见了一只鞋、一口压扁的炖锅、一顶黑软帽和一把雨伞，破烂程度各不相同。
那地方的气氛让我不得不回想起我跟米考伯夫妇住在一起的日子。我寻找的那座房子散发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没落贵族的气象，令它跟那条街上其他所有房子都不一样—那些房子的样式千篇一律，看起来仿佛是刚学建筑的粗笨孩子的早期作品，那孩子尚未掌握砖块和灰浆的运用之道，就像习字还处于胡乱涂鸦阶段—这更让我想起米考伯夫妇来。我来到门前，刚好碰到下午来送奶的工人把门打开，这让我更强烈地回想起米考伯夫妇来。
“我说，”送奶工对一个非常年轻的女仆说，“我那笔小小的送奶费，你跟主人提过没有？”
“噢，主人说了马上就处理。”女仆答道。
“因为，”送牛工接着说，就像没听到那句回答似的，而且从他的语气判断，与其说是对那个年轻女仆讲的，倒不如说是对房子里的什么人讲的—他往走廊另一头怒目而视的那副神气更是加强了我的这一印象—“因为那笔小钱实在拖得太久，我都觉得已经彻底没戏，再也要不回来了。哼，这样子我可不干，你听见没？”送奶人继续冲屋内大喊，对走廊另一头直瞪眼。
顺带一提，他干的营生竟然是卖牛奶这样口味柔和的商品，实在是咄咄怪事。以他的言谈举止，就算去当屠夫或者卖白兰地，也足够凶悍了。
年轻女仆的声音几不可闻，但从她嘴唇的动作推断，她似乎在嘟囔着重申主人马上就会处理欠款。
“你听我说，”送奶工道，第一次恶狠狠地看着她，托起她的下巴，“你喜欢喝牛奶吗？”
“是的，我喜欢喝牛奶。”她答道。
“很好，”送奶工说，“你明天就喝不上了。听见没？明天你一滴牛奶都喝不上了。”
我觉得，她得知今天还有奶喝，总体上好像松了一口气。送奶工阴沉着脸冲她摇摇头，松开她的下巴，恶意满满地打开牛奶箱，往这家人的罐子里倒入跟平常一样多的牛奶。倒完之后，他便嘟囔着走开，在第二家门前叫卖起来，声音尖厉，似乎在发泄满肚子的怒火。
“特拉德尔斯先生住在这里吗？”我这时问道。
一个来自走廊尽头的神秘声音答道：“没错。”那女仆也答道：“没错。”
“他在家吗？”我说。
那个神秘声音再次做出肯定的答复，女仆再次附和。于是我走进屋子，根据女仆的指点上了楼。经过客厅后门时，我觉得有一道神秘的目光在打量我，很可能就来自那个神秘声音的主人。
我走上楼梯口时—那座房子只有两层—特拉德尔斯就站在那里迎接我。他见到我非常高兴，热情万分地把我迎进他的小房间。房间在临街的一面，家具虽然不多，却极其整洁。看得出，这是他唯一的房间，因为里面放着一张沙发床，鞋刷和鞋油就混在书籍之间—在书架顶层的一部字典后面。桌子上堆满了各种文件，他穿着旧外套辛勤地伏案工作。坐下来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没有东张西望，但其实已将一切尽收眼底，就连那只瓷墨水瓶上的教堂风景画也看见了—这也是我当年跟米考伯一家生活时练就的本领。他做出了各种巧妙安排，将五斗柜掩盖起来，靴子和刮脸镜等物品也收纳得整整齐齐，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表明他还是当年那个特拉德尔斯—他会用书写纸做成象舍模型抓苍蝇，还会在受到虐待时用我多次提及的那些令人难忘的图画来安慰自己。
房间角落里放着一个东西，用一大块白布严严实实地盖着。我看不出那是什么。
“特拉德尔斯，”我坐下，又同他握了握手，说道，“见到你，我很高兴。”
“我见到你也很高兴，科波菲尔。”他回应道，“见到你，我的确很开心。上次咱们在伊利广场相遇，我就喜出望外，相信你也是如此，所以我给了你这个地址，而不是我在事务所的地址。”
