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思考[1]
中国史学走向世界不自今日始。但是，当今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自有其突出的时代性。这是因为：第一，当今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开放性。汉唐盛世，郑和下西洋，说明历史上的中国也曾有过开放的时代，也曾有过那个时代的辉煌，但它们毕竟都已成为历史，成为遥远的过去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历史上无可比拟的，以至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人的足迹遍世界，各国人的足迹遍中国，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中国的开放事业在许多领域都将更广泛、更深刻。第二，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隋唐时期，中国史学已经大规模地走向朝鲜半岛和日本。至晚在18世纪，欧洲人已经开始了解和评论中国史学。20世纪以来，中外史学交流日益活跃。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中外史学交流也进入了历史上的黄金时期。许许多多外国史学著作涌入中国，大批外国同行来到中国作学术交流；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也纷纷走出国门，或访学，或深造，中国史学著作也不断地被介绍到世界各国。中外史学家共同参与的各种学术会议，更是不胜枚举。
这就是当今中国史学面临的历史形势。在这种历史形势面前，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事实：由于文字的差异及其他原因，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遗产还不能被更多的外国同行所了解；同时，20世纪以来的一些优秀的中国史学著作，能够走出国门的也很少。这两个原因所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大多数外国同行对以往的中国史学和当代的中国史学并不十分了解，以致在世界史学舞台上，中国史学还未能占有符合其实际成就的位置；同时，由于当代中国史学成果“出口”缓慢，一些新的研究趋势及其所得，也为许多外国同行所不了解，从而难以对中国当代史学做出比较全面的判断。因此，中国史学的特点何在，它与外国史学尤其是西方史学有何不同，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中应占有怎样的位置，等等，就不可能得到比较明确的说明，外国同行只能按照他们的传统、观点和价值取向来评判中国史学。对此，我们能够理解，但却难以认同。
鉴于以上这种形势，中国史学怎样进一步走向世界，也就成了当今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当予以关注的问题。
一、提高品格：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前提
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其前提是提高自身的品格。这里说的“品格”，一是品位，二是风格。
所谓品位，是指它的学术水准、学术质量。中国史学有大约3000年的历史，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历史观的进步，求真求实水准的提高，历史资料积累的丰富，史书种类的增多和体裁、体例的逐步改进，以及史学与社会关系的不断密切等，是史学发展的几个重要标志。在中国史学史上，自西周、春秋时期史学产生以后，经历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直至近代，每个时期都创造了史学的辉煌。20世纪的中国史学，同样创造了自己的辉煌，尤其是在历史观方面，因许多史学家接受了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则，推动了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发展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观的进步是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当然，20世纪中国史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不论是以梁启超、陈黻宸等为代表的“新史学”，还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为代表的新历史考证学，以及以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有划时代的著作面世。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史学如何在20世纪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品格，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理念和实际工作，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著作，为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提供高水平的产品。我们应当看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在研究领域的开拓、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研究成果的多种表现形式等方面，成绩突出。这为中国史学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品格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那么，中国史学怎样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品格呢？这里，不免要说到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却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向
人们研究历史、认识历史、解说历史，有多种理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迄今为止最为合理和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了解和熟悉中国史学史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成果，近代以来，诸说蜂起，学派林立，而真正能够指导人们全面地、辩证地看待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可以做到。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们只要把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所撰写的社会史、思想史等各种专史和不同风格的中国通史，同其他学者所撰写的同类著作加以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明显的差别，诚如郭沫若在谈到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时所说：
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
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
恩格斯的著作中国近来已有翻译，这于本书的了解上，乃至在“国故”的了解上，都是有莫大的帮助。
