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经部队推荐、学校考试，二哥进入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习，成为当时人们所称的“工农兵学员”，所学专业仍然是俄语。15岁从学校到部队，此时19岁的他又从部队到学校，而且这是他第二次经推荐、考试合格后入学。人生中就是有这样的巧合。
临去上海上学前，部队领导批准二哥休假。这是他入伍后第二次探家。上学后，学校每年放寒暑假，这样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些。但我那时年龄还小，他与三哥之间的交流更多些。
1974年3月于上海外滩
在上海学习是二哥人生的重大转折，这个转折不是指考上大学改变命运，而是指观察思考的角度变化对他产生的影响。
大学与部队有着很大的差异。部队驻地是在北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信息非常闭塞，各方面都有着严格的纪律约束，人的视野受到很大的局限。而大学是开放性环境，有学识渊博的教师、丰富的书籍，有来自不同地方、具有一定社会经验的工农兵学员，各种思想在这里不断碰撞、交融。
上海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人们的思想也相对活跃，物质文化生活领先于全国其他地方。“**”后期，在上海曾出版一种名叫《摘译》的内部期刊，里面刊载的都是苏联及西方国家的一些最新文学翻译作品。在那个封闭的年代，这些作品成为普通群众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这种期刊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每次放假，二哥都会带回一些。像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的失利、日俄海战等历史事件，我都是通过《摘译》了解到的。
进入“**”后期，更多的人开始思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在上海，二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了解社会。
因这些环境因素的改变，二哥的视野变得格外开阔。他开始以自己的头脑去审视事物，思考问题，思维方法与在上学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上海读书这个阶段，对他后期的思想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是他在上海的最大收获。
大学三年是二哥思想成熟的关键时期，也是他人生最佳的一个学习阶段。他本身对俄语就有一定的基础，所以，学习压力不大。除了专业课以外，他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学习阅读上，学校里浩瀚的书籍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知识。他博览群书，除了经典的马列著作外，还广泛阅读了西方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逻辑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的著作。
一个人的成长，无不承载着时代的烙印。那个时期，人们主要接受的是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充满家国情怀，当二哥的思想趋于成熟稳定后，他开始意识到对两个弟弟的责任。从此，不论是放假回家还是在家信中，他都和父母沟通，鼓励三哥和我多读书，不要把大好时光荒废掉。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开始，他的思想逐渐影响了我。
我是在1969年秋季上小学一年级。记得临入学前，父亲带我去学校见老师面试，实际上也就是考查每个儿童的基础智力，当时也就是数数而已。虽然是“**”时期且复课不久，学校、老师普遍受到严重的冲击，但整个社会儒家传统文化的根基还没有被完全摧毁，家长是普遍接受老师严格管教子女的。父亲曾讲过，大哥在上小学时，一天老师来家访，赶上家人正在吃饭，可能是老师认为大哥的态度不好，当着父亲的面，一把就把大哥的筷子给夺了下来，不让大哥吃饭。父亲一面批评大哥，一面向老师道歉，说没有管教好孩子，孩子不懂礼貌，顶撞了老师。这大概就是“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一个例子。
上小学时，学校还有留级制度，期末考试语文、数学两科成绩不及格的，下学期就要蹲班留级。二年级时，班里两位男生就留级了。
三年级时，学校举办了首届速算比赛，我获得年级第三名；下一年度比赛，得到年级第五名。当时的奖品就是一张明信片。除了数学竞赛，学校还举办诗歌朗诵比赛、体育比赛等。
学校抓教育的局面并没有得以延续，1974年年底，在大批师道尊严的社会背景下，老师的地位一落千丈，教学秩序被打乱，老师无心教，学生无心学，政治学习、大批判取代了一切。
身在上海的二哥，感受到形势的变化，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不仅在假期回家时和父母交流，督促两个弟弟的学习不要受外界的干扰，在1975年11月7日写给三哥的一封家信中，更是告诫我们，不要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信的前部分是这样写的：
