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汉化过程之中，同时也接受了魏晋以来的士族制度。南北分裂以后，北方的世家豪族，其宗族维系及经济力量较南渡士族保持得更为完好；在因社会动乱而文教事业大受摧残之时，他们也是文化的主要保有者。少数民族政权在谋求与汉族士大夫合作之时，不能不采用相对地更能保证其特殊身份的选官方式，如九品中正制度与“清途”制度。例如石勒就曾下令“清定九品”"典定士族",苻秦也曾恢复“魏晋士籍”,南燕也有所谓“二品士门”。
北魏的拓跋族统治者，甚至采用了使自身也士族化的方针。例如倾心仰慕汉族文化的孝文帝，就明显地表现出了对士族制度的向往。他大定海内士族，所谓“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贯”。除帝室及长孙、叔孙、奚氏之外，有鲜卑之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首；汉族之山东、关中及河东士族，亦各有高下。并以膏梁、华腴及甲、乙、丙、丁之等差相齿列，依门第高下为“方司格”,中正据以铨选。《通典》卷十六《选举四》:“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
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仅中正制与“清途”制成了士族化政策的一部分，而且察举制与学校制，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浓厚的士族化色彩。如太武帝神麝四年所征之范阳卢玄、博陵崔绰等30余人，大抵为北方名门郡姓之头面；而同时州郡所贡之秀孝，自然也是同类人物。《魏书·高祖孝文帝纪》延兴二年诏：
顷者州郡选贡，多不以实，硕人所以穷处幽仄，鄙夫所以超分妄进，岂所谓旌贤树德者也。今年贡举，尤为猥滥。自今所遣，皆门尽州郡之高，才极乡闾之选。
可见孝文帝确定的察举标准，是“门”与“才”,这与南朝取士“才地俱允”“人门兼美”之原则，如出一辙。又同书《韩显宗传》记其太和中上言：
进贤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之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如此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门望者，是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时者，贤才而已!
由其批评之激烈，正见察举中士族化倾向之严重。
下面我们以秀才为例，略作统计，以印证这一情况。北魏之秀才，我大略考得86例。据《新唐书·柳冲传》,山东郡姓以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郡姓以韦、裴、柳、薛、杨、杜为首。诸姓之得举秀才者，依数量之多少，有：河东闻喜裴氏，有裴务、裴美、裴宣、裴延儒、裴景融、裴敬宪、裴佗、裴思齐、裴侠①9人；清河崔氏，有崔祖虬、崔相如、崔元献、崔励、崔休、崔暹6人；范阳卢氏，有卢诞、卢观、卢文伟、卢辨、卢叔仁5人；赵郡李氏，有李同轨、李叔胤、李谧、李悟、李普济5人；河东解柳氏，有柳崇、柳仲起、柳蚪3人；博陵安平崔氏，有崔士元、崔挺、崔殊3人；陇西狄道李氏，有李彦、李琰之、李超3人；太原晋阳王氏，有王宝兴、王希云、王延业3人；荥阳开封郑氏，有郑羲、郑伯猷2人；京兆中山韦氏，有韦骈；河东汾阴薛氏，有薛骅驹；弘农华阴杨氏，有杨钧；京兆杜氏，有杜振。仅仅以上之姓族合计即达43人，占北魏秀才可考者之半数。
其他姓族之举秀才者，如河间谟邢氏，有邢峦、邢产、邢虬、邢臧4人；勃海修李氏，有李叔宝、李长仁、李述3人；清河绎幕房氏，有房景先、房亮2人；武功苏氏，有苏湛、苏亮2人；陇西狄道辛氏，有辛祥、辛穆2人；河内温司马氏，有司马澄、司马祖珍2人；勃海修封氏，有封琳；太原晋阳郭氏，有郭祚；安定朝那皇甫氏，有皇甫骅；北平无终阳氏，有阳藻；西河介休宋氏，有宋世景；中山毋极甄氏，有甄邯。以上23人，又占北魏秀才可考者之四分之一。加上鲜卑贵族之元昭、穆子琳，北魏以姓族举秀才者占北魏秀才之五分之四。余者，除去一些门第一时难定莫辨者，出自寒微的秀才寥若晨星。北魏由清途入仕者，同时包括鲜卑与汉族姓族；而秀才察举，则主要是汉族姓族的入仕之途。
北魏秀才之任用可考者约67例，其任官情况大致如下：
中书博士15人，太学博士7人，太常博士1人。据《魏书·官氏志》
