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之“甲午制”,见于《晋书·王戎传》:
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戎始为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司隶傅咸奏戎，曰：“《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今内外群官，居职未期而戎奏还，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戎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宜免戎官，以敦风俗。”
据《晋书·惠帝纪》,王戎为尚书仆射在永平元年至元康七年。又同书《傅咸传》亦记此事。二传均系此事在司马亮辅政之后，而傅咸惠帝元康四年卒。是其事约在元康二、三年间。
“甲午制”的内容，是“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针对的是“于时公族务在闲任”以及当时“内官最崇”的问题，这一制度显然是不利于权贵高门子弟的。然而这一制度，却是由王戎制定的，他出于琅邪名族，又为当朝权贵，本传言其“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此后劾奏他的，却是以“劲直忠果，劾按惊人”著称的事功派官僚傅咸，所取口实又为“驱动浮华”,其间颇有疑点。
下面对“甲午制”始末略加叙述。《太平御览》卷二五九：
《晋起居注》太康八年诏曰：昔先王御俗，以兴至治，未有不先成民事者也。汉宣识其如此，是以叹息良二千石。〔今之士大夫，多不乐出宰牧，而好内官。〕今欲皆先外郡，治民著绩，然后入为常伯、纳言及典兵宿卫、黄门、散骑、中书郎。
方括号内之文字，据《太平御览》卷二二○及《艺文类聚》卷四八补。又“皆先外郡”,《御览》卷二二○引作“皆先经外官”。晋武帝这一诏书的要点，在于使士大夫“皆先外郡”治民，这与王戎所定“甲午制”之“选举皆先治百姓”的内容，完全一致。可以断定，晋武帝太康八年诏，与“甲午制”实为一事，这一诏书的发布，就是为了“甲午制”的公布实施。又《北堂书钞》卷七八：
太康八年，吏部郎师袭、向凯上言：欲使舍人、洗马未更长吏不得为台郎，未更吏不得为主尉三官也。
“主尉三官”当作“廷尉三官”,即廷尉正监平，“主”为“廷”字偏旁脱落之讹字。“长吏”指地方长官，《书钞》系此条于“县令”条中，知所指为县之长吏。又《北史·元文遥传》:“夫县宰之寄，绵历古今，亲人任功，莫尚于此。汉氏官人，尚书郎出宰百里；晋朝设法，不宰县不得为郎，皆所以贵方城之职，重临人之要。”亦知“长吏”是指县之令长。
由师袭、向凯之奏请特别提出“舍人、洗马”先为长吏方能拜台郎，可知晋之尚书台郎例以东宫太子舍人、洗马迁补。又《三国志·魏书·卫臻传》注引傅咸《与晋大司马汝南王司马亮笺》曰：“卫伯舆贵妃兄子，诚有才章，应作台郎，然未得东宫官属。东宫官属，前患杨骏，亲理塞路；今有伯舆，复越某作郎。一犬吠形，群犬吠声，惧于群吠，遂至回听。”时司马亮以卫伯舆为尚书郎。又据《晋书·傅咸传》,傅咸少袭爵，起家太子洗马。由师袭、向凯之奏，我们便可知傅咸此笺的原委。傅咸为洗马未能补选台郎，而卫伯舆未经东宫官属，反而越傅咸为尚书台郎，故傅咸有此笺以鸣不平。此事正可证晋代确有以东宫官属太子舍人、洗马补尚书郎之制。又如《荀岳墓志》记其太康中为太子舍人，转尚书中兵郎，《石勘墓志》记其由太子洗马转尚书三公侍郎，《晋书·李重传》记“迁太子舍人，转尚书郎”,均可旁证此制的存在。
《通典》卷二二《职官四》曰：“晋尚书郎选极清美，号为大臣之副。”又《晋书·阎缵传》:“每见选师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希有寒门儒素。”东宫官属补尚书郎之制，显然是高门权贵“清途”之一部分。这与汉代孝廉郎中试笺奏补尚书郎之制，主旨已大不相同。可知师袭、向凯之奏的目的，是要矫“清途”之弊，使由之迁转的贵公子外出治民。
