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8月，大学毕业后，二哥返回原部队。
从学校到部队、部队到学校，再从学校到部队，每一次变迁，对二哥都带来精神上的升华。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8月，在党的十一大上，宣布十年“**”运动结束。
回到部队不久，1977年3月二哥就提干了，这样每年能有一次探亲假。另外，由于到海军总部机关出差时大都是坐长途车往返，而我家距当时的北郊市场长途汽车总站不远。发往部队驻地的长途车，每天只有两趟，如果时间允许，他会在返程发车前的时段，顺道回家看看。这样，相比入伍初期，他回家的次数就多了些。
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发现二哥和两位战友在家，母亲正在收拾碗筷。在他们的谈话中，我第一次听到歌德的作品《浮士德》。还有一次是傍晚，二哥和战友冉庆云到家，由于末班车已经没了，只能是第二天回部队，所以当晚就住在家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冉庆云。二哥把他介绍给全家：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是自己非常好的朋友。冉庆云身材与二哥相似，相貌俊秀，谈吐优雅，全家人都很喜欢他。他毕业于洛阳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水平非常高，曾担任海军某款进口直升机资料的翻译工作。家里地方挤，吃过晚饭，父亲叫我去叔叔家临时借宿。往常家里来了亲戚，我和三哥就要去叔叔或邻居家借宿。冉庆云坚持说不用，大家挤一挤就可以了。看到他态度非常坚决，二哥也表示认可，父亲没有再坚持，我心里也是特别想和二哥他们在一起。当晚，冉庆云、二哥、三哥和我四人挤在一张大**，谈到很晚。第二天一早，父亲买了早点，二哥他们吃过早饭就坐车返回部队了。
这期间虽然我们偶尔能见面，但时间都很仓促，二哥与我和三哥之间更多的交流仍然是书信方式。写于1978年1月8日的这封信，是我保留的二哥写的第二封信，信的内容仍然是在引导我们。
友子、顺子二弟弟：
你们的来信我都收到了，请你们放心。看了你们的来信，我的心情很复杂，基本上有这么几种成分，就是高兴、遗憾和同情。首先看到你们都在用心学习，在动脑子分析自己所面临的学习问题，这就说明你们在进步，特别是友子对自己的分析总结，是有条理的。只有通过总结分析找出了自己的弱点，才能进步。顺子应该把分析推进到更具体、更有条理的程度，要用心找出学习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其次看到，虽然你们花费了一些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前几年“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教育质量降低，使得你们现在和将来还要花费更大的努力才能把学习成绩提高到较为满意的程度，从这一点来说，我的确感到稍有遗憾。另外，对于你们现在学习的物质条件，我作为一个哥哥是极为同情的，特别是顺子的情况，使二哥我心里很难受，因为没能在物质条件上给你们更大的帮助而深感自疚。这个问题确实使我很苦恼，因为有许多具体问题也要解决，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支援你们。
信的开篇谈到收到我们的信后，二哥的心情很复杂，高兴、遗憾和同情交织在一起，对于没能在物质上给予我们更多的帮助感到愧疚，这是他真实的想法。
虽然二哥很早离家，但我们兄弟之间感情深厚。那时，我和三哥时常给他写信，毫无保留地讲述各自的学习思想情况，请他指导帮助。二哥会对我们的进步给予鼓励，同时也结合信中反映的问题，谈出他的观点并提出针对性建议，有这样一位亦师亦友的兄长是多么的幸运。
这封信主要谈了三个问题。首先是关于学科选择，二哥认为还是要学习理工科。这年三哥将参加高考，我读高中一年级。从1978年开始，学校高三阶段就开始文理科分班了。信中二哥写道：
前几天华罗庚教授发表了一篇关于科学体系的文章，主要谈的是学科关系，大致是这样的：全部科学的基础是物理和数学，数学是运算工具，物理是一切科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在它们之上才是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化学及派生学科如力学等。也就是说，这些学科的内容都是以物理为基础，在这些之上才是应用工程技术学科，如果列一个式子就是：物理、数学→天、地、生、化、力学→应用工程技术。对于一个国家的工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就是这个，因此一定要花大功夫、下大力气攻下数理化。
二哥对我们的学习一直非常关心。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科学技术，粉碎“四人帮”后，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当时全社会对理工科非常重视。二哥上初中时，“**”爆发，初中阶段的综合知识教育接受得较少；之后是参军服役；在上海读书也是以学习语言为主，对物理、化学知识接触得很少，数学的底子也较薄弱。他以自身的认知体会，认为文理科相比，理科更为实用重要。
其次，对于正处在紧张学习阶段的我们，如何约束自己的问题，二哥写道：