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2]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恩格斯写于1884年，是人们认识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指针。郭沫若所说的恩格斯的方法，就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而对于唯物史观，恩格斯在1883年谈到马克思时曾这样说过：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3]
唯物史观的发现，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功绩之一。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来看，人们可以估量到这话的分量之重。
深谙“国故”的郭沫若，超越了中国的学术先贤而接受了恩格斯的方法，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在中国史学上是一次革命，是比梁启超的《新史学》所引发的“史界革命”更深刻的革命。尽管在郭沫若之后，有一些人批评他的某些论述，尽管郭沫若本人也曾修正过他自己的某些论点，但唯物史观的方法却为许多史学家所接受、所运用，并在结合中国历史研究中得到理论上的阐述。如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就是对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的较详细的论述。[4]又如侯外庐在谈到他的治学原则和方法时，他强调了以下几点：
总的说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说明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五十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5]
当然，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史学家们所强调的重点或许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则为大家所共识。再如，白寿彝先生在论述“史家的任务和范围”时指出：“历史理论，首先是史学领域的哲学问题，主要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上的地位问题，历史进程有无规律可寻的问题。”[6]由此看来，郭沫若所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即唯物史观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其基本精神是一以贯之的。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研究者的遭际不同，研究的对象不同，但他们都遵循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这一方面反映了唯物史观本身的理论魅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个理论在中国学者中间极易获得思想上的共识，而这种共识一则同中国的现实有极密切的关系，再则也同中国的思想传统有极密切的关系。1981年，白寿彝先生在谈到史学遗产中关于历史观点方面的问题时认为：“多年以来我们有个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点都是历史唯心论，好像是一无可取。”“从历史观点来说，在二十四史里，在别的很多史书里，在不少有关史事论述的书里，都还是有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的。”他进而指出：“自慎到、韩非以后，说势，说理，不尽相同，但对于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的观察，都是从客观的现实出发，是有唯物主义因素的。我想，这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研究这种萌芽的思想，对于史学遗产的理解，有重大的意义。这种萌芽的思想有这样悠久的历史，为什么不能发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很有理论意义的问题。”[7]白寿彝先生提出的问题表明：人类思想的发展有其共同的规律，而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产生，却又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刘大年进而明确指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典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是可以沟通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有内在的根据。尽管中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相隔遥远的历史时代，属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不同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但中国古代典籍复杂多样，其中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一向是人们所熟知的。自然它的形式是中国传统的。[8]
这些思考和论述，值得我们认真地、深入地加以理解。
有不少史学家的学术经历表明，在接受唯物史观之后，他们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吴晗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在明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关注的成就。他把自己写的《朱元璋传》于1948年在解放区送呈毛泽东同志请教，毛泽东同志在当年11月24日致信吴晗，写道：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9]
毛泽东提出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的问题，对吴晗后来的历史研究和史学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像他自己所说，“在理论上得到了启发”[10]。由于这个理论上的启发，吴晗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以至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页，而且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变得更加深刻、更富于启发意义了。例如，吴晗对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曾发表了一些论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他在一篇题为《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文章中，就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研究方法和“初步意见”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他的“初步意见”共列举了八条，这就是：
“一、评价历史人物，应从当时当地人民利益出发，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好是坏？……对历史人物，主要看他比他的前辈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二、要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出发。历史是从斗争中发展的，历史人物是从斗争中成长的。”“三、应从整个历史发展出发，从几千年来多民族共同大家庭出发，来衡量历史人物。”“四、应从政治措施、政治作用方面看，而不应单从私人生活方面看。个人生活是有关系的，但不是唯一的、主要的。”“五、因此，要区别史料。要正确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史料。”“六、要注意阶级关系，但是，也要指出阶级出身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根本条件，人是可以改变的，一个地主官僚阶级出身的人很可能成为坏人，但不一定都是坏人。”“七、也不可以拿今天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古人。”“八、实事求是，反对浮夸。不符合过去存在的客观实际就是浮夸。”[11]对于吴晗的这些“初步意见”，当然还可以讨论，但是“初步意见”所反映出来的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方法论问题，得力于唯物史观是毋庸置疑的。
