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政权在采用察举选官制度之时，大致沿用承袭了两晋南朝的考试程式，但大同之中亦有小异。从北魏、东魏到北齐的考试之法具有连续性，在此一并叙述。
北朝察举之中，秀才、孝廉二科是基本科目。秀才主要考试文学辞采，孝廉则主要考试经术章句。《魏书·崔亮传》记刘景安语：“朝廷贡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论章句，不及治道。”是秀才试文而孝廉试经。又同书《邢峦传》:“有司奏策秀孝，诏曰：秀孝殊问，经权异策，邢峦才清，可令策秀。”是主考秀才者，亦须选择文才清逸者，那么策试孝廉者，自然要经学渊博之士了。
《隋书·礼仪志》记云：
后齐每策秀孝，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考贡士，考功郎中策廉良。皇帝常服，乘舆出，坐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其有脱误、书滥、孟浪者，起立席后，饮墨水，脱容刀。
又《通典》卷十四《选举二》亦引及此文，文字略异，并称“北齐选举，多沿后魏之制”。据此，北齐此制，当沿袭北魏而来。
皇帝亲临朝堂策试秀孝，魏、齐皆有其事。如《魏书·高祖孝文帝纪》太和十六年春正月：“戊辰，帝临思义殿，策问秀孝。”同书《灵皇后胡氏传》:“又亲策孝秀、州郡计吏于朝堂。”又《北齐书·武成帝纪》河清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诏临朝堂策试秀才。”君主亲临朝堂策试，表示了王朝对这种面向汉族士人的选官制度的重视。
《隋书·礼仪志》“集书策考贡士”句，严耕望谓应作“集书策孝廉”之讹①,其说是。其上下文明记所叙为“策秀孝”之制，则孝廉应有策试主司；又秀孝皆为“贡士”,不当于秀才、廉良之外别有“贡士”。“考”当作“孝”,“贡”当作“廉”,“士”字误衍。故集书省之所策，应为孝廉。《通典》又删“考”作“集书策贡士”,亦误。
《隋志》又言“考功郎中策廉良”,“廉良”不知为何事。汉有“廉吏”科，晋有“良吏”科，但北齐之“廉良”,似与此不同。宫崎市定释之为郡国计吏，颇有道理。②《隋书·礼仪志》四又记北齐考试计吏之制：
正会日③,侍中黄门宣诏劳诸郡上计。劳讫付纸，遣陈土宜。字有脱误者，呼起席后立；书迹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无可取者，夺容刀及席。既而本曹郎中考其文迹才辞可取者，录牒吏部，简同流外三品叙。
此处所记计吏笔试及惩罚办法，与前述秀孝、廉良策试之惩罚办法，完全相同。又前引之《魏书·灵皇后胡氏传》,有“亲策孝秀、州郡计吏于朝堂”语；同书《高祖孝文帝纪》太和七年春正月庚申诏，有“故具问守宰苛虐之状于州郡使者、秀孝、计掾，而对多不实，甚乖朕虚求之意”语。是北魏与秀孝同策者，确实还有计吏。
这种计吏笔试之法，始于西晋。《晋书·王浑传》记惠帝“尝访浑元会问郡国计吏方俗之宜”,王浑答曰：
旧三朝元会前计吏诣轩下，侍中读诏，计吏跪受……可令中书指宣明诏，问方土异同，贤才秀异，风俗好尚，农桑本务，刑狱得无冤滥，守长得无侵虐。其勤心政化兴利除害者，授以纸笔，尽意陈闻。以明圣指垂心四远，不复因循常辞。且察其答对文义，以观计吏人才之实。
奏上“帝然之”。据此推测，北齐之“廉良”,名目取自“廉吏”与“良吏”,而其身份，此时就是州郡计吏。计吏考试之主持者，是侍中、黄门；擢第之“本曹郎中”,当即尚书吏部之考功郎中，所以又言“考功郎中策廉良”。考试内容是“陈土宜”,同于西晋王浑之所议。从叙官时“简同流外三品叙”来看，计吏的身份官资是较为低下的。
《隋志》称“中书策秀才”,据前引《魏书·邢峦传》,有诏令邢峦策秀才之时，他正为中书侍郎。又同书《孙惠蔚传》:
太和初，郡举孝廉，对策于中书省。时中书监高闾宿闻惠蔚，称其英辩，因相谈，荐为中书博士。
是北魏时秀孝策试最初均由中书省策试，而且有时就对策于中书省。“集书策孝廉”,大约为此后又行之法。又《北史·文苑樊逊传》:
天保元年，本州复召举秀才。二年春，会朝堂对策。策罢，中书郎张子融奏入……梁州重举逊为秀才。五年正月，制诏问焉。尚书擢第，以逊为当时第一。
又见秀才虽由中书郎策试，擢第却是尚书省之事。《通典》卷二十三《职官五》:“后魏考功郎掌考第、孝秀。北齐考功郎中亦掌考第及孝秀贡士。”又《隋书·百官志》记北齐吏部：“考功，掌考第及秀孝贡士等事。”北齐中书省策秀才，集书省策孝廉，但他们大约只负责现场组织及策文拟制；等第评定及叙录授官，为尚书省之事。
《隋书·礼仪志》记“秀孝各以班草对。其有脱误、书滥、孟浪者，起立席后，饮墨水，脱容刀”。“班草”原指铺草于地而坐。《后汉书·陈留老父传》记“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艺文类聚》卷四一谢灵运诗云“行行即长道，道长息班草”。在这里指后文“起立席后”之“席”,谓秀孝于席上对策作文也。