一个人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要想干一番事业，就得花费精力和时间，就得在其他问题上少花点时间。既想干一番事业，又想玩得痛快，那岂不矛盾？中国有许多老话都说的是这个问题，如：“欲求生快活，需下死功夫。”又如：“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等等。这就是说，要干一番事业，就不能自由自在，必须用事业心约束自己。
二哥特别以他的同学刘敏[1]为例：
我的同学刘敏你们还记得她吧，她现在学习是全语种第一名，但是怎么得来的呢？她星期天极少外出，电视从来不看，电影除了新的以外，一律不看，而把这些别人用在消闲的时间都用来学习。
二哥在信中还提示我们，努力付出并不一定就能取得满意的结果，要有承受挫折的思想准备，对此他写道：
对于学习能否成功也必须有两种思想战备，因为学习在实际上也是一种自由竞争。因此一个人可能竞争过他人，也可能竞争不过他人，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接受学习上的挫折和打击，还要有百折不挠的毅力，失败了再干；同时要经常总结和分析自己的学习情况，请别人和老师帮助分析，以发现缺点，采取新的学习方法才能不断进步。
第三是兄弟团结问题。三哥比我大四岁，平日里我有时不大爱听他的吩咐，偶尔也有矛盾产生，二哥对此情况也多少有所了解，就在信中告诫我们：
几千年前的孔融在四岁时就知道让梨，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学习和生活中应该怎样互相帮助吗？总之，你们俩不论谁，都应为了共同的事业而互相自觉地为对方创造有利条件，特别是在家务和生活方面。哥哥关心弟弟，弟弟体谅哥哥，应该形成这么一种习惯。再有，年轻人都有个面子，但什么是光彩，什么是不光彩，要有个标准：学习努力，成绩好，懂道理才是真正的光彩；在小事上出个风头，穿得体面一点并不是真正的光彩。在物质上没有忍耐困难的精神，学习是很难搞好的，事业也是很难成功的。
这封信的后部分，二哥对我俩的书写字体提出了批评：
希望你们把字体注意练一下，特别要注意汉语水平的提高，这也是个实际问题。顺子的上封信错误较多，我给纠正了一下，寄回去，以后应注意。字要有基础，工整，清楚，不能乱画。
我之前写信比较潦草，错别字较多，看到二哥在我写的那封信上，纠正了许多错误，心里很惭愧。凡是发现的问题，他都及时指出来，对我们也是严格要求。
这封信写了有7页长，在信的结尾，二哥特别写道：
今天是周总理逝世二周年，我们都要学习周总理，以周总理的革命精神激发我们的斗志。
与三年前的那封信相比，二哥此时对我们的指导更为具体、更有针对性。二哥不仅关注我们的学习，更关注我们的品德修养，能够看出他自身也是在不断成长完善中。
我于1976年上初中。学校离家较远，出家门一直向西，走到北京医科大学宿舍区（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东墙那儿向右拐，再向北，穿过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步行40分钟左右才到学校；中午放学后回家吃饭，往返时间非常紧张。我们那届学生的家离学校都很远，老师对此也非常同情。当时，学校食堂条件有限。第二年，在老师的争取下，学校同意个别路远的同学可以在学校入伙，和老师们一起吃饭，我在其中。那时物价非常便宜，素菜5分钱一份，荤菜一毛钱一份。父母每月给我2元伙食费，二哥知道我在学校食堂吃饭后，基本上每月会寄给我2元钱，这也是他在信中说对我的情况心里感到特别难受后提供的帮助。
兄弟四人当中我年龄最小，如果说父母对我有稍许格外疼爱的话，那么二哥是最关心我的，终其一生。他不仅尽力在物质上给予我帮助，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给予我引导和鼓励。
除了1975年的那封信是我特意保留外，其他书信能保留下来，也属偶然，这期间二哥写的许多家信并没有得到保存。
二哥再次写日记是从1978年2月15日开始的。日记本中有他在这天之前，即他返回部队初期、粉碎“四人帮”不久所写的一些思考性短文，能够反映出他这个阶段关注的事项及思想认知。
形式这个东西是个外壳，可以说是一种容器，而内容才是要装的东西，在它们二者之间大致有以下几种关系：
一、形式是可以被不同的内容借用的；
二、形式必须符合内容才能达到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
三、形式必须随着内容的变化而变化；
四、不同的内容要求不同的形式。
形式和内容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可是在实际上形式和内容常常是不一致的。指示、政策、口号都可以说成是一种形式，只有在实践中有了与指示、政策、口号的本来精神相一致的具体内容之后，它才表现完美了。不幸的是，现在许多东西往往被当作一种空洞的形式而被借用，任人们装进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任何一个指示、口号、一种政策都是可以借用的，都可以曲解，这不仅在于一般原则性的东西都要有具体的内容去充实它，而且还在于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们怎样去理解它们。就是很具体的东西，也是可以有意识、有目的地去曲解的。
办任何一件事情，没有一定的形式是不行的，然而如果单纯追求形式，不讲实际内容和实际效果，就会走到形式主义、形而上学的道路上去。
1976年10月
分析问题首先要找出它的本质所在，找出问题产生的决定性因素。每个问题的产生都是有促使其产生的因素和条件的，每一件事情的表面现象都是事情本体的局部反映（不过有时是假象罢了）。一个口号、一个动作、一句话、一件事情、一种眼神、一种表情，都反映着人的内心活动。许多事情都是互相联系着的，一件事情的发生，往往会引起与之有关联的事情的连锁反应。
