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史学界同行们已经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有的已见诸报刊。总的来看，21世纪的中国史学将更加密切同外国史学的对话，并将进一步加快融入世界史学潮流的步伐。同时，中国史学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方面，将会拿出新的成果，并保持其主导作用与主流地位；中国史学在总结古代史学遗产方面，也将拿出新的成果，以突出自身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这个基本趋势，在历史学的理论、方法论上，在研究对象、课题确定和价值取向上，在研究手段和成果表现形式上，都会有所反映。
这里，我想讲讲关于影响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面貌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有的也是老生常谈了，但因其十分重要，还是有不断加以强调的必要。
一、百年总结与21世纪中国史学
20世纪中国史学，是中国史学史上极为壮丽的一段历程，也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但终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怎样看待这段历程？怎样从史学思想上估量20世纪中国史学给我们的启示？这无疑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我认为，认识20世纪的中国史学，重在把握大势和提出问题。把握大势，以明了其脉络；提出问题，以权衡其得失。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大势问题，论者已多，不再重复。这里，就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讲一点初步的思考。
第一个问题：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什么？
从中国史学发展总的进程和史学的性质来看，是否可以认为，历史观的进步是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明乎此，才能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的关键。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历史观上的进步有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即朴素的唯物观点和朴素的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第二个阶段是从近代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前者完成于20世纪初；后者完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并在50年代广泛传播，八九十年代进一步深化。20世纪中国史学上出现的历史观，林林总总，各骋其说，观其大势，即在于此。
为什么说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呢？这是因为：第一，在悠久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尽管历史观也在不断进步，但如同20世纪这样，百年左右，历史观出现两次根本性变革，是前所未有的。第二，20世纪的中国史家论史学的进步，十分强调历史观的重要。如“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是强调“历史哲学”的。他认为：“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2]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者之一李大钊，在1919—1920年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论文[3]，突出地表明了他对唯物史观的重视。郭沫若、翦伯赞等对此也多有论述。如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一书的序文中指出：“我所以特别提出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无论何种研究，除去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要依从于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和理解其正确性。历史哲学的任务，便是在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的规律性，没有正确的哲学做研究的工具，便无从下手。”[4]这就是说，人们对于历史的研究并使其达到对于历史的科学认识，必须“依从于正确的方法论”，以“正确的哲学”为其指导。换言之，哲学的进步，历史观的进步，必然会推动历史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再者，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顾颉刚，在1945年论到“民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的进步时写道：“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5]这是他对“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的评价。由此可见，这些属于不同的史学思潮和历史观念的史家，都强调历史观的重要，绝非偶然。第三，这是最重要的，即历史观的进步和变革，反映了史学发展中自身性质的变化。诚如李大钊所说：“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纪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6]这些论述，一则说明历史观是不断发展的，二则说明历史观决定着史学的“实质”。倘若我们以“新史学”的历史理论及其撰述同19世纪和19世纪以前的历史理论及其撰述相比较，不难发现史学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同样，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理论及其撰述同“新史学”的历史理论及其撰述相比较，也会发现史学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综上，故谓历史观的进步是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认识。
第二个问题：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