“饮墨水”之惩罚方式，颇觉奇特。(《隋志》叙计吏策试，作“书迹滥劣者，饮墨水一升”。)苏轼因有诗云：“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饮。”曾资生说：“罚饮墨水之例，实为近于恶作剧的一种惩创。”①隐然有北齐为少数民族政权，故行事立制多不近人情之意。查《太平御览》卷五三四引魏文帝黄初五年蒋济奏“太学规条”:
学者不恭肃、慢师、酗酒、好讼，罚饮水三升。
是曹魏太学之中，原有以饮为罚之制。但所饮者尚非“墨水”。古饮器有升有斗，斗大升小，如饮白水三升，颇有止渴之效，那么这只能视为“象刑”了。又《初学记》卷二十梁到溉等《仪贤堂监策秀才联句诗》,伏挺有句云：
乙奏饮余列，甲科光往载。深奇无绝踪，孙董有遗慨。
“孙董”指公孙弘、董仲舒。首句言“乙奏饮余列”,“乙奏”指策试擢第奏为乙科，如《北史·杜正藏传》记其对策后，“曹司难为别奏，抑为乙科”,可资为证；而“余列”,大约就是“起立席后”;“饮”,应当就是指饮水之罚。此句谓试在乙科者退居余列而就饮水之罚也。是南朝策试亦有以饮为罚之法。
学士文人以饮为罚，乃是中国古代一种源远流长的风习。如西晋石崇宴客于金谷园，赋诗不成者罚酒三觞。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这种习俗追溯得相当久远。周代大学、乡学之大射礼、乡射礼，学士射之不胜者有饮酒之罚。《仪礼·乡射礼》:“不胜者进北面，坐取豐上之解，兴，少退，立，卒解。”
郑玄释“卒解”为“受罚爵”。《大射礼》所载亦同。《诗·小雅·宾之初筵》:“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发彼有的，以祈尔爵。”毛传以之为燕射。又《礼记·射义》:“《诗》云，发彼有的，以祈尔爵。祈，求也，求中以辞爵也。”郑注：“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饮女爵也。”按古制“射”为学士必修之“六艺”之一，同时君主又以“射”取士。《射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不难推测，周代学校射礼上的饮酒之罚，即是北齐秀孝计吏策试“饮墨水”之罚的渊源。然周之饮酒，一变为曹魏之“饮水”,二变为北齐之“饮墨水”,不免给人“每况愈下”之感。
北朝秀孝策试，大抵是秀才对五策，一同于西晋始建之法；孝廉则试经十条。《魏书·文苑邢臧传》:
神龟中，举秀才，问策五条，考上第，为太学博士。
又《隋书·李德林传》:
举秀才入邺，于时天保八年也……时(杨)遵彦铨衡，深慎选举，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条，考皆为上，授殿中将军。
查《北齐书·文苑樊逊传》记其天保五年秀才对策之时，所问之策有“升中纪号”“求才审官""释道两教""刑罚宽猛""祸福报应”等题，正为五问。又《北齐书·儒林传序》记北齐孝廉之举：
射策十条，通八以上，听九品出身。其尤异者亦蒙抽擢。
是孝廉试经十条。
《魏书·肃宗孝明帝纪》熙平元年二月：初听秀才对策，第居中上已上，叙之。
此事《魏书·阳固传》记作：
肃宗即位，除尚书考功郎，奏诸秀孝中第者听叙，自固始。
《肃宗纪》记作“第居中上已上，叙之”,而《阳固传》记作“中第者听叙”,二说有异。查《北齐书·马敬德传》,他固辞孝廉之举而应秀才入京之后：
依秀才策问，唯得中第；乃请试经业，问十条并通。擢授国子助教，迁太学博士。
按马敬德本不愿举孝廉，他转而又依孝廉试经十条，是因为试秀才仅得中第，而中第并没有授官资格。由此可知，秀才考第大约有上、中上、中、下数等。那么,“第居中上已上，叙之”,是可取的。在孝明帝熙平元年之前，大约上第方能叙官。又《通典》卷十五《选举三》记唐制：“初，秀才科等最高，试方略策五条，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是直至唐代，仍是“第居中上已上，叙之”。《魏书·阳固传》所载有误，当从《肃宗纪》。
北朝察举仍有员额之限。《北齐书·文苑樊逊传》:
梁州刺史刘杀鬼以逊兼录事参军，仍举秀才。尚书按旧令，下州三载一举秀才，为(武定)五年已贡开封人郑祖献，计至此年未合，兼别驾王聪抗议，右丞阳斐不能却。尚书令高隆之曰：“虽逊才学优异，待明年仕非远。”逊竟还本州。
知其法尚严。又《周书·宣帝纪》记周制秀孝“上州、上郡岁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其法应承自魏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