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阿格尼丝离开伦敦那天，我才再次见到乌利亚·希普。我去驿车售票处向阿格尼丝道别，为她送行。乌利亚也在那里，准备搭乘同一辆车返回坎特伯雷。他穿着那件短小、高肩的深紫红色厚大衣，带着一把像小帐篷似的大伞，高坐在车顶后部靠边的座位上；阿格尼丝当然坐在车厢里。看见这一幕，我感到一种小小的满足。不过，我在阿格尼丝眼前拼命装出跟他友好的样子，这番努力或许应该得到那么一点儿补偿。我在驿车窗口同阿格尼丝说话时，他就同那天晚宴上一样，在我们附近一刻不停地盘旋，仿佛一只巨大的秃鹰，贪婪地吞食着我们说出口的每一个字。
他在壁炉边的坦白令我惴惴不安，我反复思索着阿格尼丝说过的关于他跟威克菲尔德先生合伙的话：“我做我觉得是正确的事。我觉得，为了让爸爸安宁，就必须做出牺牲，所以我就恳求他接受乌利亚的提议。”为了父亲，无论要做何种牺牲，她都会委屈自己接受，强撑自己活下去—从那以后，这一不祥的预感便压在我心头。我知道她是多么爱她父亲，也知道她天性是多么孝顺。我听她亲口承认，她认为是自己不知不觉导致父亲犯了错，欠父亲的实在太多，所以十分渴望做出补偿。看到她跟那个身穿深紫红色厚大衣的可憎赤发鬼判若云泥，我没有感到一丝慰藉，因为我感到，正是在这样的不同中，在她那纯洁灵魂的自我牺牲和他那肮脏灵魂的下流无耻之间，潜藏着莫大的危险。毫无疑问，他对这一切一清二楚，而且凭他的狡猾奸诈，早已深思熟虑过了。
不过，我确信，这样的牺牲，虽然还很遥远，但必定会毁掉阿格尼丝的幸福；我也确信，从她的态度判断，她对这种前景还浑然不觉，这种前景的阴影也还没有投在她身上。如果我提醒她防备这即将降临的灾祸，就会立刻伤害她。所以，我们分别的时候，我未做任何解释，她从车窗里对我微笑着挥手告别；纠缠她的那个恶魔在车顶扭来扭去，仿佛已经将她攥在手心，大胜而归。
同他们分别时的情形，令我久久难以忘怀。我收到阿格尼丝的来信，得知她已平安抵家时，心里却像送别她时一样悲哀。每当我陷入沉思，这个问题就会立刻浮现出来，我所有的不安也会随之倍增。我几乎没有一个晚上不梦到它，它成了我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我自己的脑袋一样。
斯蒂尔福思来信说他去牛津了，因此我不在律师公会上班时，就是孤身一人，有充足的闲暇来咀嚼我的焦虑。我相信，到这时候，我对斯蒂尔福思产生了隐隐的不信任。虽然我写给他的回信依然热情洋溢，但总的来说，我为他当时不能到伦敦来而感到高兴。我怀疑，实际情况是，阿格尼丝的话对我产生了影响，而见不到斯蒂尔福思的面，我也就受不到他的干扰。我惦念、关心的人主要是阿格尼丝，于是她的影响压倒了斯蒂尔福思。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一周周悄然逝去。我成了斯彭洛与乔金斯事务所的正式学徒。我从姨婆那里每年拿九十镑（房租和其他杂费不包括在内）。我的这套房间租期定为一年。尽管我依然觉得一个人住在那里太无聊，夜晚也很漫长，但我可以在低落的情绪中安定下来，泡在咖啡里打发时光。如今回想起来，在我人生的那个阶段，我喝下的咖啡似乎得用加仑计量。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我有了三个发现：其一，克拉普太太是一种名为“筋乱”[1]的怪病的受害者，一发病，鼻子往往就会发炎，需要用薄荷来治疗；其二，我的食物储藏室里的温度有点怪，导致白兰地酒瓶都裂了；其三，我在世上形单影只，我常用一两行英文诗将这一处境记录下来。
