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起在刑事案件资料中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的“非正常死亡”事件。
在我的刑警生涯中，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件。然而大多数这样的事件，早已在记忆中烟消云散，少数在别人提起时，经过追忆还有一点印象，但也如大风吹过的沙地，只剩下淡淡的一抹印痕。
唯有这个“事件”，一直在我思想中徘徊，它不仅没有随着时光的逝去而逐渐模糊，相反，伴和着时日的增加，在我头脑中愈加明晰，象有一支硬笔，在记事本上不断地画着问号：这是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吗？当时确定为非正常死亡，其理其据充分吗？我寻思了这么多年，力图扫清心头的阴霾，破解这个谜团，但是一直没有做到。我忖度着，当我还有正常思维的时候，它不会轻易离我而去，也许将会和我相伴着走完余生。
让我们回到我那段经历中去吧。尽管那段经历说起来历时很短，事情的演变也毫无出奇之处。
1994年5月的一天，初夏的阳光灿烂而不热烈，暖风扑面，春意不减，草木深绿而疏密有致。这是一个最令人舒适神怡的季节。
上午10时左右，我们接到靖海市公安局的电话，说是瑞祥镇一家工厂的女工在送往医院救治时死亡，医生对死因有怀疑，请刑警支队领导和法医到现场帮助检验和分析案情。
当我和法医陈秀林、沈连宗赶到靖海瑞祥医院时，已是上午11点过后。陈秀林、沈连宗和靖海的法医钱汉金随即进行了尸体检验。在尸检中，发现死者是一名年轻女性，年龄不到30岁，颈部有一圈紫黑色勒痕，一排错落的绳印清晰可见。解剖后，咽喉部见有大块水肿，充塞着气管。死亡原因十分明了，系机械性压迫导致窒息性死亡。
随后，我们到死者上班的厂里开展了调查。
调查过程十分简捷，调查结果却使人十分迷惘。
死者是安徽淮北人，现年29岁，两年前和丈夫老马带着两岁的女儿，一起到靖海瑞祥这家门小型门锁制造厂打工。老马做翻砂工，死者做钻床操作工。因为打工者多是外地人，因此厂方在厂内盖了一排简易宿舍房，给外来打工者居住，死者一家就住在其中的一间里。
厂里实行的是计件制和承包制，多做多得，不做不得。每天上午七点半上班，下午六时下班。厂里原有两名翻砂工，承包机件浇铸，一个月前，另一名翻砂工因活儿太脏太累，辞职离去，老马为了提高收入，向厂方提出，不要再雇人，两个人的工作由他一个人承担。从此，老马每天天刚亮就起床，六点钟准时开工，晚上七、八点以后才能收工。
出事的这天，和往常一样，死者在天亮时起床，为丈夫烧煮早饭。早饭很简单，做上一锅饭，早上的、中午的、晚上的全都是它。做完饭后，她把丈夫叫起床，自己对着一面小镜子，简单地梳洗了一番。在丈夫吃早饭的档儿，拿起扫帚，在门前和室内做了一下卫生。然后，自己盛了一碗饭，就着咸菜吃了下去。
洗好碗后，看着还在熟睡的幼女，向隔壁房间喊道：“大妈，小妞还在睡，你帮我留神听着，她醒了还请你把衣服穿上，喂点早饭，带过去。我要先去帮老马干会儿活。”
隔壁的大妈随声应道：“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这个厂里有十多个外来打工人员，都是淮北住在同一个村子里的邻居，互相之间早就熟悉，有的还有亲戚关系。到这个小厂子来打工，还是一个牵扯一个介绍过来的。由于厂里生产的是一种老式的斯百灵门锁，技术要求不高，又有单独宿舍，来打工的基本上都是夫妇一家人，图的是可以在一起做工，经济上的收入大一点，互相之间还有个照应。其中一家有个大妈也跟过来了，正好解决了照顾小孩的困难。各家商量着拿出几个钱，大妈有了生活费，小孩的看管也有了着落。
六点半左右，死者穿上工作服，走进了翻砂间。
她抄起铁铲，帮助丈夫滤砂。
这是一件很费体力的活儿，她咬紧牙关，拼命地干起来。丈夫一个人干着两个人做的重事，完全是为着她们这个家庭。她大大地喘了一口气，对丈夫说：“累了就歇一会儿，中午休息时，我还能来帮忙。”
丈夫憨厚地笑笑：“我年轻轻的，有的是力气，这点活儿，累不倒我。”
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死者拍了拍沾在身上的沙尘，不无怜惜的对丈夫说：“我要去上班去了，中午回去先歇一会儿，菜等我回来烧。”
七时三十分，死者准时到车间上班。
这是这个小厂里最大的一个车间。房屋南北朝向，只有北面一扇门可以入内，南墙有二扇半人高的窗户。由于隔墙就是厂外的道路，为了安全，窗户上镶满又粗又密的铁条。里面安置着七台中等规格的各类车床。七个操作工和两个质检员相继到来，大家打了一声招呼，就站到自己的岗位上。死者负责操纵钻孔车床，机器转动时铁屑会四处飞溅，因而她用头巾把齐肩长发包好，又用纱巾裹住衣领，便开动机器，开始生产。
车间里都是妇女，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车间里虽有机器的噪音，但互相靠得比较近，并不影响她们的谈话。丈夫儿女，买菜做饭，张长李短，各种议题连续不断。厂方只在产品的数量、质量上有要求，至于在工作时说说话，既不影响生产，又能调节情绪，也就乐得由她们说去。