当今的史学工作者，尤其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面，首先要学习老一辈史学家的睿智和理论勇气，结合当今的历史认识和研究对象，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提出新的见解和结论，这是提高当今中国史学品格的关键。
（二）在继承中国古代史学遗产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理论、史学思想、体裁体例、语言表达等方面，都有丰富的优秀遗产。对于这些优秀遗产的研究、总结，继承、发展，不仅可以极大地充实当今中国史学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底蕴，而且可以使当今中国史学从不同的方面更多地反映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我们应当看到，在20世纪的百年中，中国古代史学在许多年代里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尽管有史学家提出继承史学遗产的重要性，但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逐渐从一些史学论著中，或多或少看到了改变这种状况的端倪，有些同行提出继承中国古代优秀史学遗产对于发展当今史学的必要性，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史学现象。从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在1999年的全部出版，到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现实的史学活动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有很多值得后人继承和发展的地方。仅就纪传体史书的体裁体例来说，它在大约2000年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值得后人研究、总结和参考的经验与做法。至于说到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需要后人进行研究、总结并做出合理的和科学的说明，同样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如果进而说到历史著作的语言表述问题，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实在是愧对古人了。在汉语不断走向世界的今天[12]，这无疑给史学工作者提出了语言修养方面更高的要求。总之，对于史学遗产的继承和发展，是进一步提高中国史学自身品格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三）必须认真地对待和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成果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家已具有这方面的自觉意识。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借鉴工作或缺乏应有的连续性，或走向片面与偏颇。今天看来，有两条基本经验是可以明确的：第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在认识上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引入和借鉴外国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学方面，其规模之大和深入的程度，是中国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反映了中国史学的开放性趋势和中国史家学习外国同行的热情。这种态势和热情，无疑应当继续下去，使中国史学不脱离世界史学的潮流。第二，借鉴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中国史学自身的品格，使其所“攻”之“玉”变得更加光彩夺目。在这个过程中，模仿是不可避免的，“拿来主义”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最终还是要通过借鉴而走向创新。为此，弄清楚“他山之石”何以能够“攻”我之“玉”，是十分重要的。
正因为如此，加强对外国史学的历史和理论的研究非常必要，尤其是对外国史学中的主要思潮和流派的研究更为重要。这种研究，固然是为了借鉴的需要，但从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来说，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那就是不断获得对外国史学发展的发言权，对当今世界史学潮流的洞察。在这方面，中国史学家已经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工作。如鲍绍霖编的《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一书，就是一个很好尝试。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在一次国际性的史学研讨会上，“讨论中西史学关系的论文并不多。一方面反映出学界对这课题的忽视，而另方面，也指出这是十分有价值的仍有待研究的领域”。因有所感，乃约请几位同行撰文，出版了此书。“本书第一章简述西方历史书籍及史学传入中国的历史，为读者们提供了纵观全局的背景架构，便利他们了解以后各章深入探讨个别西方史学流派的传入我国及其影响，和衡量个别西方史学流派在中西史学交流的整体历史中的地位。第二至第五章分别选论了个别西方史学流派，包括19世纪欧洲文明史学、20世纪的文化形态史观、英国新社会史与法国年鉴学派等东传至中国的历史，它们的影响与意义。”[13]这本书的突出特点，是它的每一章不限于一般性的评介，而且都包含了“回响”的内容，如第一章有“中国史学领域的反响”，第二章有“梁启超‘新史学’与欧、日文明史学的对比”，第三章有“研究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历史命运”，第四章有“中国社会史研究与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差距”、“中国社会史研究中须注意的问题”，第五章有“中国学者对年鉴派的介绍和研究”、“中国史学的革新”等。对于这些“回响”所做的概括，史学界同行可以自己做出判断，但是此书的编者和作者们关注“回响”的学术取向，是极有意义的，因为它提供了考察这方面问题的一个清晰的思路和表述这个思路的“范式”。
总之，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是大势所趋，而要在这个趋势中能够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就应当把提高自身的品格作为基础，作为前提。
二、明确目标：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路径
在不断把基础工作、前提工作做好的同时，我们还要思考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主要目标是什么？或者说，进一步走向世界的路径何在？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回答，仁智之见，在所难免。这里，我提出自己的几点肤浅认识，向史学界同行请教。
（一）推进中外史家的对话