“噢！你有事务所呀？”我说。
“哎呀，我有一个房间和一条过道的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一个办事员，”特拉德尔斯答道，“我跟另外三个人合租了一套房间—这样看上去才像正经做事的—办事员也是我们四个人一起雇的。我每礼拜要付他半克朗呢。”
他对我做这番解释的时候，脸上一直挂着微笑。从这微笑中，我觉得又看到了他当年的淳朴性格、随和脾气，还有不幸的命运。
“我通常不会把这儿的地址告诉别人，科波菲尔。”特拉德尔斯说，“你知道，这并不是因为怕丢脸。我是为那些来找我的人着想，他们或许不喜欢到这种地方来。我自己啊，正在这世上奋力拼搏、攻坚克难哩，要是装出别的样子，那就太可笑了。”
“听沃特布鲁克先生说，你正在念法律？”我说。
“嗯，没错，”特拉德尔斯慢慢搓着手，说，“我是在念法律。事实上，我拖了很长时间，才刚开始实习。我做学徒已经有段时间了，不过缴那一百镑学费真的好艰难呀！好艰难呀！”特拉德尔斯说，身子往后一缩，就像一颗牙被拔了下来一样。
“你知道我坐这儿看着你，就不由自主想起什么来了吗，特拉德尔斯？”我问他。
“不知道。”他说。
“我想起你从前穿的那身天蓝色衣裤。”
“天哪，可不是嘛！”他大笑着喊道，“胳膊腿儿都绷得紧紧的，你还记得吧？老天！哎哟！那时候可真快活，是不是？”
“我想，要是我们校长没有虐待我们中的任何人，我们还会过得更快活些。”我答道。
“也许是吧。”特拉德尔斯说，“不过，老天，那时候也发生了不少趣事呀！你还记得咱们晚上在寝室里干的那些事吗？咱们大吃夜宵，你给大家讲故事，记得吗？哈哈哈！你还记得梅尔先生被赶走的时候我哭了，还为此挨了一顿鞭打的事吗？老克里克尔！我也想再见见他呢！”
“他对你太残忍了，特拉德尔斯。”我愤愤不平地说，因为他开心的样子让我觉得仿佛昨天才见过他挨打似的。
“你这样想吗？”特拉德尔斯回应道，“真的？也许他是有些残忍，但那都过去了，过去很久了。老克里克尔啊！”
“你当时由叔父抚养，对吧？”我说。
“当然！”特拉德尔斯说，“我当时一直都想给他写信，却始终没写成。哈哈哈！不错，当时我有个叔叔。我离开学校不久他就死了。”
“这样啊！”
“没错。他是个—你管那叫什么来着—布商—就是卖布料的—后来年龄太大不干了。他曾立我做继承人。但我长大之后，他就不喜欢我了。”
“此话当真？”我说。他说这话时是那样镇定，我不禁疑心他话中有话。
“噢，天哪，当然是真的，科波菲尔！”特拉德尔斯答道，“很不幸，他一点儿都不喜欢我。他说我根本不像他期待的样子，所以就跟女管家结了婚。”
“那你是怎么做的呢？”我问。
“我没做什么。”特拉德尔斯说，“我跟他们住在一起，等着被打发到外面去。后来他的痛风不幸蔓延到了肚子里—他就这样死了，女管家改嫁了一个年轻人，我也就没人供养了。”
“说到底，你什么也没捞到吗，特拉德尔斯？”
“噢，天哪，当然有啦！”特拉德尔斯说，“我得到了五十镑。我长这么大，从没学过什么营生，一开始真是手足无措。不过，一个律师的儿子帮了我的忙—他在塞勒姆学校上过学，叫约勒，鼻子朝一边歪。你记得他吗？”
“不记得。我在的时候没这么个人。我在那儿的时候，所有人的鼻子都是笔直的。”
