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节中，我们讨论察举诸科与中正乡品评定在制度上的关系。
在九品中正制度之下，士人入仕皆须中正品第，而且官位之除授，一般必须与乡品相称。《世说新语·尤悔》记温峤被中正清议，“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是如乡品与官位不称，则须待特诏方能除署。又《北堂书钞》卷六八“山简不拘品位”条引《镇东大将军司马仙表》:“从事中郎缺，用第二品。中散大夫河南山简，清粹履正，才职通济，品仪第三。”①这里所言之“品”,皆中正之乡品。山简之乡品本为三品，只能任官品七品之中散大夫；而大将军从事中郎官品第六，例用乡品二品之人，故司马仙必须上表特请，以待特诏批准。
由察举入仕者，当然也必须接受中正品第。日人宫崎市定氏认为，乡品与官品相差约四品，并以此为前提，推定贤良秀孝之考试等第、拜授之官与乡品存在着对应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列表说明。在其表中，察举策试之上、中、下第，分别与乡品二、三、四品，起家官品六、七、八品一一对应。得乡品二品者可拜驸马都尉、太学博士、太常博士、佐著作郎等；得乡品三品者可拜公府掾、县令、议郎等；得乡品四品者可拜中郎、郎中、县长等。②毛汉光亦云：“秀才、孝廉、贤良成绩上等者，中正评为第二品；成绩中等者，中正评为第三品；成绩下等者，中正评为第四品。所谓上等、中等、下等者，以策问中第为标准。”①其说法或曾参考了宫崎市定氏的观点。但是我认为，他们的上述观点，证据并不充分。
首先，虽然乡品较高者起家官品也相应较高，二者在某些品级上也确实以相差四品者居多，可是这种关系并不严格。例如《宋书·范泰传》曰：“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助教在魏为官品八品，诸博士在第六品，入晋助教于官品无载，而诸博士仍在官品六品，可以推定助教仍为八品，同之于魏。是官品八品之助教一官，以乡品二品人士为之，二者相差达六品之多。乡品官品相差三品、五品者，亦可找到。可见墨守“相差四品”说，未免胶柱鼓瑟。对宫崎氏之观点，学友胡宝国已辨其非，他认为乡品是与具体官职直接联系，而不是与官品直接联系的。②即如“中朝助教，亦用二品”,“从事中郎缺，用第三品”之类。因此，宫崎氏据以推断察举任官、等第与乡品关系的前提，就已经是不可靠的了。
其次，关于考试等第与任官的关系，我以为这大致是依上、中、下第三等分别拜为议郎、中郎和郎中，原则上都应先为散郎，只不过有时史传略去了拜郎之情节。宫崎氏表列之驸马都尉、佐著作郎、公府掾、县令长等，我认为都是先居郎职待调之后迁转所至，并非对策射策后直接除授之官。在这一点上，宫崎氏之表也有问题。
最后，议郎、中郎与郎中乃冗散之职，被称为"散郎"或"王官",其来源复杂，或自察举，或为赐官，所以我认为，此职没有与之对应的乡品。张轨受叔父赐官五品；邓攸亦受祖父邓殷之赐官，后得举“灼然二品”,是邓攸原为二品。他们二人之赐官都应是散郎，乡品却一为五品，一为二品。又曹魏时贵公子钟会、荀颛皆以父勋赐官郎中，前者后转秘书郎、尚书郎、中书郎，后者后转散骑侍郎，累迁侍中，他们的乡品肯定是二品，然亦以郎中起家。又《荀岳墓志》记其太康元年举秀才除中郎，三年除太子舍人，六年除尚书郎，七年以疾去职，诏除中郎。由荀岳曾为太子舍人、尚书郎，知其乡品必为二品，然而其始除与终除之官，却均为中郎。这更有力地证明了，散郎的除授无须确定的乡品作为资格，与乡品高下没有关系。对以父祖勋位或老迈废疾赐拜此官者，目的在于使之居“王官”而享俸禄、免征役，用为优恤褒奖，所考虑的并非才德，故不计乡品。对于由察举拜此官者，是使之先居“王官”以待迁调，故在此散郎之拜亦与乡品无关。宫崎氏认为议郎乡品第三；中郎、郎中乡品第四，并无材料足资印证。
能够反映察举与乡品关系的直接材料，并不是很多，但如果对有关材料细加绎求，可以发现乡品高下与察举科目类别有一定关系，但与考试等第绝无联系。