正式成为学徒那天，我没举行任何庆祝活动，只是给事务所的办事员买了点儿三明治和雪利酒，还在晚上独自去剧院看了一场戏。那出戏名叫《陌生人》[2]，像伦敦民事律师公会一样古老而陈腐，看得我悲伤不已，回家一照镜子，差点儿都认不出自己了。那天办理完所有手续，斯彭洛先生说，他本来打算请我去他位于诺伍德的宅邸做客，庆祝我们建立师徒关系，但因为女儿即将从巴黎学成归来，家里还有点儿混乱，这次只好作罢。但他表示，等她回家后，他希望有幸招待我。我知道他是个鳏夫，只有一个女儿，于是表示了谢意。
斯彭洛先生说到做到。过了一两个礼拜，他又提起邀我做客一事，还说如果我肯赏光，下礼拜六到他家去，并待到礼拜一再走，他会喜出望外的。我当然说我求之不得。他决定用自己的四轮敞篷马车把我接去，再送我回来。
那一天到来时，连我的毯制提包都成了拿薪水的办事员仰慕的对象。在他们心目中，诺伍德的那座宅邸是一处神秘的圣地。一个办事员告诉我，他听说，斯彭洛先生吃饭用的都是金银餐具和知名瓷器；另一个则说，斯彭洛先生家的香槟都可以随时从桶里汲取，就跟平常喝普通啤酒一样。那位戴假发的老办事员，名叫提菲先生，任职期间曾因公去过那宅子好几次，每次都深入内宅早餐室。他将那个房间描绘得富丽堂皇，还说在那里喝过东印度棕色雪利酒，品质上乘，令人不禁闭目陶醉。
那天，我们在主教法庭上审理了一桩延期诉讼的案件—把一个在教区会议上反对缴纳修路税的面包师逐出教会—据我估算，本案的证据之多，足有《鲁滨孙漂流记》的两倍，所以审理完毕时已经很晚了。不过，我们还是判决将他逐出教会六个礼拜，还罚了他一大笔钱；然后，面包师的代诉人、法官、双方的律师（他们的关系都很密切）一同出城，斯彭洛先生和我乘四轮敞篷马车离开了。
那辆马车气派非凡；那两匹马扬颈奋蹄，仿佛知道自己属于伦敦民事律师公会一般。在律师公会里，样样都讲排场，个个都争高下，于是催生出一些十分精致的马车。不过，我一直认为，将来也会认为，当时那里最大的竞争是比赛衣服浆洗得有多硬。我觉得，那些代诉人穿的衣服，已经僵硬到人类难以忍受的程度。
我们一路上十分开心，斯彭洛先生就我的职业给予了若干指点。他说，代诉人是世界上最优雅的职业，万万不可与事务律师混为一谈，因为代诉人与后者截然不同，圈子更小，门槛更高，规则更灵活，赚得也更多。我们在律师公会中办起事来，比在别的地方轻松得多，他说，而这就让我们与众不同，成了特权阶级。他说，我们主要受雇于事务律师，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是无法掩盖的。但他又让我明白，事务律师是人类中的劣等种族，凡是有志气的代诉人都瞧不起他们。
我问斯彭洛先生他认为哪种业务最好。他回答说，涉案遗产不多不少就三四万镑，这种遗产纠纷案或许是再好不过的了。他说，这种案子，不仅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有辩论，而且在质询和反质询中，还有堆积如山的证据要收集整理（更别提还要上诉到代表法庭和上议院了），这些都能让你捞到可观的外快。另外，因为诉讼费用最终必定来自遗产，双方都铆足了劲儿，要拼个你死我活，完全不考虑费用。然后，他就开始全面颂扬律师公会。他说，律师公会特别值得推崇的，是它的简练精干。它是世界上组织得最灵活高效的地方，是舒适得体的完美体现。它规模虽小，却又无所不包。比方说，你把一起离婚案或赔偿案提交主教法庭，很好，你就在主教法庭审理它。你就在亲如一家的人当中玩一场小小的圆桌纸牌游戏，你不慌不忙地把牌打完。要是你不满意主教法庭，那接下来怎么办？哎呀，你就把案子提交到拱门法庭。拱门法庭是怎么回事？还是那个法庭，还是那个房间，还是那个被告，还是那群律师，只是换了个法官，因为主教法庭的法官在任何开庭日都能以辩护律师的身份出庭。嗯，然后你又把纸牌游戏玩一遍。如果你仍然不满意，很好，那接下来怎么办？你把案子提交到代表法庭。代表是谁？哎呀，教会代表就是那群无所事事的辩护律师，前面两个法庭玩纸牌游戏的时候，他们在一旁观看，见证了怎么洗牌、切牌、玩牌，还跟所有玩家都谈论过。现在，他们又以法官的身份重新登场，要把案子审得人人满意！斯彭洛先生郑重地总结说，心怀不满的人会说律师公会如何腐败、如何故步自封、如何需要改革，但一蒲式耳小麦价格最高的时候，就是律师公会最忙的时候[3]，一个人可以摸着胸口向世界宣布：“谁要是碰了律师公会，国家就会垮台！”