友子：
你好！你上次来信我已经收到了。看到你对我走后你的心情的描写，我的心里也颇有同感。自从我1969年参军后一走就是六年多，可我们之间只见了四次面，有许多心里话也没有来得及说。我们一年见一次面，见面时是那么亲切，而离开后又是那么想念，这次回上海后我好几次做梦梦见我们又一道去颐和园、十三陵、天坛玩，可见我们兄弟之间感情是十分深的。小时候你跟着我干了不少事情，经历过困难时期，也受了不少苦。本来二哥我参加工作后应该在政治上、生活上多多关心你，回家后应该让你享享二哥的福，可是由于许多客观上的原因，这些都没有实现或只实现了一部分。我每想到这心里就很惭愧，这是二哥的心情，并不是让你讲究吃穿。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你一定看过了，对于我在信中谈的不知你有什么看法。过去我在政治上对你帮助和辅导是很不够的，这次我回家通过对你的观察，感觉到这几年你在思想上、工作能力上和文学水平上都有了不小的进步，这是使我高兴的，但是也还有一些问题，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嘛！有一些我在暑假里已经对你说过，那时你大概还以为二哥开玩笑，实际上是真给你指出了问题。回上海后通过学习，我又思考了一下我们如何在思想上互相帮助，使我们都成为对革命有用的人才，成为有志气、知识广、有能力、有头脑的人，而不要做一个碌碌无为的人，白白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这封信是二哥这年暑假回到上海后写给三哥的，信中对兄弟思念之情的描述，以及“享享二哥的福”这样的话语显得格外真切质朴。1975年时，二哥21岁，三哥17岁，我13岁。
此时的二哥，关心帮助我们已不再是“享享二哥的福”，而是引导我们要如何做人，他在信中就如何培养自己、锻炼自己，具体谈了以下几点：
一、要从小就树立崇高的志愿，远大的抱负。没有抱负的人是盲目的人，是没有头脑的人。
二、关于学习。我们正是年轻的时候，精力充沛，为了今后的进步，必须善于学习，学的东西要多一些、深一些、细一些。学习就是提高自己，长知识、长才干。学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学习理论，即向书本学习；第二，向实践学习。不论是数学、物理、化学、文学还是其他科目都要认真学习，要学扎实，不要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有文化到哪里都用得着。关于向实践学习的问题，就是说要学习一些社会经验，懂得人情世故，会待人接物，会观察问题、处理问题。
三、要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所谓思想方法，就是看别人、看自己、看事情、看矛盾的方法。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就要掌握唯物辩证法，看自己要本着唯物主义，实事求是；自己有什么缺点，有哪些地方比不上别人一定要承认，哪怕是当着别人嘴上不承认，心里也要承认，心里要有“自知之明”。一个人要是骗自己，明明不行非说行，那就完了。一个人要是把别人的长处都学到了，他的本领就大了。
四、要养成独特的性格、好的习惯和言行风度。一个人要养成一种好的性格不容易，要磨炼。作为一个有志气的人必须具备这样几种性格：一是坚强，不畏强暴不畏困难，难办的事不要躲避，办一次动一次脑筋不就是提高一次吗？二是沉着冷静，能控制自己。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头脑要冷静；事情越是急，就越是让人生气，让人伤心；越是让人兴奋激动，就越要沉着。三要灵活，不要认死理。要学会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光靠原则性在许多情况下是行不通的。
再谈习惯。一是善于提问题，二是善于分析，三是要心细，四是善于总结。提了问题思想上就有了准备，做起来就主动。善于分析就是说对什么人、什么事要多分析。细心就是待人接物办事情要细心，要细心听别人讲话，细心看别人做事，细心了解情况。细心才能看出问题，才能学到别人的长处，才能防止意外，才能不受骗。总结就更重要了，每办一件事，每处理完一个矛盾都要总结，事情办好了，为什么能办好？要总结出一二三来，事情没办好，为什么没办好？要找出教训来，时间长了，就发现了规律，以后办事就方便了。
再谈风度。一个人的举止，谈笑语调，面部表情，谈话用语都反映了一个人的风度。不要小看风度，这也不是资产阶级情调，无产阶级也要风度。我们的风度应该是稳重、文雅、礼貌、热情、大方，而不是傻里傻气，粗鲁不懂礼貌。
在信的结尾，二哥写道：
希望你以同样的态度去启发帮助顺子，咱们兄弟几个共同进步。在家中诸事要多担些担子，也要注意身体。
这封信长达10页，一气呵成。由于担心邮件超重，二哥把信纸的两边都裁掉了。信中以他对生活的认知及体验，启发我们要做一个有头脑、有理想、有志气、有本领的青年，要认真学习，从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要注意品德修养。他所讲的这些，用当下的语言表达，就是培养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的观点与突出政治的潮流是不相容的。二哥在信中还谈到了风度的问题，在那个年代，提倡要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像穿高跟鞋等都属于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要受到批评。