所载孝文帝太和中第一次《职令》,国子博士(即原中书博士之改称)在第五品中，太学博士及礼官博士在第六品中。礼官博士疑即太常博士。据太和二十三年复定之《职令》,国子博士在第五品上，太学、太常博士在从第七品。以上除为博士官者，合计23人，占35%,在三分之一以上。
诸府僚佐掾属，如参军、主簿，公国郎中令，州别驾、治中、主簿、西曹书佐等，共20人。僚佐掾属之品秩因府主高下而异，难以一一详考。就其可知者判断，大致在五、六、七品左右。此20人占30%左右，不及三分之一。
员外散骑侍郎2人，尚书郎3人，著作佐郎4人，中书议郎2人，奉朝请9人。据太和第一次《职令》,诸官品秩分别为从第四品下，第五品上，第五品上，第五品上，第六品下。据太和二十三年《职令》,尚书郎第六品下，员外散骑侍郎第七品上，秘书郎中、著作佐郎第七品下，奉朝请从第七品下。以上合计共20人，占30%。
此外，还有拜除县令、大理平、检校御史、步兵校尉等官者。大致说来，北魏秀才之任官，在五、六、七品之间。所拜之官，与当时权贵士族之起家官，大致相近。
北魏由秀才一途入仕者，大部分在后来都成了北魏以及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中高级官僚。这里根据史传记载，并参考了毛汉光编制的《北魏官吏总表》,略作统计，将北魏秀才在仕途上所达到的最高官品在五品以上者之比例。
可见由秀才入仕者，在仕途上具有良好前景。较之直接入仕，秀才察举对才学更为强调；秀才有三分之一拜为博士，可见此科是北魏文化教育人才的重要来源。
北魏学校入仕之途，其特权性、士族化更为明显。根据《魏书》,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正月令“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献文帝时高允请立郡学，选生“先尽高门，次及中第”;宣武帝正始元年十一月兴学诏，有“崇建胶序，开训国胄”语，延昌元年四月兴学诏，有“贵游之胄，叹同子衿”语。又张昭“天兴中，以功臣子为太学生”,王嶷“少以父任为中书学生”。又《周书·薛裕传》:“初为太学生，时簧中多是贵游。”时在北魏之末。这都说明北魏学校的入学标准，首先在于父祖门第官位。又北魏国子学生有品阶，据太和第一次《职令》,在从第六品下，身份不低，可见其待遇优越。
北魏之国学、太学生员，我大略考得65人。其中出于汉族姓族者，如赵郡李氏之李骞、李怡、李仲胤、李安世、李谧5人，博陵崔氏之崔秉、崔合、崔广、崔振4人，清河崔氏之崔思叔、崔箱子、崔彦穆3人，陇西狄道李氏之李韶、李虔、李冲3人，京兆杜陵韦氏之韦瓒、韦孝宽2人，勃海高氏之高祐、高钦2人，广平任游氏之游明根、游肇2人，以及范阳涿卢氏之卢度世，河东闻喜裴氏之裴修，荥阳开封郑氏之郑道昭，河东汾阴薛氏之薛裕，河间邢氏之邢子才，河内司马氏之司马金龙，范阳祖氏之祖莹，勃海封氏之封回，北海王氏之王嶷，等等。
特别是仅仅就我之大略考得，国学生或中书生中，宗室有元孟辉、元晖、元信、元悛、元账、元灵耀、元彝7人，代姓有陆凯、源规、源奂、尉拨、贺拔岳等5人。鲜卑皇宗贵族合计12人，占18.5%。《元孟辉墓志》记，“时始八岁矣，有诏入学”;《元信墓志》记，“幼入书堂”;《元悛墓志》记，“年七岁，召为国子学生”;《元赔墓志》记，“裁离襁褓，便游庠塾”。知皇宗子弟，应依制入学。这当然会提高学校的规格。总之，就史料所见，北魏所见学校诸生。大抵出自高门贵族之家。
北魏学生之任官可考者约48人，其中以拜为中散者为最多，共17人，且全部来自中书生，占总数之35.4%。《魏书·李冲传》:“显祖末，为中书学生……高祖初，以例迁秘书中散。”知中书学生迁中散为常例。中散一官约始置于道武帝时，为权贵子弟之起家之位。如高谧、陆龙成、伊酸、皮喜、慕容契等，史传记其以“功臣子”“勋臣子”“名家子"或"名臣子”除为中散。据《魏书·官氏志》太和中第一次《职令》,侍御中散及中散
在第五品上，秘书郎、著作佐郎、国子博士尚在其下。但太和二十三年第二次《职令》,已不见中散一官。其余之任官，如中书博士、中书助教、太学博士、博士、侍御史、秘书郎、尚书郎、中书郎、羽林监、奉朝请及诸府掾属僚佐，等等，不一一备记。国子中书生的任用，看来比秀才还要优越一些。太和第一次《职令》规定国子生品秩为从第六品下，其起家官品，自然又应在此之上。
北魏所见学生之最终或最高仕官之可考者，我大略统计得47例。下面参照史传，并参考毛汉光编制之《北魏官吏总表》,将其中仕官曾达五品以上者之数量比例。
是北魏学生，最终成为中高级官僚者的比例，是非常之大的。其中最终成为三品以上官吏的，占61.9%。可见学校入仕，在北魏乃入仕华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