我从头到尾聚精会神地听完他的话，我得说，虽然我怀疑国家是否真像斯彭洛先生说的那样仰仗律师公会，但我只能毕恭毕敬地遵从他的判断。至于一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我谦卑地认识到自己力有不逮，只好搁置不提。时至今日，我都从未搞懂一蒲式耳小麦价格的问题。在我一生中，它会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重新冒出来，把我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我现在仍不知道，在数不胜数的场合中，它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它有什么权利来压倒我。不过，无论何时，只要见到我的老朋友一蒲式耳小麦被强行拽进话题（我发现它总是这样），我便会直接败下阵来。
这都是题外话。我可不是敢去碰律师公会，把国家弄垮台的人。我用沉默谦卑地表示，我完全赞同学问在我之上的长者所说的话。我们又谈到《陌生人》，谈到戏剧，谈到那两匹马，不知不觉中来到了斯彭洛先生家的大门口。
斯彭洛先生的宅邸有一个可爱的花园，当时虽不是一年中赏花的最佳季节，但那个花园还是打理得十分漂亮，令我十分着迷。那里有一片迷人的草坪，有一丛丛树木，有在暮色中依稀可辨的观景小径，上面架着拱形棚架，在草木生长的季节，那里肯定爬满了灌木和花朵。“这儿就是斯彭洛小姐独自散步的地方。”我心想，“天哪！”
我们走进宅邸，里面张灯结彩，喜气洋洋，门厅里放着形形色色的礼帽、便帽、大衣、方格呢披肩、手套、马鞭和手杖。“朵拉小姐在哪里？”斯彭洛先生问仆人。“朵拉！”我心想，“多美的名字啊！”
我们转进身边的一个房间（我想，那就是那个因东印度棕色雪利酒而闻名的早餐室），我听见一个声音说：“科波菲尔先生，这是我的女儿朵拉，这是我女儿朵拉的密友！”那个声音无疑是斯彭洛先生的，可我听不出来，也不在意是谁在说话。刹那间，一切已成定局。宿命降临在我身上。我成了一个俘虏，成了一个奴隶。我疯狂地爱上了朵拉·斯彭洛！
在我看来，她绝非凡人。她是仙女，是精灵—我说不清她到底是什么—从未有人见过，却人人梦寐以求。我瞬间坠入爱情的深渊。在深渊边缘，我没有迟疑，没有向下看，没有回头望，一个字都没顾得上跟她说，就一头栽了进去。
我鞠了一躬，口中嘟囔了一句之后，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我以前见过科波菲尔先生。”
说话的人不是朵拉，不是，而是朵拉的密友—默德斯通小姐！
在我看来，她绝非凡人。她是仙女，是精灵—我说不清她到底是什么—从未有人见过，却人人梦寐以求。（第386页）
我觉得自己当时并没有大惊失色。最合理的判断是，我已经没有余力来吃惊了。在这尘世上，除了朵拉，就再没什么令人惊讶的东西值得一提了。我说：“你好吗，默德斯通小姐？我希望你一切都好。”她答道：“我很好。”我说：“默德斯通先生好吗？”她答道：“舍弟身体健壮，谢谢你关心。”
斯彭洛先生见我们相互认识，应该感到很惊奇，于是插了一句。
“科波菲尔，”他说，“我很高兴你和默德斯通小姐早就认识。”
“科波菲尔先生和我是亲戚。”默德斯通小姐板着脸平静地说，“我们曾经打过一点儿交道，那都是他孩提时代的事了。后来时过境迁，我们各奔东西。我刚才几乎没认出他来。”
我回答说，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认得出她来。这话千真万确。
