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在建立之后，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接受汉式官僚制度，如设置汉式的官位爵名，采用汉式的行政体制，利用汉式的方法——如礼仪刑律进行统治等。特别是在吸收了汉人参加政权之后，这一过程往往就大为加速了。在选官制度上亦是如此。当少数民族政权企图招揽汉族士大夫为之服务之时，他们对在两汉魏晋已有几百年传统的察举选官制度加以利用，是非常自然的。十六国政权之中，相当一部分都曾采用过这种制度，试述如下。
第一，前赵。《晋书·刘曜载记》:“武功豕生犬，上邦马生牛，及诸妖变不可胜记。曜命其公卿各举博识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刘均举参军台产。曜亲临东堂，遣中黄门策问之。产极言其故，曜览而嘉之，引见东堂，访以政事。产流涕歔欷，具陈灾变之祸、政化之阙，辞旨谅直。曜改容礼之，即拜博士祭酒、谏议大夫，领太史令。”这是袭用了汉代因灾变而察举贤良直言对策的做法。
第二，石赵。《晋书·石勒载记》曰，“勒……令群僚及州郡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以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试经之制”;“特赦凉州殊死，凉州计吏皆拜郎中”;“又下书令公卿百僚岁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石勒采用了察举岁贡及计吏拜郎之制。“至孝、廉清”应是由“孝廉”分化而来，同时贤良、方正、直言变成了岁举，并继承了策试与分等授官之制。
第三，前燕。《太平御览》卷六五一：“崔鸿《前燕录》曰：辽东内史宋该举侍郎韩偏为孝廉。慕容儒令曰：夫孝廉者，道德沉敏，贡之王庭。偏往助叛徒，迷固之罪；及王威临讨，凭城丑詈，此则勃之甚，奈何举之!该下吏，可正四岁刑；偏行财祈进，亏乱王典，可免官禁锢终身。”“勃”当作“悖”。此文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二十五引作慕容跳事，“奈何举之”后多“剖符朝臣，何所取信”八字，或所据版本有异。又《魏书·崔逞传》:“慕容玮时，郡举上计掾，补著作郎。”是前燕有计吏察举之制。
第四，前凉。《太平御览》卷五一三：“崔鸿《前凉录》曰：范绩字弘基……历仕三朝，士友服其清亮。举秀才，为郎中，迁中都谒者。”又同书卷四三七：“刘彦明《敦煌实录》曰：索苞有文武材，举孝廉，除郎中。”按前凉张轨初霸凉州之时，贡士尚达于朝廷。《晋书·张轨传》曰“遣治中张阆送义兵五千及郡国秀孝贡计、器甲方物归于京师”,时约晋怀帝前后；又晋愍帝时，张宴“遣督护王该送诸郡贡计，献名马方珍、经史图籍于京师”。但晋东渡建鼎建康之后，张氏虽称臣于晋却不通使命，通使后亦不奉其正朔。范绩举秀才时已“历仕三朝”,大约已至张骏、张重华之时；索苞后率兵救宋澄于羌人之围中，而宋澄仕凉，在张祚、张玄靓之时，见《晋书·张轨传》。此时之秀孝大约已不会贡于建康，而是为本政权而举了。
第五，苻秦。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三三：“建元元年，(苻)坚又改元为建元。正月，雍州秀才段铿对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通经者十余人，皆拜令长。”又《晋书·苻登载记》:“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称。苻坚时举贤良，为郎中，稍迁长安令。”又同书《吕光载记》:“王猛异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坚，举贤良，除美阳令。”是苻秦有秀孝对策及贤良察举之制。
第六，南燕。《晋书·慕容德载记》:“德如齐城，登营丘，望晏婴冢，顾谓左右曰……青州秀才晏谟对曰……”由“青州秀才晏谟”例，知有秀才之举。
第七，北燕。《晋书·冯跋载记》:“分遣使者巡行郡国……昌黎郝越、营丘张买成、周刁、温建德、何纂以贤良皆擢叙之。”此巡行使者举贤良，当为特举。
又，《石育墓志》记其“曾祖瓒，以秀才仕燕，释褐鹰扬将军、中书博士”。其所仕不知何燕。
第八，北凉。《金石萃编》二九《鲁郡太守张猛龙清颂碑》:“高祖钟,凉州武宣王大沮渠时，建威将军、武威太守。曾祖璋，伪凉举秀才，本州治中。”此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文物出版社，1981)所收哈拉和卓九六号墓文书，其时间在北凉玄始十二年至义和二年，其中的第二一份《功曹下田地县符为以孙孜补孝廉事》,有“田地县主者：今以孙孜补孝廉，符到”"奉行""曹书佐"等字，说明这个政权还有孝廉之举。
第九，后凉。《魏书·宋繇传》:“宋繇字体业，敦煌人也……吕光时举秀才，除郎中。”
第十，后秦。《晋书·姚兴载记》:“兴令郡国各岁贡清行孝廉一人。”
第十一，西凉。《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哈拉和卓九一号墓文书，
其第二份为《西凉建初四年(408)秀才对策文》,包括策题及“□谘”"凉州秀才粪土臣马陶”及“护羌校尉粪土臣张弘”三人的对策片断。这是至今所见最早的秀才对策实物，弥足珍贵。学者的分析显示，这次策试为五问五答，与晋制正合；对策时间为此年正月一日，而策问则在前一年，即建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可见十六国政权对察举制之采用，相当普遍。
十六国政权曾经兴置官学者，亦为数颇多。如前赵、石赵、前凉、苻秦、成汉、南燕、北燕、南凉、姚秦，等等，皆有学校。其中史传明记有考试叙录之制的，有：
第一，石赵。《晋书·石勒载记》曰，“勒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著作郎，录述时事”。
