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察举的重心向考试转移之后，它与学校的关系就日益密切起来。例如东晋元帝时下令察举恢复策试，秀孝多不敢行，孔坦遂议曰，“又秀才虽以事策，亦泛问经义，苟所未学，实难暗通”,请“崇修学校，普延五年，以展讲习”(见《晋书·孔坦传》);又甘卓亦谓“策试之由，当借学功”,请“申与期限”(见同书《甘卓传》)。就是说，策试的才学，要经由学校的培训；特别是在策试日趋严格、规范之时，尤其如此。
魏、齐中书学或国子学以及太学的学生，入仕数量颇为可观。但南朝国子学之入仕者，要经由一次明经策试，这既是学业成就的毕业考试，也是入仕的资格考试。而魏齐京师诸学学生之入仕者，却均无经过这种策试的明确记载。他们大约是直接迁补。魏齐学生是有品秩的。据《魏
书·官氏志》太和第一次《职员令》,国子学生在从第六品下；据《隋书·百官志》中，北齐国子生视流内从第七品。他们大约入学就获得了相应品秩官资，不需结业策试，即可依此叙录。但学校中日常的考校，还是存在的。《北齐书·孝昭帝纪》皇建元年八月：“又诏国子寺可备立官属，依旧置生，讲习经典，岁时考试。”可为一证。
魏齐时期，值得注意的是郡学与察举的结合日趋紧密，甚至成了秀孝的主要来源。郡学之立始于北魏献文帝天安初年，亦称太学，有生百人至四十人不等，依郡之大小而定。《魏书·元英传》:“谨案学令，诸州郡学生，三年一校所通经数，因正使列之，然后遣使就郡练考……求遣四门博士明通五经者，道别校练，依令黜陟。”又同书《封轨传》:“奏请遣四门博士明经学者，检试诸州学生，诏从之。”又《薛谨传》记其为秦州刺史之时，“谨命立庠，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又《北齐书·杜弼传》记其于郡学受业，“同郡甄琛为定州长史，简试诸生，见而策问，义解闲明，应答如响，大为琛所叹异”。知郡学由中央三年一次遣使考校，日常课业则由州府督责。其制度、规模，均较南朝为胜。
设置郡学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为察举提供人才。《魏书·李诉传》记其于献文帝时为相州刺史，上疏称：
所在州土，学校未立，臣虽不敏，诚愿备之，使后生闻雅颂之音，童幼睹经教之本……自到以来，访诸文学，旧德已老，后生未进。岁首所贡，虽依制遣，对问之日，惧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于州郡治所各立学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业，庶必有成。其经艺通明者贡之王府。则郁郁之文，于是不坠。
他所言之“岁首所贡”当然是指秀孝察举，“对问”指对策考试。设立官学之后，就可以将经过培训的“经艺通明者贡之王府”,即举为秀孝赴朝应试了。献文帝诏立郡学，即源于此奏之请。又《魏书·元英传》记其于宣开帝时上疏：
臣伏惟圣明，崇道显成均之风，蕴义光胶序之美，是以太学之馆久置于下国，四门之教方构于京瀍。计习训淹年，听受累纪，然俊造之流应问于魏阙，不革之辈宜返于齐民。
这里所说的下国太学之俊造应问于魏阙的制度，就是指郡学生徒应察举入京就试。事实上，北魏后期及东魏北齐，中央诸学往往有名无实，而民间学术却大为兴旺。《魏书·儒林传序》称宣武帝后，虽中央“簧宇未立”,而郡邑“经术弥显”:
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
这种为察举提供了人才的学校，既包括私学，事实上也包括郡学。北齐孝廉还定制以郡学为主要来源。《北齐书·儒林传序》:
齐制，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学之徒通经者，推择充举。射策十条通八以上，听九品出身，其尤异者亦蒙抽擢。
北齐之郡学也有许多弊端，这是另外的问题。我们在此所注意的是，从郡学之博士、助教与诸生之中直接“推择”孝廉的制度，却把察举与学校直接地联系起来了。尽管此时之孝廉并非全都出于郡学，但可以相信，郡学与察举的结合由此而更为紧密了。上一节中我已指出，这种“推择充举”,已使报名参试在形式上更为开放、自由了；同时，这一制度还标志着察举与学校的进一步结合。《杨秀墓志》:
公仁惠自天，礼仪率性，年逾髫此，宿外从师……声振东胶，名芳西序……遂得受诏蒲轮，高才入选。应机抗策，皆曰智囊，授任城王皇子国治书。
任城王即高潜，汉代以安车蒲轮征举郡国贤士，故此“受诏蒲轮”指接受州郡察举。可见，杨秀便是自幼入学，并以此得以被征举朝廷参加对策的。
既然无论私学或官学的生徒，最终都是要以经术策试入仕，那么把学校入仕与孝廉试经硬性地分为两途，就实属多此一举。二者的接近与结合，就是大势所趋。汉代孝廉察举兼顾德行、功次、吏能等，与太学诸生射策，性质有相当大的区别。而至北齐，孝廉之举大致就是一种经术考试，那么孝廉举自郡学，就是很自然的了。