“别管这个了。”特拉德尔斯说，“在他的帮助下，我干起了抄写法律文件的工作，但收入不怎么样。然后我就给他们撰写案情陈述或者摘要之类的。我是那种肯吃苦耐劳的人，科波菲尔，我学会了如何简洁有效地做这些工作。嘿！于是我产生了学习法律的念头，然后就把五十镑剩下的钱也都花光啦。不过，约勒把我推荐给另外一两家事务所—沃特布鲁克先生的事务所就是其中之一—我找到了许多活儿干。我还有幸结识了一位出版界人士，他正在编纂一部百科全书，分了些活儿给我。事实上，”他瞅了一眼桌子，“我这会儿就在给他干活儿呢。我算是个不错的编纂者，科波菲尔。”特拉德尔斯说这番话的时候，语气一如既往地洋溢着快乐和自信，“不过，我这个人没有创意，一丁点儿都没有。我想，再也找不到比我更缺乏独创性的年轻人了。”
特拉德尔斯似乎期待我理所当然地赞同他的话，于是我点了点头。他像先前一样兴致勃勃、不紧不慢地—我找不到更恰当的字眼来形容了—继续说下去。
“就这样，我省吃俭用，一点儿一点儿地攒钱，终于凑够了一百镑学费。”特拉德尔斯说，“谢天谢地，总算付清了—虽然—虽然那肯定是，”特拉德尔斯又像被拔了一颗牙似的缩了一下，“非常艰难！我现在仍靠我刚才提到的工作维生，希望有朝一日能跟一家报社建立关系，那差不多就能发大财了。哎，科波菲尔，你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面孔还是那样讨人喜欢。见到你，我简直太高兴了，什么事都不会瞒你。所以，我必须告诉你，我订婚了。”
订婚了！噢，朵拉！
“她是一个助理牧师的女儿，”特拉德尔斯说，“十姐妹中的一个，住在德文郡。没错！”他发现我不自觉地瞥了眼墨水瓶上的教堂风景画，便说道，“就是那个教堂！你从这里向左拐，走出大门，”他的手指在墨水瓶上比画，“在我握笔的这个位置，就是她家的宅子—你看出来了吧，正对着教堂。”
他详细描述这些细节时的喜悦之情，我到后来才完全领会。因为在他说话的同时，我一心只想着自己，正在脑子里描绘斯彭洛先生的宅邸和花园的平面图哩。
“她是一个可爱的姑娘！”特拉德尔斯说，“比我年长一点儿，但十分可爱！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要离开伦敦一阵子吗？我就是到那儿去了。我是走着去、走着回的。我在那里快活极了！我敢说，我们从订婚到结婚，中间可能会等很久，但我们的誓言是：耐心等待，永抱希望！我们总是这样说：耐心等待，永抱希望。我们总是这样说。她愿意等我，科波菲尔，哪怕等到六十岁，等到你说得出的任何年纪！”
特拉德尔斯从椅子上站起来，露出得意扬扬的微笑，把手放在我刚才看见的那块白布上。
“不过，”他说，“我们并非没有为过日子做准备。不，不，我们已经开始准备了。我们必须一点儿一点儿慢慢来，但我们已经开始了。瞧，”他小心翼翼又不无骄傲地把白布揭开，“这是最先置办的两件家具。这个花盆和花架是她亲自买的。可以把它们放在客厅的窗台上，”说着，特拉德尔斯向后退了一步，以便能更好地欣赏，“里面种上一株植物，那—那多好看啊！这张大理石桌面的小圆桌—周长二英尺十英寸—是我买的。可以放本书什么的，你知道，或许有人来家里拜访我或者我太太，茶杯就可以放上面，那—那多好看啊！”特拉德尔斯说，“这是一件令人赞叹的工艺品—坚若磐石！”
我对这两件家具都大加赞赏，特拉德尔斯像刚才揭开时那样，小心翼翼地将白布盖回去。
“要说家居陈设，这点儿还远远不够。”特拉德尔斯说，“不过总算有了一点儿。桌布呀，枕头套呀，这一类东西最让我泄气，科波菲尔。铁器—蜡烛箱、烤架之类的必需品—也是一样，因为这些东西很有用，价格却一直在涨。不过，‘耐心等待，永抱希望！’我向你保证，她是世上最可爱的姑娘！”
“我完全相信。”我说。
“好啦，”特拉德尔斯坐回自己的椅子，说道，“关于我的生活状况，我再絮叨一句就结束：我竭尽全力过得更好。我挣得不多，但花得也不多。总而言之，我同楼下那一家人搭伙吃住，他们都非常好相处。米考伯夫妇生活阅历十分丰富，是求之不得的伙伴。”