首先我们来看“灼然”一科。此科汉末已见。《北堂书钞》卷六八：“陈宴字仲躬，举灼然，为司徒属，迁大丘长。”原注曰：“灼然应是当时选举名目”。至晋之“灼然”则不甚相同。唐长孺说，“灼然二品这一科目，乃是从二品中选择优异者应举”,“以表示其非一般的二品”①。晋代举“灼然”者略有三人。《晋书·邓攸传》记“(贾)混奇之，以女妻焉，举灼然二品，为吴王文学”;《温峤传》记其“后举秀才、灼然，司徒辟东阁祭酒”;《阮瞻传》记其“举为灼然，见司徒王戎……即命辟之”(“为”原作“止”,据唐长孺说改)。这三人在举为“灼然”之前乡品已为二品，举后则获得了较一般二品更高的资格。
晋代又有“寒素”一科。《晋书·李重传》:“如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故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晋代举"寒素"者略有四人姓名可知。《李重传》:“时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纪瞻传》:“永康初，州又举寒素，大司马辟东阁祭酒。”《范乔传》:“元康中，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以参选叙。尚书郎王琨乃荐乔。”《世说新语·言语》注引《晋阳秋》:“(周颛)举寒素，累迁尚书仆射。""寒素”举自尚无乡品或乡品不及二品之人，举后则给予二品资格。
孝廉之乡品，考得直接材料一条。《北堂书钞》卷三三引《赵穆别传》:
汲郡赵君平，年三十七，四荐之宰府不就。元康二年，太守羊伊以为四科之贡，宜尽国美，遂扶舁激喻，以光荣举。君才门寒素，奏充诏书，宜进品三。
查《初学记》卷二十引《赵穆别传》,首句作“汲郡修武赵君”,“遂扶舁激喻，以光荣举”作“遂扶舆激喻，以光岁贡”,无“君才门寒素”以下。《书钞》所引虽有“君才门寒素，奏充诏书”句，但从“四科之贡”及《初学记》所引之“以光岁贡”四字，知赵君平所举，必为孝廉，而非寒素。而从《书钞》所引之“宜进品三”四字，知“品三”与“岁贡”有必然联系。“品三”应为乡品。就是说举为孝廉后，就可以从中正那里得到三品之第。换言之，孝廉一科之乡品，当为三品。由此可知，赵君平此前或是未曾得到过中正品第，或是乡品低于三品。而在察举之时，必须对乡品进行一次确定。而且在羊伊“激喻”赵君平应举之时，就已声称他“宜进品三”了，这可能因为只要举为孝廉，就必然得到三品。就是说，应举者所得到的乡品，不但与所拜之“散郎”无干，而且与考试等第无干。
秀才之乡品，亦考得直接材料一条。《太平御览》卷四一四：
黄恭《广记》曰：南吴甫举茂才，累年不迁。甫有老母，年九十有余，乃上书自乞减品为四百石长，庶得其俸以养母。诏听，除补南阳、新蔡长。遂以甫为准率，减交趾茂才皆为四品也。
此条材料《北堂书钞》卷七九引作“黄义恭《交州记》”,《古今图书集成·家范典》引作“《广南记》”。交趾在广州以南，《交州记》或《广南记》,皆一书之异名。由此知《御览》所引之“《广记》曰：南吴甫举茂才”,当作“《广南记》曰，吴甫举茂才”,“南”字系抄手误植。《御览》《广南记》,系于《后汉书》、谢承《后汉书》与《晋书》、《世说新语》之间，大约为晋代之事。东晋有吴甫之，官至顿丘太守，后助桓玄为乱，安帝元兴三年被刘裕斩于江乘(见《晋书·安帝纪》《刘毅传》及《桓玄传》,《宋书·武帝纪》,《南史·宋本纪》),或即《广南纪》之吴甫。
《广南记》有“减品为四百石长”句，又曰“减交趾茂才皆为四品也”,知“四品”当为乡品，是四百石长乡品为四品。据《通典·职官典》所载之魏、晋、宋《官品》,县之令长有三等：千石令，官品第六；六百石令，
官品第七；又有八品之县令长相，其秩当为四百石。这三等县令长相，分别有与之对应的乡品。《太平御览》卷二六九引《宋武帝诏》:
百里之任，总归官长，县尉实效甚微，其费不少。二品县可置一尉而已，余悉停省。
可见，二品县当为最高一级之县，当即千石县。是千石县令之乡品应为二品。又《晋书·王彪之传》:
转吏部尚书。简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远补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补湘东郡。彪之执不从，曰：“秣陵令三品县耳，殿下昔用安远，谈者纷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岂可处卜术之人无才用者邪!”