“承蒙默德斯通小姐的好意，”斯彭洛先生对我说，“接受了做小女朵拉密友的职务—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小女朵拉不幸丧母，多亏默德斯通小姐来陪伴她、保护她。”
一个念头忽然从我的脑海闪过：默德斯通小姐，就像藏在口袋里的护身棒，与其说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不如说是用来攻击对手的。但是，我脑子里只有朵拉，其他念头全都稍纵即逝，于是紧接着就往她那边瞧，从她那娇嗔的面孔，我似乎看出，她不大愿意同她的伙伴兼保护人格外亲密。这时铃响了，斯彭洛先生说，这是晚餐的预备铃，跟着就带我去换衣服。
陷入热恋的人，若还有心思换衣服，或者做别的什么事，就未免有点儿太荒唐了。我只能在壁炉边坐下来，咬着毯制提包的钥匙，想着那位妩媚动人、稚气未脱、明眸善睐、楚楚可怜的朵拉。她是多么婀娜多姿，多么千娇百媚，多么娴静优雅、风情万种，令人心**神驰啊！
铃声很快又响了，我本希望在出席这种场合前好好打扮一番，但来不及了，只能匆匆收拾了两下便下楼。已经有客人到了。朵拉正与一位白发老者谈话。尽管他白发苍苍—照他自己所说，他已经是做曾祖父的人了—我仍然疯狂地忌妒他。
我当时是怎样的心情啊！我忌妒每一个人。一想到有谁比我更熟悉斯彭洛先生，我就难以忍受。听他们谈论我没参与的事，我就觉得如坐针毡。一个面容和蔼的秃头客人隔着桌子问我是否是第一次进这座宅第，我真想使出一切野蛮的手段报复他。
我不记得除了朵拉还有什么人在座。我一点儿都不记得晚餐吃了什么，只记得朵拉。在我的印象中，我光是看朵拉就已经看饱了，半打盘子里的菜碰都没碰，就让仆人直接撤下。我坐在她身边。我跟她谈话。她的柔声细语是那样动听，她的咯咯轻笑是那样悦耳，她的举手投足是那样可爱迷人，足以令一个神魂颠倒的年轻人无法自拔，心甘情愿地做她的奴隶。她整个人娇小玲珑，我觉得唯其如此，才更显珍贵。
她和默德斯通小姐一道走出餐厅后（宴会上没有别的女客），我沉入了幻想之中，却又忍不住担心默德斯通小姐在她面前说我的坏话。只有这时，我的幻想才会被无情地打破。那个面容和蔼的秃头客人给我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我觉得应该是跟园艺有关。我好像听他说了几次“我家的园丁”。我表面上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其实脑子里充斥着和朵拉在伊甸园游**的画面。
我们来到客厅，一见默德斯通小姐那阴沉冷漠的神色，我又不禁担心起来，唯恐她在我爱得如痴如醉的人面前诽谤我。但我心中的石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落了地。
“大卫·科波菲尔，”默德斯通小姐说，示意我去窗边，“我跟你说句话。”
我独自面对默德斯通小姐。
“大卫·科波菲尔，”默德斯通小姐道，“我不必多说家里的事，那可不是什么有趣的话题。”
“一点儿也不是，小姐。”我回应道。
“一点儿也不是。”默德斯通小姐同意道，“过去起的纷争，过去受的凌辱，我不想再提。践踏我的那个人—很遗憾，那是个女人，真给我们女人丢脸—我一提起她，就不由得心生鄙夷和厌恶，所以还是不要指名道姓了。”
听默德斯通小姐这样说姨婆，我立刻火冒三丈，但只是回答说，如果默德斯通小姐不愿意提起她，那自然最好。我补充说，倘若听到有人大不敬地提起她，我就不得不斩钉截铁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默德斯通小姐闭起眼睛，轻蔑地低下头，然后慢慢睁开眼睛，继续道：