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首先要广泛地推进中外史家之间的对话，这是彼此互相了解一个重要路径。互相访学、国际学术会议等无疑是对话的一种形式，近20多年来已有广泛的开展，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中外史家都从中获益匪浅。当然，对话还有更深刻的形式，即评论和商榷，它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对话中所涉及的问题的关键和本质。
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的评价，至少也有200多年的历史了。1765年，法国的伏尔泰在其所著《风俗论》一书中写道：
我们在谈论中国人时，不能不根据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他们的历史已由我们那些热衷于互相诘难的各个教派——多明我会、耶稣会、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英国圣公会教派——的旅行者们所一致证实。不容置疑，中华帝国是在4000多年前建立的。……
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正如我们在另一个地方曾经说过的：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他们始终以日蚀月蚀、行星会合来标志年代；我们的天文学家核对了他们的计算，惊奇地发现这些计算差不多都准确无误。其他民族虚构寓意神话，而中国人则手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其朴实无华，在亚洲其他地方尚无先例。[14]
伏尔泰所论，不一定都十分确切，但他强调大约4000年以来的中国史，即从夏朝以来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中国史书所记载的是人的活动，这大抵是符合实际的。其后，德国的黑格尔对中国的历史学家的“层出不穷”感到惊叹[15]，英国的李约瑟对中国古代史官记事和编撰“朝代史”及其“客观性”大加赞扬。[16]伏尔泰、黑格尔、李约瑟分别是18世纪、19世纪、20世纪学者中评论中国史学的代表人物。应当看到，20世纪以来，评论中国史学的外国学者越来越多了。这见于近年来有些中国学者撰写的国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论著。但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剑桥中国史”中的史学部分。至于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的评论，或许是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更具有代表性。限于篇幅，对于前者这里不做进一步说明；对于后者，也只能简略地谈一点认识。
巴勒克拉夫强调了中国史学家关注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研究，认为评价农民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中国史学的“中心问题”。他强调了中国史学家在经济史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他认为中国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尤其是关于历史分期的方法，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念形成的。他进而概括地指出：“大致说来，当前中国历史学研究中存在问题的领域是在‘关节点’上，即中国历史上从一种社会结构向另一种社会结构的过渡时期（例如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或者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这必然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为数很少的几个关键问题上，例如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占有制度的性质，以及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的分期问题，这个问题与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有特殊的关系。”他敏锐地观察到“新中国历史研究的根本特征是优先考虑社会史和经济史”，认为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新事物’”。尤其是他的这一段总结性的表述，确是值得关注的：“1949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社会—经济研究方法取得统治地位。但取得的成果并不总是尽如人意，因为十分清楚，在某个时期提供了促进力量和鼓舞的思想在另一个时期却可能转化为教条。”[17]作者是研究“当代史学”趋势这一课题的，其著作出版于1978年，故其关于中国史学的评论，主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可以认为，巴勒克拉夫的这些评论，从总的方面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应当承认，这就是一种很好的对话形式，因为它使中国史学了解到外国学者是怎样看待中国史学的。
一般说来，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的评论，比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的评论要晚得多。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曾经涉及西方史学和印度史学，但都不是系统的评论。20世纪20年代初，李大钊在北京的一些大学讲授西方学者的历史思想，可以视为比较系统地评论了西方学者的历史观。[18]与此同时，何炳松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并加以评论，认为：
他这本书里面最重要主张，统括起来，就是下面几句话：“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人类是很古的，人类是进步的。历史的目的在于明白现在的状况，改良现在的社会。当以将来为球门，不当以过去为标准。‘古今一辙’的观念同‘盲从古人’的习惯统应该打破的；因为古今的状况，断不是相同的。”
何炳松指出：鲁滨逊在《新史学》中“所说的话，虽然统是属于西洋史方面。但是很可以做我们中国研究史学的人的针砭”[19]。
此后，中国学者评介西方史学著作日渐增多，形成一种潮流，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走向**。从中国读者的眼光来看，这些译著大致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没有译者的任何说明和评介；第二种情况，是有一篇介绍性质的译者序文；第三种情况，是有一篇研究性的长篇序言。以第三种情况为例，何兆武、张文杰所译的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二位译者写了一篇长达42页的《译序——评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在这篇《译序》中，译者对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学术史背景做了详细的考察和论述，以此来说明柯林武德的历史观念之由来；为了把问题阐述得更加透彻、清晰，译序还对柯林武德的另一部著作《艺术原理》的学术谱系与学术影响做了分析，指出了后人对此的不同评价及其原因；出于同样的考虑，译序还就柯林武德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思想做了简要的阐说，对其政治学专著《新利维坦》做了评介。在这篇《译序》的最后，译者对柯林武德作了总结性的评价，他们写道：