每到一个单位，都要进行细致的观察，了解情况，不要急于发表看法和下结论，要发现这个单位的特点、优点和不足。对这个单位的形势摸清楚了，就可以决定自己的行动了；对领导和下面的同志的情况摸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处理人际关系，用自己正确的政治见解去影响他们。
一个问题发生以后，一定要注意总结。要总结一下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有哪些因素促成，对以后的影响；好的如何发扬，坏的如何杜绝；如何做好转化工作，如何以这件事去教育影响群众。
在搞一项工作之前，应周密订出计划，考虑一下工作的全过程。在从事一个阶段的工作时，要考虑到下一阶段的工作，而当一个阶段的工作完成以后，就能及时开始下一阶段的工作，中间不能松懈情绪，要时刻保持机敏的反应。在处理具体问题时，除了从自己的角度考虑以外，还要注意从别人的角度来考虑；要估计到别人的态度和反应，叫作设身处地或自身体验；要加强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要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来提高认识和工作能力。
如何促进事情的发展，如何把事情办好，应从与该事情有联系的诸方面、诸因素去想办法，要学会把不利或无关因素转变为有利因素。对待事情不能有漠然置之、与己无关、麻木不仁的态度，而应有主人翁的负责态度，积极主动把事情办好的态度。
对政治形势和宣传形势的动态估计必须依靠与过去形势的比较，并且联系到人们今天的愿望和要求，人们对过去的形势和方针政策的评价。政治宣传要看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宣传报道上的任何一个动向提法都不是孤立的，是有其原因、有其用意的，要结合当前的全局形势来分析它。
以空洞的口号和形式来替代实际工作是个危险的倾向。
1976年11月
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绝不能与实际工作脱节，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的指导思想只有一个，这就是通过整顿和提高人们的思想来达到促进实际工作的目的。搞运动、抓思想，就是为了提高和调动人们的思想积极性，促进工作。如果把运动和教育仅仅当作一项不与实际工作相联系的单独任务去完成的话，那就糟了。政治运动是否有效果，是否搞好了，不能只看表面上的东西；也就是说不能只看大字报的篇数、会议的次数、专栏的期数等（这种形式上的数字不能如实反映问题），而要看实际工作是否有促进，是否“一抓三促”了。那种认为只搞运动和教育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观点，是一种不实际的空想主义的想法（是幼稚的幻想），还必须有适当的政策和制度、适当的组织和管理。
政治信仰和政治目标不易在一般人心中建立，可建立的是那些较近的、经济的、现实的、可体验的、根据本能的推理认为是可信的具体目标，在进行教育和宣传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如果实际工作没有起色，那么政治运动就白搞了。
1976年11月
“物质刺激”和“奖金挂帅”这两个口号是可以分解的，只讲“刺激”“挂帅”是不行的，但物质和奖金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还是可以利用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劳得多的人，贡献大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多分配一些呢？存款还可以获得利息呢。物质和奖金首先是奖励人们的劳动成果，其次是鼓励新的劳动态度和热情，这些必须用政治宣传教育的方式表现出来。
任何一个运动，群众总是会响应的，但是嘴上响应还是行动上响应呢？嘴上响应并不难，但真正从思想上、行动上响应就不那么容易了。正面的东西一定要宣扬，不宣扬就不能在人们面前树立起榜样来，但是这种宣扬一定是实际的、实事求是的，是广大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绝不能是空洞的脱离实际的。思想教育必须结合实际才会产生效果，华丽的辞藻、激昂的演讲、美好的描绘，固然有一定的号召和鼓舞作用，然而真正能使最广大的群众相信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使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好处。人们的思想复杂了，社会经验也丰富了，因而就不会轻易盲从了。人们对政治运动的兴趣与人们的物质生活的变化有着极密切的联系。当人面对实际工作的时候，工作热情和负责态度会比干抽象、不具体的工作时高得多，因为前者的效果是直接可见的。
—读《北京日报》关于生产形势的报道感想。
1977年1月