参军头几年，二哥自己还是个孩子，在组织、同志们的关心帮助下逐渐成长。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经过在上海的学习，二哥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不但树立了自己的理想、奋斗目标，也意识到他在两个弟弟成长道路上的责任。从此，他担当起我和三哥人生路上的引领者，一生都给予我关爱呵护。
在这封信里，二哥特别嘱咐三哥，要把这封信给我看，也希望三哥用同样的态度去启发帮助我。受父母的教育，我们兄弟四人在入学前都已识字，从小喜爱看书，作文都写得不错，理解能力强，因此二哥在信中讲的道理我完全明白。之前，他留给我的印象只是非常聪明、帅气，不论是从部队回家探亲还是在上海放假回家，他和父母交谈时我都是旁边的听客；去公园游玩，也是带着三哥去，很少带过我。尽管他给我买了电动机、回力鞋，还从上海给我带回一件非常漂亮的领口和袖口镶着白边的天蓝色短袖套头衫（现在叫体恤衫），但单独和我交流的机会很少。这封信如同醍醐灌顶，让我在那个思想混沌的年代，突然间明白了许多道理，知道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二哥是我的启蒙老师，是我学习的榜样，从那时起，我就决心向他学习，做有抱负的人。
三哥把这封信交给我后，我时不时就拿出来看看，这封信也因此得以保存。这是家中保留下的二哥写的最早的一封家信，也是家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二哥在上海三年间写的一封家信。
二哥在部队的日记写到了1971年4月，此后就没有看到他留下的文字。这封信所展现出的思想内涵与那些日记相比，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四年间，他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上海三年时间，除了这封家信外，二哥留下来的文字很少。在他1978年再次开始写日记的那个日记本的最前面，有他整理后誊写的几篇写于上海时的心得体会。这些文字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思想转变的轨迹，现摘录几篇。
我以为人常想想过去是有好处的，但回忆过去并不是使自己沉溺于对过去的悲观、后悔或兴奋的情绪中而丧失战斗意志和应有的热情，变得消极低沉，而是通过回忆过去来总结过去，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借鉴，这才是可取的态度。从这一点来说，总结过去会给自己今后的前进带来动力。
解剖自己是很有益的，要善于用自己历史上的主要时期和主要问题来做例子分析，从中悟出一些经验来：为何成功与受挫，客观主观的原因何在（外语附校时期、入伍初期的教训）？主要问题、主要弱点是什么？
1974年4月
这段体会虽然文字不多，却是二哥总结经验方法的一个提炼。入伍初期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他把自己的问题，包括头脑中的想法拿出来解剖，此时他更加认识到解剖自己的重要性：只有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一个人才能进步更快，才能不断提高自身修养。
在上海期间，二哥深刻反思了自己在部队初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骄傲、突出表现自己、工作方法简单、处事不冷静、不分场合对象开玩笑，等等。对此，他都进行了冷静的自我剖析，查找了内在的思想根源。经过这样一个洗礼，他完成了一次蜕变。
人的一生是一个自始至终充满着矛盾和矛盾斗争的过程，人的成长与进步正是矛盾的斗争、新旧矛盾斗争的结果，就是说，如果没有矛盾，也就没有人生。
虽然人的一生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是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里同时出现的（当然，不是说几个矛盾不可以同时存在，而是指人生中矛盾的总和），而是以时间、空间和物质为条件，依照矛盾“新陈代谢”的发展规律，不断地表现出来的。任何矛盾是脱离不开它所依靠的时间、空间和物质条件的，当然，根据矛盾所依靠的不同条件和矛盾斗争的不同方式（或解决矛盾的不同方法），以及同时依靠一个条件而存在的矛盾间的联系，各种矛盾的存在时间，它所起的作用（主要或次要作用），和几个矛盾可能同时存在的情况是不同的。
从人的一生来看，刚出生时是不能自理的矛盾；上学后是学习好与坏的矛盾；然后是能否入团、入党的矛盾，参加工作及成家立业的矛盾，工作好与坏的矛盾；然后又是生儿育女的矛盾，直到最后老弱的矛盾。而死亡的主要矛盾在一个人身上取得了最后主导作用时，人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一切矛盾也就没有了。当然，这只是大致上的几个主要的矛盾过程。其实人在一生中遇到的思想方面、衣食住行方面的矛盾多极了，这些矛盾都是依不同的条件，按照新陈代谢的规律不断地表现出来。新陈代谢的过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时间的推移和地点的变换导致的，一种是人为地解决的。总之，一个矛盾被克服了，马上就会出现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被解决了，马上就会出现新的矛盾；同时原来是次要的矛盾可能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主动代替原来的主要矛盾而成为新的主要矛盾，或者是新的矛盾主动代替旧的矛盾。一句话，矛盾的新陈代谢，在人生中是不会有一刻停止的。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旧矛盾的结束或消亡，正是新矛盾的开始，不过，不是所有的矛盾都会对一个人产生重大影响罢了。