20世纪中国史学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关于这方面的基本面貌，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和1980年以来历年的《中国历史学年鉴》所提供的史学书目中，可略见其眉目。近年来出版的有关著作和杂志上发表的专题文章，对此有概括的综述和具体的评论，都足以说明20世纪中国史学成就是巨大的，不论是整体面貌还是局部领域都发生了令人鼓舞的深刻变化。那么，其中是否也有需要加以强调的最突出的成就呢？依我的浅见，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认识和撰述。从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提出撰写中国通史的设想，到1999年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22册、约1400万字）全部出版，百年当中，中国史学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间，章太炎、夏曾佑、陈黻宸、王桐龄、吕思勉、邓之诚、缪凤林、钱穆、周谷城、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郭沫若、尚钺、张舜徽、蔡美彪等以及其他许多史家，都为此做出了贡献。他们的著作，在历史观、方法论和表现形式上，不尽相同，甚至多有歧异，因此在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上亦自有差别。但是，这些著作在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揭示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方面，都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家所走过的艰难而光荣的历程。梁启超认为：“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7]范文澜更深感撰写通史的艰难，他指出：“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中国通史来。”[8]这些话，既说明了专史、断代史同通史的关系，也说明了通史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这一特殊重要性，无疑是其性质所决定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是所有专史、断代史、通史和考古研究者的心血共同铸造的。
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致信白寿彝，祝贺《中国通史》出版。他在信中指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我一直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9]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当前中国历史发展的背景，阐说了中国通史的重要性。要之，从总的估量来看，20世纪中国史学在其分支学科的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然而，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更能全面地阐明中国历史的进程、特点和规律，更能揭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及世界意义，更能增强中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凝聚力和对创造美好的历史前途的信心。因此，对于这一成就，我们应有充分的估计。
第三个问题：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见解，这是很自然的。这里我所要强调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应被忽略的，即史学是文明时代的产物，而关注社会历史的发展乃是史学的基本属性之一。20世纪中国史学，不论何种思潮，在关注社会历史发展方面，都有相通之处。新中国成立前，反侵略、反压迫、爱国自强，是中国史学的时代精神的突出反映。翦伯赞在写于抗日战争初期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中说道：“我深切地希望我们新兴的历史家，大家用集体的力量，承继着我们先驱者努力的成果，依据正确的方法论，依据中国历史资料的总和，来完成中国史的建设，并从而以正确的历史原理，来指导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历史斗争，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斗争的胜利。”[10]一般说来，翦伯赞的这段话所反映出来的时代精神，大致显示了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的历史任务。关于中国史学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有过许多论述，是人们所熟知的，这里不一一引证。新中国成立后，研究和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继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推动中华复兴，是史学家们的共向目标；同时，不断开拓世界史研究领域，为中国认识世界、走向世界、加强中外联系提供参考和帮助，也是史学家们的共同目标，并都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也是一条宝贵经验。邓小平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11]这和上引江泽民所讲的那些话，可以看作是20世纪后期中国史学的历史任务。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过：“和社会生活毫无关系的学问，简直和任何其他形式的自我享乐一样，无权要求得到社会的支持。”[12]史学应关注社会生活、社会公众、历史前途，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罢了。对此，我们似不应有什么误解和迟疑，而是增强史学关注社会的自信。
第四个问题：20世纪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
史学是一种事业，一种崇高而神圣的事业。同任何事业一样，它也会经受挫折，会有教训。20世纪中国史学所走过的道路，经验固然很多，教训也不少。回首百年，最需要我们记取的教训是：史学的最高品格是实事求是，忠于历史事实。维护史学的这个品格，就是维护史学的生命和权威。为此，一是不迎合、不随风、不超然、不媚俗，恪守求真的宗旨和信史的原则。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简单化、绝对化等，曾经给20世纪的中国史学造成损失和危害，是应该引以为戒的。二是要善于识别打着“历史科学”的旗帜，借用“史学”的术语而篡改历史真相、践踏史学尊严的政治骗术，如“**”期间泛滥横流的“儒法斗争史”。这种以“史学”名义登场的政治，不仅对史学工作者有严重的欺骗性，而且极大地败坏了史学的名声和威信，使社会公众一度对史学失去了敬意和信心。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上最为严重的历史性的沉重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当永远记住这个教训，并彻底清除它在社会公众中所造成的关于史学的误解和阴影，恢复史学应有的尊严。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大家还要努力。