“大卫·科波菲尔，你小时候，我对你抱有负面的看法，这是事实，我不想否认。也许那种看法是错误的，也许你已经变好了，我不该再那样看你。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相信，我出生于一个以坚定著称的家庭。我不是容易受环境影响的人，也不是善变的人。我可以对你有我的看法。你也可以对我有你的看法。”
这次轮到我低下头。
“不过，”默德斯通小姐说，“这两种看法没必要在这里发生冲突。在目前的情况下，从各方面考虑，最好都不要这样。既然命运让我们重逢，将来或许还会在别的场合不期而遇，那我建议我们在这里就以远亲相待吧。我们的家庭情况让我们只能如此相处，而且我们没有必要彼此评头论足。你赞成我的话吗？”
“默德斯通小姐，”我答道，“我认为，你和默德斯通先生对我非常残酷，对我母亲也十分刻薄。我只要活着，这种看法就不会改变。不过，我倒是同意你的提议。”
默德斯通小姐又闭上眼睛，低下头，然后用她那冷冰冰、硬邦邦的指尖碰了碰我的手背，就走开了，边走边摆弄手腕和脖颈上的小镣铐，它们看上去跟我上次见她时一模一样。考虑到默德斯通小姐的性格，这些刑具让我联想到牢门上的镣铐，所有从外面看到它们的人，都可以料见里面的情形。
那天晚上后来的情况，我只记得，我听见俘获我心的那位女皇弹着一件类似吉他的美丽乐器，用法语唱起动听的歌谣，歌词大意是：“哪怕天翻地覆，也要一直跳舞，嗒啦啦，嗒啦啦！”我只记得我陷入幸福的痴狂之中；只记得我拒绝吃点心；只记得我特别不想喝潘趣酒；只记得默德斯通小姐把她监护起来，即将带走的时候，她冲我莞尔一笑，把纤纤玉手递给我；只记得我在镜子里瞅见自己，完全是一副智障痴呆的模样；只记得我在酒后的伤感中入睡，又在虚弱的迷醉中苏醒。
第二天早晨，天气晴朗，时间尚早，我想去有铁丝拱架的小径上散步，纵情沉溺于对她音容笑貌的回想之中。穿过门厅时，我碰到了她的小狗，名叫吉卜—就是吉卜赛的简称。我爱屋及乌，温柔地朝它走去。它却露出全副牙齿，公然钻到椅子底下冲我乱叫，不愿接受我的爱抚。
花园里凉爽幽静。我一边漫步一边琢磨，若能同这位窈窕佳人订婚，我会多么幸福。至于结婚、财产和诸如此类的问题，我觉得，当时的我跟我爱小埃米莉那会儿几乎一样天真，毫无打算。只要能称呼她“朵拉”，能给她写信、爱她、崇拜她，只要有理由相信，当她与别人在一起时，心里依然想着我—只要能那样，对我来说，就已经达到人类野心的巅峰了。我确信，那也是我理想的巅峰。毫无疑问，我是个多愁善感的小情痴，但我自始至终都怀着一颗纯洁的心，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并不鄙视当时的自己，尽管觉得确实很可笑。
我没走多远，转了个弯，便碰上了她。现在，当我在回忆中转过那个弯时，我从头到脚又感到一阵酥麻，手中的笔不住地颤抖。
“你—出来得—好早啊，斯彭洛小姐。”我说。
“在家里待着太闷了，”她回应道，“默德斯通小姐又太不讲道理！她说什么要等外面散散湿气才能出来。散散湿气！”说到这里，她笑了起来，笑声悦耳极了，“礼拜天早晨我不练琴，总得找点儿事做，所以我昨晚就告诉爸爸，我必须出来走走。再说，早晨就是一整天里最亮堂的时候了，你不觉得吗？”
我斗胆说了一句孟浪的话（自然免不了结巴）：“现在我觉得亮堂多了，但刚才还非常昏暗呢。”
“你这是恭维我，”朵拉说，“还是说天气真的变好啦？”
我比先前口吃得更厉害，回答说我并非有意恭维，只是实话实说。其实，我并未察觉天气有任何变化。我还不好意思地补充说明了一句：“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
她摇摇头，抖落鬈发，盖住娇羞的面庞。我从未见过那样的鬈发—我怎能见过呢？因为别人根本就没有呀！至于鬈发上的草帽和蓝丝带，如果我能把它们挂在白金汉街我的房间里，那将是怎样的无价之宝呀！
“你刚从巴黎回来？”我说。
“是的，”她说，“你去过那里吗？”
“没有。”
“噢！我希望你马上能去一趟！你一定会很喜欢那里的！”