1976年10月，虽然粉碎了“四人帮”，但极“左”路线在某些方面仍然在延续。二哥认为只搞那些空洞的政治宣传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绝不能与实际工作相脱节，以空洞的口号和形式来替代实际工作是个危险的倾向。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精神因素的作用被无限扩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这样的例证。二哥入伍初期时的日记中也有受这种影响的描写。经过在上海的学习与思考，他逐渐认识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关注的是自身利益，关注与自己工作生活有关的事情。从那时开始，他把思考的重点放在如何解决人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具体困难和提高生活水平，进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方面。虽然此时他没有接触到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但通过学习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知识，他认为当下广大群众最需要的是迅速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人们基本的心理需求满足了，必然会激发出工作热情。
时隔6年，二哥再次提笔书写日记。与入伍初期所写相比，已判若两人。他不再关注自己，而是把视野投射在思想解放、国家经济建设、部队现代化建设上。经历十年动乱，如何恢复建立符合实际、人们能够接受的政治思想理论；怎样尽快凝聚人心，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他以自己的思想认识，进行了深入探讨。从日记中看出，他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凸显了他的责任与担当。虽然处在一个偏僻寂静的环境中，但他紧贴时代跳动的脉搏，是思想解放的探索者。二哥的日记文笔更加流畅，逻辑严谨，观点鲜明。
1978年2月16日，二哥在日记中记录了听取海军技术专业会议报告后的感想：
今天下午传达了海司领导在技术专业会议上的报告，听后所得的印象是：由于多年来受林彪及“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我们的技术工作远远落后于别人了，这当然令人感到遗憾。作为一名军人，当他听到自己的军种、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技术工作落后于对手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他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呢？但是这并不能使我们悲观，中华民族是聪明智慧的，是有志气的，看到我们的问题，看到我们落后于他人，这反而会激励我们奋起直追。总结十余年部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深深认识到，空头政治于部队建设的危害是极大的，而且思想工作也不是万能的。任何一项专业技术工作，要想搞出些名堂来，必须首先使从事该项工作的人具有献身事业的信念，发奋图强、刻苦钻研的精神，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的态度，如不具备这些，任何工作休想搞出名堂来。试想一个人不安心工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马马虎虎，得过且过，应付了事，他能把什么工作做好呢？
然而，坚定的信念、良好的工作精神和态度如何才能在专业技术工作人员的头脑中树立呢？这除了我们常说的路线教育即思想教育宣传工作以外，十分重要的是具体政策和领导者的工作方法和作风问题。机械的动力是怎样得到的呢？人的奋斗精神又是怎样获得的呢？人有两种食粮，一种是精神的，一种是物质的，光有精神没有物质是不行的。思想教育应扫除那种口号式的和“帽子”式的，因为这种思想工作（或叫宣传教育）是分不出真假马列主义的，而口号式的思想教育往往变为形式主义作风。物质食粮就是政策问题，不解决具体的物质困难，就无法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想让汽车跑得快，又不想加油怎么能行呢？代价和收获也是辩证的统一。此外，领导者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如果一个领导者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恶劣的话，一定会严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任何工作也就失去了搞得好的基础。因此，我想领导者如果真想把工作搞好的话，就不要只是开大会、做决议，还是遵照主席的教导，下来搞一番调查研究。
得知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技术工作严重落后于人，每个人都感到既痛心又不甘，会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二哥长期在一线工作，对部队基层状况较为熟悉。他认为，改变部队工作落后的局面不仅需要技术人员有献身事业的信念和发愤图强、刻苦钻研的精神，领导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必要的，但一定要摆脱“**”时期那种口号式的空头政治，思想工作一定得让人从内心接受才有效。另外，技术工作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要调动专业技术人员积极性，使人们工作有干劲，部队基层的具体困难问题一定得解决才行。他认为，当下改变领导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是非常迫切的。