《历史的观念》一书，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凡读过此书的人，都不能不感谢二位译者作的这一长篇译序，因为它不仅帮助人们如何去阅读《历史的观念》，而且也毫无保留地把他们的一些极有价值的学术见解奉献给读者朋友。他们在撰写这篇译序时，应是自觉地肩负着治学的严谨和社会的责任这种双重重担。今天看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篇经典的译序。从中外学者“对话”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极深刻的“对话”。在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像这样的“对话”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价值。
商榷、切磋也是一种“对话”的形式。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杜维运所著的《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作者从丰富的学术经历中，深感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学存在着一些茫然与误解，因而以平和的口吻设置了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进而展开论述，在娓娓道来中阐述了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许多问题。在作者看来，“西方非正统史家远较西方正统史家富有世界心胸”，“既有此等心胸，所以他们论中国史学，字里行间，不再尽是充满轻蔑之意，论点有时甚为可取，其荒谬不经处，亦见出诚意”。那么，即使是这些非西方正统史家，也认为“中国史学仍难与西方比美”，作者列举了他们的有关论点如下：“醉心历史，笃信历史的价值，甚至自历史内涵及历史远景以看事件的趋势，是一西方态度。”“在中国或印度，没有恰似的态度。”“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可以称之为静寂主义者。”中国对历史的态度如此，于是他们认为“中国历史可以视之为一特殊历史，本质上与其他历史相去绝远，侷促于其特殊的见识之中，仅能用其自有的方法研究，其自有的方法，殊异于西方发展出来用以解释欧洲经历的史学标准”；直到最近，中国“未曾有接近于西方的精确史学”，“在中国，所有的历史与史学，不管是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包括为地方史基础的方志，都是为了实用，中国既不知为历史而历史，也不知为真理而真理。历史在中国每被视为记录的经验，在国家或地方陷于困境时，取为殷鉴”。[21]比起西方正统史家把中国史学入于“中世纪”黑暗时代的产物来说，这已经是很“公正”的了。对此，作者依次从“中国史学著述有史义立于事文之外”、“中国史学充满和平精神”、“中国史学弥漫理性主义”等几个方面一一论述，以“平情”的心态，澄清误解，以正视听，力图使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有一个合情合理的认识。作者以这种商榷的口吻，不卑不亢，摆事实，讲道理，对于“对话”的深入当有积极的效果。《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是作者早年的撰述，但它仍有现实的价值。其一，作者为了同西方史家讨论中国史学问题，分类搜集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之认识的论点，这样就大致了解了西方学者心目中的中国史学是怎样的面貌，给予了怎样的评价。其二，作者有针对性地同西方学者“平情以论之”，使偏见者无地自容，使误解者得以释然。当然，现今的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的认识，当大有进境，而此书作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也有了更深的造诣。尽管如此，作者早年所做的这一学术上的努力，不仅有历史的价值，而且有借鉴的意义。
此外，深度的个案研究，也是“对话”的一种较好的形式，因为它有利于对问题内涵的展开和对问题性质的分析。杨生茂所著《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一书，在编纂上很有特色，它包含“特纳原著”七篇，“外国历史学家论特纳及其学说”论文六篇，以及编者一篇长达18页的专论。[22]这种编纂形式接近于中国古代的学案体史书，而从“对话”来看，其范围则更加广泛，讨论的问题也更加深刻。这本书提供了一个范例，也反映出一种可能性，即当今史学家考虑借鉴中国古代的学案体史书的表现形式，用以评介西方主要史学流派，是可以尝试的。
由若干专题研究构成的系统的理论著作，对于“对话”可以起到一种引导的作用。在这方面，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是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做出的最全面的评析。刘家和教授在关于此书的推荐意见中写道：
以此书的内容来看，它包含了历史哲学和史学流派两个层次。在历史哲学方面，对各种主要学说的代表人物和著作都有评述，如新康德主义（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文化形态说（斯宾格勒、汤因比）、新黑格尔主义（克罗齐、柯林武德）、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罗素、沃尔什）、分析的历史哲学（波普尔、德雷）、生命派（奥特迦·伽赛特）等。在史学流派方面，同样包含了各重要流派、国家和代表人物，如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美国史学理论、法国年鉴派学派以及苏联学者和中国学者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状况。全书开始有一长篇绪论，综论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和状况。此书内容，并有系统。[23]
可以认为，此书是中国史学家继续深入这一领域的较高的起点。
有关上面所列举的同类著作，还有一些，此处不一一胪列。总的来看，加强中外史学家的对话，途径是多样的，从中国史家来说，译介外国同行的著作是必需的，研究和评论是重要的，实事求是地向外国同行阐说中国史学的面貌和特点是更加重要的。
（二）加强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
中外史学家之间的“对话”，从中国史家来说，一方面是努力对外国史学做出深刻的评论，进而提出新的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向外国同行介绍中国史学，使之对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符合实际的观察和评论。这都有利于中外史家的相互了解，从而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当然，如果中国史家能把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不断加强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从比较研究中揭示中外史学各自的特点和优点，这不仅可以把中外史学家的“对话”推向更高的境界，而且还可以从理论、方法论上促进中外史学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又一重要路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出版了几种的关于“比较史学”的著作，如中国文化书院印行的《比较史学》[24]，又如范达人著《当代比较史学》[25]，范达人、易孟醇著《比较史学》[26]等，主要是讨论历史的比较研究，很少甚至完全没有涉及史学的比较研究。这同20世纪西方学者所谈论的“比较史学”在研究对象上主要是客观历史是一致的。[27]
其实，关于史学的比较研究，在中国史学史上有悠久的历史。当然，这只限于中国史学内部的一些比较研究，如《史记》、《汉书》比较，《南史》、《北史》与“八书”比较，新旧《唐书》比较，新旧《五代史》比较，刘知幾、章学诚比较等，举不胜举，为历代史家所关注。可见，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正是这个优良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着史学家们的思考，推动着史学的发展。
如果当今的中国史学家能够逐步开展关于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那么，它所产生的作用和意义，应是不可忽略的。[28]