人生矛盾的过程只不过是个例子，它可以说明任何事物的矛盾运动过程。
我们要克服如下两种观点：一、对人生矛盾的认识不足，以为人生是个“简单”的过程。他们开始总是“乐天派”，而在复杂的矛盾面前束手无策，难以应付，十分被动，后来或者成熟，或者向“右”转，自卑下去。二、刚刚遇到一两个复杂矛盾，就对人生产生了悲观的看法，自卑起来，他们看不到矛盾和矛盾斗争正是人生进步的动力，因而没有斗争的勇气。
一个人在人生矛盾的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在矛盾面前屈服认输——死掉；要么与矛盾进行斗争——活下去（不怕失败）。因此，可以说，人生的哲学也是斗争的哲学，只有斗争才能前进，不是吗？每经历一次矛盾斗争或每解决一个矛盾，就增长一些知识和经验，就进一步；失败也不要紧，可以找找教训，这也是进步。只有正确的人生观才会产生这样的勇气，当然，斗争的胜败与斗争的目的和以什么世界观指导斗争有着很大的关系。
毛主席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1]人生中的矛盾是各种各样的，因此在同它们进行斗争时，必须针对不同的矛盾，采取不同的方法，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人的矛盾总的说来分为精神和物质两个大的方面。精神方面包括：主导思想、思想斗争、分歧、人的关系及政治待遇问题等，物质则无非衣食住行乐等。解决矛盾的首要条件是思想路线（即指导思想）的正确，其次是意志的坚强和决心的不可动摇性。
在分析解决矛盾时，一定要严格依照科学态度，实事求是，要坚决克服主观主义、片面性和表面性。
1976年2月
“进步两条根，外因和内因。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这个顺口溜，可以说正确地解释了外因与内因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了内外因在推动事物前进中的作用。
有许多同志不了解内外因的关系，不了解它们各自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因而总是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思想路线、工作方针，工作也总是搞不好。
毛主席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2]
这就是说，对于事物的发展来说，内因的作用是绝对的，而外因的作用则是相对的。按照辩证法的观点来看，正是因为外因的作用有条件性，所以它也就具有一种反作用，即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会反作用于内因。一个革命者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必须学会正确利用外因条件。当然，讲利用外因必须有一个前提，它就是正确地解决了内因。也就是说，在正确地解决了内因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更充分、更主动、更正确地利用外因条件。在这一方面，毛主席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外因条件能否利用得充分得当，完全取决于主观因素之是否正确和主观上对外因的认识是否正确。
外因条件就其属性来说，可以分精神、物质、时间三方面，而就其特性而言，可分为有利与不利两种（这种分法实质上也是比较而言）。就外因的特性而言，如同世界上其他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外因的有利与不利也具有两重性，也各有两个不同的矛盾着的侧面，这本身就是有利与不利。它们会依照矛盾转化的规律，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有利变为不利，不利变为有利。外因的有利与不利是处于经常的相互转化之中的，因此外因有利时不要轻易乐观，而外因不利时也不能悲观。导致外因转化的条件有两个：一、主观对外因条件认识和利用得是否正确得当；二、外因内部矛盾的变化。两个条件中，第一点是经常的和主要的。
综上所述，可归纳为两点：一、外因的有利与不利是会依据一定的条件相互转化的；二、外因有利与不利的相互转化的主要条件是自己主观上对外因条件认识是否正确，利用是否得当。
谈到正确利用外因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要善于发现有利外因与不利外因，这种发现必须结合每一具体的主观意图（包括工作、学习、作战，等等）。
二、要找出主要有利外因及主要不利外因，这是一个随着事物的发展而要做的经常性的工作。
三、不要把外因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要承认它们是会变的，只有基于此点，才可能防止有利变不利，才可以做好不利因素的转化工作。