从这篇日记开始，二哥在日记中大量记录了对部队具体工作的分析，对国家改革开放、干部队伍建设问题的探讨。
粉碎“四人帮”后，部队开始了一系列整改运动。
1978年5月5日，二哥在日记中写下了对部队“查、整、改”运动的看法：
轰轰烈烈的“查、整、改”运动已在部队开展起来了，为什么在当前的形势下搞这样一个运动呢？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问题成了堆，再不整顿就不行了。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部队的建设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装备落后，技术下降，纪律松弛，问题成堆。“四人帮”散布了种种反革命谬论，把人们的思想是非观念完全搞混乱了。这十年来，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这到底是什么运动呢？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堵塞国家政治空间的手段和“四人帮”阴谋的混合物。它对实际工作没有丝毫的益处，只能带来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导致国家经济基础的虚弱。事实证明，让一般普通群众一天到晚去谈什么政治，只能使他们的思想产生混乱，使他们对政治丧失兴趣，只有那些与老百姓的物质利益紧密相联系的实际的政治，人们才会给予真正的关心。这次“查、整、改”运动是多年来第一次针对实际问题而进行的政治运动，这些问题是广大群众所不满的，所以这次运动受到广大干部、战士的真心拥护和支持……
“**”时期，各种政治运动是最重要的工作。总结“**”的经验教训，二哥认为，让普通群众一天到晚去谈什么政治，只能使他们的思想产生混乱，使他们对政治丧失兴趣，而只有那些与老百姓的物质利益紧密相联系的实际的政治，群众才会给予真正的关心。二哥的这一观点，是对政治概念内涵的最好解释，显示出他深刻的洞察力。
1978年6月5日，二哥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工作调动一事，日记写得非常坦率，把自己这阶段的情绪状况也进行了分析梳理：
命运之神——工作的需要，把我从五队调到了一队。这次调动是我八年多来军旅生活中的第一次大的转折，即脱离了戴耳机值班的工作，改为“蹲”办公室“趴”办公桌的工作。在我们这个伟大的革命事业中，特别是在部队这个军事机构中，工作地点的调迁、工作种类的改变是经常发生的，因此，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是工作的需要。任凭工作需要的浪涛把我抛到哪里，抛到什么工作岗位上，都要把那里的工作做好。
新的单位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老单位，要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也有一个过程；一定要完成好这个转变过程，在工作和生活中一定要谦虚谨慎，认真好学，改变以前的不良作风和不良影响；不要表现自己，要热情帮助别人，要让自己的言行符合所处的环境。此外，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感到最近一个时期，自己的情绪有点浮躁，内心总是有一种空虚的感觉，这似乎是以前所没有的。回部队一年多来，由于环境的影响和自己的放纵，情绪的发展不够健康，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作和生活确实比较单调，领导者工作作风和政策不实际而引起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不注意控制，削弱了毅力和意志，容忍自己的情绪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中所导致的。在一个单位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只要和同志们相处得不错，一般都不大愿意轻易变动工作单位，我这次也是这样。参军已经九年，要重新改行学习新的业务，总是有些困难的，就我个人来说是不希望调动单位的。但是，对于组织的决定，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服从的，更何况是一个共产党员呢？
前途只有一条，那就是迈步前进。
一如既往，二哥的日记是内心的**。由于熟悉且适应原工作环境，二哥虽然不想调动工作单位，但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同时提示自己要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努力把工作做好。
日记中，二哥提醒自己，到新单位后一定要谦虚谨慎，热心助人，克服之前的毛病。另外，他感到自己这个阶段情绪有些浮躁，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此时的他，不论是对工作，还是对自己都有很强的预判、觉察意识。
此时，二哥还不到24岁。