上文所论杜维运的《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其主要内容是讨论中国史学的成就和特点，但其阅读对象主要是西方读者，故在讨论中间或也涉及中西史学比较问题。如他在谈到历史资料同历史观念的关系时指出：
中国的史学著述，事文之外，有史义；史实之间，有默契与和谐，既援西人论史的准则，亦不得不谓之为历史。西人治史，先广蒐史料，再加以解释，史料所蒐者无穷（亦有略蒐史料即加解释者），而所采用者无几，史料之于史家，居于附庸地位，受史家的气指颐使。所以近代西方史家高倡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之说，历史是透过史家的当代思想而反映出来的，真实性不大，于是有人提出史家应重视基本史实（basic facts）的主张，以挽救历史的厄运。如一七八九年在法国发生大革命，即基本史实，大革命发生的时间是一七八九年，地点是在法国，史家不能使其错误。外此者则多是史家的解释，未必是历史真相。中国史家治史则不然，史家不轻易出面，别识心裁立于事文之外，史料有去取，而非局于某一观点，亦不若西方史家的大量割舍，所以保存的真历史较多，最低限度历史的基本事实，蕴藏丰富，此点真非西方史家所能了然。班马之书，如日月丽天，后人虽有新作，而不减其光辉。剑桥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素享盛誉，且以详瞻称，自近年新剑桥近代史（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出，已近半为土苴矣。论中西史学者，于此等处看，似乎可分出其优劣了。[29]
这一段评论，强调了中国古代史家十分重视历史资料，而在运用历史资料叙述历史真相的同时，并非没有自己的历史观念、历史思想，即作者所说的“史义”。作者举出马、班为例，是有说服力的。我们只要读一读《太史公自序》，以及“十表”、“八书”和诸类传的序，并真正读懂它们，恐怕就不会轻言中国史家没有历史解释、历史思想了。
又如作者在谈到“天道色彩”和“理性主义”时写道：
西方史学中天道色彩极浓厚，欧洲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其解释历史变化，皆归之于天道；希腊罗马的史家，都仅知道一个命运（fate）哲学；基督教早期领袖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在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一书中，谓历史决定性的事件，是基督的生命，人类全部发展须由宗教思想来决定。以后中世纪宗教史家受其影响，虔诚的相信人类历史操纵于上帝不可思议的手中；下逮近代，重语文考证的兰克，心目中仍有一上帝存在，汤恩比解释历史到不能解释时，便托出上帝来以作缓冲。西方科学史学的狂潮，不能澄清西方史学中的天道。即西方史家所谈的历史定律，似乎也是天道的另一面目。
中国史学则不然，古代中国史家，言人事兼言天道，后来渐渐发展，史家天道观念日趋淡薄，专以记人事为职责，理性主义于是在中国史学中特别发达，西方史学中诡奇之说，惊人之论，如因果律，如进化论，如文化没落论，在中国史学中，皆不见影踪。[30]
笔者对西方史学不甚了然，但作者在这里对中国史学的估量，大抵是符合实际的。
上述两个例子表明，中国史家要真正同外国史家“对话”，讨论中外史学问题，是难以避开关于史学的比较研究的。这里，我们尤其要提到杜维运的另一本著作《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作者在序文中自谓：其治学，“好作比较，尤嗜史学，很多年来，就有比较中西古代史学的奇想”。这表明，作者在关于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方面，早有自觉意识。作者稍带**地写道：
中国与西方，在上古时代，是两个相距遥远、渺不相涉的世界。不同的民族，殊异的环境，差不多在同时各创出灿烂的文化，像是中国先秦的圣哲，与希腊哲学家在作智慧竞赛，几疑两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互相对峙。如果没有几分浪漫的情怀，是很难相信其真实的。随着文化的灿烂，中西史学竞出其间。人类历史上极为珍贵的史学，不约而同的出现于世界的两端，各显神采，互有成就，其精辟处，令人心折，其歧异处，耐人深思。将两者互作比较，无异学术的探险，也有诗意的享受。[31]
作者的这一段“自白”表明：作中西史学比较，不仅要有自觉的意识，还要有“浪漫的情怀”、“学术的探险”精神，从而也可能获得“诗意的享受”。概而言之，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一项艰难而又令人兴奋不已的事业。
作者所说的“中西古代史学”，“中国系指先秦、两汉的史学，西方系指希腊、罗马的史学”。作者研究的范围是“从史学的起源、史学原理的创获以及史学著述的成绩等方面作比较”[32]。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此书第一章“概论”中，提出了一些相关的理念和方法问题。第一，“世界两大系统的中西史学，是中西不同文化下的产品，相去绝远，各自独立发展两千年，不通声息。以中国方面而言，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史学自辟蹊径，不受西方史学任何激**。中国史学也未曾输入西土”。这个判断，大致是可以成立的。就前文所引伏尔泰言论来看，西方学者在19世纪中叶以前，或多或少已经了解了一些中国史学的情况并因此而受到“激**”。第二，关于中西史学比较是否有必要的问题，西方学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不赞成进行比较者认为，“中国史学走错了路，西方无法从中国史学得到好处”；赞成比较者认为，中西史学比较是必要的，其重要性在于这是“世界史研究的起点”。从所谓“中国史学走错了路”的说法，可见西方学者中存在着对中国史学的极其狭隘的偏见。第三，作者十分强调比较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指出：
中西史学分途发展两千余年，有其绝相殊异处，亦有其遥相吻合处。其绝相殊异处，可以互相切磋，互相弥补，史学的内容，由此得以丰富。其遥相吻合处，不能单纯地解释为一种偶合，而是人类智慧的共同创获，这种共同创获，往往是史学上颠扑不破的真理所在。所以比较中西史学，能治两者于一炉，而创出超乎两者以上的世界性新史学。学术上的盛事，孰过于此？！[33]
在作者看来，这种比较，不论其存在怎样的“绝相殊异”处，还是具有怎样的“遥相吻合”处，对于创造出“世界性新史学”都是有意义的。这是作者的理想的看法，中西史家确实应当多一点这样的理想，而少一点狭隘的偏见。第四，中西史学比较，应首先从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做起，作者写道：“中西古代史学的比较，在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上，尤其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研究史学的起源以及史学原理的创获等史学史上的大问题，非自中西古代史学比较起，无法获得令人兴奋的结论。”[34]作者所说的“令人兴奋的结论”，除了发现那“绝相殊异”或“遥相吻合”处以外，或许还包含对于中西史学的追本溯源、考镜源流而又有所得的种种收获。这样，也就可以避免所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35]的窘境了。
从上述的理念和方法来看，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工作是艰难的，而前景是令人兴奋的。中国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定会有更大的作为，从而促进中国史学以更大的步伐走向世界。