南朝也有从学校中得到察举的事例。如钟嵘，齐永明中为国子生，举本州秀才(见《梁书·钟嵘传》);孔琇之，以国子生举孝廉(见《南齐书·孔琇之传》);萧恺，以国子生对策高第，州又举秀才(见《梁书·萧子显传》)。但南朝唯京都学校尚较兴盛，且学校别有明经策试之科，州郡及民间学校则衰落不振。而北齐则“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伏膺无怠，善诱不倦”,其郡学与察举的关系，显然更为直接、密切。
魏齐之学校，未见明经之举；周代则有了“明经”一科。西魏、北周之太学生，我大略考得宇文宪、宇文邕、李昶、宇文孝伯、杨坚、郑译、元谐、王谊、苏夔、杨希尚、柳謇之、张衡、崔仲方、梁彦光、辛公义、唐直十余人，其中有3人明记以“明经”入仕。《隋书·崔仲方传》:“年十五，周太祖见而异之，令与诸子同就学……后以明经为晋公宇文护参军事。”又《唐直墓志》:“君……起家大学生，寻以明经被荐，蒙授越王府记室，仍加内史治都督。”他们二人之“明经”,不知经过策试与否。《隋书·柳謇之传》:“周齐王宪尝遇謇之于途，异而与语，大奇之，因奏入国子。以明经擢第，拜宗师中士。”可证周之学校，确有明经对策之法。除此之外，《隋书·梁毗传》:“毗性刚謇，颇有学涉，周武帝时，举明经，累迁布宪下大夫。”传中未言梁毗是否入学，这可能是史传省略，否则周武帝时就还存在着面向学外士子的明经之科。
隋时承袭了明经之举。《隋书·高祖纪》开皇九年夏四月诏：
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明勒所由，隆兹儒训。
由此诏可见，京邑学子及州县生徒，依制可由“明经”之科“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不是说没有“明经”之举，而是说“明经”策试中未有“灼然高第”。《隋书·房晖远传》:
擢为国子博士。会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时定臧否……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晖远揽笔便下，初无疑滞。或有不服者，晖远问其所传义疏，辄为始末诵之，然后出其所短，自是无敢饰非者。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
这些经过策问而“将擢用”之国子生，应该就是“明经”。此京邑学校之“明经”。又《隋书·循吏梁彦光传》记其为相州刺史之时：
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亲临策试。有勤学异等、聪令有闻者，升堂设馔，其余并坐廊下。有好诤讼，惰业无成者，坐之庭中，设以草具。及大成，当举行宾贡之礼，又于郊外祖道，并以财物资之。于是人皆克励，风俗大改。
“及大成当举”,应指依照制度当举为“明经”而升进于朝。此当即州县学校之“明经”。
隋文帝仁寿元年六月下诏废天下之学，诏中言及他曾“崇建庠序，开进仕之路”(见《隋书·高祖纪》)。“开进仕之路”,即当包括明经之举。数年之后隋炀帝继位，又重作“尊儒重道”之姿态。《隋书·炀帝纪》记大业元年闰七月诏：
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这里要求地方官采访并以名闻的，其对象有“在家”及"见入学者"两类，标准则是“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当即包括“明经”在内。国子等学设课试之法，大约也要贡上“明经”。
隋之明经，如韦云起，“隋开皇中明经举，授符玺直长”(见《旧唐书·韦云起传》);孔颖达，“以教授为务，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见《旧唐书·孔颖达传》);又《资治通鉴》唐武德元年十月记北海郡有“明经刘兰成”,胡三省注曰，“刘兰成盖尝应明经科”。由孔颖达“高第”之例，知隋明经之科有策试之法。又《金石萃编》卷五十《韩仲良碑》:“□□学生，仁寿□年被举，授吏部朝散郎。”(“学生”原作“学至”,误。)“学生”前二字或为“国子”之渤。他之被举，大约也是举为“明经”的。隋之明经，大约“在家及见入学者”均可应选。同时隋代诸学是否还可以以其他科目贡士，还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
唐代之中央学校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皆可以策试入仕。这六学体制，是在魏、齐、周、隋之间逐渐完备起来的。
国学、太学二学并立，始于西晋。但《通典》卷三十六《职官十八》“曹魏官品”第八品里，已有“国子、太学助教”之职，又有“诸京城四门学博士”之官，其详遽难考知。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迁都洛阳后，诏立国学、太学、四门小学；宣武帝正始四年六月又诏立三学；延昌元年四月“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太学、四门明年暮春令就”(见《魏书》二帝之《纪》)。是至延昌之后三学始成。又据同书《刘芳传》,国学在宫门之左，太学在西晋太学旧址；小学原欲置于城之四门，以合于“师氏居内，太学在国，四小在郊”的古制，后以刘芳议，改与太学同置一处。又同书《儒林传序》记孝明帝神龟中规定，国学以三品之上及五品清官子弟充选；那么太学与四门学生之入学资格，又当较此为低。齐承三学之制，分别有生72人、200人、300人(见《隋书·百官志》)。又《隋书·礼仪志》记北齐学校月旦行“拜礼揖颜”之礼时，国子生“升堂”而太学诸生处于“阶下”,亦见二者身份之别。