1978年4月至6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意义重大，对军队的拨乱反正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6月9日，二哥在日记中写下了对这次工作会议的几点体会：
连日来军报刊登了中央领导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看后深受启发和鼓舞，感到首长的讲话确实说到了我们心里，使人高兴。我认为这次会议确实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是我军政治工作拨乱反正的一次大会。大会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耐人思考的问题：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政治工作。通过入伍几年来所见所闻政治工作的正反经验教训，并通过学习首长讲话我有如下几点体会：
一、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本色、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根本保障。这一点是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也不能怀疑的。历史证明，政治思想工作稍一放松，军队的其他工作就会走上邪路。因为如果不用进步的、积极的思想去教育士兵，资产阶级的思想、旧的思想意识和人的惰性就会泛滥。
二、但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内容（相对的）与形式（方法）必须随着时间、对象、形势等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必须紧密地联系实际，适应人们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使政治思想工作永远具有强大的作用和旺盛的生命力，才能保证政治工作不流于形式，不脱离实际，不会变成人们讨厌的僵死的东西。
三、因此，政治工作者必须注意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各种新特点（包括人员的、思想的、任务的、形势的等），要真正认识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与前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更远的一些时间相比，到底有了哪些变化（各方面）？随着这些变化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应做哪些改进？哪些是属于落后的东西应该抛弃？哪些是现在需要的新东西应该学习和树立？等等。要破迷信保守，敢于创新，善于学习。为此，政治工作者必须抛弃个人主义的狭隘意识，坚持实事求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必须以身作则，先行先效，做群众的知心人，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和现代化的方式方法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
四、必须看到，由于林彪、“四人都”多年来的破坏干扰，我军的政治工作受到十分严重的削弱和影响，在政治思想工作领域和政治工作者中间兴起了许多不正之风，于部队思想和组织危害极大。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影响，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大话、空话、假话多了，在政治工作者中间官僚主义和投机取巧、不负责任以及故步自封、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和思想工作，不学习、不愿动脑研究新问题的空气浓了。所有这些都应该也必须在批判与学习的过程中、在新的工作实践中、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逐步纠正过来。
五、基层政治思想工作仍然要以解决实际思想问题为基本任务，尽量把政治思想工作深入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各种工作中去，要注意研究解决人们的物质生活问题与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关系，克服以大篇的动员报告代替实际的思想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错误倾向。
六、培养和教育政治工作者学会应用辩证法，要深刻研究和认识政治工作与实际业务工作的对立统一以及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道理，要扫除那种为政治而政治，把政治工作当成一种工作目的的错误的旧认识，敢于承认做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要促进实际业务工作的前进，促进物质的增长，保证我军的革命化和现代化。