二、史学批评与21世纪中国史学
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发展的动因之一，许多理论问题是在史学批评中提出来的，又是在史学批评中得到深入阐说和系统发挥以至于形成体系的。史学批评又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批评的展开是活跃史学、繁荣史学的重要手段。史学工作者在批评中不断得到提高，又帮助别人得到提高。史学批评还是架设在史学家、史学成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一座桥梁。有了这座桥梁，史学同社会得以沟通：史学从社会中得到了养料和动力，社会从史学那里得到了经验和智慧。史学批评是不可缺少的，史学批评应当有更多的史学工作者参与，从而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起来。
这里，我就史学批评问题讲几点认识，和同行一道探讨。
首先是关于史学批评的对象。史学批评所考察的对象，广义说来，凡一切史学活动及其成果，都在史学批评考察的范围之内。具体说来，凡史家、史书、史学现象、史学思潮、史学发展趋势、史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都是史学批评考察的对象。这方面的工作有广阔的天地，有许多事情要做。比如，当前在人们的史学观念中关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就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史学要关注社会，二是史学要超越社会，三是史学同社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等等。这些说法，在深层次上是否有某种共同点？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同？其中，哪种观念更能反映出史学与社会之关系的本质？又如，对过去的史学如何看？对当今的史学如何看？也是有种种不同看法的。有人认为，“**”中史学受到空前的践踏，是史学的劫难；有人说，“那时的史学着实风光一时”。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人认为，“史学几乎成了文科中最冷的学科”，仍处在“危机”之中。再如，对史学家和史学家的工作如何看待？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史学有丰富的遗产，其中有许多优秀的东西，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至于司马迁、刘知幾、司马光、王夫之、章学诚、龚自珍、梁启超、李大钊、郭沫若等先贤的名著名篇、真知灼见，也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近来我们也见到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学家所做的一切除了被历史证明空无一物外，只是给历史增添了如许之多的不必要的废物”。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魏收《魏书》被人称为“秽史”以后，“中国历史上还曾有一部干净的史书？而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又有几部干净的史书？”等。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来看待史学家和他们“所做的一切”呢？像这样一些问题以及还有其他许多类似或相近的问题，是不是都值得展开批评和讨论呢？我以为是很必要的，很值得的。
其次是关于怎样开展健康的史学批评。我想以下几点是值得重视的：一是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这里说的正确的指导思想，主要是指对史学批评的目的和意义的正确把握。史学批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史学发展，为了这个总的宗旨而开展史学批评是我们的出发点，是致力于史学批评者的“心术”所在；而在史学批评过程中出现的一切消极因素，都应在这个总的宗旨之下得以化解。二是对史学批评的功能或作用应有全面的认识。大致说来，它有传播信息的作用、评价成果的作用、切磋学术的作用、揭露不良学风的作用和活跃学术气氛的作用等。这些作用可以共存，而不必也不应互相排斥，因为它们都是史学发展所需要的，也都是社会所需要的，因而都有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必要。三是要有一个平和的、健康的心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拿书评来说，如白寿彝教授所指出的，既不捧场，也不挑眼，“说这书的好处，要确切指出它的优点，而不是一般地捧场。说它的缺点，要确切指出它的不足之处，最好能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而不是挑眼”[13]。不捧场，也不挑眼，严谨而不失宽容，宽容而不失原则，这样的书评可能会走向平实、中肯。四是坚持知人论世的方法论。我们常常讲的历史主义原则，用以评论一个史家、一部著作，拿中国的传统语言来说，就叫作“知人论世”。关于这一点，章学诚说得好：“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14]评论前人真正做到了知其之世和知其之身处，那么评论这个史家和他的著作，一般说来可以得其大体。近年来，史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很时兴重评学术史上的一些人物及其著作，其中有些是注重知其之世和知其之身处的，有些就脱离了知人论世的原则而强调所谓“纯学术”精神，这后一种做法所得到的结论，恐怕就大有商榷的余地了。史学批评的健康开展，是不应当离开历史主义原则的。当然，史学批评的发展，主要还是要有更多的同行的参与，要有这种自觉意识和积极行动，真正认识到这是促进和推动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希望21世纪的中国史学，在这一方面会有更大的作为。
再次是关于史学批评的遗产及其批判继承问题。中国古代史学有丰富的史学批评遗产。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从很早的时候起，史学批评就同史学发展结伴而行，并成为史学整体中一个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联系到孔子对董狐的评论，《左传》和孟子对《春秋》的评论，以及这些评论对后世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就不难理解了。自两汉以下，有刘向《别录》、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刘知幾《史通》、吴缜《新唐书纠谬》、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朱子语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卜大有《史学要义》等，直到清乾嘉时期的章学诚、邵晋涵、纪昀、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史学批评的遗产极为丰富。今天，我们对于这些遗产的认识、总结、继承是很不够的，这也影响到当前史学批评的发展。我希望21世纪的中国史学，能够在运用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来滋养当今史学批评的成长方面，有更显著的成就。