内心深处的痛苦在我脸上显露出痕迹。她竟然希望我离开，竟然认为我可以离开，这简直令我难以忍受。我看不起巴黎，我看不起法国。我说目前情况下，尘世间没有任何理由能让我离开英国。什么都引诱不了我。总而言之，她又抖了抖鬈发，那条小狗沿小径跑过来，给我们解了围。
它对我忌妒得要死，一个劲儿地冲我狂吠。她把它抱起来—噢，我的天哪—抚摩它，但它还是叫个不停。我想要抚摩它，可它不许我碰，于是她打了它。她拍了拍它扁平的鼻头，以示惩戒。它眨眨眼，舔舔她的手，依然像小低音提琴一样，嗓子里呜呜低吼。看到这一幕，我愈发心如刀割。终于，它安静下来—她带酒窝的下巴抵在它头上，它能不安静吗—于是我们一同走开，去看温室。
“你跟默德斯通小姐不太熟，对吗？”朵拉说，“—我的乖乖。”
（最后一句是对狗说的。噢，如果是对我说的该多好！）
“不熟，”我答道，“一点儿都不熟。”
“她是个讨厌鬼。”朵拉噘嘴道，“真搞不懂爸爸是怎么想的，竟挑了这么个烦死人的东西给我做伴。谁要什么保护人呀？我是绝对不要的。吉卜可以保护我，比默德斯通小姐强得多—是不是，亲爱的吉卜？”
她亲它的圆脑袋时，它只是懒洋洋地眨了眨眼。
“爸爸把她叫作我的密友，但我敢说她绝不是那种东西—是不是，吉卜？我们，吉卜和我，不会信任那种爱发脾气的人。我们想信任谁就信任谁，我们要寻找自己的朋友，我们不要别人替我们寻找—是不是，吉卜？”
吉卜舒舒服服地哼了一声作为回答，有点像水沸时茶壶的鸣叫。对我来说，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旧镣铐上加的一堆新镣铐。
“因为我们没有慈爱的妈妈，就得找个像默德斯通小姐这么沉闷、阴郁的老东西，成天跟着我们转，这叫人太难受了—是不是，吉卜？别往心里去，吉卜。我们才不会跟她说知心话呢。不管她在不在身边，我们都要尽情玩乐。我们要捉弄她，而不去讨好她—是不是，吉卜？”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我想我肯定会跪在石子路上，很可能还会把双膝的皮蹭破，接着立刻被人从宅子里赶出去。不过，幸好温室离我们不远，她说完这段话，我们就到了。
温室里摆放着许多漂亮的天竺葵。我们在花前徘徊，朵拉不时停下脚步，一会儿欣赏这朵，一会儿夸耀那朵，我也跟着停下来附和。朵拉还像孩子似的笑着抱起狗，让它嗅花。如果不能说我们三个都如临仙境，那至少我已经飘飘欲仙了。直到今天，一嗅到天竺葵叶子的清香，我都会瞬间变一个人，令自己惊愕不已，不知该对此一笑置之，还是认真思忖。然后，我就会在一排鲜艳花朵的鲜亮绿叶的映衬下，看到一顶草帽和几条蓝色丝带，看到一头浓密的鬈发，看到两条纤细的胳膊抱着一只黑色小狗。
默德斯通小姐一直在找我们，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她把那张令人不快的脸（上面密密麻麻的细纹里填满了发粉）伸过来，让朵拉亲吻。然后她挽起朵拉的胳膊，领我们进屋吃早餐，那队伍仿佛是在给某位士兵送葬。
因为茶是朵拉泡的，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喝了多少杯。但我清楚记得，我坐在那里大口喝茶，直到整个神经系统—如果那时候我还有神经系统的话—全都失灵。不一会儿，我们去教堂做礼拜。在教堂长椅上，默德斯通小姐坐在朵拉和我之间。但我只听到朵拉唱诗，其他会众都消失了。我还听到牧师布道—当然是关于朵拉的—那次礼拜，恐怕我知道的仅此而已。