第二，苻秦。《晋书·苻坚载记》曰，“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坚谓博士王实曰：朕一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坚自是每月一临太学，诸生竞劝焉”;“坚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
第三，前燕。《晋书·慕容跳载记》记，“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
第四，姚秦。《晋书·姚苌载记》:“苌下书令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
第五，南燕。《晋书·慕容德载记》:“德大集诸生，亲临策试。”是学校诸生，已成为诸少数民族政权的官吏来源之一。
据《晋书》等史料记载，刘曜立学，选学生千五百人；石勒之太学，有将佐子弟三百人，又诸小学有诸生百余人；前凉张轨之学校，有“九郡胄子五百人”;前燕慕容跳之东庠，“学徒甚盛，至千余人”;后秦姚兴使儒者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南燕慕容德，有太学生二百人；西凉李玄盛，有高门生五百人。作为对比，江左东晋之太学生仅六十至一百人，国学重建后亦衰落混乱不足称道。十六国之文化自然不能与东晋相比，但在官学之规模上，却并不逊色。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北魏拓跋氏政权，在其崛起和发展过程之中，对于招揽汉族士大夫，同样非常重视。在招揽罗致汉族士人之时，最早采用正规的察举选官方式的，是世祖太武帝拓跋焘。据《魏书·世祖太武帝纪》,神麝四年九月诏征卢玄、崔绰、李灵、邢颖、高允、游雅、张纬等，“尽敕州郡以礼发遣”,“及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这“数百人”中，即有秀孝在内。《魏书·天象志》记此事：
是月壬申，有诏征范阳卢玄等三十六人，郡国察秀孝数百人，且命以礼宣喻，申其出处之节。
这是北魏秀孝察举之事见于史籍的最早一次。又《魏书·崔逞传》:
初，三齐平，(崔)祎孙相如入国，以才学知名，举冀州秀才，早卒。
崔祎原仕南燕慕容德。“三齐平”指文成帝、献文帝攻占青、齐之事。约此前后，崔相如与其弟崔或归于北魏。故崔相如之举秀才，时亦较早。
严耕望谓北魏秀才对策除官之最早可考者为刘善与郑羲，前者举于文成帝太安中，见《周书·裴果传》,后者举于文成帝和平中，见《八琼室金石补正》十四《魏郑羲碑》。①查《周书》,刘善举秀才事见《刘志传》,附于《裴果传》;又举秀才之年原作“大安”,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作献文帝年号“天安”,未知孰是。此二人或为北魏秀才对策除官所见最早者，却非秀才得举之所见最早者。《八琼室金石补正》十七《王僧墓志》:
曾祖衮，以大魏太常年中除建威将军，北平太守。祖清，少履庠门……故刺史张儒辟为茂才，昂然不拜。父颠，以真君年中黄舆南讨……
“太常”即明元帝年号“泰常”;“真君年中黄舆南讨”,指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南伐事，则王清之被举秀才，当在太武帝神麝四年之后，太平真君十一年之前。
太武帝时，还有贤良之举。《魏书·世祖太武帝纪》:
先是，辟召贤良，而州郡多逼遣之。诏曰……诸召人皆当以礼申谕，任其进退，何逼遣之有也!
其时在延和元年，即神麝四年的次年。又同书《李祥传》:
世祖诏州郡举贤良，祥应贡。对策合旨，除中书博士。
贤良之举应在神麝四年，但这与征召卢玄应非一事。因为《魏书·高允传》中之《征士颂》所记神麝四年应征之30余人，并无贤良李祥之名，知贤良别为一科。
自从太武帝神麝四年令州郡举秀孝贤良，察举制度遂成为北魏政权之选官常途。孝文帝拓跋宏执政之后，锐意汉化，秀孝察举亦因之大盛。北魏秀孝我就史传大略考得百余人，举于孝文帝以前者不过数人而已，而于孝文帝一朝得举者，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据《魏书·儒林传序》称，孝文、宣武以降，“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贤良之举也被承袭下来了。如《来和墓志》:“神龟元年举贤良，拜扬烈将军、员外奉车都尉。”后来还有了“文学”一科。如《北史·文苑祖鸿勋传》记“仆射、临淮王或表荐其文学，除奉朝请”;《周书·辛庆之传》记其“少以文学征诣洛阳，对策第一，除秘书郎”;又辛仲景，“年十八举文学，对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
北魏学校体制的建立，比察举还要早数十年。据《魏书·儒林传序》:
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太宗世，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太学于城东。
可见北魏之学校设置颇早。又据《魏书·太祖道武帝纪》,道武帝迁都平城“始建都邑”,在天兴元年秋七月。次年即天兴二年三月，“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其间仅仅七八个月。天兴二年之生员，同书《官氏志》记作“国子生员三十人”。从《儒林传序》所记“始建都邑”时所立之太学已有“生员千有余人”来看，《官氏志》误，《太祖道武帝纪》是。《魏书·张蒲传》:
子昭，有志操。天兴中，以功臣子为太学生。
此即天兴年间之学生实例。但张昭并非北魏太学生之最早一人。《魏书·薛提传》:
薛提，太原人也。皇始中，补太学生，拜侍御史。
“皇始”亦为道武帝年号，在天兴之前。是北魏迁都平城之前，原已有学校了，这就是天兴元年“生员千有余人”的来源。北魏学校屡有废置之时，但往往又得重建。其太学生、中书生与国子生我大略考得65人，他们大抵都能由学校入仕。
由北魏察举学校实施情况，以及由此入仕之可考者的数量来看，这种以知识才学为条件的入仕制度，为北魏政权提供了相当一批经过汉族文化培训的新型官员。他们在承担政务、普及教育以及汉化改制、制礼作乐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