四、对于外因要做好分析研究工作，要在有利因素中看到不利因素，也要在不利因素中看到有利因素。要研究外因与自己主观意图的联系及它和其他别的什么事情的联系。有些因素是这样的，它们在这一范围不利而在另一范围则有利或者相反，我们此时这样利用有利，而彼时那样利用就不利。这种情况很复杂，只有对具体的外因做好具体的分析研究工作，才能保证正确地利用外因。
五、要利用外因而不依赖于外因，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外因对内因的反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别人（外界）。
我们不是外因论者，但革命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我们尽可能地把一切可以利用的外因都利用起来，尽可能把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
在有利因素面前，我们不能轻易乐观，要谨慎，在不利因素面前我们绝不能悲观，要看到它是可以转变的。我们要鼓起勇气，依靠我们主观的努力去转变它，使它从不利转化为有利。
上述观点对于正确地对待我们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也具有同样的指导意义。
1976年3月
二哥之前的文字，涉及理论方面的内容较少，前面那封写于1975年的家信，谈的也是对人生成长的认识，但这两篇文章，显示出他已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在上海后期，他的思想逐渐成熟，由于掌握了正确的认识论及方法论，加上对逻辑学的学习研究，他的思辨能力显著提升，为日后更深层次研究理论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在国家改革开放、干部制度改革、军队现代化建设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思考探索，对改善部队工作有明确的思路想法，这些都得益于在上海期间思想的转变与成熟。
这两篇关于矛盾无时无刻不存在、矛盾内外因的作用及转化的认识体会，对二哥后期的工作生活很有指导意义。其一是建立了正视人生矛盾、不畏困难、勇于挑战的信心；其二是明确解决问题要抓主要矛盾，注意内外因的转化。这对他解决具体工作问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此时他不满22岁。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等有关唯物辩证法的著述，对他很有启迪。
“**”时期，受国内外形势影响，外语附校很多同学还没有毕业就先后走上了从军之路。同届法语班同学吴立[3]于1969年12月入伍，在福州军区服役；法语班袁帆同学则在1970年12月入列东海舰队。虽然袁帆也是一名海军战士，但几年时间都是在沿海地区的一个深山沟里，干着挖山洞、建机场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但工作很出色。他们似乎有着相同的命运，吴立在1973年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继续学习法语，与二哥是同届；袁帆则在1975年被部队推荐到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学习。当初，在外语附校第一学年，法、俄语未分班前，他们三人曾同在一个班学习。
袁帆在前往北京上学的路上，途经上海，特意到上海外国语学院看望分别多年的老同学。1975年10月5日是星期天，天气晴朗。上午，三个当初只是9岁的稚嫩儿童，此时都已是英姿勃发的解放军战士，再次相聚，留下了永恒的瞬间。照片中，两个海军小伙英俊帅气，陆军姑娘漂亮文静。1964年，学校组织春游时，他们三人曾出现在一张合影中。时隔11年，同为军人的他们在上海重逢，也是一种奇特的缘分。虹口公园就在上海外国语学院附近，他们一起参观了位于虹口公园内的鲁迅纪念馆，度过了一段愉快难忘的短暂时光。下午，袁帆就踏上开往北京的火车。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成了袁帆与二哥的永别。真是一生一会。
三位当初的同窗少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校门前合影
两位英俊的海军战士（左为袁帆）
照片中，为什么两位年轻帅气的海军战士着装不一样？袁帆在东海舰队服役，军纪严明，“十一”之后，部队统一换装；二哥在学校读书，没有直接的上级军事管理单位，着装要求不那么严格；再加上十月的上海天气还比较热，而北方天气已经有些凉意了，也就有了着装的不一样。
1974年5月，海军继1965年改穿灰军装后，率先在全军换装。军官戴大檐帽，士兵的“水兵帽”上有两条黑飘带。在“**”期间全国军装一片绿的情况下，海军的军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1974年8月，二哥放暑假回家，穿着新军装拍了一张照片，之后就返回上海。
有一天，邻居对母亲说，你家子秀的照片放在照相馆展览呢！全家人都不相信，感觉她可能认错人了。之后，又有一些邻居来讲此事，母亲就去了北太平庄照相馆，回家后告诉我们果真如此。后来，我也专程去照相馆，看到二哥的大幅彩色照片就挂在照相馆的橱窗里，两条有着金色船锚图案、世界海军通行的黑飘带搭在肩上，人显得格外英俊。“**”时期，提倡艺术为工农兵服务，照相馆将二哥的照片作为军人形象的代表。