那一天，我们过得很安静。没有来客人，只散了散步，四个人吃了顿家庭晚餐，晚上翻翻书，看看画。默德斯通小姐面前摆着一本布道书，眼睛却盯着我们，警惕地守护着朵拉。那天晚上，吃过晚餐，斯彭洛先生头上顶着小手帕坐在我对面。啊！他这时绝对想不到，我正在幻想中以女婿的身份热情拥抱他呢！夜里跟他道别的时候，他绝对想不到，在我的幻想中，他刚刚已经答应我和朵拉订婚，我正在祈求上帝降福于他呢！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离开了，因为海事法庭要审理一件海上救助案。审这案子需要对整个航海学有准确的了解，法官恳请两名年长的领港协会[4]主管大发善心，前来协助审理（因为我们律师公会的人不可能对那方面的事了解多少）。不过，在早餐桌上，还是朵拉泡的茶。她抱着吉卜站在台阶上送行，我在四轮敞篷马车里向她脱帽告别，心中悲欣交集。
那天我对海事法庭压根儿没留下什么印象；我听审时，脑子一直在胡思乱想；桌上放着一支象征最高司法权的银桨，我却在桨叶上看见刻着“朵拉”二字；斯彭洛先生没有带我回家时（我曾疯狂地盼望他会再带我回家），我觉得自己就像被遗弃在荒岛的水手，眼看着属于自己的那艘船扬长而去。以上种种，我就不在这里描述了，因为那只会徒劳无功。如果那个沉睡的古老法庭能将自己唤醒，以可见的形式再现我做的关于朵拉的白日梦，就能将我的真实想法暴露无遗。
我并不是说，我只在那一天做了这些梦，而是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季复一季地做着这些梦。我到庭上去，不是为了处理案件，而是为了想朵拉。案子在我面前慢吞吞地审下去，倘若我曾分神思考过案子，那要么是在审婚姻案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想着朵拉），我会琢磨结了婚的人怎么可能是不幸福的呢？要么是在审遗产案的时候，我会寻思，如果案中涉及的遗产归我，我该首先对朵拉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我陷入狂热单恋的头一个礼拜，我买了四件华贵的背心—不是给自己买的，我并不以此为荣，而是给朵拉买的—而且喜欢上街的时候戴淡黄色小山羊皮手套，还弄得自己脚上从此开始长鸡眼了。假如可以拿出我那个时期穿的鞋子，同我天然大小的脚做对比，我当时的心情便昭然若揭，足以令人大为感动。
然而，尽管我为了向朵拉表达敬意，把自己弄成了可怜兮兮的瘸子，我每天还是怀着见她一面的希望走上好多英里。不久之后，在通往诺伍德的大路上，我就同那片区域的邮差一样妇孺皆知。不仅如此，我还走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我徘徊于女人最爱逛的商店街，我像不安分的鬼魂一样在集市上游**。我早就筋疲力尽了，却依然不辞辛劳地在公园里转了又转。有时候要隔很久，我才能偶尔见到她。也许是看见她在车窗中挥动手套；也许是碰上她，跟她和默德斯通小姐走一小段路，同她说两句话。在后一种情况下，事后我总是很难过，因为我觉得自己说的话完全词不达意，觉得她根本不了解我对她一往情深，甚至觉得她并没把我放在心上。可以想象，我一直盼望着再次被邀请到斯彭洛先生家做客，却总是很失望，因为我再也没受到过邀请。
克拉普太太肯定是个目光敏锐的女人—我坠入爱河才几个礼拜，就连对阿格尼丝，我也没有明说，只敢在信里写道，我去过斯彭洛先生家，再加一句“他有一个女儿”—我的单相思还处在初期，就被她发觉了，所以我才说克拉普太太肯定是个目光敏锐的女人。一天晚上，我心情非常低落，她上楼来问我肯不肯帮个忙，给她一点儿混有大黄的小豆蔻酊，外加七滴丁香精，因为那是治她那种病最好的药（她当时又犯了我前面提的毛病）。要是我身边没有这种东西，那给她点白兰地也成，那就算次好的药了。她说，她要白兰地，不是因为它好喝，而是因为那是次好的药。我从没听说过第一种药，而橱柜里总是放着第二种药，我就给了克拉普太太一杯白兰地。她当着我的面喝起来，免得我疑心她把酒用到不该用的地方。
“打起精神来，先生，”克拉普太太说，“看你这样子，我受不了啊，先生。我也是个做母亲的人啊！”
我不怎么明白克拉普太太对我陈述这一事实有什么用，但还是朝她微微一笑，尽力做出亲切的样子。