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一是要提高认识，二是要摸索方法。在认识上，这些年来我们都有所提高，也增强了这方面的自觉意识。在方法上，这些年来也有一些探索。这种探索，是否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一对一的比较，即一个史家与一个史家的比较，或是一本史书与一本史书的比较。这种比较的长处是，能够把问题展开，做深入的、细致的、全面的比较，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其不足之处是，或因时代的“错位”，或因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这无疑会给比较带来困难，而对于比较所得的结论，往往也会使作者下笔踌躇。第二种模式是提出问题做比较，如上文说到杜维运在《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中，提出“天道色彩”与“理性主义”、历史资料与历史思想等问题，做中西史学的比较。这种比较的长处是，能够把问题提得极为鲜明，也可以使人产生深刻的印象，但在判断上如不谨慎，则容易陷于片面或武断。这是因为史家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在中外史学发展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故难以做断然的结论。第三种模式是以时代作为比较的对象。这种比较的长处是，作者有较大的空间进行思考和发挥，既不限于一人一书，也不囿于某个问题，可择其可比者比之，不可比者避之，所做判断亦可留有余地。这种比较模式的难点在于，在相同纪年的范围之内，所比史学的生成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可能有所不同，这又会给判断带来困惑。第四种模式是，以时代为框架、以彼方为参照、以己方特点为依归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长处是，顺其自然而论说之，使“绝相殊异”处与“遥相吻合”处皆跃然纸上，凸显于读者面前，以促进互相吸收、共同发展，达到比较研究的目的。
当然，这些模式相互间并不是完全割裂的，每一种模式都或多或少包含着其他模式的因素；而在实际的研究中，每一种模式都在摸索它的最好的效果，以适应各自研究的需要。
（三）促进优秀的史学成果“走出”国门
一般说来，科学是不受国界限制的。但是语言文字的差异，往往也成了科学“翅膀”的重负。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或出国留学，或在国内攻读外语，这对于外国史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起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外国史学的认识，大多受惠于此。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史学的著作，被翻译成外文而“走出”国门的，又有多少呢？笔者不曾做过考察，但在同行的范围中，却很少听说某位学者的著作被译成外文，发行到国外去了。
这种反差，我们时时都会感觉到，也时时为之忧虑。中国史学要进一步走向世界，有必要逐步改变此种局面。当然，这里有几个问题是需要辨析的。
问题之一：国外“汉学家”（“中国学”研究者）大多懂得中文，故中文史学著作翻译成外文，无此必要。这是一种流行的看法。是的，国外“汉学家”大多懂得中文，可是他们懂得中文就一定懂得中国史学吗？我们中国人不是都懂得中文吗，是不是懂得中文的中国人都懂得中国史学呢？当然不是。故此种翻译、出版工作，十分必要。
问题之二：怎样筹划？这个问题在于难易之间：有人过问谓之易，无人过问谓之难。从政府部门来说，教育部及省、市、自治区教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都关心此事的话，每年出版几十部中国史学家的外文著作（由中文译成外文的著作），是可以做到的。现在的问题是，整体没有筹划，随便议议，颇觉行之甚难。此种局面，应有所改变。
问题之三：如何遴选？中国史学家人数很多，每年出版的中文著作数量很大，如何从中遴选出优秀成果出版外文版呢？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现在，全国有许多不同层次、不同名称的出版基金委员会，也有许多不同层次、不同名称的优秀成果评奖机制，还有许多有影响、有实力的出版社，这些部门都可以优中选优，推荐出版。同时，中国史学家们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写出多种形式的专门著作，向上述部门自荐，并经过合理的评价程序，纳入出版计划。
问题之四：谁来出版？据笔者所知，并非任何一家出版社都拥有出版外文图书的权力，这也是限制中国学术（包括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重要因素。现在可以采取这样的做法，一方面充分发挥现在有权出版外文图书出版社的潜力，一方面有计划地扩大授权，使更多的出版社拥有这方面的能力和权力。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作者和出版者，这是为了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
总之，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古老文明传统的国家，作为一个史学大国，尤其是作为一个对世界文明做出过伟大贡献的国家，中国历史、中国史学往往受到外国学者的误解，甚至是歧视，这是极不正常的。对此，中国史学家是有责任的，中国的出版机制也是有责任的。因此，中国史学要进一步走向世界，除了加强对话，加强比较研究外，使更多的优秀史学著作走出国门，使其成为外国同行、外国公众了解中国史学、中国历史，乃是中国史学工作的一项战略任务，而这项战略任务的实现，则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史学家的责任，是要不断提高对话和比较研究的水平，有针对性地写出出色的著作，并努力推动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些年来，确也有个别的史学著作以外文出版，广泛发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近20年来，不仅中文本印行了百余万册，而且先后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日、西班牙、法、德、罗马尼亚、韩等外文本。[36]又如北京大学李孝聪教授用中、英文对照撰写的《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37]，反映了作者对于学术成果“走出”国门的自觉意识和高度责任感。再如，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陆续选编了一些史学论文，对介绍中国史家的最新的学术成果，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在教育部的支持下，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外国出版部门合作，陆续出版各学科的英文版“学术前沿”，其中也有双月刊“中国史学前沿”（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可望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应当有选择、有计划地“走出”国门，让更多的外国同行、外国公众了解中国史学和中国历史，这是一个光荣的、长期的任务，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履行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的21世纪，各国间的文化交往更加密切，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是大势所趋。在这种历史形势下，中国史学自应以积极的态势，努力提高自身的品格，不断摸索进一步走向世界的路径，从而充满信心地面对现实，面对未来。在这方面，青年史学工作者肩负着光荣的历史使命。10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不揣简陋，写了这样一段话，现抄录如下，用以再次表达我对青年史学工作者的热切期望，同时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21世纪的中国史学，要造就出一批能够同世界各国史学家对话的新型的史学家。这些新型的史学家，应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中国学问的根底，应对世界历史和外国史学有相当的了解，应在专精的基础上努力向通识发展，应具有较高的古代汉语的修养、现代汉语的表述水平和外国语水平，应善于同外国同行合作而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8]
我们高兴地看到，这样的史学家正在逐步成长起来。