日记中的六点体会，是二哥多年工作的深刻感悟。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破除迷信保守，坚持实事求是，符合时代变化，杜绝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二哥提出的“基层政治思想工作要以解决实际思想问题为基本任务，尽量把政治思想工作深入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各种工作中去，要注意研究解决人们的物质生活问题与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关系，克服以大篇的动员报告代替实际的思想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错误倾向”的观点应是基层正确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基本方法之一。他在日记中所探讨的问题，全部与具体的工作相联系，体现了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的作风。
在这篇日记的前面，二哥写有一段话，反映出他的人生态度：
要么你向错误的东西妥协，和它同流合污；要么你就以极大的毅力保持自己的正直与廉洁，以保证你同错误倾向做坚决的斗争。要想放松自己而又想严于律人，这在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1978年6月20日的日记中，二哥写下了对区队整党整风运动的看法，虽然部队整党整风运动刚刚开始，但他已对这次运动的结果做出了预判：
整党整风运动在我队已经开始几天了。整风运动是纠正错误思想、打击不良倾向、纯洁组织和思想的一种有效形式，这一点是已被实践（革命的）所证明了的。然而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如果不是利用有效的形式去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单纯地走一走形式，那么，这个形式不论你把它在外表上搞得多么华丽，它也只能是个形式。由于多年来林彪和“四人帮”的破坏干扰，在领导者与群众中间，在学习、生活和工作领域内都存在许多的问题；存在许多认识不清的东西；存在许多群众有看法但一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很需要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让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把许多年来是非不清的问题谈个明白；让群众把多年来压在心底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正确的，不管是批评是建议还是牢骚）都讲出来；让“四人帮”压制多年的民主风气重新发扬起来。最后再来看看，哪些是错误的需要纠正，哪些是缺陷需要补充，哪些是正确的需要坚持。没有的就要建立，特别要注意哪些是属于“四人帮”流毒的产物，应该铲除；哪些是被“四人帮”无理取消而又是为群众所需要的，应该恢复；等等。不论在思想范围、工作范围还是生活范围内，都应这样。总之，要通过整风，造成一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么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应该说，这是广大群众对这次整风运动所寄予的希望。
我注意了一下我们这次整风运动的计划安排和这几天运动的进行情况。我觉得和“以前”所搞的运动没有什么区别，只注意造计划、定时间、做大篇的报告，造成气氛上的紧张和压力。比如，指定学习多少篇文章、上几次大课、多少时间讨论、讨论多少专题，而且特别强调了个人“三大讲”，通不过的要重来，等等。在计划中什么指针、镜子列了不少，可是怎么指、怎么照却不得要领；计划中说运动的目的是使队里出现一种事业心强、原则性强、政治空气浓的新气象，这些又怎么来衡量呢？难道单靠学习、讨论、动员报告就能达此目的吗？不得一解。而且路线分析也没有拿出个像样的例子，讨论题也还是局限于理论上的空谈，这能解决些什么问题？而那些真正影响着人们的实际问题则一点也没有接触到，因此使人很难相信运动能够达到计划的制订者们所设想的那些宏大的目的。
那么，运动在人们中间引起了什么反响呢？总的印象是，人们对待这次整风的态度和对待“以前”的运动的态度没什么两样；人们的思想没有敞开，心里的话也没有真正讲出来。因而，讨论有时很难继续下去，而且似乎没有一个能引起人们争论的问题，这给人们一种什么印象呢？
领导者对运动的态度又是如何呢？虽然当他们谈及运动时调子、嗓门很高，企图以此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实质上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对上级负个责任。至于运动的现实意义，可能达到的目的，真正要解决哪几个问题，怎样解决，群众对运动有什么想法和看法，他们心中可以说是完全没数的。多年来由于“四人帮”的影响，在基层领导中形成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本单位的群众和实际工作负责的风气实在是太浓厚了，这种风气对事业的危害性是极大的，这多么使人痛心。
我们这些老“运动员”的任务仍然和以前一样，讨论那些讨论过不知多少次、永远也讨论不完而且是自己讨论自己听的讨论题。
