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举制起源、成立标准及进士科问题，学者的研究已相当之多，这里择其要者略作评述。

在20世纪30年代，邓嗣禹在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一文。文中对隋之进士科作了考析，结论是“然则进士科起于隋也明矣”;同时进而提出了他对科举制成立标准的看法：“须知科举考试，必由应试人于一定日期，投牒自进，按科应试，公同竞争，试后有黜落，中试者举用之，然后为真正考试。”既然唐代已有分科招考及竞争黜落之制，有投牒自进之法，“然则科举考试之起于唐，殆成定谳矣”;然而隋代已有“公同考校”之法，有进士之科，所以“科举之制，肇基于隋，确定于唐”。

在同期的《史学年报》上，还刊载了张尔田、俞大纲的评述意见。其中俞大纲对“科举之制，肇基于隋，确定于唐”这种略失含糊的说法略表异议：“不得以进士设科年代，以定考试制度始于何时。若谓察举对策之法，已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上溯两汉为权舆；若谓朝廷开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进，始可谓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以唐为始，不可谓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矣。”俞大纲与邓嗣禹，在科举成立标准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俞氏对“以唐为始”一点阐述得更为明确、清晰。

1949年之后，一般都认为科举制就是分科举人，始于隋之进士科。在《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上，何忠礼以其《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一文检讨了这一问题。他提出，科举制应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应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荐举制最根本的区别”;第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即以考试为确定任官资格的中心环节；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由于隋代考试方法尚不完善，特别是“投牒自进”之法并未产生，因此，科举制应始于唐。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就是隋无进士科，所有称述隋进士的材料，均不可信。

何忠礼的看法，与邓嗣禹、俞大纲大致相同，但论说更为细密；唯一的重大差异是，何氏认为隋无进士科。

何忠礼的文章引起了反响。问题集中于两点之上：其一，科举成立的标准是什么;其二，隋有无进士科。

在科举成立标准上，也有人采取了与何忠礼相近的意见。如许树安在1985年出版的《古代选举及科举制度概述》(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书的第5章中，虽然提到“一般把隋炀帝创置进士科作为科举产生的标志”,但又指出，“科法取士与以往的选官制度的本质区别在于，普通读书人可以自愿报名参加官府的考试，即所谓‘怀牒自列于州县’”。

但也存在着反对意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发表了金旭东《“科举制起源辨析”之商榷》及周东平《关于科举制起源的几点意见》两篇文章。两位作者引证史料，说明何忠礼“隋无进士科”之说不确；同时他们不同意何氏关于科举制特点的看法。金旭东认为，唐代举人有生徒，有乡贡，“投牒自进”的只是一部分，而且有时只是一小部分，王朝有时还完全停止乡贡，实行荐举，偶尔也允许自举，“因此把‘投牒自进’作为科举制与荐举制最根本的区别，就不妥当了”。他认为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应是“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周东平认为，“科举”的本意就是“分科举人”,而“投牒自进”“实无关科举宏旨”,只有“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尚可视为科举制的特征之一”。

对这一问题，我认为可以把科举制的特点，同察举与科举的最后分界这两点加以区分。固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也是科举的基本特点，但我们探讨科举成立的起点之时，就必须抓住使二者最后区分开来的那一特征。我以为邓嗣禹对科举特点的概括是非常准确的，王朝设科而士人自由投考，这就是科举与察举的根本区别。自东汉顺帝时孝廉已行试经，晋代始秀才对策“一策不通，不得选”,南北朝秀孝试策，均有不及第不授官之规定，北朝还确有落第者可考。因此，“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已经不能构成科举与察举的最后分界之点了。而“投牒自进”,正体现了投考之“投”与招考之“招”。北齐自求秀才(自求还不等于制度化的自举),正说明了“投牒自进”是必然趋势。何忠礼说“投牒自进”是科举制“最重要的特点”,其表述或可斟酌；但只强调“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而认为“投牒自进”“无关宏旨”,却未免是忽略了科举制成立问题的关键所在。

认为科举就是“分科举人”,这是一种老说法。汉代察举就早已是分科举人了，因此这种说法对于探讨科举制的成立问题并无帮助。至于以唐代举人有生徒和乡贡二途来否定“投牒自进”的意义，这是混淆了不同的问题。强调“投牒自进”,主要是针对地方长官察举权力而言的。问题并不在于多少人是“投牒自进”,而在于是否允许“投牒自进”。况且，学校与科目之合一，本来就是科举制的发展趋势。至明清时代，“科目必由学校”,学子皆先经县试、府试入学为童生，再经院试、乡试等，才能参加中央会试，可是并没有人怀疑明清科举是否就不能算是招考与投考制度。因为入学之童生试，是自由报名的；地方官解送贡士，已不再表现为一种举荐权力了。所以“生徒”的存在，甚至“乡贡”的消失，都不影响“投牒自进”的意义，或更为准确地说，不影响投考与招考制度的本质。

隋代的秀才、孝廉、明经等岁贡科目，以及诸多特科，如前所述，确实都没有自由报名的迹象。张晋藩、王超之《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381页称，“隋文帝时设有秀才科，由应试人自己报名，参加考试，中试者则由中央考察录用”,“策试秀才以任官，是开皇中期以后的一个重大改变。所以文帝仁寿中，杜正伦兄弟三人俱为秀才，为当时所称美。从此科举制度，便在封建社会的官僚政治中开始盛行”。说隋代秀才已能自由报名，其法为科举制之始，其观点颇为新鲜。如其时秀才确可自由报名，那么这就完全可以看成科举的起点。但不知其说根据何在。杜氏兄弟皆非自由报名，《北史·杜正玄传》“刺史何忽妄举此人”语即是证据；策试秀才亦不始于开皇中期。由于笔者未曾见过足资证成其说的史料，故暂不取其说。

那么,问题就集中到了进士科之上，何忠礼认为隋无进士科，对之金旭东、周东平在文章中已经做了有力的驳议。看来何忠礼此说，还缺乏足够的证据。《通典》《唐撼言》《唐志》《通志》《玉海》等文献，都认为隋有进士科。《旧唐书·杨绾传》记：“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同书《薛登传》曰：“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仿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小文，名之策学。”文献的记载不乏可以征信者，很难全部否认。

隋代之进士，见于文献并为学者征引者，约有如下数人：房玄龄，《旧唐书·房玄龄传》记其“年十八，本州举进士”,《新唐书》本传略同。又《金石萃编》卷五十《房玄龄碑》:“年十有八，俯从宾贡。”杨纂，《旧唐书·杨纂传》记，隋“大业中，进士举，授朔方郡司法书佐”。《新唐书》作“大业时，第进士”。张损之，《全唐文》卷三九三独孤及《唐故河南府法曹参军张公碑》记，“隋大业中进士甲科，位至侍御史尚书水部郎”(又见《唐撼言》卷一)。侯君素、孙伏伽，《唐撼言》卷一：“如侯君素、孙伏伽，皆隋之进士也明矣。”杜正仪，《北史·杜正藏传》:“大业中……正仪贡充进士。”温彦博，见《祁阳县志·乡贤传》。据金旭东、周东平考辨，房玄龄、杨纂、张损之、孙伏伽、杜正仪的进士身份，比较可靠。

但从以上情况看，进士科虽有策试，但却没有一位是自由报名、“投牒自进”的，这说明隋代进士与秀孝一样，大约仍是察举科目，尚非科举科目。这样，我们事实上又回到30年代邓嗣禹、俞大纲的结论那里去了，就是说，进士科始之于隋，而科举制度确立于唐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