[1]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2]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
[3]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页。
[4]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论述了下列问题：群众、领袖与历史，历史发展的合理性原则，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应性，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等。
[5]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9页。
[6]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页。
[7]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8]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刘大年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27页。
[9] 毛泽东：《致吴晗》，《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0页。
[10] 吴晗：《朱元璋传》自序（1964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页。
[11] 吴晗：《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9～262页。
[12] 张桃《汉语走向世界的时代》（《光明日报》，2006年6月23日）一文指出：“使汉语成为世界通用语之一，并非远大理想，它有历史的基础、现实的机遇、未来发展的潜力。”“汉语热的出现，既有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又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这些见解，可供参考。
[13] 鲍绍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前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页。
[14]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导论，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3～74页。
[15]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161页。
[1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导论》，袁翰青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4～75页。
[17]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19～222页。
[18] 如《桑西门的历史观》、《孔道西的历史观》、《鲍丹的历史思想》、《鲁雷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韦柯及其历史思想》等。参见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19] 何炳松：《新史学导言》，《何炳松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2～63页。
[20] 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译序，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41～42页。
[21] 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第141、143页。
[22] 杨生茂：《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23] 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刘家和研究员推荐意见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书首第2～3页。
[24] 庞卓恒：《比较史学》，北京：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
[25] 范达人：《当代比较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26] 范达人、易孟醇：《比较史学》，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
[27]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一书引用美国学者格鲁的观点，写道：格鲁把业已问世的历史比较研究著作大体上归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各文明体系的比较”，“即以斯宾格勒、索罗金和汤因比的方式进行规模宏大的比较。这些伟大的努力本身就是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时代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接触的部分，但它们至今仍对许多人有鼓励和刺激作用”。第二类“主要是对文明的某些中心题目进行比较研究，如比较宗教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大多是对一些较为具体的历史现象的比较。第三类是通过比较而“研究历史过程”，“它们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可选择的生产方式’的比较研究到一个单独的行业实现工业化的速度和程度的比较；从革命这个永远受欢迎的题目的比较研究到限定得很明确的过程的比较研究（例如现代教育制度的普及）”。第四类是“机构的比较”，如教会、党派、银行之类的组织和机构的比较。参见雷蒙德·格鲁：《比较历史的论证》，《封建制度史比较研究译丛》，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2～23页。
[28] 关于“比较史学”的辨析，朱政惠教授论之甚详，参见《关于比较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附二则）》一文，《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4～27页。
[29] 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第149～150页。
[30] 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第152～153页。
[31] 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序，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第1页。
[32] 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第8页。
[33] 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第6～7页。
[34] 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第7页。
[35] 陶渊明：《桃花源记》，《陶渊明集》卷六，逯钦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66页。
[36] 瞿林东、陈其泰：《白寿彝画传》，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9页。
[37] 张希清：《潜心研究 铸造精品》，载《光明日报》，2006年7月10日。
[38] 瞿林东：《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