我这样来议论运动是不是观点不对呢？可能会有人认为是不对的，但是只要和群众谈谈，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就不会这样认为了。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期盼着思想解放、心情舒畅的工作氛围，但这次运动的安排计划与“**”期间的做法没什么区别，仍然是流于形式，没有触及任何具体问题。因此，二哥判断这次运动不大可能取得什么成效。
受十年“**”的影响，许多干部自觉或不自觉地养成了形式主义、说空话、大话的习气，特别是一些基层领导习惯于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本单位的群众和实际工作负责，这种风气的危害性是极大的。对这种现象，二哥在日记中坦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1978年6月22日，二哥在日记中写道：
最近听了几次讲话，引起了我的一些联想。这些讲话调子虽高，但内容不实，道理虽大，然而不深。我总感觉到，多年来由于受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加之自己放松要求，有许多领导只安于在大会上讲个话，做个报告，而不重于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摸清群众的思想情绪和产生思想问题的各种原因，做深入细致具体的思想工作。这样在他们的讲话中主要的是些口号和报纸上的“大道理”，基本上没有针对群众的具体问题的语言。当然，大道理一定要讲，一定要用大道理来统率小道理，要使群众服从大道理。“二万五”[2]、吃草根树皮，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也要经常讲，使后人当着革命需要时也能毫不犹豫地去忍受艰苦，去挺身牺牲。但是这些道理是不会自然地钻进人们的思想里去的，而是要求我们运用正确的方法，把这些革命的大道理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去。这就需要我们去了解群众面临哪些具体问题，哪些是可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哪些是由于暂时有困难无法解决，需要群众克服一下的。只要把革命的大道理同群众的具体问题和具体思想结合起来，道理讲得真切，讲得实在，群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在我们有些“气粗”的领导看来，不论什么困难（不论是因为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慢，暂时还无力解决的困难，还是因为某些政策问题而人为地造成的困难，以及那些完全可以解决，只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而没有解决的困难）群众都应无条件地忍受，不应有一点怨言。群众不反映困难，领导岂不舒服了吗？但如果是那样还要你领导干什么呢？有些领导只会讲在过去如何如何，以此来束缚群众反映困难的意见，但他并没有想到，在战争年代领导又是怎样做的呢？在战争年代，干部战士一样行军打仗冲锋陷阵，艰苦奋斗，因此他们随时能体会到战士的疾苦。但现在不同了，领导工资高了，住进机关了，再加上那么一点官僚主义，不大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往往只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所以就不大了解群众的疾苦和各种问题。如果自己本身就忘记了过去的光荣传统，不注意艰苦奋斗了，那么你又怎么能够要求别人呢？再有，社会主义在不断深入，和平时期在不断延长，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情况，要求我们的领导也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要认真研究和解决怎样兼顾群众的个人利益和革命的整体利益的问题，决不能图省力，企图靠一个讲话、一篇报告就解决一切问题。我们号召人民群众发扬革命精神，做出一些个人牺牲，原本是通过人民的艰苦奋斗来换得革命事业的更大发展，反过来造福人民。因此我们在教育群众艰苦奋斗的同时，也应该努力解决那些可以解决的问题。如果只是在口头上号召人民去艰苦奋斗，又不去努力地解决群众的具体困难，不去给群众不断地谋福利，这本身不是否认了我们艰苦奋斗、干工作、干革命、干四个现代化的意义了吗？而那些让群众艰苦奋斗，以此来掩盖自己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和无能所造成的各种问题的领导的作风就更恶劣了。
在战争年代，为了夺取政权，干部和战士同在一个战壕，冒着枪林弹雨，群众的困难领导自然清楚；而现在环境条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果领导者只顾享受个人的安逸，不深入群众，不了解群众的疾苦，只是一味地要求群众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却不花力气解决群众的具体困难，这样怎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呢？在二哥的认识中，关心群众利益，是特别强调的一点。自此，二哥开始对干部制度改革问题进行持续深入的思考。
部队整党运动结束之后，在7月29日日记中，二哥对这次整党运动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