1974年8月，水兵照
海军恢复新军装不久，这两条飘带就被要求剪掉了，所以在他们的合影中，看不到军帽上的飘带。个中“原因”说法很多，不过两年之后，飘带又恢复了。飘带的取消与恢复，也凸显了那一特殊年代的历史。
1975年10月5日，吴立、二哥、袁帆、郭庆刚（自左至右）在鲁迅纪念馆
那天陪二哥他们三人一起去虹口公园并为他们照相的，是这张照片中的陆军军官郭庆刚先生。郭庆刚是吴立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同班同学，来自解放军工程兵某部；郭庆刚同部队的战友赵芳则是和二哥分在一个班；吴立又是二哥的小学校友，大家都是军人，有了这几层关系，郭庆刚和二哥自然也成了熟人。
在班里15位同学中，二哥是年龄最小的。由于之前在外语附校学的就是俄语，且在部队工作中继续使用，相比其他几乎没有俄语基础的同学来说，他在学习上就轻松多了，在学校他也承担了一些社会工作。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不似现在这样开放，来自其他地方的同学听不懂上海本地方言，上海话几乎就是另一门外语。二哥买了一本学习上海方言的书，一边自学一边主动与上海本地同学交流，很快他不仅听得懂也会说上海本地话了，以后同学们一起外出，如需和上海本地人交流，都是由他出面负责。[4]
郭庆刚先生给我讲了他和二哥出游的一件事。在学校工农兵学员中，军人是最受大家喜爱和尊重的。当时，有一位来自杭州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进修法语的中学老师，虽然不与郭庆刚同班，但与郭庆刚关系很好。这年“五一”节前夕，这位老师热情邀请郭庆刚去杭州他家玩，郭庆刚就叫上二哥一起去。两人坐火车从上海来到杭州，当晚就住在了位于老城区的老师家。知道二哥会说上海话，老师给他们准备了自行车。这样，两人白天骑车到处游玩，晚上回到老师家。他们游览了西湖、灵隐寺、雷峰塔等景区，两天后坐火车回到上海。
郭庆刚邀二哥一起去，即说明了两人关系很好，同时也因为在上海读书的这些外地同学中，只有他会说上海话。人去多了会给那位老师增加压力，而一个人又显孤单，况且听不懂当地人说的话，连打听道路都不知道该怎么说。那位老师邀请他们去杭州玩这件事，也从侧面反映了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淳朴友善的情感。
关于这张他们合影的照片，吴立女士写了如下文字：
我和李子秀是北外附小的同学，又于1973年同期考上了上海外国语学院成为大学同学。本该接触频繁，但因语系不同，相距较远（俄语系在虹口区东体育会路的学院本部，德、法语系在虹口区中山北路的学院分部，中间隔着一条铁路），所以很少联系，接触不多。但同为工农兵学员，我们的军人身份、军装和领章帽徽给了我们比其他同学多几分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军人特有的气质总让我们昂首挺胸、步履矫健、足下生风，到哪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令人仰慕。特别是李子秀，海军制服笔挺，“大壳帽”威风，一双大眼睛总是那么炯炯有神！1975年10月5日，同为海军的北外附小同学袁帆途经上海，特意到学校来看我们，三位军人在校牌前留下了难得又难忘的合影。之后，我和李子秀还有我班的另一位军人郭庆刚陪同袁帆去了虹口公园，参观了鲁迅纪念馆。三人的照片是郭庆刚拍的，四人的照片是请纪念馆工作人员拍的。李子秀在校学习成绩很好，聪明大方，健谈，懂得很多，知识面广，工作积极，乐于助人，在系里很活跃，与各班同学交往较多，同学们对他印象深刻。好像他还参加过俄语系演出队，表演过男生小合唱和舞蹈，可谓多才多艺，是个阳光活泼的大男孩。李子秀过早离世，大家都很惋惜。愿他在天之灵一切安好！
袁帆先生以浓烈的笔墨抒发了对二哥的思念。
1973年8月，从部队复员转业的外语附校同学史世忠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学习。1975年1月，史世忠到上海实习，特地来到上海外国语学院看望二哥，还给二哥拍了张模拟部队工作场景的照片。史世忠毕业后分配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
1975年1月，模拟部队时期工作照（史世忠拍摄）
四十五年后，史世忠先生写下一篇“忆爱美的子秀”文章：
发小李子秀很爱美，有股干净利索劲儿，搁今儿称作“形象管理”。
擦身而过总能闻着子秀身上溢出的雪花膏味儿；笔直的裤线铁定是经过昨夜细心的枕压；军装的领口处会顽强地翻出一线雪白……在那个极致俭朴素颜的年代，子秀的“小资”和“内秀”，颇为与众不同。
1975年年初，我因实习赴沪，前往上海外院见了正在学外语的子秀，摆拍了一张他戴耳机听录音的模拟工作照；其神态气质俱佳，大有资深艺人的神韵。
打快板、说相声、诗朗诵……伶牙俐齿的子秀在部队历次文艺演出中都充当着一线大牌的角儿；生得周正、浓眉大眼也为他添色加分不少。
斗转星移，失散失联，再闻已然病逝。人未老却往生，惜之念之……
斗转久未联，噩讯亦惘然。
嗟叹当年少，叶落哭岁寒。
史世忠先生回忆，当年在部队时，他曾写过一段相声，是由二哥表演的。关于二哥的“艺术细胞”，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同学王渝来的回忆文章中也有特别的描述。
上面这张照片是二哥上海外国语学院同宿舍六位同班同学的合影，照片中的王本勤先生时任班长，时隔四十五年，他回忆道：
1976年7月，操场上的同学
左起：贾南山、王本勤、倪金通、李本茂、二哥、王渝来