师袭、向凯之奏与晋武帝之诏同在太康八年，其内容主旨又相一致，可以推测二者间必有联系。估计是师袭、向凯之奏在前，晋武帝采纳在后，并把应当外出为治民长吏的任官资格，扩大到了“常伯、纳言及典兵宿卫、黄门、散骑、中书郎”。“常伯”指侍中等近侍之官，“纳言”指尚书台官。因此，“甲午制”并不始于惠帝元康年间。据《王戎传》,他在太康中曾为吏部尚书。“甲午制”应是在太康八年，由师袭、向凯立议，又由晋武帝令吏部尚书王戎详定其法，并于同年发诏公布施行的。
我们看到，“甲午制”的影响颇为重大。依晋武帝太康八年诏，是“士大夫皆先外郡”;依《晋书·王戎传》,是“选举皆先治百姓”。就是说，士人皆须先经郡县之长吏，才能迁补内官，无一例外。这一规定是相当强硬的。
“甲午制”虽为王戎所定，然而他本人并无意于举贤图治，也并不喜欢这一制度。因此惠帝元康中他再领吏部之时，便有“居职未期而戎奏还”之事，使“甲午制”流于形式，如傅咸所劾奏，“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总之，“甲午制”确实实行过，但此制之设，并非王戎本意，所以不久他就开始破坏这一制度。而傅咸之劾奏，并不是攻击“甲午制”;恰好相反，他是在尽其努力维护这一制度。傅咸是被浮华之徒目为“俗吏”的，作为事功派官僚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甲午制”的重视是不足怪的。
维护“甲午制”的努力，对傅咸来说也并非这一次。《晋书·傅咸传》:
会丙寅，诏群僚举郡县之职以补内官。咸复上书曰：“……内外之任，出处随宜。中间选用，惟内是隆。外举既颓，复多节目。竞内薄外，遂成风俗。此弊诚宜亟革之，当内外通塞无所偏耳。既使通塞无偏，若选用不平，有以深责，责之苟深，无忧不平也。且胶柱不可以调瑟，况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选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当随事而制，无须限法。法之有限，其于致远，无乃泥乎!或谓不制其法，以何为贵?臣闻刑惩小人，义责君子，君子之责，在心不在限也……”
此事在元康中傅咸劾奏王戎事之前。“丙寅诏”内容，《传》中只说是“举郡县之职以补内官”,而傅咸之攻击目标，却全在于“限法”。但因有上面之叙述，我们对这一点就不会奇怪了。依“甲午制”之意，选举皆先出为郡县治民，而治民时间，却因“丙寅诏”而有了一硬性规定，即傅咸所言之“限法”。依此规定，出为外官者到期即可内补。惠帝之“丙寅诏”公布了“限法”,并宣布出为外官合于期限者，可以举而内补了。但依晋武帝太康八年诏，是“治民著绩”方能内补，否则长居外官。傅咸之奏，是以为“限法”与武帝所设之“甲午制”本意不合，应复其原意，“内外之任，出处随宜”。但又如傅咸所言，“所限者，以防选用不能出人”,其意仍是要使士大夫有相当的治民时间——他们本是视外官为苦差的。然而后来又有“居职未期而戎奏还”之事——由此可以推测“限法”至少在期年以上——则连“限法”也被王戎公然破坏，傅咸自然更要据理力争了。
《晋书·王戎传》记傅咸奏上，“戎与贾、郭通亲，竟得不坐”,可见“居职未期而奏还”,确实是违制之举，王戎之“不坐”,乃是因为别有奥援，而不是没有过错。又《傅咸传》:“(惠帝)诏曰：‘政道之本，诚宜久于其职，咸奏是也。戎职在论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丞解结以咸劾戎为违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诏亦不许。”这次冲突使王戎几乎为之坐罪，傅咸也冒了“越局侵官”而遭纠弹的危险。最后，由最高统治者居间调停，息事宁人，不了了之。但用以补救“清途”过分发展对行政造成的损害的“甲午制”,自太康八年到元康二、三年，不过数年时间，便成一纸空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