文中“句容近畿三品佳邑”之“三品”当作“二品”,方与语气事理相合。王彪之语谓昔不过使曲安远为乡品三品之秣陵县令，尚“谈者纷然”;今又使之居“近畿二品佳邑”,那更其不妥了。“三品县”之秣陵，大约即六百石县。又据前引《广南记》,四百石长乡品四品。由此可得县令长相的秩等、官品与乡品关系如下：
千石县令，官品六品，乡品二品；六百石县令，官品七品，乡品三品；四百石县长，官品八品，乡品四品。
由此可见，交趾秀才吴甫之乡品原约三品，应拜授六百石令；由于“累年不迁”,他自请减乡品为四品，为四百石长。经诏准后，以此交趾秀才皆为四品，不能超过吴甫，以示褒彰孝行之意。就是说，交趾秀才过去一般是给予三品之第的。由此可见，秀才之乡品约为三品，但也有四品者。而且，秀才之乡品，与策试等第及散郎拜授亦无关系。
同时，由“交趾茂才皆为四品”句还可看到，秀才之乡品似乎还与地区有关。《晋书·陈颗传》:“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为中正?”是中正例以二、三品人士为之，人士荟萃之地，以二品为中正；人士寡少之地，则以三品者为之。大约被认为“少人士”的地方，应举者的乡品，就也相应定得较低。前述汲郡之赵君平，太守羊伊举之为孝廉时已称“尽国美”,为其地之最优者，然而也只能宣布“宜进品三”,似乎汲郡孝廉的规格只能是三品。因材料不足，难以确证，尚有待于方家详考。
关于廉吏之乡品，有直接材料两条。《晋书·刘弘传》记其奏辞曰：
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贼至守卫不移，以致拷掠，几至殒命。尚书令史郭贞，张昌以为尚书郎，欲访以朝议，遁逃不出，昌质其妻子，避之弥远。勃孝笃著于临危，贞忠厉于强暴，虽各四品，皆可以训奖臣子，长益风教。臣辄以勃为归乡令，贞为信陵令。
廉吏仇勃之乡品为四品，而归乡令大约是三品县，这里不拘品位，是用为褒奖(参用唐长孺说)。又《晋书·陈敏传》:
陈敏字令通，庐江人也。少有干能，以郡廉吏补尚书仓部令史。后文又记华谭与顾荣等书曰：
今以陈敏仓部令史，七第顽冗，六品下才。
是廉吏陈敏之乡品，约在六、七品间。晋尚书令史有八品、九品二等。八品令史以乡品四品者为之；陈敏乡品约六、七品，所任之仓部令史约在官品第九。综合仇勃、陈敏二人情况，廉吏之乡品约在四品至六、七品间。
以上之分析，依据的是能够较为直接地反映察举与乡品关系的材料。但是这种关系，也可以由间接材料加以推测。例如《晋书·温峤传》:“后举秀才、灼然。”“灼然"一科必举于乡品二品者，知温峤举"灼然”前必已为二品，这二品大约是举秀才时得到的，是秀才亦有二品。又同书《纪瞻传》:“后举秀才……永康初，州又举寒素。”“寒素”举自乡品不及二品之人，知纪瞻举秀才时没有得到二品，或许只得到了三品，是秀才之乡品有二、三、四品三等。
这种关系，亦可由应举者拜郎后所迁调之官加以推测。因为根据前引《广南记》,吴甫请为四百石长时特请减品，后经诏准予以降品，才补为四百石长，可知不但乡品低者不能逾品任用，而且乡品高者为低品之官，也是不合通制的，必须作为特例处理。散郎的除授虽无乡品限制，但由散郎迁调之官，就必须与乡品一致。例如，贤良一科任用情况较为明确者有5例，如不计举后直接拜授之散郎，其迁调情况是：阮种，尚书郎、中书郎；邵选，征东参军、尚书郎；索靖，驸马都尉；挚虞，太子舍人；夏侯湛，太子舍人。由之推测，他们举贤良后都得到了乡品二品。
同理，秀才李含、乐广、卢谌、索琳、杜毗等为公府掾，戴邈为太子洗马，华谭、荀岳为太子舍人，虞潭为大司马祭酒，李柔为相国从事中郎，他们大约都得到了乡品二品。又如孝廉陈寿、曹毗为著作郎，孙旗为黄门侍郎，傅咸为太子洗马，他们大约也都得到了乡品二品。又孝廉王逊为吏部令史，虞溥为尚书都令史，这两种令史官品八品，乡品约为四品。又孝廉陶侃拜郎后入伏波将军府为舍人，其所得乡品大约不会超过四品。是秀才、孝廉之乡品，都有二、三、四品三种。又晋代太学生试经，“才任四品”者可署为吏，是其乡品通为四品。
由此可见，认为应举者之乡品与策试成绩相关的说法，绝难成立。仅由前引之《赵穆别传》之“宜进品三”及《广南记》“交趾茂才皆为四品”语，已足以证明应举者之乡品与科目类别相关，是在策试之前就已确定下来的。至于一科之内是为二品还是为三、四品，则在原则上应与被举者之才德有关，还可能与被举者的出身地区有关。同时这也可以证明散郎除授与乡品无干这一论点。如前所述，秀孝之乡品在二、三、四品之间，但是拜为议郎、中郎还是郎中，却不系乎乡品之高下，而是取决于策试成绩。三种郎官秩禄有别，策试优者可得较高待遇。
由此可见，虽然通过察举，一部分普通士人有了提高自己乡品的较多可能，但特别是在最为主要的秀孝岁科之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得到上品二品，而只能屈居三品或四品，尽管形式上他们仍被称为“一州俊选”“古之名贡”。孝廉所得之乡品，从实例来看其平均水平又较秀才为低。而权贵子弟由之起家的“清途”诸官，一般均以乡品二品为资格；他们凭父祖爵位门第便可以轻取高品优状，步入“清途”。即就“散郎”而言，权贵子弟凭赐官就可以得到，而秀孝却须经州郡“试职”、中央策试之后方能获得。就此而言，察举制在此期已不如汉代那样，是士人之入仕荣途了。在九品官人法的制约之下，察举已被置于低于“清途”的地位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