“我说，先生，”克拉普太太道，“别嫌我多嘴，我晓得这是怎么回事，先生。肯定跟女人有关。”
“克拉普太太？”我红着脸回应道。
“噢，上帝保佑！振作起来，先生！”克拉普太太说，对我点点头，以示鼓励，“永远不要丧气呀，先生！要是她不冲你笑，想冲你笑的女人还有的是。你是一个小伙子，不愁没人对你笑，科波福尔先生。你必须明白自己的价值，先生。”
克拉普太太总叫我科波福尔先生—首先是因为，毫无疑问，这不是我的姓氏；其次，我不由得认为，这个叫法同洗衣日存在模糊的关联[5]。
“你怎么知道这肯定跟女人有关呢，克拉普太太？”我说。
“科波福尔先生，”克拉普太太深情地说，“我也是个做母亲的人啊！”
有那么一会儿，克拉普太太只能用手捂在紫花布长裙的胸口，啜着她的药，抵挡复发的病痛。最后，她又开口说话了。
“你亲爱的姨婆为你租下这套房间的时候，科波福尔先生，”克拉普太太说，“我就说过，我总算找到个可以照顾的人了。我当时说的是：‘谢天谢地，我总算找到个可以照顾的人了！’—你吃得不多，先生，喝得也不多。”
“你就是根据这个推测的吗，克拉普太太？”我说。
“先生，”克拉普太太用近乎严厉的口气说，“除了你，我也为别的小伙子洗过衣服。一个小伙子对自己可以太关心，也可以太随意。他可以把头发梳得太勤，也可以太久不梳头。他可以穿太大的靴子，也可以穿太小的靴子。这都要看那小伙子天生的性格如何。不过，不管他走的是哪个极端，肯定都跟姑娘有关。”
克拉普太太坚定无比地摇摇头，弄得我毫无反驳的余地。
“在你之前住在这儿、后来死了的那位先生，”克拉普太太说，“他也恋爱了—跟一个酒吧女招待—立马就把背心改小了，只是他喝酒太多，肚子已经鼓得很大了。”
“克拉普太太，”我说，“我必须恳请你，不要把我爱上的年轻小姐跟酒吧女招待或那一类人相提并论。”
“科波福尔先生，”克拉普太太回应道，“我也是个做母亲的人，绝不会那样。我要是多管闲事了，先生，请别见怪。只要我不受欢迎，就不会去多管闲事。不过，你是一个小伙子，科波福尔先生，我可要劝你一句：打起精神来，先生，永远不要丧气，要明白自己的价值。如果你要去找点儿乐子，”克拉普太太说，“如果你要玩九柱戏什么的—嗯，那东西可以让你健康—你就可以发现，这游戏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对你有好处。”
说完这些话，克拉普太太装出很珍惜那杯白兰地似的又啜了两口—其实早就喝光了—然后郑重其事地对我行礼致谢，回自己房间了。当她的身影消失在门口的黑暗中时，我不禁觉得，她这番劝诫确实有点儿过分亲昵了。但与此同时，我又乐意接受她的劝诫，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她给“智者”的“一言”[6]，提醒我将来一定要好好保守秘密。
[1] “**”的误读。
[2] 德国剧作家奥古斯特·冯·科泽布（1761—1819）的作品，1806年由爱尔兰剧作家理查德·谢里登（1751—1816）改编为英文版上演。
[3] 1815年至1846年，英国实施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谷物法》，对进口小麦征收高额关税，导致主食价格高涨，下层人民利益受损。1845年，爱尔兰大饥荒暴发，英国必须大量进口粮食，第二年废除了《谷物法》。
[4] 成立于1514年，负责颁发船舶领港员执照，以及英格兰和威尔士海岸浮标、灯塔建设与维修工作。
[5] Copperfiled（科波菲尔）中的copper可以指旧时用来煮洗衣物的大锅，所以Copperful（科波福尔）就是一大锅要煮洗的衣服。
[6] 出自英谚“智者一言已足”（A word to the wise），意思是对明白人不用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