我印象中的李子秀，大大的眼睛，五官端正，是一个标准的美男子！或许是较早入伍的训练和熏陶，他举止十分大气，为人处世也比较谨慎！在班级里年龄较小的几个同学中显得颇为懂事低调。入学后一年左右，李子秀的成熟得到了我们室友的一致好评！记得大家说得较多的是“这小子将来会有发展”！学习上男生中大概无人能比，现在知道他从小学开始就接触了俄语，比我们超出一大截也不奇怪了！问题是他不显山，不露水，不骄不傲，这就十分难得！那时他才二十岁呀！
同为海军战友的王渝来不仅在大学期间与二哥同宿舍，而且毕业后两人又分到同一个部队，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子秀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爱看书学习，这是上学第一年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之一。俄语，对于我这个从未接触过外文的人来说，犹如天书。当我还在练发音、背单词、读句子、学语法，每天刻苦学习还感觉跟不上进度时，我发现子秀却很悠闲地在看哲学、经济、传记、军事等题材的书，书页上画满了点、圈、杠等符号，在书的内页空白处，还有一些评语之类的批注。那时，我认为能读这些枯燥无味的书的人，都是有头脑、有志向的人。博览群书，如饥似渴，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初印象。奇怪的是，学习俄语并“不刻苦”的他，每次作业都是“优秀”；每次上课老师提问、他的回答不仅发音准确，而且流利正确，经常受到老师的称赞，是当时班里公认的“学霸”。对于我这个上课怕老师提问、回答问题结结巴巴的人来说，内心满是对他的羡慕和钦佩，于是他成了我初学俄语时的第二个“老师”，每当我遇到不懂不会的问题时，子秀总是很耐心地给我讲解。子秀学习没有我刻苦，为什么他学习要比我好呢？这个谜他从来没有说过，我百思也不得其解。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子秀上小学时，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而被选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小学习俄语，15岁参军入伍，在部队接触的仍然是俄语，难怪他上学第一年学习不刻苦呢，在我们认为很难学的课文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啊！
随着接触时间的增多，我发现子秀为人随和，善于交友，幽默诙谐，善于攀谈，活泼开朗是他的另一个特点。三年的大学生活，我只顾埋头苦读，等到毕业时，我才发现子秀的“朋友遍学院”。从老师到同一个系的同学，从学长到学弟学妹们，子秀与他们都建立了广泛的友好联系；无论是学工、学农、学军，他都能与工农兵打成一片，相处融洽。记得1974年我们到上海国棉十九厂学工，我和子秀还有班上另一名女生是一个小组，他是组长，分在白铁车间。子秀很善于与工人拉家常，休息日他就带着我们去工人师傅家里玩耍做客[5]，师傅们都非常喜欢他。学工结束时，师傅们特地为我们三人每人做了一个精致的白铁皮盒，刷上油漆写上赠语；毕业那年，工人师傅还专程到学校看望他，为我们送行告别。那时，我头脑中经常会冒出一个想法，子秀很适合做外交工作，是个当外交家的“料”。
子秀说话办事很稳重，这也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走路、游泳、跑步、打篮球的节奏都不是很快，显得四平八稳。在我的记忆中，还没有留下他疾走、飞跑、速游、快步运球的印象。1975年的某月，我们去崇明岛某炮连学军。一天夜晚，一阵短促的紧急集合的哨音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宿舍内漆黑一片没有一丝灯光，我的耳边只有“噗噗噗”的穿衣声、叠被打背包声。几个陆军学员动作真快，当我背包打到一半时，他们已经夺门而出了。子秀睡在我的下铺，当我从上铺跳下来摸鞋穿时，他已经把背包背上了，他低声问：“好了吗？”我说：“快了。”看不出这个平时慢动作的人，“关键时刻”动作还挺快的，看来他这六年兵没有白当。
1975年7月学校放暑假，应我和王洪民的邀请，子秀到河北邯郸和涉县做客。记得在我家时，子秀很讨我母亲高兴。一天酒足饭饱后，子秀的筷子掉地上了，他站起身来把裤腰带松了一个扣儿，然后上身笔直地慢慢蹲下去把筷子捡起来（可能是吃得太饱，不敢弯腰）。这个动作，让我母亲和我记忆深刻，以至于多少年过去了，我母亲还夸赞他，说子秀说话讨人喜欢，很随和不拘束，像是家里人一样。还有一次，我们应邀到一个上海女生家里做客，晚饭吃的是肉馅饺子，吃完饭，天南海北地聊开了，子秀无意中说了一句：“饺子真香啊，真想再吃几个。”他的本意是感谢和称赞的意思，没想到，这句话惹了“祸”。女同学明里陪我们聊天，暗中让她家人又忙开了，而这一切都是在悄悄地进行着，我们对此浑然不知。一小时后，当热腾腾香喷喷的饺子再次端上来时，我们都埋怨子秀“多嘴”。同学在一起无拘无束，快乐开心的时光真美好呀！
子秀身上还有点儿文艺细胞。记得1975年有一次学院开大会，要求每个系都要出节目，系里要求每个班必须出一个节目，班长把任务交给了子秀。子秀找到我和另外两名男生商量出什么节目好，但商量无结果。此时，班里一名擅长跳舞的女生建议我们表演一个男生舞蹈，并自告奋勇愿意做我们的编舞指导，没有其他的选项，我们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四个男生都是虎背熊腰，可以说没有一点舞蹈细胞，而子秀又是我们四人中腰最“硬”最“直”的一个[6]。舞编教我们的都是些柔软的女孩舞蹈动作，当我们上台表演时，近乎木偶般的舞蹈动作没有一点阳刚之气，带着浓厚女人味的舞姿引得满堂哄笑。我清楚地记得，在上海虹桥农村实习时，虹桥区的文艺宣传队与我们联欢，我们四人在田间地头给这些年轻漂亮的专业女演员表演舞蹈，拙笨的表演，把她们看得直捂着嘴笑。表演过后，有个女演员悄悄对我说，你们那个人（指李子秀）跳起舞来像个大螃蟹。哈哈，我们四个帅气的海军小伙全上女编导的当了。