9时左右，坐在小凳上检查产品质量的顾姨，抬头发现死者已关掉机器，头伏在车床台面上。于是急忙站起来，走到近前问道：“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死者回答道：“没有关系，头有点晕，过一会儿就会好的。”顾姨是本地人，待人热心，她抚着死者的头说：“不行就回去休息一下，事情天天有得做，钱也天天有得挣，千万不要累坏了身子。”
听了这些话，死者慢慢站起身来，刚刚走了两步，突然像电视电影中常见的慢镜头，软软的、轻轻地、缓缓地倒在了地上。顾姨等人一齐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呼喊着死者的名字，但这时死者已经没有了回应。大家丢下手头的工作，从门外拉来一辆二轮拖车，七手八脚地把死者抬上车，推向了仅有两百公尺之遥的镇医院。
医生对死者进行了紧急检查抢救，见死者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也很微弱，赶忙打了一剂强心针，解掉头上的包巾和脖子上的纱巾，进行人工呼吸。
这些努力毫无结果，医生只有宣布病人死亡。但抢救中医生发现了死者颈部的绳痕，立即向靖海市公安局报了案。
得知妻子死亡后，老马悲痛欲绝，拉着死者的手，痛哭失声，久久不肯离去。
综合以上情况，有两点是非常明确的。其一，死者的死亡原因是外力勒索引起生理损伤性改变所致。其二，死者从早晨五点过后起床至九时死亡，这段时间的活动，是为人所共知的。特别在上班以后，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活动过程是可信的，是有众多人证证明的。
同时，也带来三个问题：死者是谁勒死的？出于什么动机勒死的？在什么时候动手勒的？
我和当时同在现场的靖海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江刚，反复核实了这些情况，都感到有点迷惘，对这几个问题苦思而难得一解。
首先，是谁勒死了死者？
从作案条件方面考虑，最具作案条件的是死者丈夫老马，他们生活在一起，夜里在同一张**睡觉。但用反证法分析，老马几乎无此可能。据调查了解，其一，作案因素不明显。他们夫妇感情很好，结婚多年，相亲相爱，近期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突发性矛盾。其二，案后表现正常。妻子死后，老马表现出来的悲痛，看上去决非假装，完全是一种真情流露。其三，作案过程未见动静。他们之间如果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老马在夜里动手，用绳索勒住了妻子的脖子，不论是忽然间萌发了恻隐之心，还是妻子极力反抗、呼救，当时松手未曾勒死，隔墙两侧的住户不可能听不到一点动响。因为他们居室之间只有一层单砖砌成的薄墙，墙面上方至屋顶的三角区互相贯通，没有隔挡，一只老鼠在这间房里窜过，另一间房里的人都能听到。其四，受害者事后反应如常。一般说来，发生了这样的事，死者决不会表现得如此平静。仍能和平常一样，起早给丈夫准备早饭，毫无改变的安然上班。更不会在上班前，为了减轻丈夫的体力负担，而卖力地去帮他干一个小时的重活。这毕竟是丈夫狠毒得要她性命的事啊！谁能在关乎到自己身家性命的时刻，安之若素呢？即便一个女人的心肠再善良、脾性再平和，城府再深厚，恐怕也做不到这一点。
如果说是夜里有人谋杀，姑且不论是什么动机，也不论这个动机的前因如何，在作案过程中，死者怎么可能不挣扎，丝毫没有惊动同床共枕的丈夫呢？再说，勒而未死，被害人怎能不向丈夫倾诉呢？再者，房门上没有发现撬痕，隔墙上端的浮尘未动，作案者是用什么方法进入室内的呢？
如果说谋杀的时间不是在夜里，而是在死者起床之后，那么，只有两个时间段。一是在死者上班前，一是在死者上班后。
上班前：死者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先做饭，第二件事是叫丈夫起床，第三件事是自己梳洗，第四件事是在室内外扫地，最后是自己吃罢早饭，去帮助丈夫干活。这段时间累计有四十分钟，其中前大半段丈夫尚未离开，后小半段已有邻居起床开门。当死者在室外扫地时，隔壁的大妈站在门口还夸过她勤快。这段时间里表现得一切如常，没有任何异常动向。谋杀者如果选择在这段时间作案，既不明智，也不可能。
上班后：九个人在一个车间里干活，互相之间距离很近，几乎伸手就可碰到。临路的窗户被铁条封死，外人进不了车间。如果有人谋杀，势必是八人中的一个。谁能在其他七个人的眼皮底下杀人呢？要有，也只能是八个人合伙犯罪。即使是合伙犯罪，仍有两个难以解释的矛盾。一是死者用纱巾扎着衣领，绳索的压痕只能成带状反映在皮肤上，不可能显露出规律性的串状凹迹。二是谋杀者不可能在受害者未死之前将其送往医院抢救，如果受害者一旦醒来，必然会一一指认。这样做的结果，无异于自投罗网，害人不成，反害了自己，犯罪人决不至于如此愚蠢。何况，多人结伙谋杀，他们与这么一个弱女子有什么深仇大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