史载西魏北周有国子学、太学、露门学等名目。王仲荦谓：“又北周有国子博士、国子生，疑即露门学博士、露门生也。”①此语自亦不误，但亦略欠全面。西魏之初庶事草创，只有太学，又称国子学，二学初为一事。《隋书·高祖纪》:“初入太学，虽至亲昵不敢狎也。”同书《元谐传》:“少与高祖同受业于国子，甚相友爱。”一谓“太学”,一谓“国子”,正见其时“国子”即是太学。至周明帝、周武帝立露门学，露门学相当于国子学，遂与太学两分。又周有小学博士、小学助教，是周国学、太学、小学齐备。
北周又有算生、法生、书生。《通典》卷三九《职官二一》“后周官品”末记：
右按所建六官并徒属及府史杂色职掌人二万一千七十三人。二千九百八十九人诸色官。万八千八十四人府史、学生、算生、书生……(中略)等人也。
“学生”当为国学、太学诸生，算生修习算术，书生修习书法，算生、书生两种都上承北魏。
秦汉统治者以法治国，律学相当普及。魏晋南朝风气变了，律学不绝如缕。律博士及弟子员，始置于曹魏。魏明帝时因卫觊之请而置律博士，晋及宋、齐、梁、陈并承其制。《南齐书·崔祖思传》:“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门户。”知其时有律生。又同书《孔稚珪传》记其上疏：“国学置律助教，依《五经》例，国子生有欲读者，策试上过高第，即便擢用，使处法职，以劝士流。”这一建议在齐“竟不施行”,但梁便于廷尉律博士外别置了胄子律博士。
魏、齐均有律博士，但未见“律生”名目。据《隋书·百官志》,齐律博士四人，属大理寺；大理寺除明法掾外又别有“明法”十人，疑即律生。隋亦有律博士及弟子员，属大理寺。《隋书·刑法志》记开皇之初修成新律：
于是置律博士弟子员，断决大狱，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后依断。五年，侍官慕容天远，纠都督田元，冒请义仓，事实而始平县律生辅恩，舞文陷天远，遂更反坐。帝闻之，乃下诏曰：“……其大理律博士、尚书刑部曹明法、州县律生，并可停废。”
由上文“于是置律博士弟子员，断决大狱，皆先牒明法”一句可知，“明法”即律博士弟子员。下面有“尚书刑部曹明法”一句，查《隋书·百官志》,刑部无“明法”一职，而大理寺则有“律博士，八人；明法，二十人”。又证“明法”即律博士弟子。是隋州县之律学诸生称“律生”,参与州县之决狱，如辅恩之例；而中央大理寺之律学诸生则称“明法”,参与尚书刑部之决狱，故又称“尚书刑部曹明法”。北齐之“明法”当与隋同。
书学博士始于西晋。《晋书·荀勖传》:“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唐六典》卷二一“书学博士”条曰，“自汉以来，不见其职”,似误。北魏未见书学博士，但有书生。《魏书·术艺江式传》记，“书生五人，专令抄写”;同书《术艺蒋少游传》记其“后被召为中书写书生”;又《北齐书·儒林张景仁传》记其“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北齐有“八书博士”,属太常，员二人(见《隋书·百官志》)。北周有书学。《北史·儒林冀儒传》:“教明帝及宋献公等隶书。时俗入书学者亦行束俗之礼，谓之谢章。儒以书字所兴，起自苍颉，若同常俗，未为合礼。遂启周文，释奠苍颉及先圣先师。”“周文”即宇文泰。是其时官府已有书学。
算生及博士北魏已有。《魏书·范绍传》:“太和初，充太学生，转算生。颇涉经史。十六年，高祖选为门下通事令史。”据《魏书·官氏志》太和第一次《职令》,第八品下有尚书算生，第九品上有诸寺算生。《魏书·术艺殷绍传》:“好阴阳术数，游学诸方，达九章七曜，世祖时为算生博士，给事东宫西曹。”《唐六典》卷二一称算生博士“魏晋以来多在史官，不列于国学”。
总之，到隋为止，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并立之制已成，算生、律生、书生都已具备。隋廷加以整理，以国子寺统国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五学，但律学犹属大理。至唐代律学亦移属国学了，遂成六学并立之体制，各有课试授业之法，并可各由相应科目参加科举考试——前三学之学生应试可选择秀才、进士、明经科，后三学则分别参试明法、明字、明算科。
总而言之，北朝学校制度的发展，也为科举制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表现在察举与学校进一步的结合之上以及六学体制的具备之上。这与南朝学校制的那些变化一道，构成了科举制出现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