二哥记载的有关家访事宜
王渝来先生的这段文字，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那个时期的二哥：酷爱读书，少有拘束，活泼开朗，善于沟通交流。国棉十九厂的工人师傅送给二哥的那个制作精致喷着蓝漆的小铁盒他一直保存着。舞蹈自然不是当兵的长项，但班里只有三名女生，要代表班级出节目，同时还要有新意，只好是四位英俊帅气的海军小伙做出牺牲了。不过要教这些没有舞蹈细胞的大兵学习跳舞，编舞肯定是很用心的，下了不少功夫。
编舞是他们班漂亮的女生杨力远，毕业后与二哥分到同一个部队。杨力远女士回忆起当初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读书的二哥时写道：
李子秀是我的好战友、老同学，我们在一起学习俄语三年。他非常聪明，人品也非常好，正直。入学前我在原部队是广播员，到学校后当了义务播音员，子秀也被选为播音员和我一起为广大师生播送各种时政新闻及同学来稿。他对播音工作尽职尽责，一丝不苟，我们配合得非常好。他的声音非常雄厚，字正腔圆，校园里经常可以听到他那浑正的男中音。他的学习成绩也非常好，人很聪明，同学和老师都很喜欢他。
杨力远女士提到二哥在学校做播音员一事，让我想起当初他放假回家时曾组织我们兄弟三人一起朗诵诗歌的情形。
大学三年级时，班主任老师是著名的俄语专家诸同英[7]教授。有专家的传授，二哥的俄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学期间他参与了多部著作的翻译工作。
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时，二哥曾多次让我买一种名叫“喉症丸”的中药寄过去。那是一种类似小米粒大小的黑色药丸，他说有位老师吃这个药很有效。“喉症丸”的主要功效是治疗咽喉炎。
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二哥在第一学年的下学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摩托车驾驶学习班[8]，这是系党支部推荐的。从1975年9月起，他开始自学英语。在上海期间，他和同学们游览了江南一带的名胜古迹。部队上海籍战友徐士敏、无锡籍战友冯国鹏都热情接待了他。在上海，他买了部“海鸥”牌照相机，这大概是二哥一生中最“奢侈”的一件物品。这部相机我至今仍然保存着。
当时，上海的经济较内地要发达许多，每次学校放寒暑假，二哥都会给家人带回许多东西。回力牌运动鞋在当时是国内最有名的，内地很难买到，他给三哥和我各买了一双。母亲身体不太好，他带回虎骨酒，并给父亲买了茅台酒。
二哥在大学期间加入了党组织，1976年8月，他以优异成绩毕业。
从1973年9月到1976年8月，二哥在上海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不仅年龄由19岁增长到22岁，思想也趋于成熟，人也变得自信稳重。
1973年9月入学照
1976年2月于上海
1976年6月于上海
1969年11月（左）与1975年2月（右）刚入伍时与入伍5年后
1974年9月，与同学在苏州留园
前排左起：张菊珍、杨力远、赵芳
后排左起：黄奕鹏、二哥
1975年7月在河北邯郸王洪民（后排左二）家与其弟妹、堂弟妹合影 中排左一为同学王渝来，后排右二为王洪民小学同学胡宝林先生
1975年8月，与三哥在颐和园
1976年5月，在宿舍学习
1976年7月，在宿舍
前排左起：二哥、王渝来
后排左起：倪锡民、冯欣荣
1976年6月，与战友徐士敏在上海外国语学院
1976年7月，与战友冯国鹏在无锡
1976年7月，毕业照 前排左起：刘美英、秦锡英（老师）、诸同英（老师）、张友谊（老师）、贾南山 中排左起：赵芳、倪金通、李本茂、冯欣荣、王洪民、杨力远 后排左起：二哥、顾文豪、王本勤、黄奕鹏、倪锡民、王渝来、倪永培 （师生姓名由顾文豪先生提供）
[1] 毛泽东：《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
[2] 毛泽东：《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
[3] 吴立，即前文中的吴丽，“**”期间她改名为吴立。这种情况在当时很常见。
[4] 二哥同学王洪民先生讲述了二哥学习上海方言的事情。
[5] 去工人师傅家玩耍做客，实为家访。二哥在上海时期的一个记事本中写道：“家访要先同工会小组长联系，请他推荐对象，然后把家访内容事先与访问对象商量好，时间最好是下班以后或厂休日，要在工人师傅比较方便的时间去。”记事本还写有与王渝来、张菊珍同分在白铁组，实习带队老师是大学语文老师狄兆俊先生。
[6] 二哥在1970年7月的一次游泳中，不慎把腰扭了，长期受此困扰。
[7] 诸同英教授是著名俄语教育专家，曾获中国俄语教育研究学会“中国俄语教育终身成就奖”。
[8] 学习摩托车驾驶一事，据王洪民先生介绍，因为俄语基础好，二哥被推荐参加学校组织的摩托车驾驶班学习，班里仅他一人被推荐。他保留着一本在上海期间学习英语的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