“亲爱的特拉德尔斯！”我连忙大叫起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特拉德尔斯看着我，好像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米考伯夫妇！”我重复道，“哎呀，我跟他们熟得很哟！”
恰在此时，门上敲了两下。凭原来在温莎台的经验，我一下就听出敲门的不是别人，正是米考伯先生，对楼下那家人是不是我老朋友的疑虑顿时一扫而空。我恳求特拉德尔斯请他的房东上楼，特拉德尔斯便来到楼梯口，从楼梯扶手上叫了两声房东。于是，没有一点儿改变的米考伯先生—他的紧身裤、手杖、衬衫领子、单片眼镜，都同过去一模一样—体面优雅、朝气蓬勃地走进了房间。
“请原谅，特拉德尔斯先生，”米考伯先生哼着一支柔和的小曲儿，忽然打住，用往日那种饱满洪亮的声调说，“我不知道你府上还有一位生客光临。”
米考伯先生向我微微鞠了一躬，把衬衫领子拉了起来。
“你好吗，米考伯先生？”我说。
“先生，”米考伯先生说，“你真是太客气了。我还是老样子。”
“米考伯太太呢？”我继续问。
“先生，”米考伯先生说，“感谢上帝，她也依然如故。”
“孩子们呢，米考伯先生？”
“先生，”米考伯先生说，“我可以很高兴地告诉你，他们也同样健康安乐。”
在此期间，虽然与我面对面站着，米考伯先生却一点儿也没认出我。但这时候，见我微微一笑，他便更仔细地打量起我的相貌，然后倒退一步，大喊道：“这是真的吗？难道我有幸再次见到科波菲尔吗？”说着，他热情洋溢地抓住我的双手摇晃起来。
“老天哪，特拉德尔斯先生！”米考伯先生说，“没想到，你竟然认识我年轻时的朋友、我昔日的伙伴！老天哪！”他来到楼梯口，从楼梯扶手上呼唤米考伯太太。特拉德尔斯听米考伯先生这样描述我，惊奇不已（这也难怪）。“特拉德尔斯先生的房间里有一位绅士，他希望能向你引见，亲爱的！”
米考伯先生立刻回到屋内，再次同我握手。
“咱们的好朋友，那位博士，他可好啊，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说道，“坎特伯雷的诸位都好吗？”
“大家都挺好的。”我说。
“听到这话，我高兴极了。”米考伯先生说，“咱们上次是在坎特伯雷见面的。说得形象点儿，是在那座因乔叟[2]而名垂千古的圣殿的阴影里，是在那个自古以来天涯海角的朝圣者奔赴的圣地—简言之，”米考伯先生说，“咱们就是在那座大教堂附近见面的。”
我回答说没错。米考伯先生竭力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但我觉得，他脸上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关切的神色，表明他对楼下的声音有所察觉，因为米考伯太太正在那儿洗手，还急匆匆地开关抽屉，那些抽屉却不怎么听使唤。
“你看得出来，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说，一只眼睛瞟着特拉德尔斯，“我们目前的栖身之所可以说是很狭小，毫不显眼。但你知道，我一生中战胜过无数困难，克服过无数障碍。有时候，我必须停下步子，等待时来运转；有时候，我又必须后退几步，再向前飞跃—想必不会有人指责我将其称为‘飞跃’吧—你是熟悉这一事实的，科波菲尔。目前我处在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你看得出，我正在后退，准备向前飞跃。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奋力一跃。”