三、学风建设与21世纪中国史学
近年来，学术界普遍感到学风建设的重要性。我们历史学界的一些杂志在推进学术规范、批评不良学风的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良学风的产生，有多方面的社会原因；只要这些社会原因还存在，不良学风就会滋生出来。因此，学风建设问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21世纪中国史学的进步，将始终伴随着学风建设所提出的种种任务。
学风建设，首先是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的突破，是反省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式的搬用，因而造成了历史研究中的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这种反省是必要的和有益的。由此而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巨大的，可以看作是20世纪中国史学在科学化道路上的又一次升华。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史学在迈进21世纪之后，能不能坚持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南，能不能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不断地进行理论上的创新，从而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而且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纠正以往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把对于唯物史观的运用推进到更高的、更科学的新阶段，这是中国史学能不能在21世纪创造新的辉煌的关键。这里，有两个认识上和实践上的症结。第一，纠正对于唯物史观的简单化、公式化的搬用，并不是由此证明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不可以用来指导研究历史，更不是证明研究历史必须脱离唯物史观的指导。所谓“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最终还是要明确什么是“正”、什么是“源”，并把这个“正”、这个“源”坚持下去。第二，纠正对于唯物史观的简单化、公式化的搬用，使历史研究者的思想得到解放，从而能够在唯物史观的总的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并善于吸收当代国内外各个学科在理论、方法论上的新的发展，以丰富唯物史观的内涵。处在新世纪开端的中国史学工作者，在对过去的反思进行反思的时候，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这些问题。
其次，是讲求史德。讲求史德，一是要尊重历史事实，恪守信史原则；一是要尊重他人研究所得。这里着重讲讲后者。尊重学术史上的积极成果，尊重当代人的论著所提出的积极成果，这是后人对前人所做的探索应取的态度，是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应取的态度。现在有的研究者，不考虑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对前人、他人的成果横加指责，甚至全盘否定，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治学态度和批评方法，有时还受到赞扬和吹捧；现在也有的研究者，明明是参考了、借鉴了前人或今人的研究成果，而在自己的论著中不作说明、不注出处，以至故意向读者加以隐瞒，从而把自己装扮成某个观点、某种见解的提出者、首倡者。这两种情况，都严重地干扰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都在助长着不良学风的泛滥。纠正这种不良学风的倾向是非常必要的。
再次，是讲求创新，提倡进行开拓性、创造性研究。在历史学界，这些年来，出版了不少著作，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很出色的、很优秀的成果；也有一些是重复地做着前人做过的文章，甚至也重复地做着当代人做过的文章，而又没有新的创意，这即使对于通俗读物来说也应取慎重态度，而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则是应当努力避免的。这里，是不是有一种平庸的学风在滋长呢？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的历史学要创造21世纪的辉煌也是很困难的。
学风建设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如对于文风的重平实不尚浮华，对于克服治学上的浮躁情绪等。所有学风上的问题，都直接同提高史学工作者队伍的素质有关，都同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发展水平有关，应当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总之，只有加强学风建设，我们才能走出目前存在着的一些认识上和实践上的误区，使当代史学得以更加健康的发展，得以迈出更大的步伐。
[1] 原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
[2]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页。
[3]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4]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3页。
[5]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页。
[6] 李大钊：《史观》，《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6～267页。
[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第10册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5页。
[8] 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7页。
[9]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0]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页。
[11] 邓小平：《振兴中华民族》，《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8页。
[12] 李德：《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何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9页。
[13] 瞿林东：《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27页。
[14]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8～279页。