就在我表示对米考伯先生的现状深感欣慰时，米考伯太太进来了，她比以前更邋遢了；或者说，由于我还不习惯她现在的模样，所以觉得她更邋遢了。不过，为了见客，她还是做过一番打扮，手上还戴了一副褐色手套。
“亲爱的，”米考伯先生说，把她拉到我面前，“这里有一位名叫科波菲尔的绅士，希望跟你叙叙旧。”
事实证明，他若不是这么开门见山，而是慢慢宣布这条消息就好了。因为米考伯太太身体虚弱，一听这话，竟然激动得晕厥过去。米考伯先生不得不惊慌失措地跑到后院雨水桶边舀起一盆水来，给她擦拭额头。幸好她一会儿就醒了，一见到我，就特别开心。我们大家一起畅谈了半小时，我问她那对双胞胎的情况，她说他们都“长大成人了”；我又问起米考伯少爷和米考伯小姐，她则把他们描述为“长成巨人了”，不过并没有带他们出来见我。
米考伯先生非常希望我留下来吃晚饭。我本来是不会拒绝的，但我觉得，我从米考伯太太的眼神里看出她很为难，因为家中的冷肉显然已经所剩不多。所以，我推说还有约会，谢绝了米考伯先生的好意。米考伯太太闻言立即如释重负。见此情形，不管他们如何劝我放弃另一个约会，我都坚决不同意。
但是，我告诉特拉德尔斯和米考伯夫妇，在我告别之前，他们应该定一个日子，去我那里吃顿饭。由于特拉德尔斯工作缠身，这个日子必须定得稍远一些。后来定了一个大家都觉得合适的日子，我便告辞了。
米考伯先生借口带我走一条近路，陪我来到街角。他向我解释说，他很想私下跟老朋友说几句心里话。
“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说，“我几乎不必对你说，在目前情况下，有你的朋友特拉德尔斯这样一个思想熠熠生辉的人—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熠熠生辉—我感到难以言喻的安慰。隔壁住的是一个洗衣妇，她的客厅窗户里摆着杏仁糖果出卖；街对面住着弓街[3]的一个警探；由此你可以想象，有特拉德尔斯和我们住在一起，给了我本人和米考伯太太多少安慰。亲爱的科波菲尔，我目前从事代销谷物的工作，赚点儿佣金，这并不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业—换句话说，就是无钱可赚—结果弄得我暂时经济拮据。不过，我很高兴地补充一句，我马上就要时来运转了—我还不便说明是哪一方面—我相信，到那一天，我自己，还有你的朋友特拉德尔斯，都可以永远生活无忧。我是发自肺腑地关心你的朋友呀。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你或许不会感到惊讶。根据米考伯太太的身体状况来看，我们再增加一个爱情结晶并非全无可能—简言之，就是要再添一个婴儿。米考伯太太的娘家人居然好心地对此表示了不满。我只能说，我不明白这与他们有什么相干。对他们表达的这种态度，我只能嗤之以鼻！”
然后，米考伯先生又和我握了握手，走了。
[1] “九柱戏”（skittles）和“特拉德尔斯”（Traddles）的英文发音近似。
[2] 杰弗里·乔叟（约1343—1400），英国中世纪作家，代表作为《坎特伯雷故事集》。
[3] 伦敦的一条街道，是审理轻微罪行或违警案件的警务法庭所在地，而弓街警探是专门服务于警务法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